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明理、李婉婧：論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

（黃明理：河海大學教授）

在媒介時代，網路生活已成為人們須臾難離的全新生活方式，網路世界成為令人眼花繚亂的全新世界。然而，由此也帶來了網路問題尤其是網路輿論的泛道德化批判給我們的精神生活造成的極大困惑與困擾。近年裡，網路泛道德化批判問題日益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隨著對這個問題研究的深入，我們發現，網路泛道德批判的民粹化傾向日益凸顯，有的學者將網路泛道德批判的民粹化現象概括為網路民粹主義，但這一概括不盡準確，用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這一概念來表達更貼切。何為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它的可能後果是什麼？它的成因如何？如何正確認知和對待它？對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對網路世界的健康發展，對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對人們正確認知與評價人性和社會生活無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網路民粹主義概念厘析

要深入研究網路泛道德批判的民粹化或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問題，就不能不涉及民粹主義概念。民粹主義這個詞來自於西方概念，民粹主義（Populism），又譯平民主義，它是一種政治哲學，一般意義上講，它主張維護普通民眾的權益，相信普通大眾的智慧。民粹主義針對精英主義，認為掌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建立的制度和制定的政策損害了普通民眾的利益，因此，民粹主義者往往都是反精英和反建制的。

有人將中國當代的民粹主義與西方的民粹主義簡單等同，並借用西方民粹主義的特徵描述來指征我國民粹主義。其實，它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同。首先，我國當代的民粹主義主要是以網路輿情中的民粹化存在著，尤其是在網路道德批判中普遍存在著，這就是網路道德批判的民粹化或民粹化網路道德批判，有人給它命名為網路民粹主義。雖然這個概念仍然有套用之嫌，但因為這個概念較為簡潔，且體現了民粹主義在中國特有的存在方式，因而，也可這樣稱呼它。不過，由於中國的民粹主義主要存在於網路世界中，與包括西方民粹主義在內的其他思潮相比，它既無自己的理論體系和特有的概念，也無穩定的價值訴求，甚至也沒有公認的代表性人物，更多的只是一些普通民眾個體不滿情緒的自發性宣洩，並將其心理願望隱含在這種宣洩中。所以，嚴格地說，它是難以稱為「主義」的民粹主義。其次，與西方民粹主義的「人民崇拜」不同，西方民粹主義崇拜的是抽象同質的「人民」整體概念，對於構成人民中的個體並不重視，他們認為數量越多才能被賦予更大的合法性。中國當代網路民粹主義雖然也相信「人多就是力量」、「圍觀就是能量」，可是，在虛擬世界裡，他們很難及時組織化，主要是通過對公共事件中涉及某個弱勢個體權益的道德聲援來給予輿論援助，同時也是在求得自我精神上的抱團取暖。

有人將網路民粹主義定義為「藉助互聯網技術，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線，美化弱者、妖魔化精英的一種話語、一種思潮及其一種動員參與方式」，它表現為情緒化、泛娛樂化、負面性、戲劇性和偏激性等特性。[1] 這種定義本身就預設了否定性評價的前提，同時也不乏標籤化和污名化之傾向。網路民粹主義者習慣於質疑、嘲諷和攻擊，解構性消極批判，彷彿他們就是語言垃圾的製造者，傾瀉負面情緒的「垃圾箱」，「網路空間霧霾」的罪魁禍首。有學者認為，「網路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徵就是以網路為平台，以直接參与、直接民主為表象，建構人民這個『平民主體』，然後以話語強佔與壟斷的語言形式和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以群體非理性的行為方式反對精英，消解權威，最後導致的後果就是裹挾國家立法行為，干預公共政策制定，阻礙司法審判。」[2] 這個定義一方面部分地生搬硬套西方民粹主義概念，另一方面，又是在對網路民粹主義進行評價，準確說，是在先入為主地給它定性或「定罪」。

