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從馬克思主義時代觀看中東國家發展的國際環境

從馬克思主義時代觀

看中東國家發展的國際環境

王林聰

內容提要 時代觀指人們觀察和判斷時代及其變化的立場和方法。馬克思主義時代觀是科學認識中東國際環境、分析中東國家把握時局狀況的依據。中東國際環境變遷是內外因素作用的結果。歷史上，帝國興亡更迭既反映中東區域力量對比的態勢,又顯示自內而外塑造國際關係的基本路徑。但是，近代以來，中東地區自主塑造國際關係的機制已被打斷，中東國際環境遂呈現外部性、多變性、脆弱性等特徵。土耳其、伊朗、埃及、利比亞等國關於時代認知及其戰略抉擇方面存在諸多問題，教訓沉重。其緣由在於：許多國家在時代認知上受傳統伊斯蘭國際觀的消極影響，在激進主義和理想主義理念驅動下追求不切實際的目標，民族國家主權觀念淡薄，忽視國家和社會發展問題等。因此，在激烈競爭的當代世界，中東國家亟需一種理性的時代觀，認清時代特徵，洞悉時代方向，恰當施策，才能在中東複雜的國際環境中謀求國家之持久穩定、發展和繁榮。

關鍵詞 馬克思主義時代觀 中東 國際環境外部性 變動性

作者簡介 王林聰,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所長助理兼國際關係室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北京100007）。

科學地認識和判斷人們所處的時代、準確地分析國際環境及其變化，這是擺在各國面前的首要任務。中東國家在近百年的探索中，對時代和國際環境的認知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偏差或失誤，曾給國家和社會事業發展帶來了重大挫折，由此涉及「時代觀」這一根本性問題。正確的時代觀是一國制定國內國際戰略和策略的基礎和前提。正確的時代觀來源於科學理論和方法的指導。馬克思主義時代觀有助於廓清時代的性質和特徵，把握時代發展的方向，進而做出符合時代潮流的戰略選擇，推動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時代觀」乃是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總開關」。

本文嘗試從馬克思主義時代觀視角，分析中東地區國際環境的變化和特徵，比較中東國家對時代和國際環境的認知、判斷及其影響，進而探究其緣由，揭示中東國家順應時代潮流、推動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馬克思主義時代觀是

正確認識國際環境的科學方法

國際關係領域研究的核心議題是如何認識一國所處的時代和國際環境，怎樣把握時代變化的方向？這裡涉及「時代」、「時代觀」和「國際環境」諸概念。

「時代」亦稱宏觀歷史時代。馬克思主義認為，時代是關於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基本概括，通常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變革所引起的經濟、政治、文化等重大變化為依據而劃分不同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認識時代，就必然需要一定的正確立場和方法——即科學的時代觀。

「時代觀」即指人們對時代的總的看法，是觀察和分析時代的立場和方法。時代觀反映了人們對時代及其變化的認知和判斷，包括對時代範疇和特性、時代變化規律等概括和分析。馬克思主義時代觀是關於時代的理論和方法的學說，旨在揭示時代發展演變的內在動力和規律，分析不同時代的特徵，研究時代發展的方向，並且根據時代特徵進而選擇和制定符合時代發展方向的戰略目標。因此，馬克思主義時代觀是理論和實踐統一，既是人們認識和判斷時代的科學依據，又是人們進行社會實踐活動的科學方法。

那麼，如何判斷「時代」？馬克思主義者主張以生產方式和所有制的變遷作為劃分時代的基本方法，其中，所有制和階級的角度是劃分歷史時代的最主要的標準。眾所周知，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演進過程中，經歷了生產方式的不同發展階段，即歷史的「大時代」；每個階段其生產方式有著不同的內在特質，即歷史的「小時代」，從而決定了不同時代的基本特性。正是根據生產方式和階級狀況，19世紀後半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了歷史時代由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20世紀初期，列寧又根據壟斷資本主義的特點，特別是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和規律，認為社會主義將首先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環節的一個或幾個國家取得勝利，從而提出了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判斷。關於時代的認識和判斷，列寧在《打著別人的旗幟》中指出：「我們無法知道，一個時代的各個歷史運動的發展會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們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在列寧看來，在階級社會中，哪一個階級處於時代的中心，即成為支配時代運動的主要動力，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和方向等。因此，一定時期內，哪種社會形態走在世界歷史的前面，居於世界歷史的主導地位，就代表著世界歷史發展的方向，這是區分歷史時代的主要標誌。歷史實踐表明，列寧對時代的分析和論證，指導著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20世紀波瀾壯闊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具有極其重要的實踐意義。進入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根據客觀形勢變化和世界主要矛盾，提出當今世界已進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新時代。鄧小平認為：「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

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時代觀還強調以動態發展的態度認識和判斷時代，強調對時代判斷進行多層次分析，仔細區分同一時代的不同發展階段，同一時代在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差異等，從而形成了歷史的「大時代」與「小時代」、「國際時代」與「國內時代」等辯證統一關係。

概言之，馬克思主義時代觀是關於時代範疇、時代性質、時代特徵和時代變化規律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時代觀的現實意義在於其「問題意識」，即指導人們正確認識時代並回答時代的重大問題，因為「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這是馬克思主義時代觀和一切其他舊時代觀的最根本的區別。馬克思主義時代觀的方法論意義就是將哲學思維方式轉向時代思維方式，它是認識時代進而指導具體實踐的科學工具。因此，從以往的歷史進程看，以生產方式和世界主要矛盾變化作為分析和觀察時代及其特徵的科學方法，並指導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這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時代觀的基本內涵。

中東地區作為世界歷史進程中的組成部分，既不可能脫離世界歷史進程的「大時代」，又必然受到該地區及其國家發展階段的「小時代」的影響，前者反映「世情」，即「國際環境」；後者體現「區情」和「國情」，兩者之間組成了整體與局部的緊密關係。所謂「世情」，這裡指所處時代及其不同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徵，特定階段世界格局的變化及其國際關係等。所謂「區情」，即指中東區域環境，它包括地區秩序的特點和變化，地區國家之間相互關係，本地區與域外國家之間的關係等。

