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社會文化現象》講稿
陳東有:我的《<金瓶梅>的社會文化現象》講稿
陳東有
說明:最近,我的一場《<金瓶梅>的社會文化現象》的講座受到網路媒體的極大關注,大江網一位記者朋友憑他自己的知識、理解和記錄寫出來的報道受到不少網站和網友的轉載與評論。雖然這其中由於各人的興趣不同而出現一些扭曲和誤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的學術活動能得到如此大的反響,始料未及。從事學術活動三十來年,其中也包括《金瓶梅》的研究,一直是板凳冷坐,名利遠離,低調淡定,一直不敢忘記大學畢業時老校長的贈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這次反響大的原因不論如何,我都十分感謝廣大網友的關心和批評,其中包括不知《金瓶梅》和不了解我的講座內容的網友們的各種說法。我到底講了些什麼,看來還是要讓大家了解才好,於是,我把我的講稿曬出來,接受大家的指教。作為一次學術探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請各位網友,特別是相關專家多多批評。
講稿篇幅較長,耽誤大家的時間了。我希望轉載過大江網報道的網站,特別是那些改動了大江網報道題目的網站能轉載我的講稿,以示對大江網記者朋友的尊重,謝謝!
陳東有在此向各位致敬。
《金瓶梅》,根據版本不同,最早名《金瓶梅詞話》,中國古代第一部描寫世態人情的長篇章回體小說,產生於明嘉靖、萬曆年間,比《紅樓夢》約早200年,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合稱明代「四大奇書」,或曰明代「四大名著」。這是一部在中國小說史和中國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文學作品。《金瓶梅》自成書之日起,就毀譽聚於一身,因為書中有百餘處近兩萬字(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公開出版時刪去19174字,2000年再版時,刪去4300字)的性描寫,或者說是與人物命運緊密關聯的性故事,一直被列為禁書。但《金瓶梅》的意義決不只是小說文學方面。研究史學的學者大多不贊成用小說證史,但其中有不少的學者會認同《金瓶梅》中的現實描寫可以作為歷史的佐證。如果說《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七實三虛,那麼《金瓶梅》也可以說是七實三虛。不同的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實是史料之實;而《金瓶梅》的實是現實之實。可見這部名著,內容十分豐富和反映真實。我們不能只注意文學範疇的人物情節,還要注意很多值得了解的經濟史、社會史、哲學史、宗教史、倫理史、政治史、藝術史、風俗史等等方面的內涵;如果我們能從文化角度去閱讀這部名著,在作品提供的各種各樣的經濟活動、社會風俗與人情倫理中爭取有新的發現和啟迪,獲得更為廣泛的價值和意味,就是更好地閱讀了這部名著。
說到《金瓶梅》的社會文化,可從兩個方面去看:一是小說反映的當時社會的文化現象,如經濟文化、社會文化、道德文化、哲學文化等等。二是小說傳播過程中不斷產生的社會文化現象。
想先略說小說傳播過程中不斷產生的社會文化現象。自小說成書到現在,大概有四百多年了,創作者、流傳者、閱讀者各有不同的感覺和動機,但今天看來,不外乎《金瓶梅詞話》中「東吳弄珠客序」所說:「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余友人禇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兒何可不如此!孝秀曰:也只為這烏江設此一著耳。同座聞之,嘆為有道之言。若有人識得此意,方許他讀《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幾為導淫宣欲之尤矣!奉勸世人,勿為西門之後車可也。」也不外乎同樣在《金瓶梅詞話》中「廿公」跋云:「《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中間處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不知者竟目為淫書,不惟不知作者之旨,並亦冤卻流行者之心矣!特為白之。」這兩篇短文所說的意思,《金瓶梅》的作者的動機在於以因果來諷世勸人,千萬不要步西門慶的後塵。但人們的閱讀動機是不一樣的,所得到的效果也就不一樣。那些看不明白的人一定會把這部書看作是「淫書」,不僅不知道作者的創作動機,也會把流傳者的用心看反了。
現在,我們這個社會比四百年前進步了許多,但在如何正確對待《金瓶梅》這部名著的問題上,還沒有走出歷史的怪圈,不少的人一方面認為《金瓶梅》是一本壞書,一方面又很想弄本全本來看看。而從事《金瓶梅》研究的學者仍然有著很大的壓力。今天要給大家講《金瓶梅》,不是一件易事。我只是以一個普通的研究者的身份談談自己的研究,自己的想法,只是作為一家之言,供大家批評和參考,希望有助於大家對這本書的閱讀和理解。當然,我不贊成未成年人讀《金瓶梅》,成年人怎麼讀,各隨己便,讀小說,沒有強求的,何況這部書毀譽參半。我國古典名著很多,可以選擇讀別的。考慮到這個專題對我們社會來說仍然是有爭議的,所以最近這一兩年,我只在深圳的一次讀書會上,在一所高校的講壇上講過這個專題,在一份報紙上發表了我的研究,在我的個人實名博客上發表了一篇博文,社會反響還比較理性和平靜,謝謝大家。
你們大家看看,我剛才講的這些是不是與《金瓶梅》密切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包括今天眾人所說所想,也包括我自己的心態?
