論大眾傳播研究的符號學方法 

論大眾傳播研究的符號學方法丁和根

推薦：符號學方法在大眾傳播研究中的運用，將可能對大眾傳播研究的鬆散狀態起學科整合作用；同時彌補我國目前傳播學研究中過於技術化的偏向，為傳播學增添人文學科的底蘊。由於符號學是一個十分繁複的複合的知識系統，從話語分析的角度切入大眾傳播研究，是目前可以選擇的較好途徑。

符號學和傳播學都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在國際範圍內發展得很快的學科。就其性質而言，兩者之間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但又有著顯著的不同。最大的不同莫過於，符號學不僅是一個研究領域，而且還是一種綜合的跨學科的方法論。這種不同使得符號學對當今的社會人文科學產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符號學方法的導入，將會在改進和深化我國的傳播學特別是大眾傳播學研究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

大眾傳播學與符號學的聯姻

大眾傳播學與符號學的聯姻，其實早已不是什麼理論的假想。兩者的關係，與其說是大眾傳播研究應當吸收符號學的方法和成果，毋寧說20世紀下半葉符號學的快速發展本身就是大眾傳播無孔不入的時代壓力的結果。

符號學大師羅蘭·巴爾特在1964年發表的《符號學原理》中寫道：「可以肯定的是，大眾傳播的發展在今日使人們空前地關注意指的廣泛領域，而與此同時，語言學、信息學、形式邏輯以及結構人類學等學科所取得的成就，又為語義分析提供了新的手段。符號學在些種情勢下呼之欲出，就不再是幾個學者的異想天開，而是現代社會的歷史要求。」［１］顯然，巴爾特在這裡是將大眾傳播空前發達的時代情境當成了討論符號學的一種語境。如果按他所倡導的那樣，將符號學理解成主要是研究意指問題(即符號化過程或意義產生過程)的學問，那麼現代符號學理論旨趣就在很大程度上與大眾傳播學息息相關了。所以他接著寫道：「可以說，這裡介紹的只是些初步成果，待今後在具體的工作中有所進展，我們希望逐漸擴大對大眾傳播的研究範圍，與其他的研究工作結合在一起，為發展出對人類智性的普遍分析共同作出貢獻。」［2］持這種思考路向的並非巴爾特一人。《結構主義與符號學》一書的作者霍克斯就認為：「從長遠看來，兩者(指符號學和結構主義理論——作者注)都應包括在第三個容量很大的學科內，它簡單地叫作傳播學(communication)」；結構主義的先驅雅各布森更是明確指出：「如果符號學學科的圓周是包含語言學在內的最近的一個圓周，那麼下一圈較大的同心圓就是通信學科的總體了。」這裡所謂的通信學科，實際上就是傳播學。［3］

或許，脫離了具體的語境，爭執於符號學與傳播學孰主孰從的關係並無多大意義。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我們只是揭示了這樣一種可能：大眾傳播是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符號學是一種跨學科的方法論，兩者的結合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提出大眾傳播符號學的構想，乃是水到渠成之事。因此，我們真正關心的是，如果大眾傳播符號學的提法成立，這一新的部門學科將給大眾傳播研究帶來哪些積極的影響?如何實現這些影響?為了回答以上問題，不能不先對符號學的方法論和大眾傳播研究的狀況作一些分析。

符號學在20世紀的發展歷程中，由於地區和文化的差異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派別(或者說是研究方向)。這些派別按其源頭劃分，影響最大的無疑是肇始於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結構主義符號學，其次是以皮爾士為代表的帶有科學主義傾向的邏輯符號學，此外，還有源自卡西爾哲學的符號學美學以及前蘇聯與歐洲地區的文化符號學等等。這裡不必一一詳述各種派別的理論，而只是撮其精要，介紹它們在研究旨趣和方法方面的特色，以使我們對被借鑒的對象有一個較明確的認識。