所謂「國情」，指本國的發展階段，資源稟賦、人口規模、歷史文化傳統、政治和社會制度、經濟發展狀況等，其中發展階段及其制度性質是一國國情的核心問題。

對於中東國家而言，判斷時代的特性和發展方向、認清國際和國內環境是確定其發展道路與制定戰略方針的基本前提。那麼，中東國家在解決發展道路和制定戰略方針等重大問題上，是否做出了科學的判斷，制定正確的戰略併合理施策呢？其衡量標準是：對於時代特徵及變化即「世情」的判斷是否準確；其戰略決策是否符合特定的「區情」和具體的「國情」。因為只有洞悉一國所處時代的特點和走向，對「世情」和「區情」做出準確判斷，才能制定出切合實際需要的施政方略，推動國家的繁榮和發展；反之，就會遭遇挫折和失敗。20世紀以來中東國家的實踐就是對這些問題的具體回應。

20世紀以來

中東地區國際環境的基本特徵

國際環境通常指國際關係結構體系對一國的影響和一國對國際關係結構體系的影響所做出的應對及反映方式，它顯示了國際關係結構體系與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互動關係。

考察國際環境通常有多種視角。從地緣政治學來看，中東國家的國際環境包括3個層次，一是中東國家的「周邊環境」，它對一國的影響最直接，一國對周邊環境的反應最為敏感，因為周邊環境的變化決定著一國對外戰略的調整和實施。二是中東國家的「區域環境」，它集中於中東地區層面的力量對比關係。例如，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世俗共和制國家與君主制國家之間、以伊朗為核心的什葉派國家集團與沙烏地阿拉伯為核心的遜尼派國家集團之間的力量對比關係，等等。三是域外的「國際環境」，它通常是不同國家行為體或非國家行為體之間形成的複雜的國際體系，且包含了周邊環境和區域環境，是全球範圍內的力量對比關係的體現。這三者之間相互關聯，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關聯性。例如，冷戰時期，中東地區親蘇陣營與親美陣營的區分就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峙這一國際關係在該地區的反映。這種關聯性的背後，是大國在中東地區的較量和爭奪。

中東國際環境變遷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同時期內外因素的變化塑造了中東國際環境的內涵及其特點。歷史上，帝國興亡更迭改變著中東地區的內部力量對比關係，也展現了自內而外主動塑造國際關係的能力。然而，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的全面擴張，中東國際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在資本主義實現其全球統治的進程中，中東地區自主塑造國際環境的模式被打斷，從而使中東國際環境變得更加複雜而多變。

眾所周知，中東位於亞、非、歐三大洲的交匯處，其扼守國際水路運輸通道和豐富的能源資源賦予其全球性戰略要地的特殊地位。這正是「吸引」外部列強長期以來覬覦中東、紛紛踏入中東的重要原因。特別是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的擴張，中東地區被納入其殖民體系之中，由此塑造了近代以來中東地區國際環境的基本特徵。

第一是外部性。所謂外部性，指域外力量的活動對中東地區的影響及其連鎖效應，通常表現為「負效應」。換言之，主宰中東的力量來自域外大國，並成為塑造中東地區體系的主導性力量。中東地區歷來是大國角逐的舞台。一方面，外部列強始終將中東列為其戰略利益的重要區域，為了獲得競爭優勢，列強利用地區內部的矛盾，進行滲透和擴張，建立所謂「中東秩序」;另一方面，中東地區在奧斯曼帝國瓦解後，一直缺乏一個可以抗衡外部列強的力量核心，一些地區國家甚至轉而尋求外部勢力的庇護。由此產生的結果是：列強等域外力量長期主宰中東地區的秩序。相反，中東國家被迫受制於外部勢力的操控，難以主導其自身發展，缺乏自主性。

第二是多變性。長期以來，中東地區局勢跌宕起伏，變動不居，變化莫測。這裡既有外部力量的干涉和介入，又有地區國家之間的複雜較量，後者常常因教派、族群等歷史宿怨或疆界劃分、資源利用等現實利益而矛盾重重，衝突不斷，甚至陷入了無休止的紛爭之中。因此，內外多重因素造成中東地區環境以及中東國家的周邊環境有著高度的不確定性，並成為中東國際環境的突出現象。

第三是破碎化。自近代列強介入中東地區以來，中東地區一直處於不斷分裂的狀態。許多人將中東視為「破碎地帶」（shatter-belts of the Middle East），即處於分崩離析狀態，大國的角逐又加劇了這種狀況。時至今日，分裂的中東地區變得更加破碎了。相反，中東地區的整合行動——各種致力於統一的努力（例如，阿拉伯國家統一運動）均無果而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體系的崩潰和第三世界的崛起成為國際體系和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標誌。但是，對於中東國家而言，中東國際環境並沒有出現根本性變化。一方面，中東地區新興國家的成長受到壓制，其影響力有限，根本無法打破域外西方大國主宰中東的局面；另一方面，中東地區和中東國家仍然處於國際體系中的所謂「核心區」-「半邊緣區」-「邊緣區」結構中的「邊緣化」位置。

正是這種由外而內的「介入方式」和由內而外的「回應方式」，直接和間接地塑造著中東地緣政治結構的脆弱性特徵，並隨著內外因素的變化，進一步強化了中東地緣政治結構的不穩定狀態，同時也加大中東地緣政治風險，深刻地影響著中東諸國的發展和對外交往。

與此同時，就中東國家而言，絕大多數國家發展經歷了兩個重要歷史時期：獨立前的被殖民時期和獨立後的自主發展時期。前一個時期主要是歐洲殖民主義入侵中東、奧斯曼帝國逐漸走向衰落和瓦解的時期。其中，埃及淪為殖民地、波斯（現稱伊朗）淪為半殖民地以及阿拉伯新月地帶相繼為英、法所控制，中東地區形成了由英、法等列強主宰的殖民體系。後一個時期則是各國掙脫殖民體系、取得國家獨立並開始建立民族國家時期。從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獨立運動到一個又一個國家相繼獨立，至20世紀70年代初，中東民族國家體系在該地區逐步完成，各國紛紛走上了自主發展的道路。伴隨著這一歷史進程，中東國家經歷著深刻而艱難的社會變遷，無論是社會形態，還是制度類型，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但是，面對中東國際環境的現實狀況，中東各國如何實現其自主發展？各國的實踐經歷既反映了它們對「世情」的認知程度和回應方式，又反映了它們如何根據國情選擇發展的目標和定位。

中東國家對時代及其國際環境的

認知和判斷

中東地區國家眾多，其資源稟賦不盡相同，治國施政方略差異明顯，發展水平差別懸殊，因此，各國在該地區的地位和處境也截然不同。究其緣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國家如何把握時代的變化和國際局勢，以及如何根據特定的「區情」和具體「國情」來制定相應戰略和決策的。這裡選擇土耳其、伊朗、埃及和利比亞作為案例，分析上述國家關於時代的判斷及影響，是基於這些國家曲折複雜的歷史變遷，當政者在歷史抉擇關頭其時代觀及施政方略所產生的後果。就中東地區而言，這幾個國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一）土耳其