好,現在講《金瓶梅》所反映的社會文化現象。《金瓶梅》,準確地說是《金瓶梅詞話》,成書的時間是在明代嘉靖中期到萬曆中期,約四五十年間。故事是從反映北宋末年宋江農民起義的著名古典小說《水滸傳》武松的故事中改編展開的,書中反映的社會現實主要是明代中期的事。我把小說中的內容歸納為「三味」:社會經濟味、道德說教味和哲學意味。
一、《金瓶梅》中的社會經濟意味
記得十多年前,與幾位經濟史同行閑聊,聊到了股份經濟的歷史,大家都說到,股份經濟和股份制首先是從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很早,歐洲人就已經根據自己經營的需要,在經濟活動中把人、財、物各項要素中的一項或幾項作為合作內容進行合夥經營。大概是在17世紀初期開始,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終於把原始的合夥經營的經濟形式發展成以股份公司為特點的股份經濟,並逐漸形成了規範的股份制。以股份公司為主要形式的股份經濟,成為了資本主義股份經濟的典型形態。那麼中國在早期有沒有以生產要素為合作內容的合夥經營?中國又是在什麼時候出現了股份經濟和股份制呢?大家一時語塞,有人認為中國早期應該有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合夥經營,這不可否認。股份經濟則比較晚,應該是在進入中國的近代時期之後,19世紀晚期,是向歐洲資本主義學的,比如1872年底開業營運的輪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國第一家學習西方股份制企業運作模式的新型股份制企業。它是通過向民間發行股票 (當時亦稱「股份票」)、「招商集股」方式籌集資金 ,進而興辦起來的。
於是,我講了《金瓶梅詞話》中的一段故事,請教諸位。
西門慶從開生藥鋪入手,賺了錢,開了絨線鋪,又賺了錢,於是想開一家綢緞鋪。他有錢,但缺鋪面和經營管理人才,於是與喬大戶商量。喬大戶把自己臨街的房子打開,作為鋪面和倉庫;西門慶出資本;又請來甘、韓、崔三個人來做夥計,經營管理,算是管理技術入股。關鍵是利潤分成,書中第五十八回寫道:
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卸貨,修蓋土庫局面,擇日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指西門慶)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立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譬如得利十分為率,西門慶分五分,喬大戶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份均分。
故事很簡單,這一情節在小說中就這麼幾行字,參股分紅卻說得清清楚楚。
於是大家議論起來,有人認為這還只能算是傳統的合夥經營,不能算股份經濟。有人則認為這是典型的股份經濟,其中不僅有以物資、資本入股,還有以管理技術入股,只是還沒有形成股份制度。有人問,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我告訴說,《金瓶梅詞話》從《水滸傳》而來,但與《水滸傳》一樣,不能認定都是北宋末年的事;《金瓶梅詞話》的作者現在是越研究越多,無以從作者入手來定其成書時間;據書中透露的情況,學界基本上認定是明朝嘉靖中期至萬曆中期的作品。書前有一署名「東吳弄珠客」所作的序,留下了時間標記是「萬曆丁巳季冬」。「萬曆丁巳」為1617年,而根據此序所說,書已經流傳了一段不短的時間。即使以此為成書年限的下限,那麼書中所說股份經濟最遲也是在17世紀初。
當然,我們不能說中國在17世紀初就已經有了股份制了,但不能否認股份方式是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方式,股份經濟的模式在一些很有頭腦的經營者那裡已經是運用得十分嫻熟。所以有學者把西門慶定位為「中國十七世紀新興的資產者」,很有道理。