索緒爾在構想符號學的時候，將語言學從屬於符號學的範疇，但他認為，語言學可以成為符號學的標準模式，因為在語言中符號的任意性和約定俗成的性質表現得最明顯。結構主義的符號學基本上就是沿著索緒爾的思路發展起來的，它的核心是結構主義的語言學。結構主義符號學將可以意指的符號看成非自然的產物，也就是說，符號的意義和價值與其物質層面沒有多少必然的聯繫。符號是任意的，它的存在並不取決於它自身的某種自然屬性，而是取決於它與其他符號的對立和差別，即一種關係。因此，任何符號都不是獨立存在的，都從屬於受一定慣例支配的符號系統。而符號學的研究對象正是符號系統的構成及其慣例。羅蘭·巴爾特在《符號學原理》中，按索緒爾提出的命題，將對符號和符號系統的討論抽象為四組二元對立的概念：語言和言語、能指和所指、組合與系統、外延與內涵。這種二元對立的分析方法，可說是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一種基本的方法論。

皮爾士是現代理論符號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符號學中的科學主義傾向的開啟者。如果說索緒爾的符號觀是語言學方向的，那麼，皮爾士的符號觀則是邏輯學方向的。他的符號觀對符號學研究中科學主義的傾向有著重要影響。與索緒爾側重於對符號的社會功能的探索不同，皮爾士是第一位著重於研究符號自身邏輯結構的哲學家。他受康德哲學的影響，把符號學範疇建立在思維和判斷的關係邏輯上，(認為)任何一個判斷都涉及對象、關係和性質三者之間的結合。與這三項範疇相應，任一符號都由媒介關聯物(M)、對象關聯物(O)和解釋關聯物(I)三種關聯要素構成。它們形成一種三角形關係，符號就存在於這種三角形關係之中。對符號類別進行劃分，是皮爾士符號理論的又一重要特色。他依據符號與它的3種構成要素的不同關聯，將符號進一步劃分為9種下位符號，由9種下位符號的相互結合構成10種主要符號類別，它們反映出符號所具有的不同性質。不無巧合的是，皮爾士與他的同時代人索緒爾一樣，都將語言學從屬於符號學，也都將語言學看成符號學的標準模型。但不難看出，與索緒爾有別的是，皮爾士對運用種種標準給符號分類有著更強的興趣。在皮爾士符號學以及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理論的基礎上，莫里斯進一步提出了行為符號學，他除了從功能意義上對符號行為進行劃分外，還在其第一部符號學著作《符號學理論基捶(1938)中，將符號學劃分為3個分支，即：語法學，研究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係；語義學，研究符號與其指涉對象之間的關係；語用學，研究符號與其使用者之間的關係。莫里斯的這種三分法至今是人們普遍援引的符號學分類法。

卡西爾也被看作現代符號學的奠基人之一。他是第一位站在哲學高度從符號思維和符號活動的視角考察全部人類成就的人，這是他與索緒爾和皮爾士執著於符號本身的探索所不同的地方。卡西爾認為，人是進行符號活動的動物。人類利用符號創造文化，一切人類的文化現象和精神活動，如語言、神話、宗教、藝術和科學等等，都是在運用符號方式表達人類的種種經驗，符號表現是人類意識的基本功能，這種功能對於理解科學結構固然不可缺少，對於理解神話、宗教、語言、藝術和歷史的結構同樣重要。各種符號形式的生成，構成了人類精神成長的歷史。卡西爾的符號哲學觀為符號學美學開啟了大門。這一點通過他的美國學生蘇珊·朗格的學說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朗格將符號區分為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推論性的形式，另一種是表現性的形式。語言是前者的集中體現，而藝術則是後者的典型代表。他認為，所謂藝術，就是「人類情感的感性形式呈現」。這種「主觀的現實」是無法用推論性的形式加以表達的，而只能用藝術符號或稱之為「有意味的形式」來加以表現。藝術符號之所以能夠表現人類情感，是因為這兩者具有「邏輯結構的相似性」。由於藝術符號總是以簡化的形式來表現它的意義，故而不論一件藝術品是何等複雜、深奧和豐富，它都遠比真實的生命簡單，這正是我們可以把握它的原因。人類對於藝術符號的把握，實際上就是通過某種簡化形式對人類自身的情感所進行的認識活動。［4］朗格的符號論美學在藝術分析方面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