對時代的判斷以及國家發展道路的定位，是奧斯曼帝國瓦解后土耳其政治精英面臨的命運攸關的選擇。

土耳其在贏得民族獨立戰爭的勝利之後，穆斯塔法·凱末爾審時度勢，在國家定位上，果斷放棄恢復奧斯曼伊斯蘭帝國那種不切實際的夢想。一位土耳其記者曾比較凱末爾和恩維爾（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土耳其青年黨領袖），「恩維爾的特點是膽大，而凱末爾的特點是有眼光……如果1914年的陸軍大臣是凱末爾，他絕不可能把國家拖進第一次世界大戰；如果1922年進入伊茲密爾的是恩維爾的話，他就會乘勢長驅直入敘利亞和伊拉克，從而把所有已經贏到手的東西全部輸掉。」所以，基於凱末爾的眼光和判斷，戰事一停，土耳其立即同希臘議和，並且公開宣布放棄一切對外野心，宣布放棄一切形式的大奧斯曼主義和大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形態……把重心轉到複雜的國家建設工作。1923年，凱末爾在演說中稱：「至今我們的軍隊已經取得了勝利。我們不應該為我們軍事上的勝利而感到自滿。我們還應該更多地為取得科學和經濟方面的新勝利做好準備」。為此，凱末爾根據時代發展需要和時局新變化，選擇以現代化、世俗化作為重點，重塑土耳其，廢除哈里發制和素丹制，建立了新的政權——土耳其共和國。一方面，凱末爾迅速結束戰時狀態，將重點轉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方面，致力於民族國家建設，先後進行了一系列系統而深入的社會改革，改變土耳其「西亞病夫」的形象，提高土耳其現代文明程度。另一方面，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複雜局勢，土耳其擺脫了帝國時期的「負累」，在對外交往上奉行「中立」政策，既同歐洲國家保持密切交往，又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從而為土耳其現代化建設創造更為有利的發展環境。可以說，凱末爾對時局的認知及其改革實踐，顯示了作為一位偉人的世界眼光，不僅符合一戰後的時代潮流，直接推動著土耳其的「新生」，更使土耳其以新的姿態重新興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與蘇聯關係一度緊張（土、蘇兩國圍繞黑海海峽問題產生爭端）。為了應對來自蘇聯的巨大壓力，土耳其一步步地靠向美國、歐洲等西方陣營，並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樣，為了換取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援助和支持，土耳其政府對內實行多黨制選舉、擴大民主自由，經濟自由化等措施，對外追隨美國等西方國家，扮演著美、蘇爭霸時期西方陣營中的「小前鋒」角色。

2002年，具有濃厚伊斯蘭色彩的正義與發展黨上台當政，正發黨根據土耳其地緣政治特點和所處國際環境，提出了「戰略縱深」（Strategic depth）外交政策，重新對土耳其發展進行定位，力圖將其打造成具有重要影響的「中樞」國家。為此，土耳其實施與鄰國「零問題」外交政策（Zero problem policy），營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土耳其還充當了伊核問題、敘以矛盾、巴以爭端的「調停者」角色，推動中東地區和平進程。結果，土、敘親善，敘利亞成為土耳其向阿拉伯國家出口的主要通道，甚至包括與亞美尼亞的關係也有所改善。與此同時，土耳其與俄羅斯的關係取得實質性進展。可以說，「零問題」外交為土耳其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打開了「區情」新局面：不僅國內政治發展漸趨穩定，而且周邊環境相對平穩，土耳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穩步上升。伴隨著土耳其經濟快速發展，「土耳其模式」（Turkish model）受到廣泛關注，被視為伊斯蘭世界的典範。土耳其政府進一步明確國家發展目標，提出了「2023百年願景」即共和國成立100年的2023年，將土耳其建成發達國家，其標誌是土耳其進入二十國集團（G20）前十強之列。顯然，「2023年百年願景」展現著當代土耳其人的雄心。

然而，中東變局發生後，土耳其以強硬姿態介入中東事務，把這場變局界定為阿拉伯世界民主化時代的到來，土耳其則以「民主典範」自居，積極推銷「土耳其模式」。基於這一判斷，土耳其政府改變並放棄了此前「零問題」外交政策，公開支持革命後的「民主政體」，試圖構建一個以土耳其為核心的囊括北非的「中東民主陣線」。最突出的變化是，土耳其政府公開要求敘利亞巴沙爾總統下台；公開支持2013年7月被廢黜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穆爾西總統，堅稱其民選合法總統身份，不承認塞西政權的合法性。土耳其政府在外交上的變化，導致該國與埃及、敘利亞、以色列交惡，與伊拉克關係冷淡。2015年11月24日，俄羅斯戰機被擊落之後，土俄關係趨緊。凡此種種，意味著土耳其受到廣泛推崇的「零問題」外交已經演變為「多問題」外交：大批敘利亞難民源源不斷地湧入土耳其，迄今已高達270萬人之眾，成為土耳其難以承受之「重」；「伊斯蘭國」恐怖武裝力量崛起後，頻頻在土耳其製造血腥襲擊事件，給土耳其帶來了嚴重的安全威脅。與此同時，土敘、土埃、土俄交惡後，土耳其與鄰國關係日益向「零朋友」境地邁進，經敘利亞出口阿拉伯市場以及經埃及出口非洲市場的貿易渠道幾乎中斷，俄土經濟來往擱淺，赴土耳其旅遊者減少，由此導致土耳其年均經濟增長率從2010年、2011年高達9.2%和8.8%回落到2013年的4%，2015年仍徘徊在4%，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從10 395美元降至9 261美元。土耳其經濟遭遇近年來最為困難的時期。

可見，土耳其政府對於中東變局存在認知上的偏差，誤以為阿拉伯世界「民主時代」的來臨，對中東地區局勢及國際關係變化的判斷出現失誤直接損害了土耳其的發展，制約著土耳其「2023願景」的夢想成真。更為嚴峻的是，土耳其周邊關係的惡化和區域風險加大還導致安全和穩定問題再度成為其面臨的重大挑戰。