《金瓶梅詞話》在中國小說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成功地寫活了一個十分紛繁複雜的社會:以西門慶及其家庭為中心,寫了市場買賣,寫了官場來往,寫了朋友哥們,寫了妻妾僕婦,寫了和尚道士,寫了大官小吏,等等,等等,真可謂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閱讀偏好從中獲得文學的審美。《金瓶梅詞話》給我們提供的經濟史料是十分豐富的,這是它十分寶貴的所在。它生動形象地提供了大量明代中期的經濟資料,這種資料雖然不可與史料相提並論,卻也達到了一般史料達不到的生動細緻水平,記載了史料所沒有記載的生活真實。比如剛才說的關於股份經濟的事情,還有棉花、棉布、綢緞及其加工和市場行情;服飾、飲食、傢具的加工及其市場行情。特別值得一說的是,小說展示了當時京杭大運河的河運、商業貿易、稅收的情況及由此帶動起來的服務業和城鎮的發展情況,當時大量的市民出現了,各種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也產生了。這是《金瓶梅詞話》產生的根本原因。所以,我在1989年提出了「明代中後期的運河經濟文化孕育了《金瓶梅詞話》」這一重要觀點。《金瓶梅詞話》對現實社會的揭示也是十分深刻的,大量的官場描寫入木三分,人情世故生動傳神。(舉例:西門慶送禮得官。西門慶據財而傲說:「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西門慶受楊提督案牽連而害怕,有巨富恐懼症。西門慶與月娘去瓶兒房裡看兒子,說:「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卻沒十分尊重。」)
二、《金瓶梅》中的道德意味
我們這個社會對《金瓶梅》的態度一直是矛盾的,或者說是存在著悖論的。「人皆好之,人皆惡之」。既有好奇、好讀之心,又有討厭、防備之意。問題不僅就是因為它其中有百餘處近兩萬字的性描寫,或者說是與人物命運緊密關聯的性故事,而且在今天,一些人可以從中看到現實中的某某,看到現實中的社會某個方面。這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而《金瓶梅詞話》的道德說教也就不是簡單地用「封建」「傳統」等詞就可以概括得了的。
西門慶是小說的核心人物,一號角色。他的兩隻腳,一隻踩在商場上,一隻踩在官場上;他的兩隻手,一隻不斷地收進錢財,一隻伸向女色。商場上,他最會賺錢,十年不到,家產從數千兩發展到近十萬兩,被塑造成了一個成功的商人形象。官場上,他上結京城要官,下聯縣府四衙,中央、地方的官員有很多是他的朋友,既有不少是他需要的朋友,也有不少是需要他的朋友,他從一介布衣做到了朝廷命官正五品的職位,還認了當時頗有權利的蔡京為乾爹,仕途之路一片平坦。女色上,他風流好色,最終為女色縱慾而丟掉了性命,結束了自己33歲的短暫生命;女色也好他,有錢的原因,有權的原因,也有他自己風流倜儻捨得在女人身上花錢花時間的原因。因此,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還有中國的文化史上,他得到的道德批判要比他應該得到的文學批評和文化評論多得多。但如果只是對這些人物進行道德審判而不從他們身上悟取道德與文化的啟示是遠遠不夠的。
《金瓶梅詞話》道德說教的主旨集中體現在小說開篇的《四季詞》和《四貪詞》以及第一回的開場白上,穿插在全書人物和情節中的說教都由此展開。作者以《四季詞》和《四貪詞》從一正一反兩個方面,以具體的酒、色、財、氣為批判對象,以西門慶等人的命運故事作為案例,對自己所肯定的道德準則和人生價值作了辨析和說教。
一是戒貪酒。酒不能不飲,「酒熟堪酌,客至須留」。但那是在清幽的茅舍之中,獲得「無榮無辱無憂」狀態,所以才可以「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1](《四季詞》)。不能貪酒,貪酒能亂性,令飲者失去原本應該有的行為約束。「酒損精神破喪家,語言無狀鬧喧嘩」,「失卻萬事皆因此」[1](《四貪詞》)。「萬惡淫為首」,但「酒是色媒人」。因此,「切須戒,飲流霞,若能依此實無差」[1](《四貪詞》)。小說中說到縱慾行為,大多與酒密切相關。西門慶所用春藥一定要用酒為引,是形象的「色媒人」。
二是戒貪色。「食色,性也。」[2](《孟子·告子上》)具有濃厚的子嗣觀念和養生意識的中國人不提倡也不接受禁欲主義。但不能貪色,不能縱情,更不能縱慾,縱慾不僅是道德問題,也是生理問題,縱慾必然導致倫理混亂和折壽夭亡。西門慶就是順著這條邪道走到黑的。戒貪色不等於禁慾,而寡慾則為節慾的表現。所以作者提出的問題是「少貪紅粉翠花鈿」,「莫戀此,養丹田,人能寡慾壽長年」[1](《四貪詞》)。情色二事,關係密切,互為因果。戒色,必然要做到抑情。「情色二字,乃一體一用。故色絢於目,情感於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1](第1回)情生於自心,為體,有情則好色,遇色則情煽。所以「從今罷卻閑風月,紙帳梅花獨自眠」[1](《四貪詞》)。這是以抑情來節慾,從而達到「休愛綠鬢美朱顏,少貪紅粉翠花鈿」的戒貪色的目的。《金瓶梅詞話》道德說教中針對的最大道德問題就是色慾。