產生於前蘇聯的文化思想符號學和法國的意識形態符號學，儘管風格迥異，卻是文化符號學的兩個主要方面。文化符號學的目標是在文化思想內容層面上的「表達面」結構研究和表達面與內容面的相關關係研究。與索緒爾和皮爾士的傳統不同，這裡所說的「表達面」不僅限於語言介質，也包括各種文化和思想表層現象，而與文化思想和表層相對應的深層，即所謂「內容面」。文化符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乃是文化與思想現象中所包含的作為前提、原因和基礎的「深層結構」。「一般來說，此處所論的文化思想符號學也就是一種文化意識形態學。它所關注的是對思想文化表層背後的結構性、因果性、意指性和社會支配性的關聯方式這些現代典型的意識形態理論研究。」［5］符號學始於對語言的結構分析和實證描述，但其學術旨趣卻日益向文化思想尤其是隱蔽的意識形態的結構分析方向靠攏，從而使得當代符號學表現出愈來愈濃厚的文化色彩。這種轉向貌似偶然，實則有著內在的必然性，因為「符號學的對象就是文化，文化的實質就是思想，而思想的表達工具就是語言。語言、思想、文化作為人類生存的產物，又都是與人類的目的和意志系統不可分離的，因而是有『前定方向的』，而非絕對客觀的。這樣，符號學既涉及不同的層級，又具有不同的面目。所以符號學不是一門單一的學科。這是符號學對象與方法問題中統一與多樣的辯證關係」。［6］

以上主要從四個學術方向，對符號學運動的廣泛觸角作了簡要描述。我們看到，各派的研究興趣和側重點互有不同。前兩個方向都側重於對符號本身及符號學基本原理的探討。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方向秉承了索緒爾的傳統，比較重視研究符號的社會功能；而科學主義邏輯學的方向則沿襲皮爾士的風格，著重於研究符號自身的邏輯結構。符號學美學重在對「有意味的形式」即藝術符號的分析。文化符號學的方向將目光放在人類社會歷史的思想形態的分析上。如果說前兩個方向可以稱為狹義的符號學，那麼後兩個方向就可以說是廣義的符號學。這些不同的研究方向，為我們在大眾傳播研究中多角度地吸收符號學的成果提供了條件。

傳播學的形成與發展，在時間上與符號學大致平行。它始於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其最初的研究動因，「是檢驗並提高宣傳、廣告、教育、公共關係和人際關係等領域的傳播效率與效果，是出於公眾對報刊的政治影響的關心和對廣播、電影的社會後果的關注」。［7］二次大戰後，由於受到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深刻影響，傳播研究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20世紀中葉後，更由於哲學、語言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新聞學等社會學科以及一些自然學科的學者加盟，傳播學的研究隊伍迅速壯大，學科背景也越來越複雜。人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對人類的傳播活動及規律進行多層次、多側面的探討，提出了多種傳播模式和許多有影響的理論觀點，從而使傳播學特別是大眾傳播學在20世紀下半葉成為一門顯學。可見，傳播學的研究從一開始同樣帶有跨學科的性質，這是它與符號學的息息相通之處。傳播學研究的根本任務是探求和總結人類的傳播規律，以改善人類社會的交往和溝通，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對於符號學而言，由於它關注的核心是意義的產生和傳遞問題，因此它所做的一切與傳播學的目標是並行不悖的。從這一角度看，就不難理解一些符號學家要將符號學歸屬到更廣闊的傳播學之中的原因了。

在傳播學中，佔有主導地位的是對大眾傳播的研究，因此在談到傳播學的時候實際上常常所指的就是大眾傳播學。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大眾傳播學的理論可謂流派林立、觀點紛呈，一些理論觀點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對立。這一方面顯示出該學科海納百川的大氣；但同時也說明，應該尋找一條道路讓各家的觀點得到適宜的統一，以加強這一學科的內在邏輯性。我們看到，大多數大眾傳播學的著論和教材，都是圍繞傳者、內容、媒介、受眾和效果這五個方面展開的，區別只是或者針對以上五個方面中的某些因素作專門的探討，或者是從宏觀上介紹以上五個方面的研究成果。而無論何種情形，都未把作為傳播中介的符號放在重要的位置。事實上，通過符號的視角恰恰可以將以上五個方面連結起來加以考察，從而使傳播學的研究在廣泛性之上又呈現出內在邏輯的一致性。也就是說，符號學方法可以對大眾傳播學起學科整合的作用。