（二）伊朗

20世紀後期，伊朗關於時代的判斷集中反映在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學說中。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後，最高宗教領袖霍梅尼制定了「既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基本國策，視美國為「恐怖主義政權」，共產主義是「最壞的獨裁者」，認為號召全世界穆斯林團結起來建立世界伊斯蘭制度的時代已經來臨。於是，霍梅尼在對內實行全盤伊斯蘭化的同時，對外全面推行「伊斯蘭革命輸出」。其行動表現在：推動伊斯蘭復興運動，進而謀求在整個中東地區推動伊斯蘭制度實踐。

隨著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成功，以霍梅尼為首的伊朗宗教領導階層對形勢的判斷以及對時代的認識是：伊斯蘭革命已經來臨，伊朗是這場革命的旗手，伊朗將為此承擔起「應有的使命」。霍梅尼在其《政治和宗教遺囑》中指出：「當今的時代，是美國、蘇聯和他們的走狗們，例如沙特王室（願真主詛咒他們）壓迫穆斯林世界的時代，他們是反對穆聖家族的共謀者，他們都將受到嚴厲的譴責」。因此，「我號召其他穆斯林，以伊斯蘭政府、伊朗的奮鬥著的人民為榜樣，倘若你們殘酷無情的政府不聽從人民的要求，你們就推翻它們。」因為「依賴西方或東方的政府是穆斯林們不幸的根源」。為此，伊朗舉全國之力發動伊斯蘭化運動，在中東地區掀起了伊斯蘭復興運動浪潮，霍梅尼號召阿拉伯國家和世界各國穆斯林起來反抗本國政府，旨在建立伊斯蘭政權。1981年9月，伊朗成立專門機構——伊斯蘭革命總會，下轄「伊拉克伊斯蘭革命協會」、「黎巴嫩伊斯蘭革命協會」、「阿拉伯半島伊斯蘭革命協會」、「非洲及馬格里布伊斯蘭革命協會」和「亞洲伊斯蘭革命協會」，負責對外發動不同區域伊斯蘭革命活動。其後，伊朗與伊拉克進行長達8年的戰爭，對中東地區乃至伊斯蘭世界諸國政權安全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1989年霍梅尼去世後，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伊朗領導人開始做出了重大調整，集中反映在兩方面：主動放棄對外公開輸出「伊斯蘭革命」；倡導「文明對話」，緩和與西方國家關係。在拉夫桑賈尼、哈塔米相繼擔任總統期間，伊朗奉行務實外交。特別是1997年哈塔米執政後，對內倡導民主政治，對外奉行「消除緊張、文明對話」的政策，開啟了伊朗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新階段，被譽為「第二共和時期」。哈塔米認為，我提出文明對話是為了代替文明衝突論，並作為新世紀的外交基礎和原則。因此，哈塔米執政時期，儘管伊朗內外政策的伊斯蘭性質並未改變，但是，對外進行伊斯蘭革命輸出的行動基本放棄，開始謀求順應世界全球化、民主化潮流，走自強發展之路。其中，哈塔米關於文明對話的倡議還得到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認可，遂將2001年確定為文明對話年（Yearof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文明對話在本質上是強調以和平、對話方式融入國際體系，否定亨廷頓「文明衝突」論，顯示了伊朗改善並加強與世界各國關係的願望。

然而，內賈德擔任總統後，伊朗重回強硬激進政策。內賈德將伊朗視為抗衡西方的中心，視其為世界文明的中心。2009年9月，內賈德在聯合國大會發言中，將伊朗的伊斯蘭世界觀視為西方世界觀的替代者。他認為：「世界面臨兩種相互衝突的世界觀：一種是美國和西方的以物質利益為基礎的世界觀；另一種是相信萬能的真主的唯一性、遵從真主使者教導、尊重人類尊嚴並為人類建立一個安全的世界，人人皆能享有平等、可持續的和平和精神追求的世界」。在內賈德執政8年時間裡，困擾於伊核問題，伊朗與西方國家交惡，甚至劍拔弩張，伊朗一度排在美國進行軍事打擊的選項上，伊朗因此長期被封鎖、制裁。可以說，對抗加劇並沒有給伊朗帶來益處，相反導致伊朗國內經濟發展和外部環境的艱難。

客觀而言，內賈德時期的強硬政策並不是為了對抗而對抗，而是西方長期打壓、排擠、制裁的回應。美國不僅從一開始敵視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不承認其合法性，而且千方百計進行顛覆活動，在國際上孤立、在經濟上制裁、在軍事上威脅、在輿論上「妖魔化」伊朗，從而導致美伊關係長期緊張，伊朗也隨之進行強硬回擊。拉夫桑賈尼、哈塔米時期對西方的緩和沒有帶來實際利益，因此，內賈德擔任總統後的示強就有其必然性。伊朗還力圖以自己的方式重塑中東，瓦解美國主導下的中東秩序。2012年8月26～31日，伊朗還舉辦不結盟運動峰會，並擔任主席國，有100多個不結盟運動成員國、觀察員國和國際組織的代表參加會議。儘管如此，內賈德時期伊朗的強硬政策並不意味著伊朗重回對外進行「伊斯蘭革命輸出」的路徑上。

中東變局發生後，伊朗確有推動「伊斯蘭革命」的強烈衝動。伊朗將其界定為反對專制統治的「伊斯蘭覺醒運動」（Islamic Awakening），是「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延續，伊朗官方甚至號召通過「伊斯蘭覺醒運動」幫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推翻以色列政權。為此，伊朗成立專門機構，連續每年舉辦「世界伊斯蘭覺醒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slamic Awakening），著名政治家、最高宗教領袖顧問韋拉亞提擔任秘書長。2011年9月，在德黑蘭舉行首屆「世界伊斯蘭覺醒大會」，來自80多個國家的穆斯林專家應邀出席會議並進行研討。2012年1月29～30日，伊朗還專門舉辦了「世界青年與伊斯蘭決心運動大會」，來自75個國家約1 200名青年參加會議，與會者認為「『伊斯蘭覺醒』是真主的旨意，它表明當今時代伊斯蘭教……進入新階段」。同年7月，伊朗又舉辦了「世界婦女與伊斯蘭覺醒運動大會」，來自80個國家的1 500名婦女出席會議。2013年4月在德黑蘭舉辦的第六次「世界伊斯蘭覺醒大會」有700多名國內外專家和宗教界精英參加，其中國外專家500多人。韋拉亞提認為：「2010年以來席捲阿拉伯國家的伊斯蘭覺醒運動浪潮，驗證了伊斯蘭革命領袖的預言。」