三是戒貪財。作者道德說教的批判標準不是不要財富,無財不富,無錢難活,而是一要公道本分之財,「錢帛金珠籠內收,若非公道少貪求」[1](《四貪詞》)。「富貴自是富來投,利名還有利名憂。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1](第14回)。二不能貪多,不是公道本分之財不能貪,就是公道本分之財也不能多。貪財者會因貪而不仁,財多者因富而致禍。「淫嬻從來由濁富」[1](第27回),「富遭嫉妒貧遭辱」,而且「親朋道義因財失,父子懷情為利休」。[1](《四貪詞》)三強調積財不如積善,「為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多少有錢者,死了沒棺材」[1](第79回)。西門慶受批,最大的罪過是縱慾,但最先的原因是有錢,是因富而獲名,因富得貴,也因富而縱慾。沒有那麼多的錢,他哪裡能那般地用銀子去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做什麼,也就能做成什麼?結果,死時連棺材也沒來得及備妥,近十萬家財也沒帶走一分一厘。
四是戒使氣。使氣也可曰「尚氣」,氣是強梁之氣,強橫之氣。「一時怒發無名穴,到後憂煎禍及身」,所以待人「莫太過,免災迍,勸君凡事放寬情。合撒手時須撒手,得饒人處且饒人」[1](《四貪詞》)。主張「柔軟立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無爭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何礙」[1](第1回)。在小說中,使氣逞強逞能者大多無好下場。西門慶、李瓶兒、潘金蓮、孫雪娥、宋惠蓮、春梅、陳經濟,一概如此。尤其是潘金蓮、春梅,都是有理無理皆不饒人的人物,春梅更是一副剛性脾氣。
這些道德說教中包含的價值觀、人生觀,有傳統社會的標準,值得商榷,值得反思,但其中不乏人生和社會規律性的東西,很有啟迪的意義,不能一概否定。特別是經濟有了很大很快的進展,而社會管理、道德建設卻跟不上的時候;特別是有些人的財富也有了很大很快的發展,而個人卻無法恰當地處理這些財富的時候。人不是財富的主人,卻異化成了財富的奴隸,由財富而滋長的色慾、物慾、霸氣卻超常表現出來,人失去了作為社會的人的理性,而只是膨脹了作為自然的人的感性,縱慾而無所不為,死期也就到了。《四貪詞》的告誡不無道理。《金瓶梅詞話》並不是反財富論之書,而是告誡人們在獲取財富上需有正當手段,在處理財富中要有智慧。於是,小說中人生觀、價值觀的哲學意味也就透顯出來。
三、《金瓶梅》中的哲學意味
道德觀是社會倫理意識,實際上是人生觀、價值觀的體現。人生觀、價值觀又取決於人的行為的根本指導思想的世界觀或者說哲學觀。社會的道德說教不僅要依靠一定的社會倫理準則,而且更要以哲學思想作為基礎。
《金瓶梅》所寫的空間乃為當時商業經濟和市民階層最為發展的中國東部運河一帶。故事所反映的現實,或者說道德說教所批判的對象,是十分活躍的商鎮河埠中的商人市民階層構成的商業小社會反傳統道德的觀念、行為,說明當時在商業經濟迅速發展的地區,傳統的倫理道德體系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而新的能夠規範人們行為的倫理道德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從目前研究的成果來看,《金瓶梅詞話》中說教的道德標準的構成主要是作為大眾行為準則的明代理學中若干訓條和融道、佛二教善惡觀、因果報應等為內容的民間宗教意識以及民眾的生活經驗。[3]作者的這種選擇,自有其哲學基礎。
一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和節慾觀,寡慾以養心。
從《金瓶梅詞話》的道德說教主旨看,西門慶、潘金蓮這類人都壞在人慾上,而且是過分的貪慾。「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於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於傷者。」「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人非堯舜聖賢,鮮不為所耽。」但應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1](欣欣子《序》)不可似「金蓮以奸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死」,「奉勸世人,勿為西門之後車可也」。[1](東吳弄珠客《序》)這正是《中庸》中所謂的「中和」節慾觀的具體運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儒家不同意禁慾。「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4]但強調用倫理規範來約束人的男女關係及其各種欲求,同時又使這種約束作為一種修養來促進人的道德的完善。「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2](《孟子·盡心下》)寡慾存善,多欲失善,養心在於存養善性,當要寡慾。