從學科背景的角度說，大眾傳播研究向來有美國學派(或稱傳播學派)和歐洲學派(或稱批判學派)之分。由於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兩者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區別。前者更側重於對傳播過程和傳播效果的實證分析，呈現出經驗主義的傾向，在總體上與盛行於美國的科學主義潮流是一致的。後者將傳播現象放在社會運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更側重於從宏觀上探討大眾傳播對社會組織結構的影響(尤其是負面的影響)，是盛行於歐洲的社會批判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20餘年來，我國的傳播學研究主要是接受並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美國傳統學派的成果，而在歐洲批判學派的介紹和研究方面，則顯得較為薄弱。從文化符號學尤其是話語分析的角度切入大眾傳播研究，將使我國傳播學的研究狀況增添批判學派的學術背景，使技術分析和文化批判的不同方向獲得相互補益的效果。

再從學科內涵的角度說，雖然在當代符號學運動興起後，莫里斯的符號學三分法的影響日漸式微，但我們從宏觀角度仍可借用這種劃分方法，將大眾傳播符號學的研究內容也看成是三個維面的綜合體。第一個維面是大眾傳播的語法學，它主要研究大眾傳播中符號與符號的組織關係，如大眾傳播語言組織規律，文本和話語的結構，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的搭配等等。第二個維面是大眾傳播的語義學，它主要研究大眾傳播符號(既包括語言符號系統也包括非語言符號系統)的意指作用，能指與所指關係的發生即意義的生成和傳達等問題。第三個維面是大眾傳播的語用學，它主要研究大眾傳播符號與符號使用主體之間的關係，著重探討媒介話語背後所隱含的社會認知和意識形態因素。如此劃分，其優點是十分明顯的，因為以上三個維面之間是緊密聯繫著的，既分工清楚，又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使人對大眾傳播符號學研究的學科框架有一目了然之感。

當然，這樣三個維面在實際操作中是很難相互獨立的。並且應該指出，莫里斯的三分法主要停留在一般理論概括的層面，而當代符號學一方面日趨多元化，另一方面又更注重綜合性的研究。作為當代廣義符號學最新表現形態的話語分析學的迅速興起，就是上述趨勢的集中表現，也可以說是對當代符號學發展的內在要求的積極回應。

作為一種研究取向的話語分析

在大眾傳播的符號學研究中，如何找到一個適當的切入口，將語法學、語義學和語用學三個維面的內容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實踐「使傳播學的研究在廣泛性之上又呈現出內在邏輯的一致性」的構想，這是我們所面對的首要問題。我們發現，近30年來處於蓬勃發展之中的話語分析學，正好可以擔負起這樣的使命。

新興的話語分析學，是當代符號學運動的一個重要分支。1952年，Z. Harris發表「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第一次使用了「話語分析」這一術語。這篇文章通常被認為是現代話語分析的開端。［8］在傳統的語言組合段結構描述中，由句子構成的話語或本文的語言學身份是不夠明確的。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發展和結構主義文學理論的興起，從語言學角度重新考察話語和本文，成為結構主義運動的一項重要工作。特別是列維·斯特勞斯對神話本文的結構分析，成為各類本文分析的典範。於是，本文結構分析的興起成為文化研究中方法論的轉折點。進入70年代後，隨著對敘事、本文、話語研究的逐步深入，出現了一門專以話語篇章為對象的新學科，在英、美、法等國家，它被稱作「話語分析」，而在德國，則叫做「本文科學」。本文(text)和話語(discourse)是兩個近義詞，以它們為對象的研究亦基本相同，加之德語中沒有discourse這個詞，因此德國語言學家首先將二者合併，將以二者為研究對象的學科統稱為「本文科學」；［9］而我們多遵循英語習慣，稱之為「話語分析」。