上述評價式定義幾乎是眾口一詞：網路民粹主義是極其危險的社會思潮，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它像「幽靈」一樣陰魂不散。從中可以看出，對網路民粹主義充滿了恐懼與憤怒。然而，當分析民粹主義產生的原因時，很多人又認為這是當前中國社會問題疊加呈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必然，社會矛盾積壓必然需要一個出口，而長期以來，人們不滿的社會情緒出口缺乏。這個病因診斷讓人又覺得網路民粹主義在中國的盛行又是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因為民粹化的網路道德批判為其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出口，從而也就有效地緩解了社會矛盾。

由此可見，學界對網路民粹主義評價是相當淺表化和矛盾化的。其淺表化表現在：只批判結果，而未能深入分析其深層原因，尤其是其對策是治標不治本。其矛盾化表現在：一方面，對網路民粹主義現象好像是持鮮明否定態度的，但另一方面，對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又表示理解與同情，甚至對它的部分後果是認同的；一方面，大多學者都認為網路民粹主義不是什麼獨立的意識形態思潮，甚至也沒有什麼理論、綱領和組織，另一方面，學術界卻又異口同聲地對其批判和聲討，表示要警惕網路民粹主義這一「暴力」。

在這裡，許多不同的概念是在混同和混用的，如：民粹主義、民粹化、網路民粹主義、網路道德批判民粹化，等等。而這些概念往往是作為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來使用的。其實，在中國，西方的民粹主義思潮並無多大市場，將這種思潮在中國的呈現定義為網路民粹主義也有貼標籤之嫌，在當代中國，更普遍存在的是網路泛道德批判中的民粹化傾向。因為，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帶來了利益的重大調整，思想意識劇變，社會矛盾疊加式呈現，特別是普通大眾的權益未能得到理想化的維護，使我們的大眾社會輿論充滿批評與抱怨。可是，主流輿論精英化、規範化以及注重正能量宣傳，缺少普通民眾訴求與意見表達的公共平台。隨著網路技術的普及，這就使得大眾能夠有機會更多地藉助於相對寬鬆自由的網路世界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同時，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德性論哲學思維傳統和德治論政治治理慣性，就必然使網路輿論帶有批判性色彩、批判帶有泛道德批判色彩、泛道德批判帶有民粹化色彩。所以，論題最後自然聚焦到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上來。

源於現代西方的民粹主義具有一定的反對資本統治和堅持平民立場的政治進步意義。然而，移植到中國後的民粹主義，因為社會根本制度、社會基礎和民族文化的巨大差異性，就可能出現「水土不服」現象。它一方面對矯正社會公權濫用，避免其對普通群眾的個人合法利益的侵害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由於它設定了公私之間的對抗性關係之前提，試圖將私權凌駕於公權之上，又必然使民粹意識自覺或不自覺地存在著否定大眾共同利益之缺陷。

簡單地說，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就是在互聯網的虛擬社群里出現的極端平民化思潮，它懷疑與批判精英群體和政府，敬畏與讚美平民，並將平民的個體利益與訴求作為終極價值關懷。它具有平民性、自發性、非理性和方法論上形而上學等特點。

二、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之傾向與可能的後果

我們既不能把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視為反動意識形態而將其泛政治化，並以行政力量或政治手段對待它，也不能任其自發蔓延，最後誤導群眾。在此，應深入分析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的價值取向以及由此所可能引發的後果。