要說明的是,儒家節慾觀與道德修養之間的關係到了宋儒時,發展到一個極端。由於宋儒不僅以儒學為核心,更兼采佛教、道教之論,把儒家的節慾推向佛教的滅欲和道教的無欲。宋儒其實是誇大了人慾的弊害。「甚矣,欲之害人也,人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不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知其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5]所以宋儒認為要存天理就必須滅人慾。宋儒的論說,由於過分于禁欲、窒慾的要求,離現實太遠,也不合經典儒家先聖提倡的「中庸」之道,在明代社會難以實施。《金瓶梅詞話》在對理學層次進行的選擇時,自然不會去選擇它。
二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寡慾以保身、養生、養親、盡年。
對於人的種種慾望持什麼態度,在先秦諸子中已有不同的看法。《老子》提倡「無知無欲」,原因不複雜,「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6](《老子》第十二章)所以「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6](《老子》第三章)老子這種愚民不知以達到無欲的哲學,是過於理智了,大概在當時「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現實中就行不通,到後來經濟發展了,社會進步了,就更行不通了。但是其中說到物慾的緣起和節慾在社會倫理中的意義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老子》第二十五章)的終歸自然的思想卻是啟發了其他的哲學家,並極大地影響了後人。《金瓶梅詞話》中也就有了不少「寬性寬懷過幾年,人死人生在眼前。隨高隨下隨緣過,或長或短莫埋怨;自有自無休嘆息,家貧家富總由天;平生衣祿隨緣度,一日清閑一日仙」之類的說教。[1](第49回)
與老子同,莊子主張寡慾,主張回歸自然;與老子不同,莊子把寡慾同貴生、養生結合起來。莊子追求他的「逍遙遊」,期待的是有涯之生命獲得無涯之逍遙。但他同時也深知「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所以講求保身、全生、養親、盡年。[7](《莊子·養生主第三》)莊子認為人生有涯,實質上是肯定人的自然屬性,所以其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討論的就是自然之身的保養,這與儒家寡慾以獲得道德的完善不同。「夫富者,若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7](《莊子·至樂第十八》)輕欲重生,止欲而貴生。莊子的這些思想,對後人的影響非常大,《金瓶梅詞話》的作者也不例外。生命的內涵是什麼?後來者有不同的看法,追求生命的自由逍遙當然大有人在,把貴生髮展成為養生,甚至發展成為養生之術的也大有人在,但對廣大民眾來說,主要還是健康保命。《金瓶梅詞話》的《四季詞》宣揚的就是寡慾養生的境界,而書中不少的說教是重在尋求健康保命的目標上。
三是楊朱一派適(節)欲順生觀。
戰國時期的楊朱之學認為人慾與人的生命存亡密切相關,有關觀點主要保存在《呂氏春秋》的《貴生》、《重己》、《情慾》等篇中。「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8](《重己》)「適欲」就是「節慾」。「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芳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8](《貴生》)「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8](《情慾》)這裡認為貪心與欲情也是人天生的,無論是誰,要生存,就要節制自己天生就有的這種貪心和欲情。