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地理:150年的水土

岳陽樓仍能看見洞庭湖湖面，可是，只有到了城陵磯處，才能看見長江水和洞庭水清晰的黃綠色分界線。熟悉湖的人說:「洞庭湖淤積，城陵磯水位抬高了不少，否則這分界線應該在長江里。」

不遠處的戲台上，幾個懶散的巴陵戲演員正在演出《柳毅傳書》，而台下的遊客在追著導遊問:「范仲淹來過洞庭湖嗎？」他們不相信，那樓下不遠處處處蘆葦叢生的湖面，就是當年「銜遠山，吞長江」的洞庭湖。

按照復旦大學教授張修桂的觀點，洞庭湖遲早會走向死亡。「長江帶來的泥沙淤積，湖區內大規模的人類墾殖，已經使長江南岸的洞庭湖比起北岸的江漢平原高多了。」張修桂認為，荊江不是向南就是向北分洪，人類所築的堤最多只能守護幾百年，不能一直守下去。「洞庭湖最後會變成當年的雲夢澤，演變成一片平原，三峽大壩雖然阻止了泥沙下流，但只是暫時情況，只不過延緩了它的死亡期罷了。」在他看來，「人是勝不了天的。」

而湖南省的專家顯然不認同他的說法，他們堅持，湖區每年的地殼下陷運動會使洞庭湖一直存活下去。

不管雙方爭辯得如何激烈，但是雙方都認為，是人類改變了洞庭湖的命運，洞庭湖的歷史上有三個關節點:1542年，長江北岸的最後一個通道，郝穴堵口實施，此前江北的雲夢大澤徹底變成大片平原，從此長江洪水只能南侵，這是洞庭湖的是第一個關節點;19世紀中葉，藕池、松滋兩河潰口，從此長江水攜帶泥沙大量湧入洞庭，這成為第二個關節點。

解放後大規模的圍墾，則是洞庭湖演變的第三個關節點。

1860年:與長江的緊張關係

張修桂根據明末清初的《廣輿圖》判斷，地圖出版時是洞庭湖的全盛年代，面積也達到了最大——6000平方公里左右。「儘管唐朝末年開始流行洞庭八百里的說法，但是那只是一種好聽的說辭。」他和譚其驤先生早年根據古文獻研究洞庭湖的變遷，得出了洞庭湖從無到有，從有到大，再從大到衰落的結論，但是衰落到今天的2600多平方公里，還是出乎他的意料。

《廣輿圖》上的湖泊和現在的洞庭湖差別非常大——地圖上西南方向的大片湖水，今天都已經是永久性的陸地所在了，這一切起源於1852年長江藕池的那場潰口。許多學者覺得，這是決定洞庭湖命運的瞬間。

1965年，湖南省水利電力科學研究所組織人去藕池敬老院調查，那裡有幾個咸豐年間出生的老人印象中最深的，一是決口後恐怖的洪水，一是江北官員為了保護自己的堤岸，向江南堤岸開炮的傳說。不管怎麼樣，藕池口決，「1852年民力拮据無法修整，結果1860年洪水來了，就完全抵擋不住了」。

洞庭湖水的上漲有個好聽的詞語，叫回春，1860年，長江洪水從藕池口大量進入，一路衝出一條大河來，河流直接進入洞庭湖，湖水短暫回春——當時洞庭湖邊的安鄉縣縣衙都被淹沒，據說縣官都是靠木桌逃命的。隨洪水而來的，是長江上游的大量泥沙，洞庭湖開始淤積，僅僅幾十年，就淤積出一個南縣來——這是中國唯一人工圍築而成的縣。

1825年刊刻的《洞庭湖志》上，還沒有這個縣城的影子，在當時的記載里，這裡唯一出現的就是兩座露出水面的小山。100多年後，這裡已經是一個人口稠密，縣境達90萬平方公里的大縣了。

南縣可以用一馬平川來形容，那是一種令人費解的平坦，站在土地上，沒有任何障礙物，除了遠方的大堤高於視野內的大片平地，這些土地，全部是渾黃的藕池河帶來的長江泥沙堆積而成的三角洲。唯一的古迹，是一棵10餘米高的樟樹，據說和當年到此攻打鐘相、楊幺的岳飛有關，不過也是誤傳——湖區處處有和岳飛相關聯的傳說，但不會是南縣，這片土地100多年的歷史裡，沒有過多的故事。