其一，以個體利益僭越以整體利益為基礎的合理道德之傾向。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思維的道德邏輯是「人民審判」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人民」、「大眾」是非常有效的修辭手法、道德法寶和政治招牌，有了這個旗號，便有了普世性的合法性——在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價值理念的當代中國更是如此。「洶湧的民意有時也變成一種『軟暴力』，扭曲了正常的社會政治活動。特別是在網路上，不少帶有明顯偏激的言論形成『網路暴力』，壓制社會的理性行為，干預獨立的司法審判和正常的決策程式，侵犯包括官員在內的公民的合法個人權利。」[3] 在具體事件中，將具體的當事人這一「個人」小概念換成「人民」的大概念，使這個弱勢的「個人」的言行披上了神聖的合法化外衣，進而即使批判者對自己所不喜歡的對象實施了野蠻的精神暴力並給別人帶來了巨大的損害也就因此而沒有了負罪感。道德與其他合理的規則作為群體生活的條件和智慧，其背後蘊含著的是群體社會的共同利益基礎，引導個體利益以及調節個體間的利益矛盾或個體與群體間的利益關係是其主要功能。同情是道德重要的心理基礎和特有的表達形式，它是外在道德要求的內化，或主觀化了的社會道德，它與社會道德要求具有一致性，也具有很大的差異性，它可能更多地受道德情境、個人利益尤其是對當事人的遭遇所左右，而使社會客觀道德要求被歪曲或遮蔽。從本質上看，以對弱者的無條件道德同情為基調的民粹化網路道德批判，因以個體利益僭越群體利益而最終走向無道德、反道德，實質上無異於是以善良之名在行道德之惡。道德的基礎是大眾集體利益而絕不是個人利益，更不是個人的不當利益，否則，道德便變成行惡的工具。網路空間民粹化道德表達極易陷於無序的非理性的道德暴力，其結果是導致現實社會道德權威的主導、引導與教化作用的弱化，使網路道德輿論難免演化成為去道德權威化的道德相對主義，導致網路空間成為道德混亂抑或無道德的場域。

在網路傳媒上我們經常會看到類似的報道：上街買菜回來，房子就沒了。這種事情即使在野蠻時代，都帶有更多的故事性，可是，在當下中國的網路輿論界，卻成了見怪不怪的常態化的事故性存在。這種童話、神話般的事故之所以在現實中生活中似乎稀鬆平常，是因為其背後更複雜的因果關係都被描述者有意省略掉了。決不排除生活中存在著個別暴力拆遷的案例，但事實上，存在著更多的是漫天要價的不當得利的釘子戶（他們的所謂房產權早就因為過高要價而失去了合法性），想藉機發大財的搖身一變成了無辜的受害者，而依法拆遷者倒成了侵害百姓利益的惡人。與此類似的有，警察等執法者在對違法者採取措施時，在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者那裡，執法者成為被譴責的對象，甚至成了惡勢力的代表，違法者卻因為他是弱勢者便成了值得同情的人，進而他們的違法行為倒合法化了。有的警察就很苦惱地感嘆：「現在警察變成了弱勢群體。」因為網路輿論總是在質疑：「人民警察怎麼能打人民？」在民粹化網路泛道德化批判的輿論中警察成了危害群眾安全的罪魁禍首，有人在微信里公然說：「見到警察就害怕。」法與非法、正義與非正義在這裡完全被顛倒。人民這個概念是有其特定內涵和特徵要求的，社會道德規範和作為道德底線的法是人民意願的根本體現，一個違背道德和跨越道德底線的公民已經失去了其「人民」的屬性與資格，因為他的失德和違法行為實際上就是在侵害人民的利益。因此，警察不去執法或不敢執法，就是在漠視或損害人民群體的集體利益。秩序化是現代生活的基本特徵，而規則是秩序的基本保證，進而也是現代社會最大多數人合法利益的基本保障，如果拋開了維護大眾利益的規則來大談對弱勢群體的道德同情，其必然是以少數人的不當利益損害大眾利益。