聖人修節止欲得到的就是不過節之情,於是得以生存;而未能得生存者是因為不能修節止欲,失去了不過節之情,也就是放縱了自己的欲。「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沉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8](《情慾》)人慾與人之生存的利害關係,解釋了作為自然的人與自然規律之間的關係,合乎自然之理,也易為人們所接受。所以,也成為後來包括中醫診治預防由貪慾而引起的疾病在內的各種說法的思想基礎。(孫思邈《千金寶要》卷六有:「快情縱慾,極意房中,稍至年長,腎氣虛竭,百病滋生。」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七《養性序》有:「恣其情慾,則命同朝露也。」)《金瓶梅詞話》在說教中勸人們節慾的指導思想當然與此有關。
四是從先秦到漢代儒者提出的天人相通、天人合一觀。
從先秦到漢代發展起來的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是唯心觀,但認為人與自然關係十分密切。「人之(為)人,本於天。」[9]這對於認識人的自然屬性仍然是有意義的。因此談論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就有了粗朴的自然認識論的基礎。所以欣欣子《序》中說:「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罹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經凶禍,不蒙恥辱者,亦幸矣。」
這就是《金瓶梅詞話》道德說教的哲學基礎,了解中國傳統哲學的人也都知道,這些哲學基礎又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命題。
四、《金瓶梅》哲學意味的反思
《金瓶梅詞話》不是一部哲學著作,但其道德說教以中國哲學的傳統命題作為自己的基礎。《金瓶梅詞話》的道德說教是通俗的、大眾的,也是有相當多落後的、消極的成分。但道德說教思想基礎中的哲學命題作為一種經歷了長時期積累的文化思考,對人類的文明進程仍不失其重要的啟迪價值。《金瓶梅詞話》成為傳世傑作,不僅在於它對中國16、17世紀社會世情作了真實的反映,也在於它以特殊的方式討論了一種對人自身來說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難題,在於它對這個難題的解釋具有一種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它的說教的目的不僅在於維繫或彌補或重建被經濟社會衝擊了的傳統的倫理道德體系,也在於關注人,關注人自身的命運。所以,這部作品才會具有超越時空的美學魅力和哲學內涵。
一是處理生命與慾望之間關係的合理性。
《金瓶梅詞話》的作者面對著的世界不僅是一個由於理性壓抑而扭曲了人性的現實,更是一個由於經濟發展而膨脹了的慾望發泄的現實,傳統的倫理秩序受到了衝擊,傳統的道德規範也失去了曾有過的約束人心人行的力量。作者的道德說教既不可能以宋代理學作為標準,也不可能照搬明代官方理學的文本,所以,才選擇了民眾層次的理學、民間宗教和所能接受的關於生命和慾望之間關係的辯證說法,反貪酒貪色貪財使氣以節慾,節慾以保身,以達到生命與慾望的和諧。
無論是誰,都不可能生就一副可以承受任何慾望摧殘的金剛之身,人的肉體的形成、成長、死亡,是自然的規律。人不僅生命有涯,而且肉體的承受力也有限。人的慾望是意識活動,不僅無涯,而且會不斷膨脹。以有涯、有限的自然生命之體去抗爭無涯、無限的慾望追求,必然導致肉體的崩潰。若要阻止這種崩潰,就必須把無涯、無限的慾望追求限制為有涯、有限的慾望實現。節慾、寡慾的意義正在於此。生命與慾望之間關係的合理性,就是合乎自然規律性。《金瓶梅詞話》在敷演第一號人物西門慶的一生時所進行的道德說教,正是要說明這麼一種人生觀、價值觀。批西門慶毒害人命,占人妻女,腐蝕官吏,得財枉法,還是屬於表層次的道德批判,深層次的批判在於他對自身的自毀,他那難以抑制的縱慾在破壞社會倫理的同時,也在消耗他自己。他要求胡僧給他那百十粒春藥丸如同他以肉體生命為賭注的籌碼,以縱慾來消耗自己生命的賭博,每一次都是失敗的,用去一粒春藥,就是失去一個籌碼,最後必然葯盡命喪。作者為了強調這一點,對西門慶臨死時的慘狀作了突出的渲染(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的死,也一個個凄慘嚇人)。