直到光緒16年，這些新長出來的沙洲才進入官員的視野，湖廣總督張之洞將這些各縣爭執不休的新增土地歸為南洲廳，成立一個新屬地，1913年，南洲廳改為南洲縣。

站在南縣，無法想像自己是站在100多年前洞庭湖的湖心位置，許多南縣農民一輩子住在昔日的洞庭湖的中心，但是並不知道洞庭湖的模樣——除非走100公里到岳陽去觀湖，但是很少有人那麼做。縣農村經濟局的陳鍾自己辦了個洞庭湖農民問題網站，他做過簡單調查，多數南縣人來到這裡都不出三代，第一代來的時候，還是跨湖走灘而來。「我父親是5歲時候從江西遷移過來的，他和自己的父親一路放著鴨子，從長江北岸來到這裡，當時這裡還是大片荒地，招人墾殖，他印象中，大片荒地和湖泊、蘆葦灘連在一起，走上十幾里，看不見一個人。」

但是幾十年後，南縣人就不用再穿越湖泊行走了，淤積和圍墾使沙洲內的湖泊消失——筆直的公路通往岳陽和沅江，從北到南貫通了湖區，其中幾座公路橋下面的河道的存在，提醒著人們這裡是昔日的湖區。

長江入洞庭的泥沙淤積速度飛快，中科院測量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杜耘是泥沙沉積方面的專家，根據他的記載，由於人類在長江上游的砍伐加劇，洪水帶給洞庭湖的泥沙也增多。1860年到1900年，南縣的土地平均每年向洞庭湖推進1.6公里;1900年之後，50年長大了60公里;1986年，南縣的土地已經長到了君山附近，下延36公里，平均每年長大1公里。「那時候，洞庭湖就又會少掉一大塊。」

站在東洞庭湖的君山上，確實能看見遠處長過來的蘆葦灘涂，「像個動物尾巴一樣飄來飄去，當時叫上飄尾，現在下飄尾也長起來了」。過不了多少年，君山就不會保持著洞庭湖中的神秘小島的形象了，而是與南縣連成一片的陸地。

「用滄海桑田來形容南縣，還是太蒼白了。」何培金說，他是岳陽市原來的「史志辦」主任，收藏了大量和洞庭湖有關的原始資料，其中就有光緒二十六年（1900）的南縣某塊土地的轉讓契約，那張契約上，當時土地只規定了西方的邊界，東、南、北還都沒有固定，「是因為土地一直在長大中」。

100多年來，關於藕池的決口如何處理的水利方案幾乎有幾百件，從清末到民國，湖南省一直想將之封堵起來，可是湖北省一直不肯同意這些方案，長江北岸就是富裕的江漢平原，洪水不往南走，江北就受威脅。「南北之爭」成為貫穿近代洞庭湖歷史的關鍵詞。

藕池口和稍後形成的松滋口兩條長江入洞庭的水道，帶來了洪水和泥沙。「可以說從那以後，長江和洞庭湖的關係就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中，從來沒有鬆弛過。」杜耘說。

1947年:水陸兩居生活

誰是最早的洞庭湖畔築堤建垸人？無法通過文獻得到考證。不過確實，南宋湖畔就出現了大量的堤垸，但是直到明朝，這裡的堤垸還是水漲人退的產物，並不是永久性的居住地。張修桂說:明朝堤垸毀損的記錄見之於書非常多，而且明朝人口沒有多到那一地步，「進駐洞庭湖圍墾不是當時人的主要生活方式，這裡是著名的漁業區」。現在湖區能找到的最早的堤是清代古堤，經過幾代人的修整，這些老堤已經看不出來是當年的防水之堤了，因為堤外還有層層向外推進的新堤，唯一表明其年代的是極低的地勢，「越是年代久遠的垸地勢越是低」。

何培金用自己收藏的歷史文獻寫成了《洞庭湖近代變遷史話》，書中記載，直到《洞庭湖志》問世時，湖中也只有2000頃土地的蘆葦田，一望無際，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堤垸，大都還是洞庭湖淤積後的產物。

湖南省政府參、原洞庭湖水利工程局的局長聶芳容對清朝乾隆年間開始的大規模圍墾持肯定態度，淤積而露出水面的土地給圍墾提供了可能性，當時有文件記載「無土不辟」，大量水面沙洲被開闢為田地。「清中葉人口大量增加，無數的移民穿山越嶺而來，洞庭湖是怎麼成為魚米之鄉的？就是靠築堤圍墾。」