「看評論我就放心了」，這是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的流行語，其中折射出民粹化網路道德批判的一種自戀、自我封閉的心態和對解決道德問題的消極態度。「網民之間的平等和橫向無中心交流模式，使得傳統意義上國家對網路意識形態的管理和領導權威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人們不再僅僅被動地接受國家和政黨單向度的信息灌輸和權威闡釋。」[4] 網路的開放與自由本應為思想的交流與討論提供天然的平台，通過交流與對話而達成共識，獲得更多的智慧。然而，民粹化的網路泛道德批判根本不是為了進行建設性的道德對話，而是製造道德裂痕，使爭論雙方相互撕裂與對抗，甚至是相互進行攻擊而使問題處於不可討論的狀態。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又因為披著「人民」的外衣，其任何自利乃至自私的目的便天然地獲得了道義上的正義性，所以說，這種泛道德批判表面上看是要求平等、公正，實際上往往超越個人合理利益的邊界，要的是超越平等、公正的個人特權。與其說他們是在追求公正與平等，毋寧說這一表象背後隱含的是對個體特權的貪婪。

其二，以抽象的人道情懷綁架法制和弱化法治理念之傾向。明是非、辨善惡本應當統一，且明是非是辨善惡的認知前提。我國傳統文化是道德型的文化，堅信「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在評價具體事件時，特別習慣於道德評價，尤其是傾向於對弱者投射更多的人道情懷，甚至以人道情懷代表道德，代替法律的是非判斷。可是，「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的信條被弱化，「弱者無罪」、「窮人無罪」，弱者身份成為萬能神器。對弱者的無原則同情成為民粹化網路泛道德評價的根本標準，成為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最高準繩。「在網路虛擬空間里，現實世界中的某一個事件即可引發網路虛擬空間的一場大風暴，網路虛擬社群的參與主體通過間接互動方式交流溝通，形成對某一事件的不同觀點和看法，而這些觀點和看法既與國家主流媒體的觀點有相同之處也有相悖之處——相悖的觀點往往是常態。」[5] 2009年鄧玉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即鄧玉嬌刺官案，做賓館服務員的她因不忍被鎮政府官員騷擾挑釁，用水果刀刺向兩人，其中一人被刺傷喉部、胸部，經搶救無效死亡。鄧玉嬌案發後，網路輿論呈現出一邊倒的態勢，一方面是《烈女鄧玉嬌傳》《俠女鄧玉嬌傳》《生女當如鄧玉嬌》等讚美之文，另一方面惡毒攻擊死去的鄧某某為淫官，認為他是無恥之尤，墮落到了極點，簡直是死有餘辜。而鄧玉嬌雖然防衛過當，但鑒於她主動自首，又患有抑鬱症和「患心境障礙」（這是網路輿論在事後為達到免責目的所慣打的人道牌），最後鄧玉嬌被「有罪免處」。這起案件還被寫進了2009年最高法的《年度報告》，最高院解釋說，這起判決回應了社會關切，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這一社會效果無非是平息了網路道德輿論，這種判決結果當然使傷人致死而免罪者很高興，同時也宣洩了那些盲目仇官的看客們內心的怨氣。可是，他們並不去想這樣一個問題：難道僅僅因為一個不道德行為就該「罪有應得」、「死有餘辜」？這樣會不會鼓勵一些人隨意去剝奪別人的生命？民粹化的網路道德輿論力量之強大，它竟然能使罪者無罪、無罪者該死。在這裡，判定罪與非罪主要不是以法律而是以對弱勢者的道德關懷為標準的。就個案而言，這樣做也許會平息一些人的憤怒，帶來暫時的穩定，可是，當法的公正性不再彰顯時，更多的人生命安全將受到威脅。難道在文明的今天，還要重演封建社會裡曾經出現過的道德殺人的殘忍？