我們在這裡並不是討論這種死是不是惡報和這種惡報是革命還是保守,是進步還是退步,而是必須客觀地肯定這種死對生命與慾望關係作出的合理的解釋。之所以肯定它是合理的,是因為這種解釋在「封建社會」和「封建社會」前前後後,在西門慶、東門慶、南門慶、北門慶身上都是合乎事物的普遍規律性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有學者曾經提出,西門慶的死,一定程度上對貪官污吏有震懾作用,在他身上出現的因果邏輯,對以權錢縱慾者會起到警示作用。我個人認為,《金瓶梅》告誡人們遠離酒、色、財、氣,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一部小說能有多大的力量?有些貪慾者死都不怕,還怕因果惡報?更何況小說中的主觀說教動機與客觀貪慾描寫本身就存在著矛盾之處。所以,對包括貪官污吏在內的所有貪慾者,還得依靠法律(他律)實施和道德(自律)建設。
二是肯定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和諧性。
人與自然之間關係和諧地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恆的哲學命題。人與自然的和諧,不僅是人與動物世界、植物世界,與山地河流、海洋極地之間符合自然規律的共生共存,也是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慾望的人與肉體的人之間合乎規律的生存與發展。人本身就有自然屬性,人就是自然中的一員,人應該通過自己的理智控制自己超越自然之體的承受限度的欲求行為,實現良好的健康生存。尤其是在一種束縛人的自由發展、完全扼殺人的自然欲求的時代行將結束,而新的倫理道德尚未成熟之時,人的慾望在財富與權力的支持下,必定會無忌無憚地噴湧出來,人與自然和諧的命題就更為重要,肯定人的生活欲求與自然生命的和諧就具有了現實的意義。四百年前的明代社會,不可能有我們今天這樣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深刻的認識,但是《金瓶梅詞話》道德說教提出來的問題和對人們的告誡,正是在闡釋自然的人與社會的人之間應有的和諧關係,儘管書中的節慾觀帶有濃厚的傳統道德色彩,但節慾並不是禁慾,道德說教不等於扼殺人的天性。我們不否認當時以官方理學為武器的道德說教對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束縛,具有壓抑人性解放和個性發展的弊病,但是針對一個在金錢、權力和肉慾的支配下人可以失去理性的時代,不能把人應有的自我約束和社會應有的理性都看做是封建的枷鎖。
強調享受生活的權利,是現代觀念,以此觀念去批判中世紀西方的禁欲主義和東方的以維繫天命綱常為目的的明代禁慾理學是對的、進步的。但即使在現代社會,享受生活的權利也並不等於無節制的縱慾。恰恰相反,享受生活更重在對生命的珍重。因此,我們在批判明代理學對人的正當生活欲求無情遏制時,不能把人的縱慾行為說成是積極的、進步的、合理的,否則,就等於是從理論到實踐上否定了我們自己作為人的價值。強調個性的解放,褒揚愛情自由和婚姻幸福,不能等同於頌揚娼妓和一夫多妻行為以及違反自然規律和社會倫理的行為。否則,悖論的價值觀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會使新的文學和新的文明陷入到一個新的否定怪圈之中,難以作出合理的解釋,不利於人自身合乎規律的發展。
話說到此,我想到另一個問題:
「萬曆丁巳」本《金瓶梅詞話》的正文前有署名為「欣欣子」的序。七八十年來,閱讀者和研究者大多認為這篇序是為《金瓶梅詞話》這部小說作辯護,特別是為小說過分地描寫男女性行為作辯護。今天,如果我們能再冷靜地研讀研讀,把道德的說教與哲學的意味結合起來看,意義當有不同,「欣欣子」有其深刻與遠慮之處: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情,憂鬱為甚。上智之士,與化俱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為累。惟下焉者,既不能了於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不致於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生為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絲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氣含脂粉。余則曰:不然!