2013年伊朗選舉後，魯哈尼擔任總統，伊朗對外戰略做出重大調整，逐漸轉向「務實主義」。魯哈尼總統提出與國際社會「建立『建設性互動』（Constructive interaction）」的主張。2013年9月（出席聯合國大會前夕），他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為什麼伊朗尋求建設性互動》一文，明確指出，世界已經變了，國際政治不再是「零和遊戲」，而是既競爭又合作的多維關係，國際社會面臨著諸如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外軍干涉、毒品走私、互聯網犯罪以及文化腐蝕等嚴峻的挑戰。因此，提議開展建設性互動外交。此後，魯哈尼進一步表示，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在孤立的情況下取得進步，伊朗願與所有尊重伊朗人民權利的東西方國家建立兄弟和朋友關係。

可以說，魯哈尼上任後，頻頻向國際社會傳遞伊朗與世界各國友好相處的意願，強調伊朗與世界的關係已經走在了友好互動的道路上，從而為伊朗緩和與西方國家、融入國際社會創造了條件。2015年7月14日，經過艱苦的談判，達成《伊核問題全面協議》，結束了伊朗與西方嚴重對抗的局面。這一歷史性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朗決策層對時代的新的理解和認識。於是，隨著《伊核問題全面協議》的生效，2016年1月，魯哈尼總統先後訪問義大利、法國，雙方開啟了「嶄新關係」，伊朗分別同義大利、法國達成了價值約170億美元和250億美元的貿易協議，成為自西方國家解除對伊朗的制裁以來伊朗簽署的最大訂單，伊朗迎來了一個新的外交「春天」。伊朗伊斯蘭革命37周年前夕，魯哈尼再次向世界表示，伊朗要進一步加強與鄰國的友好關係，密切同全球各國的友好交往。

由此可見，伊朗當政者們在經歷了對時代和國際局勢的重新審視之後，把握時代潮流，正在為伊朗創造一個重要的發展機遇期。

（三）埃及

對於時代的認知和判斷，埃及共和國總統納賽爾在《革命哲學》中特彆強調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他指出「孤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以鐵絲網為界把各國隔絕和孤立起來的日子也過去了。」「任何國家都不得不環顧國界的周圍，以便認清對於本國發生影響的那些浪潮究竟是從哪裡來的，以便知道要怎樣才能和其他國家相處」，「任何國家都不得不環顧國界的周圍，研究本國在這個空間中所處的地位和環境，看清本國在這個空間能做什麼，活動範圍有多大，在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裡，本國的積極任務是什麼。」因此，納賽爾從埃及的周邊及國際環境出發，分析並歸納埃及對外交往的「3個圈子」，即「阿拉伯圈子」、「非洲圈子」和「伊斯蘭圈子」。納賽爾一方面分析了埃及的落後性，「我們已經落後了5個世紀，或者更多一些」。另一方面，他提出了明確的任務，即「我們必須置身其內，並且在裡頭竭盡所能採取行動的第一個圈子，就是阿拉伯的圈子」，「如果我們進而考慮到第二個圈子，也就是非洲大陸的圈子，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對於500萬白人與2億非洲人今日正在那裡進行的可怕的血腥的衝突都不能袖手旁觀……非洲人民繼續把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扼守著大陸的北門，我們被認為是大陸對外面世界聯繫的聯鎖。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給予全力支持。另外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尼羅河是我國的生命動脈，而尼羅河是發源於大陸中心的」。

基於這種認識，1952年革命後，埃及作為地區大國，將推動阿拉伯、非洲民族解放運動以及維護阿拉伯民族利益視為天然職責，力爭擺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控制，將鬥爭的矛頭直接對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為此，在支持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陸革命運動的同時，擔負起對抗以色列的主要責任，即阿以衝突的主要前線國家。

然而，在先後進行的4次中東戰爭（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中，埃及作為對抗以色列的主要國家蒙受了巨大的代價，領土和主權遭到破壞，戰死10萬餘人，耗資400億美元，軍費開支連年遞增，在國內生產總值中佔比不斷攀升，從20世紀50年代的5%～7%、60年代初期的10%～12%，到1967年上升至17%，1974年高達25%。可以說，戰爭早已成為埃及難以承受之重。尤其是，1973年「十月戰爭」關鍵時期，當以色列軍隊受重創告急時，美國政府向以色列架起空中橋樑，源源不斷地向其輸血，使戰局朝著有利於以色列方面發展。埃及總統薩達特很快意識到埃及的對手不只是以色列，還有其背後的美國。他說：「我猛然發現我面對著美國」，「這是我或者任何一個不是大國的國家都無能為力的。」這更加堅定其「以戰促和」的目標，儘快使埃及擺脫戰爭的漩渦。因此，「為了實現和平，我準備走遍天涯海角。」薩達特客觀分析了世界局勢，以現實主義態度，通過美國的調停實現埃及與以色列的和解，最終為埃及迎來了和平。可以說，「『十月戰爭』是現代埃及對外關係的轉折點，而埃及對外關係的重大轉折是埃及對外戰略調整與國際環境變化的結果」。

實際上，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期，埃及民族獨立任務已經完成，迫切需要創造和平建設的環境，加快社會經濟發展。因此，薩達特在「十月戰爭」之後的選擇，歷史證明是正確的，不僅使埃及實現了和平，而且收復了失地，更好地維護了埃及的主權和獨立。曾任以色列駐埃及大使杜維克認為「薩達特是和平的主要締造者……沒有他對短期、長期歷史進程的判斷力，我們這一代同埃及實現和平是難以想像的」。

1981年，穆巴拉克擔任總統之後，繼續維護埃以和平局面，將和平外交視為實現埃及國家利益的最為有利的途徑，因此，在外交戰略的選擇上繼續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穆巴拉克總統說：「我們選擇和平，因為我們希望將用在武器、彈藥上的資金節省下來，用於造福飽經戰爭、恐懼和貧窮煎熬的埃及人民。因此，在和平的道路上我們將義無反顧，絕不走回頭路，這是既定事實，沒有商量的餘地。」「和平是我們的社會建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將堅持不懈地為實現本地區以及全世界的公正和平付出努力。」「和平不會永遠是不可能達到的目標。要實現和平，需要誠懇的態度和堅決的決心。」他在談及和平與安全時說，「只有和平才能創造安全。和平能夠建起信任的橋樑，摧毀極端主義思想，消滅暴力和仇恨」，他甚至批評安全第一論，「先有安全後有和平的觀點是錯誤的。如果沒有和平就不存在安全。如果和平還沒有實現，我們無論怎樣努力維持安全都是徒勞的，因為還有土地被佔領著，極端勢力會在被佔領土地上存在下去，阻礙問題的最終解決，所以我們不可能維持住安全」。正是在穆巴拉克和平理念的推動下，不僅促成以色列撤離西奈，又經過長達10年的艱苦談判，解決了塔巴危機。1989年3月，埃及終於收復了塔巴地區，實現了以和平的方式捍衛埃及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的目標。與此同時，埃及努力實現同周邊諸國的正常和平交往。穆巴拉克總統還積極扮演中東和平進程推動者的角色，並多次出面居間調停解決國際爭端，化解矛盾，緩和危機，顯示其外交智慧，也展現了埃及作為中東地區大國的積極作用。