可是清朝的大量堤垸也並非永久性的堤垸，除了一些大型堤垸，眾多私圍的小垸是水進人退的，收割完就走，夏秋水漲時住在船上或者高地上，冬春再回來耕種，湖區的人們形成了標準的「水陸兩棲」生活。

這樣的好處是:水能與土和平共處，人是給洪水讓路的，而經過洪水淹沒的土地來年更肥，湖區形容土地肥沃，最泛濫的諺語是:「插個鋤頭也能長出稻穀來。」

聶芳容50年代進湖區大垸考察，還發現大戶人家習慣在房樑上掛個大船，每年刷桐油，「保養得很好」。大水來的時候，把家當放在船上就走。

許多小戶人家沒有大船，他們在屋子外種植了柳樹，水來的時候，把傢具用鐵鏈拴在樹上，水退的時候再回來。何培金說:「洞庭湖從清朝大規模開發以來，垸內最標準的民居是茅草屋。」船成為湖區生活的必需品。

所謂茅屋，是用湖區的柳樹做4根立柱，用蘆葦編成牆壁，外麵糊上泥巴和牛糞，「一般也就三間，幾乎不用什麼材料費」。據說這樣的房屋冬暖夏涼，並不一定不適合居住。「建築不講究是適應當地生活條件的。」冬天的時候，豬、牛都養在家裡，因為需要保暖的緣故，「人畜共居」成為1947年來湖區考察的李震一深感悲慘的事情。

1947年，李震一來湖區考察，寫了《洞庭湖環行記》，記載了清末到民國形成的大量洲土大王的場景，印象中是「洲土大王之兇橫」，這些在湖濱圍墾的大人物出門帶著幾十個保鏢，或者強迫垸民交租，或者和人爭搶新開墾的洲土，而看見洲土管理官員的時候，則做出諂媚的嘴臉來。「當時圍墾與否還存在爭議，軍閥張敬堯在湖南亂髮圍墾執照，就被馮玉祥批評，認為是洞庭水患的根源。」

但是，即使是這些驕橫的洲土大王，也有部分是居住在茅屋之內，洞庭民諺說，「財主婆婆茅屋砣砣」。何培金經過考察，舊時湖區各村落的磚瓦住宅，只佔15%左右，「大都是祠堂，廟宇，官府之家，少數是富戶住宅」。現在倖存下來的，都是當地的「名勝古迹」。

而水陸兩居的方式也使湖區人熟悉了水勢，聶芳容說:「1968年的時候，我們進堤垸考察，發現那裡的垸民對洪水極其熟悉，他們不怕漲水，傍晚看見河水快到船腳了，就拿塊磚頭放鞋，他估計第二天早上水還淹不到鞋——湖區太大了，水漲得很慢。各縣的水利局長聽見上游的宜昌水位可以算出自己縣的水位，1968年湘濱垸東潰堤，西垸的老農下地收割，他估計從東到西，水要走10個小時。」

這種水陸兩居的生活在1954年洪水之後開始改革，毛澤東命令湖區大修水利工程，隨著湖區大堤的加固，垸內農民慢慢地拋棄了船，開始了定居生活，「現在湖區內全部是幾層的樓房」。也使保住堤防成了垸內居民的最強烈願望，張修桂多次去湖區考察，蓄洪區內也建滿了大堤垸，可是這些大堤在蓄洪階段照樣嚴防死守。在湖區居民看來，「扒堤比扒祖墳嚴重」。1972年，湖泊船民也開始上岸定居。現在洞庭湖上幾乎已經沒有水陸兩居的生活方式了。

1958年:圍墾高潮

聶芳容還記得一個大寨人與洞庭人的故事：「當年郭鳳蓮帶著幾個大寨的老頭來洞庭參觀，在君山那邊，一個老同志抓了把淤泥，不平地說，這麼肥沃的土啊，你們怎麼還不開墾？我們大寨人在石頭上都種出莊稼了。」事實上，那時候洞庭湖能夠圍墾的土地基本上已經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國家強制留出來蓄洪的天然湖面。