《關雎》之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於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於傷者。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於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雖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綽有可觀。其他關係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不無小補。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非堯舜聖賢,鮮不為所耽;富貴善良,人皆惡之,是以搖動人心,盪其素志。觀其高堂大廈,雲窗霧閣,何深沉也;金屏綉褥,何美麗也;鬢雲斜軃,春酥滿胸,何嬋娟也;雄鳳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錦衣玉食,何侈費也;佳人才子嘲風詠月,何綢繆也;雞舌含香,唾圓流玉,何溢度也;一雙玉腕綰復綰,兩隻金蓮顛倒顛,何猛浪也。既其樂矣,然樂極必悲生:如離別之機將興,憔悴之容必見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驛使,尺素寄魚書,所不能無也;患難迫切之中,顛沛流離之頃,所不能脫也;陷命於刀劍,所不能逃也;陽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於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積,福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罹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經凶禍,不蒙恥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1](欣欣子《序》)
這段話不一定一下就能看懂,大家可以去琢磨。我想我們還是要客觀、辯證和理性地對待我們的傳統,對待我們的文化遺產。我的講座,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盡我的努力,幫助那些對《金瓶梅》感興趣的讀者朋友了解這部書,讀好這部書,進而提高自己對歷史、對生活的認識。只要朋友們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我認為我做的研究就是有價值的。
《金瓶梅》不大好讀,有不少地方,我現在還沒有讀懂。民間自有高人在,群眾才是真正的方家。我講了這麼多,真是班門弄斧了。
再次謝謝大家!再次敬請各位批評指正。
注釋:
[1]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M],萬曆丁巳本,香港:太平書局影印本,1982.
[2] 楊伯峻譯註:《孟子譯註》[M],北京:中華書局,1960.
[3] 陳東有:《〈金瓶梅詞話〉對理學與宗教的選擇》[J],南昌:《爭鳴》,1993,(4).
[4]《禮記·禮運篇》[M],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註疏》影印本,1980.
[5]《二程粹言·卷二》[M],北京:中華書局《二程集》本,1980.
[6] 朱謙之撰:《老子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4.
[7] 曹礎基撰:《莊子淺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2.
[8]《呂氏春秋》[M],北京: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1954.
[9]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為人者天第四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1992.
2012年6月於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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