然而，埃及執政者始終沒有破解「發展」這個時代主題。如何實現「發展」成為困擾埃及的難題。換言之，埃及領導人解決了「和平」問題，贏得了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卻仍沒有解決好「發展」問題。在穆巴拉克執政的近30年里，埃及作為地區大國其地位逐步下降和削弱，經濟發展基礎脆弱（主要依靠「旅遊」、「僑匯」、「蘇伊士運河過路費」和「石油」這四大支柱），對外依賴性強（依靠美國經濟援助和阿拉伯國家援助），社會建設落後，貧富差距懸殊，失業問題尖銳，腐敗等社會問題突出。而穆巴拉克本人長期當政，戀權且擅權，造成了民眾的不滿情緒滋長，以至於民眾以「夠了」運動形象地表達其心中的怨憤。於是，在北非劇變的風暴中，穆巴拉克這位「政治常青樹」被民眾抗議運動逼下台。

應該說，發展與穩定是相輔相成。穆巴拉克總統時期沒有解決好發展問題，反過來又導致社會和政治的動蕩，穩定和安全問題凸顯。穆巴拉克之後，在經歷了最高軍事委員會主政（2011年2月11日至2012年6月30日）、穆斯林兄弟會穆爾西執政（2012年6月30日至2013年7月3日）和軍方支持下的臨時政府時期（2013年7月3日至2014年6月8日）的短暫過渡期，自2014年6月8日塞西總統當政以來，竭力恢復埃及的穩定和發展。然而，埃及的發展問題艱巨而複雜，在短期內很難取得實質性突破。因此，對於埃及來說，究竟如何推動適合其「國情」的發展路徑，有效解決發展問題，仍然是一道未解的「世紀性」難題。

（四）利比亞

1969年利比亞「九·一革命」後，革命領導人卡扎菲崛起，時值阿拉伯民族主義趨向衰落的時期，強烈的使命感促使卡扎菲把推動阿拉伯統一、孤立和打擊以色列、削弱西方勢力作為利比亞對外關係的基點。在此基礎上，卡扎菲提出了一套「世界第三理論」，集中反映了他對時代的認知、判斷及其實踐，對外致力於整個「阿拉伯世界的統一」，對內實行「民眾國」統治。

在《綠皮書》中，卡扎菲全面闡述了世界第三理論的政治基礎（「民主」和「人民政權」）、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和社會基礎（家庭、部落、民族）。卡扎菲認為，所謂共和時代已經過時了，利比亞進入了民眾國的新的歷史時期。因此，他宣布：「繼共和國時代之後，民眾時代正朝我們快步走來。」

民族主義是卡扎菲最基本的價值觀。卡扎菲認為「民族鬥爭——社會鬥爭是歷史運動的基礎」，「民族主義則是民族賴以生存的基礎。」他認為，民族是一種社會結構，其連接的紐帶是民族主義；而國家則是政治結構。如果政治結構適合社會結構，這個政治結構——國家就會存在下去；如果政治結構由於外來殖民主義或自身沒落而發生變化，不再適合社會結構，那麼它「將在民族鬥爭或民族復興、民族統一的口號下再次出現。」這實際上表達了當今分裂為20多個國家的阿拉伯民族必定會走向統一的意向。從中不難看出，貫穿於卡扎菲思想中的乃是「民族鬥爭」——「民族運動」——「民族統一」，即「統一阿拉伯民族」，這構成了利比亞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和主要目標。正如卡扎菲執政早期所說：「阿拉伯統一無論如何是不可少的，也是萬萬不能忽視的。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的侵犯，就不可缺少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必須要有統一；要想保護自由和社會主義，還是需要統一。統一是阿拉伯國家進行鬥爭的可靠保證和最終理想。」

在卡扎菲看來，真正阻礙阿拉伯統一的勢力乃是西方帝國主義。於是，反對西方強權就成為卡扎菲對外政策的突出表現1969年，利比亞「九·一革命」後，利比亞首先將打擊目標鎖定為殖民主義，把清除一切外國勢力，特別是外國軍事基地作為維護利比亞主權獨立與完整的重大舉措。從收回英、美租占的軍事基地，實行國有化措施（主要針對外國石油公司），到發動旨在消除西方影響的「文化革命」、成立「伊斯蘭宣教會」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傳播伊斯蘭教等等。

卡扎菲在推動「民眾國」建設和「阿拉伯統一」事業中，越來越將利比亞視為中心，並以阿拉伯世界的「領導人」和世界的「解放者」自居，熱衷於對外輸出革命。早在1986年，卡扎菲就認為，「一種具有世界水平的新的國際主義已經建立起來，它的中心在利比亞，它的司令部在利比亞。它在利比亞是為反對美國和猶太主義、保衛錫德拉灣和巴勒斯坦而鬥爭。」很明顯，卡扎菲將自己看作是肩負特殊使命、致力於阿拉伯民族的變革和統一的革命領導人。從他對時代的認知和判斷上，卡扎菲顯然認為革命已經到來，其目標：一是挑戰西方主導下的國際秩序，並將「世界第三理論」推向全球，以取代現存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二是執著於阿拉伯世界的統一，在阿拉伯世界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存在矛盾和衝突的時代，試圖超越國家利益謀求阿拉伯世界的「大一統」，尋求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權。

在關於未來發展的判斷上，卡扎菲還特別提出了「黑人稱雄世界」的觀點。他認為「社會歷史周期性的必然結果是……黃種人從亞洲挺進其他各大洲，曾經統治過世界，後來白種人推行殖民主義遍及世界各大洲，現在該輪到黑人來進行統治了。」其理由是「黑人在人數上處於優勢」和黑人「人口的無限增長」。