可是這話還是刺激了許多當地幹部，70年代，圍墾的最後高潮來臨，按照何培金的話說，「是那時候的形象工程」。

早年的圍墾基本在淤積的土地上進行，而70年代的圍墾已經是蠻幹了，杜耘做過漉湖圍墾的調查，1975年，沅江縣委決定一年建成大寨縣，確定圍墾48萬畝湖田，計劃每年收穫糧食1億斤，建設成為高標準「大寨田」，縣委調集了91名縣幹部，近10萬當地民工上湖圍墾，當時就耗資1200多萬元，結果1976年夏天的汛期都沒有挺過去，「當時外湖的水位也不算高，也就32米多，可是倉促圍起來的堤垸佔據了水道——也就是說他們在根本不能圍墾的地方圍墾了，儘管弄了1萬名勞動力上堤防洪，還是沒有保住，為了怕整體坍塌，結果向省委申請炸開一部分堤蓄洪，當年顆粒無收」。

第二年，又出動5萬名勞動力修復加固大堤，結果1978年洪水更大，多處崩潰，號稱「大寨垸」的漉湖圍墾以分文未獲而告終。

70年代圍墾的多數垸田都是這樣的命運。「地不讓水水爭地。」何培金說，他印象中，這種70年代圍墾而最終被水奪走的大垸有10餘處。

「其實圍墾的真正高潮還是1958年。」張修桂用1958年來作為洞庭湖面貌改變的關節點，在地圖上可以看到，今天佔據了洞庭湖西、南、北水面的大多是解放後的國營農場:縣級建制的大通湖農場、錢糧湖農場、屈原農場和茶盤洲農場的圍墾起點都是1958年，「毛澤東當時把血吸蟲防治和圍墾產糧結合起來」。1958年，大躍進的歌謠「插秧插到水中央，種田種到高山上」是流行的鼓舞口號。

其中大通湖農場是否該圍，一直是鄂、湘兩省爭論的重點，解放前，兩省各自施展政治攻勢，就大通湖問題爭論不休，湖北省的參議會議長何成浚一直給蔣介石上書，號稱要成立「監刨委員會」，監督湖南人不能圍墾對蓄洪有很大作用的大通湖，而以章士釗為首的湖南在滬「同鄉會」則堅決反對成立該委員會，要求可以在洞庭湖進行圍墾，1958年，一個幅員遼闊的大通湖農場終於建立起來，這些圍墾不僅造成了整個洞庭湖湖面的大量減少，農場範圍內的天然小湖泊在建場若干年也喪失殆盡。何培金搜集了各個農場的場志，其中大通湖成立之初，有湖泊52萬畝，1980年僅存12萬畝;君山農場圍墾後，六大湖泊只剩下一個叫壕溝河的小湖泊了;錢糧湖建場時有31個湖泊，現在只剩下16個。

而1958年圍墾更讓人「稱道」的是圍墾速度，速度建立在軍事化管理圍墾之上，何培金展示著自己搜集的大量當年圍墾的文件。

1958年，整個岳陽縣的圍墾實行軍事建制，縣長是總指揮長，而大的圍墾組織屬於團級建制，生產隊長則是排長，命令要層層落實，下級見上級，要說敬禮，報告，請指示;男女分成兩大陣營，露宿在大堤上，3個月內不允許回家，他搜集的資料中，就有一些所謂的「落後分子」回家後被鬥爭，然後終於被組織挽救的記錄。而播種則採取男女一字排開的隊形，他搜集的照片上，有很多當年的景象。

因為圍墾帶來的大量糧食增產和血吸蟲病的減少，湖區人一直紀念毛澤東，現在許多家庭的堂屋中還掛著他的畫像。

但是圍墾帶來的洪水問題，顯然超出了他們的理解範圍——或者說，大多數湖區人不願意承認圍墾和洪水有直接的關係。

1998年:湖區人的洪水觀念

圍墾毫無疑問地造成了洪水泛濫，60年代水電部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當時錢正英經常來湖區視察，她在回憶中提到:當時湖南省的「龍王」是史傑，1964年，當他任水利廳長時，錢正英在他的陪同下，一個星期坐著船在洞庭湖裡轉。不論坐汽車還是坐小艇，都是由他指揮行路。「我驚奇他對三湘的山山水水、村莊道路是那樣的熟悉，對大小水利工程如數家珍，而且通曉業務技術。他對洞庭湖有特別深厚的感情，自從當上洞庭湖工程處長後，幾十年來都執著地研究洞庭湖的病患與治理。」