對話語分析也可從不同的側面來加以審視，這涉及到對話語本身的界定問題。如果把話語一般地看成是大於句子的語言單位，如某個具體的會話或某篇文章，或看作是社會文化語境中的一種語言使用形式，如法律文書、報刊文體、公眾演說等，那麼，話語分析可能更注重的是語言結構或語法結構本身的分析；而如果把話語看作是一種交際事件或一種言語交流活動，那麼話語分析所更注重的就會是語境因素對話語及話語主體的影響，以及對言語交際背後的深層次的文化因素的分析。前者可以歸入現代語言學和語言學傾向的符號學範疇，後者則可以歸入文化符號學範疇。而在具體研究中，現代話語分析很難進行這樣的二元切分，它常常表現為多種分析傾向的有機結合。當代話語分析學的代表人物Van Dijk指出：不能簡單地把話語視為一種語言使用形式，話語應該包括三個方面，即「語言使用、思想傳遞和社會情景中的交際」；「話語分析不僅要了解話語的表達層，還要深入到意義和動作(action)層，考察語言的功能以及語言使用者的編碼和解碼過程，注意社會文化語境的認知的作用」。［10］

由此看來，話語分析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語言符號學，而是兼有狹義符號學與廣義符號學的特徵。它不僅要從語言結構角度分析話語篇章的表達面和內容面的構成，而且廣泛地涉及語言以外的各領域，具有鮮明的人文色彩，是一種典型的跨學科研究。正因為這樣，從話語分析的角度切入，有利於將大眾傳播符號學的三個維面整合到一個統一的學術目標之中，為我們綜合借鑒符號學方法進行大眾傳播研究提供了便捷之途。

在具體談到大眾傳播新聞話語分析的問題時，Van Dijk曾說：「研究大眾傳播媒介(the mass media)新聞的工作在不斷增加。然而只有少量的工作集中於新聞具體的話語特徵上。大多數人是從社會學、經濟學、大眾交際學角度研究新聞的，卻沒有什麼人對新聞話語本身進行分析，因而對新聞生產的社會、心理過程與該過程新聞產品之間的關係也沒有什麼人做深入研究。」［11］這段話揭示出傳統的新聞傳播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也提示了新聞話語分析應當努力的方向。的確，現有傳播學理論中對新聞傳播的研究大致可以說是一種外在於新聞的研究，而新聞的話語分析則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看成是一種內在於新聞的研究。只有內外結合，才能使人們對認識對象看得更加清楚，使一些在外部研究中無法解決的問題得到合理的闡釋。這或許是符號學對新聞傳播研究的最重要的價值之一。

大眾傳播學與符號學在我國的發展歷史都還很短。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引進傳播學，80年代初開始符號學的譯介，迄今不過20來年的時間。儘管在大眾傳播的研究中不乏有關傳播符號的探討，在符號學的研究中也偶爾涉及大眾傳播的內容，但畢竟是零星片斷居多，而用符號學方法較為系統地對大眾傳播現象進行研討的論著尚未見到。本文將大眾傳播符號學作為大眾傳播學的分支學科或作為符號學的一個部門學科提出，便是有感於這樣的現狀才作出的。本文所構擬的大眾傳播符號學的研究工作分三個部分的內容：第一部分屬於基礎性的工作，主要介紹與研究大眾傳播學、符號學以及話語分析的基本原理，探討大眾傳播的符號學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途徑和方法。第二部分以報紙、電視、廣告三種大眾傳媒作為典型，對大眾媒介話語(著重是新聞話語)的組織系統和內在結構機制進行宏觀和微觀的分析。第三部分主要從宏觀上分別研究大眾傳媒話語在社會中的認知功能、交往功能和權力功能。這三個部分既互為區別，又互相補充；既可獨立研究，亦可齊頭並進。

作者：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系

注釋

［１］羅蘭·巴爾特：《符號學原理》，三聯書店，1999年版，1～2頁。

［２］羅蘭·巴爾特：《符號學原理》，4頁。

［３］李彬：《從片段到體系：西方符號學研究一瞥》，《國際新聞界》1999年第6期。

［４］朗格：《藝術問題》第二、三、四、八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５］李幼蒸：《理論符號學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574頁。

［６］李幼蒸：《理論符號學導論》，574～575頁。

［７］甘惜分主編：《新聞學大辭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80頁。

［８］JamesPaluGee：《話語分析入門：理論與方法》，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11頁。

［９］李幼蒸：《理論符號學導論》，360～361頁。

［１０］JamesPaulGee：《話語分析入門：理論與方法》，11頁。

［１１］VanDijk：《話語心理社會》，中華書局，1993年版，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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