顯然，由於對「世情」和「區情」缺乏科學地判斷和分析，卡扎菲不切實際地追求阿拉伯統一、在中東政策上的強硬立場，導致了利比亞與周邊國家、與阿拉伯諸國關係跌宕起伏，變化不定。最為突出的是，其一，利比亞直接或間接進行軍事干預，與鄰國查德之間持續多年的衝突，損害了利比亞的國際聲譽；其二，利比亞對外進行革命輸出，不僅受到許多國家的譴責——稱其為干預內政或顛覆政權，甚至被西方國家視之為支持「恐怖主義」。1986年，美國借口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出動戰機空襲利比亞。20世紀90年代又因洛克比空難事件（1988年），對利比亞進行全面制裁，利比亞在國際社會陷入空前孤立境地。

在一連串的挫折和失敗中，卡扎菲逐漸意識到新時代的變化，開始放棄了「阿拉伯統一」的努力。他說：「利比亞為實現阿拉伯統一進行了30多年的努力，我們努力同包括所有國家，也包括同兩個、三個、四個國家促成統一……但現在我們處在一個全球化時代。以民族主義、宗教、一種語言與文化進行統一的時代已告結束。現在是經濟、消費、市場和投資的時代。它促使人們不顧及語言、宗教或國籍的差別而統一（聯合）起來。」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強硬著稱的薩達姆政權敗亡。受此震懾，卡扎菲立即向美國表示了妥協姿態，願意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項目，並接受國際社會的武器核查，隨後交出了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試驗材料。此後，美國等西方國家相繼宣布解除對利比亞制裁，2006年6月，美國宣布恢復中斷25年的利美外交關係。隨後，利比亞與其他西方國家恢復了外交關係，利比亞逐漸回歸國際社會。

然而，卡扎菲的統一夢想並沒有放棄。在推動阿拉伯統一遭到挫折後，卡扎菲轉而致力於非洲的統一，將巨額的石油財富投入到這一理想和目標上，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非洲聯盟的建立。長期以來，卡扎菲敢於抗衡西方、挑戰現有秩序、推動阿拉伯統一或非洲統一，甚至對外輸出革命的主要資本——豐富的石油資源，源源不斷的石油財富支撐著卡扎菲的理想追求。然而，殘酷的現實表明，利比亞畢竟是小國，既難以挑戰現有國際秩序，又無法支撐卡扎菲式的理想大廈。更重要的是，石油財富源源不斷的外輸卻極大地損害了本國民眾的利益，忽視本國的社會發展水平，再加上財富分配的不均和長期的獨裁統治激起了民眾的不滿和反抗。而卡扎菲統治後期回歸「部落等級制」，不僅激化了部落間矛盾，也削弱其統治根基。於是，在中東變局的大潮中，2011年3月利比亞爆發反政府示威活動，西方大國以及一些阿拉伯國家藉機實施軍事干預，統治了40多年的卡扎菲政權土崩瓦解，他本人被俘而死。強人統治結束後，利比亞迅速陷入四分五裂的動蕩漩渦之中，恢復穩定和發展變得遙遙無期。應該說，卡扎菲所謂民眾國時代和世界第三理論將利比亞一步步推入困境，而他對時局的誤判則加速了利比亞的劫數的到來，其教訓是深刻的。

由此觀之，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下，中東國家需要根據不同時期的主要矛盾和時代特點做出恰當的戰略抉擇，才能避免國家發展戰略方向上的重大失誤。歷史經驗表明：只有建立在科學的時代觀基礎之上，才能有正確的戰略判斷和選擇。換言之，中東國家的實踐已表明科學的時代觀的重要性。

中東國家對時代和國際環境認知中

存在的問題及其根源

對「世情」和「區情」的認知狀況是其時代觀的具體表現。縱觀獨立以來的中東各國，在對世情、區情的認知以及時局的研判上，有著各自不同的選擇取向，由此產生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簡要歸納，這些問題集中反映在如下方面：

第一，在對待西方國家及其主宰的國際秩序上，除了土耳其之外，絕大多數中東國家走上了抗衡西方的道路。在土耳其共和國創建過程中，凱末爾採取了比較開放的態度，在廢除了喪權辱國的《色佛爾條約》後（取而代之的是《洛桑和約》），不僅沒有切斷與西方的聯繫，反而將現代化、西方化作為土耳其發展的方向，積極向西方體系靠攏。相反，從埃及納賽爾、伊朗霍梅尼到利比亞卡扎菲，幾乎都經歷了切斷與西方聯繫的過程。所不同的是，霍梅尼時期，伊朗採取了「既不要西方、又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的獨特道路，反抗西方主宰的國際秩序，推崇「伊斯蘭秩序」；而納賽爾、卡扎菲在反抗西方的同時，則完全倒向了蘇聯。雖然說，這些國家抗衡西方、反對強權和霸權的鬥爭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它導致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或者造成國家的封閉，或者倒向蘇聯後，又受蘇聯所控制，成為美、蘇較量中的一顆「小棋子」。

第二，在戰爭與和平、革命與建設等重大問題上，這些國家先後經歷了從戰爭向和平、從革命向建設的過渡，通過戰爭捍衛主權獨立，通過革命建立新生政權。但是，各國由於對時代認知的差異，以及對時局判斷的不同，從戰爭向和平過渡的艱難程度，也完全不同。土耳其在獨立戰爭結束後迅速開啟了和平建設進程，順應世界潮流，全面推動現代化、世俗化改革，實現了由革命向現代化建設的重大轉變。相反，埃及、伊朗邁向和平的過程則異常艱難複雜。埃及在經歷了4次中東戰爭的巨大代價、伊朗在承受了8年兩伊戰爭的沉重負荷後，才逐步邁上恢復重建、和平發展軌道。可以說，中東國家從戰爭向和平以及從革命向建設轉變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國家「革命領導人」對於時代的認知和時局的把握上。

第三，在處理周邊及地區國家關係上，能否客觀地看待自身力量（「國情」），存在著明顯的問題。許多中東國家，往往過高地估計了自身力量，在處理周邊及地區國家關係上，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甚至不顧及「區情」和「國情」。例如，卡扎菲統治下的利比亞這個僅有500多萬人口的小國，憑藉「石油武器」（資源）欲稱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陸，且頻頻向西方大國「叫板」，致使利比亞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國家關係起伏不定，最終導致卡扎菲本人眾叛親離，一敗塗地。埃爾多安主政下的土耳其，在綜合實力上升的同時，也改變以往的中東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顯露其地區「大國心態」和「大國情結」，被稱之為「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導致土耳其與周邊國家間關係日趨惡化。