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總是以真正的民意代表的面目出現，他們有時是出於對少數人利益的維護而以強大的網路道德輿論的力量來給執法者施壓，「裹挾」和綁架法規的公正執行。對法律知識的把握，司法者一定比普通大眾更專業和更準確，可是，由於司法者同時也是精英群體，當他們一旦不站在弱勢群體一邊為他們說話時，司法者就會遭遇網路輿論鋪天蓋地的攻擊，使得司法似乎失去了道義的支持，而在網路輿論那裡，無疑是道義高於法律，因此，公正的司法則有可能變成了所謂的違法。2010年上海「11·15」特大火災事故中當報道說有電焊農民工被拘留時，網路輿論嘩然，當有律師網上公開聲明要為這些農民工無償辯護時，更是被網路奉為正義的化身，基於同情的網路輿論只堅信一點：如果法院判那些農民工有罪，就是司法不公。如果對弱勢者的道義同情替代了法律，便沒有了法律的權威，也就意味著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失去了權威的保護。以所謂的人道來綁架法律，使執法者處於道義上的被譴責地位，本質上不過是以個別人的不當利益來損害法的尊嚴和最大多數人的合法利益。

人道情懷是道德感的重要表現，但是人道關懷是有原則的，它不是道德上的和稀泥的態度，這種和稀泥往往打著人道主義的旗幟，即所謂的「人道主義賠償」，而這實質上是違背了法規和底線式的公平公正原則，進而也就失去了人道的本真，最終一定會導致更多的人因為人道主義的濫用而遭受到更大的傷害。因為人道主義中的人不能簡單指某個具體的人，而是一般意義上的人，即群體意義上的人，如果因為某個人的不當利益而損害群眾利益，這就不再是人道主義而是民粹主義。人是道德的主體，任何一個心智健全的人都應當對自己的道德行為負責，這就是道德的公正。如果一個人由於其主觀過錯違反法紀而導致嚴重後果，卻讓無辜者為其錯誤和後果買單，這種喪失了基本公正性的人道關懷本身也就失去了其道德性和道德價值。

對違反法紀的弱勢群體的無原則人道同情給社會治理帶來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亂象。例如，沒有哪個國家的城管執法隊伍形象比中國的城管執法隊伍形象更易被污名化了，然而，如果沒有城管，我們的城市將會怎樣？這個問題民粹化的網路泛道德批判者也許不會感興趣，更不會去考慮。事實上，城管一邊被妖魔化，一邊還得為我們的城市秩序的維護盡心竭力。於是，就有了中國式的奇葩獎即「委屈獎」，它是用來專門獎勵那些在城市管理的執法過程中被打罵而不還手不還口的城管隊員。城管部門表示，設這個獎是不得已，確切地說，這個「獎」其實是對受委屈城管隊員的一種心理安慰。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設置這種獎的潛在後果，這就是，這種獎實質上是在弱化法的權威性，在縱容違法。中國城管隊伍的尷尬與可憐從一個側面折射了我國法治建設的悲哀，其背後也讓人們反省和看到了民粹化網路道德輿論的嚴重後果。要依法治國首先要提高公民的法律素養，養成法治思維，不要指望在處理某人的違法犯罪行為時還必須待某人如座上賓，這是對法的權威之諷刺。

其三，以偏概全和簡單否定之悲觀主義傾向。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因為以偏概全的錯誤方法和無限上綱上線的泛政治化批判，對國家、社會和執政黨往往過於描黑或全盤否定，客觀上起到了放大社會矛盾、撕裂社會和擾亂人心的作用，而且誤導群眾對現實中的一切都持懷疑主義態度進而產生悲觀主義情緒。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方法論上存在著明顯的偏差，主要表現在：一是個別與一般、特殊與普遍、局部與全局不加區分，將二者無條件等同，確切些說，是將個別情況一般化、特殊現象普遍化、局部問題全局化，簡言之，方法論具有明顯的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學片面性。二是歸因錯位或泛化。或將個人內在原因歸為自我以外的他因，頭痛醫腳、腳痛醫頭；或小病開了大藥方，好像一個人不論生了什麼病，都開同一種萬能藥方，這不僅不利於治病，還可能耽誤了治療的最佳時期，使小病變大變重，變成大問題。三是無限聯想法和惡意推測法。如，在對雷洋事件的質疑、追問和義憤中，網民們對公權力濫用產生了無限延伸的聯想，並把自己的主觀聯想當作事實：所有警察都存在著暴力執法的可能——不僅是可能且是普遍性的「事實」。當我們把這一聯想視為現實時，把小概率事件大概率化後，無人不對警方感到「恐懼」，擔心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雷洋？於是，出於本能地自保，便在輿論上表現出了對警察極端仇視的情緒。這種由惡性事件引發的惡意性推測，人為地造成了「聯想中的恐懼」。