所謂病患，指的就是大多數的圍墾已經造成了洞庭湖無法為長江蓄洪，而70年代開始，水電部明確提出，洞庭湖的大部分地區要成為蓄洪區。

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姜加虎和另外一些專家解釋了圍墾和洪水的關係:泥沙淤積主要是沉在湖的底部，就像是一個洗臉盆，淤積泥沙只會使盆子變淺，面積還變化不大;但是一圍墾，就把一個大盆子變成小盆子了，面積縮小的效應非常明顯。圍墾不僅把「盆子」的邊緣搶走，還逐步地往裡推進，「解放後減少了近1700平方公里湖面」。

圍墾影響著洞庭湖的調蓄量，因為洞庭湖面積縮小了，那水位就會上升很明顯。如果洞庭湖本身水位很高，長江再來水，它就沒有調蓄作用了。堤垸是應該裝水的，但是現在嚴防死守的保堤模式使蓄洪成為空想。

「泥沙淤積與圍墾是聯繫在一塊的，如果人類不圍墾，那泥沙淤積的程度可能就不會像現在這麼嚴重。打個比方，如果人類不加干擾，洞庭湖淤成這樣可能需要四五百年，現在100年就完成了這種進程。」

正是因為這樣，水電部開始責成湖南省上報洞庭湖蓄洪方案，在湖南省本地的水利專家印象中，整個方案上報的過程就是和水電部討價還價的過程：「1972年第一次報方案，全部報的是民垸，沒有把天然湖面包括進去;1974年又上報，結果水電部沒有迴音。我們暗自揣測，肯定是方案中圍湖太多造成的。所以又在1978、1979年連續兩年報方案，當時最大的國營農場大通湖是水電部要求的蓄洪區，可是我們還在圍墾，直到1980年水電部召開會議明確提出洞庭湖『不堵不圍，維護現狀』。那時候才死了心。」

1979年湖南省結束了大規模圍墾歷史，按照何培金搜索到的材料，當時不僅僅是水電部在指責湖南的圍墾，而且海外報刊也常有此類文章出現，他就搜集到了1979年一些海外批評洞庭湖圍墾的報道。

但是，已經成形的堤垸已形成了「保堤如保命」的傳統，而且湖南省的水利專家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研究如何保證堤垸安全的技術，聶芳容就是這樣的技術專家，他的專著《洞庭湖防汛搶險技術》中，關於堤垸保護的專業技術有10多種方案，極其詳細。

他還記得，80年代中期，國家計委有一位副主任來湖區考察，向他發問:「為什麼湖區人都住在蓄洪區啊？」他當時回答:「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原來當時的許多蓄洪區早已經被開墾成了大堤保護的良田。

1996年洞庭湖發洪水，聶芳容說:「當時湖北省竭力要求洞庭大量破垸蓄洪，我們就陪同國務院領導坐飛機從洞庭湖上空飛過，領導同志看了就和湖北省那些官員說:湖區不能淹，湖區里都是老百姓啊。」他還記得飛機下方的湖區景象:洪水之中，金色的稻田在堤垸的保護下完好無損，正在等待收割。「這些景象肯定給領導同志深刻印象。」

這種不能淹沒一個垸的想法，直到1998年才改變，聶芳容是國務院頒發的「1998抗洪英模」的獲得者，但是1998年的洪水卻讓他明白，「人終究還是抗不過天的」。當時他們採取了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放棄的做法，許多洪水終於進了蓄洪垸，如果不是洞庭湖緩解了當時的長江洪水壓力，很可能荊江分洪堤會啟用，而當年推行的「退湖還田」政策，在他看來，也是完全正確的。

「如果站在全局來看這一問題，洞庭湖夏季蓄洪，冬季將蓄積的水放出去，那麼長江下游的污染會大量減少。」但是顯然，聶芳容的想法並沒有得到湖區人的認可，他們已經習慣了陸地的農民生活。沒有人願意放棄好不容易建立的堅固大堤，以及大堤保護下的田園。

在沅江的萬子湖，有洞庭湖地區最後的一個漁業鄉。56歲的漁民劉有成懶洋洋地等待著旅遊者來坐他的船，現在只有洪水季節才有少量的長江魚可以捕撈，「火燒鯿，兩三米長的竿魚，現在都沒有了」。他完全不知道在洞庭湖上開船還有什麼禁忌，而在幾百年前，這裡還是水的天下，在湖上行船，有8大禁語，36條禁事，水底的洞庭君、湘君等水神，是湖區人最崇拜的神靈對象。（實習記者王麗娜、王諍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