顯而易見，從馬克思主義時代觀的視角看，許多中東國家對於時代認知和判斷出現嚴重失誤。究其根源，既受其立場、觀念的影響，也是中東地緣政治關係複雜性的客觀反映。例如，伊朗最高宗教領袖霍梅尼對於伊斯蘭革命時代已經來臨的判斷，顯然是其宗教觀在國際政治領域的表現，以宗教統治取代東西方的世俗統治，以宗教治理取代世俗治理，進而從宗教觀念出發處理國際關係，以伊斯蘭國際觀代替理性的時代觀。這種認知方式必然決定其回應方式，即對外進行伊斯蘭革命輸出。因此，仔細探究中東國家對於時代的認知和判斷，其教訓是深刻的。

首先，傳統的伊斯蘭國際觀對於中東國家客觀認識時代問題有著消極影響。歷史上，在對待國家間關係上，按照伊斯蘭教義，將整個世界劃分為伊斯蘭區域（Dar Al-Islam）和戰爭區域（Dar Al-Harb）。前者指接受伊斯蘭統治的地區，包括穆斯林居住區和受伊斯蘭統治的非穆斯林地區；後者則指伊斯蘭主權範圍之外、不執行伊斯蘭宗教和政治規則的地區，亦即由異教徒統治的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區。這實際上構成了傳統伊斯蘭國際觀的內在特質。於是，向「異教徒」統治地區發動「伊斯蘭革命」就被看作理所當然的選擇，由此導致同外部之間的緊張關係。對此，馬克思曾在《關於東方問題產生的歷史》中有過精闢分析：「可蘭經和以它為根據的伊斯蘭教法律把各個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歸結為一個簡便的公式，即把他們分為兩種國家和兩種民族——正統教徒和異教徒。異教徒就是『哈爾比』，即敵人。伊斯蘭教宣布異教徒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並在穆斯林和異教徒之間造成一種經常互相敵視的狀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0頁。正是受傳統伊斯蘭國際觀的影響，許多中東國家獨立以來無視當今世界以及時代的深刻變化，仍大張旗鼓地推動伊斯蘭革命輸出，不僅脫離了現實，也不符合當今時代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可以說，正是這種理念和認知，導致許多中東伊斯蘭國家難以融入現代國際體系。時至今日，在伊斯蘭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不再使用「伊斯蘭區域」和「戰爭區域」，顯示了現代伊斯蘭國際觀的重大調整。

其次，激進主義和理想主義理念驅動著一些國家脫離實際，追求不現實的目標。20世紀50～60年代，在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世界民族主義運動中，許多新獨立的中東國家處在這樣一個民族主義的「革命時代」，其領導層在國家間交往和治國理政上充滿了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傾向，脫離客觀現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許多阿拉伯國家竭力追求阿拉伯世界的統一，推動阿拉伯統一運動。不可否認，阿拉伯世界統一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抗西方霸權的性質。但是，阿拉伯世界統一運動的倡導者們忽視了中東國際環境的「外部性」特徵，也無視「民族國家」是新時代的既成事實，其結果是：統一運動接連碰壁，最終遭遇挫折。60年代末至70年代，伴隨著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矛盾、紛爭甚至衝突，阿拉伯世界進一步走向分裂，阿拉伯統一運動遂迅速走向衰落，阿拉伯統一的目標遙不可及。

再次，民族國家主權觀念淡薄。眾所周知，外部干預是中東動蕩的主要根源。但是，中東國家間以強凌弱、相互干預的情況仍頻頻發生，這既給外部插手中東地區提供了借口，又在本地區造成嚴重的危機。例如，1990年伊拉克舉兵入侵科威特，反映了薩達姆其人在民族國家主權觀念上的錯誤，以及對時局判斷的嚴重失誤，最終成為美國進一步插手中東、全面控制中東的借口。實際上，無論是2011年海灣阿拉伯國家協助北約集團出兵利比亞，還是2015年沙烏地阿拉伯空襲葉門等等，這些事例說明：許多中東國家並未從民族國家主權觀念來解決紛爭，而往往從教派差別、教俗劃分以及宗教認同等視角研判周邊和地區關係，從而造成了在處理周邊和地區關係上的失誤。

最後，輕視或忽視發展問題。冷戰後，大國之間的競爭從軍事領域逐漸轉變到經濟、科技、社會等綜合國力上，國家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實力和綜合國力的較量。因此，「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特徵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然而，許多中東國家並沒有將主要精力轉變到發展主題上來。換言之，發展生產力尚未擺上各國的首要日程，而是仍將大量財力和物力投放到軍事領域，展開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上。包括埃及在內的許多國家，長期忽視工業化建設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依賴於外部的經濟援助等。許多國家缺乏周密的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致使生產力發展落後，經濟發展缺乏推動力，社會落後，貧富分化嚴重，民生問題突出。2011年席捲阿拉伯世界的自下而上的「改善民生、追求民主」的運動，恰恰反映了民眾對解決發展問題的強烈願望。有鑒於此，現在越來越多的中東國家開始重視發展問題，通過制定長遠發展規劃，啟動「再工業化」，以期從根本上提升國家實力和社會經濟水平。

綜上所述，時代問題是中東國家發展的全局性、根本性和長遠性問題，更是其戰略決策的核心議題。對於時代問題的認識和把握，需要有科學的時代觀。中東地區因其地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長期遭受域外大國的干預，塑造了獨特而複雜的中東國際環境，這在客觀上極大地制約著中東國家的自主發展。然而，另一方面，20世紀以來許多中東國家的曲折發展經歷，其失誤和教訓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內因，尤其是在主觀方面，即當政者對時代認知的偏差和對時局把握上的偏誤，進而導致其戰略決斷或國家發展定位的失誤，等等。由此揭示了科學認識時代問題和時代特徵、準確把握時代發展方向的重要性，這是正確決策和恰當施政的重要基礎和前提。因此，在激烈競爭的當今世界，中東國家在謀求改變國際環境的同時，更需要建構一種較為理性的、科學的時代觀，以便能洞察「世情」，認清時代的特徵，把握時代變化的方向，從具體「區情」和「國情」出發，選擇符合時代潮流和本國實際的發展戰略，恰當施策，才能在複雜多變的中東國際環境中謀求國家之持久穩定、發展和繁榮。

原文請參見《西亞非洲》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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