以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中的反精英情結為例，「在網路民粹主義者那裡，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富豪群體及企業家等均成為腐敗、邪惡、墮落勢力的象徵性政治符號，但凡涉及官、學、商的網路公共事件，許多網民幾乎一邊倒地站在『弱勢群體』一方，對權威、精英進行質疑與鞭撻，很少有人能理性地分析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6] 雖然有個別精英喪失了精英應有的自律，或言行不一，或缺乏獨立人格尊嚴，放棄了自己應盡的社會責任，特別是有些知識分子喪失了勇于堅持真理的批判精神；然而，就總體而言，精英階層（無論是知識精英，還是經濟精英或政治精英）無論在知識能力和道德素養方面，還是在社會貢獻方面都是遠高於普通群眾的。知識精英中的兩面人應當批判，可是，知識分子群體不能因此被否定，他們在知識創造與傳承等方面的巨大貢獻不應當被抹殺；經濟精英中雖然不乏個別為富不仁者，但是，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擁有強烈的創業創新精神和突出的奉獻精神，這是值得人敬畏的；政治精英中腐敗者有之，但絕不是主流，如果為官必腐，那麼，我們就無法解釋當今中國是如何由大走強的，難道是一群腐敗分子帶領著中國人民取得了今天的偉大成就？批判的矛頭應當直指壞官和貪官，但如果奉行「逢官必反」，就是極其片面而錯誤的。總之，如果全盤否定精英階層的品質和作用，信奉鼓吹「專家無用論」、「精英虛偽論」，把「專家」和「精英」形象矮化甚至污名化，成為一個具有貶義色彩的象徵，顯然是不客觀和有失公正的。

三、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盛行原因

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之所以在當代中國特別有市場，並非是因為它有一套更科學的理論體系和更合理的價值理念，中國文化背景和「中國問題」尤其是當代民生問題和腐敗問題才是網路泛道德批判民粹化最重要的社會基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雖然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但廣大人民群眾作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並未能像黨的文件和執政理念上所強調的那樣真正成為社會財富的享用者，特別是經濟兩極分化現象沒有得到有效克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現實中未能得到充分彰顯。人民當家作主是我們的政治信念，為人民服務是我們的價值立場，因此，人民群眾中的弱勢群體一旦遭遇某種不幸，或陷入某種公共事件中，其遭遇會遠比其他國家更容易受到輿論的熱切關注。特別是我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和利益大調整期，由於法制不健全等因素，普通民眾利益受到資本侵害或政府損害的現象時有發生，這是網路道德批判民粹化傾向盛行的直接社會背景。

其一，我國經濟生活中大眾獲得感相對不足，這是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產生的最重要的經濟原因。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全體人民普遍地享受了改革所帶來的紅利，但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市場競爭、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以及不盡合理的分配機制等必然帶來貧富分化直至嚴重的兩極分化。這種兩極分化又被長期小農社會所積澱的「均貧富」意識所進一步強化。尤其是這種兩極分化又被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者進行了隨意放大和簡單化甚至是錯誤的歸因後普遍地傳播，使人們只看到貧富分化的結果，而不去分析產生貧富分化的複雜原因；或者只強調貧富分化的外因，忽視和否定其內因，進而滋生出比其他國家的人們更強烈的仇富心態。在這種嚴重失衡和強烈不滿的社會心態支配下，任何社會極端性的道德悲劇都會成為那壓抑已久的過激情緒的宣洩口，控訴在中國生活多可悲，如所謂什麼生不起、養不起甚至也死不起等。把不幸的特例放大為普遍性的存在，把個人不幸的根源歸根到社會制度或其他無辜的所謂成功的精英身上。當然，我國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並非是理性化的和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它並不具有自覺的實踐性的政治運動的性質。某些人的民粹化的言論也並不一定表明他們就是民粹主義者，他們只是藉機「發發牢騷」而已，他們也明白社會現實並非如自己所吐槽的那樣，所以，這種「口是心非」式的消極批判也不會為社會改良提供有益的參考性方案。

不過，在多元化的網路時代，尤其是在高度關注民生的社會主義中國以及它還將長期處於利益調整期和社會矛盾疊加暴發期，這種基於民粹的道德批判必然存在著，且還會有進一步發展之勢。它的存在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這種宣洩式的道德批判既有利於恢復心態平衡，避免不滿的井噴式暴發，又為矯正政策的偏差和警醒為政者的言行提供了警示，也就是說，它能夠起到凈化現實的作用；另一方面，這種宣洩式的道德批判所指出的問題如果得不到重視和積極解決，或放任其蔓延而不積極引導，由於網路的匿名效應，往往使網路道德批判無所顧忌地表現出極端化傾向，而大量極端化道德憤怒又相互投射，在網路上排山倒海式展現，又極易營造一種集體道德審丑心理，並將一個微不足道的道德問題，由於群體極化機制的存在而掀起軒然大波，形成極其可怕的負面的社會道德流瀑，特別是還可能影響普通大眾的世界觀、方法論和道德價值觀，制約人們對現實世界的客觀認知和評價。

其二，傳統德性論思維和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價值理念為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提供了文化資源。德性論和民本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色，它作為文化基因制約著我們的認識思維，使我們非常習慣於從道德關懷視角去關注和評判社會底層百姓的個體命運。在社會主義中國，「人民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首創者，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真正主體」，[7] 因而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為人民服務是主流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原則，共同富裕、共享理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本質體現。雖然我們的文化價值傳統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理念未必導致網路泛道德批判民粹化，但假如我們的現實與我們的理想訴求出現了巨大的反差，那麼，網路泛道德批判民粹化傾向將比當今其他國家表現得更為普遍而鮮明。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在形式上與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和價值取向具有相似性，使其天然地取得了政治和道義上的優勢。它強調「以民為粹」，只要是人民的，就是合理的，就是值得被推崇的。何謂人民？在當今社會，普通大眾就是人民的主體，以人民利益為本就被歪曲式地詮釋為必須無條件滿足每一個普通大眾的個體利益訴求。

其三，大眾與精英、民與官日益增加的隔閡與誤解尤其部分弱勢群體的權益未能得到基本的尊重，這是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生成的重要政治土壤。為何會信奉「以民為粹」而不是「以官為粹」或「以精英為粹」？這裡的「民」決不包括官員或其他社會精英，而是特指社會中那些最弱勢尤其是他們的基本權利都得不到保障的人。當代中國在世人眼前展現的是兩幅完全不同的圖景：一幅是黨中央和人民政府所倡導的以人民的利益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版圖景；另一幅則是基層單位各種橫行鄉里的「村霸」（網上稱現代版「南霸天」）和為所欲為、將單位資源個人化或家族化的「土皇帝」的現實版實景。強勢者雖數量較少，但有組織、有權勢進而極其強大，而弱勢者雖數量眾多，但是他們處於無組織的分散狀態，因而沒有任何抗爭的能力，這就導致了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時時面臨侵害而欲告無門。「底層社會的失望是製造民粹情緒的催化劑。」[8] 那些民粹化的網路泛道德批判中的語言暴力實際上是對現實中自己所遭受壓迫的絕望式的抗議。他們之所以對那些以違法手段抗爭的弱勢群體都無條件地和無原則地給予道德聲援，是因為他們覺得「事出有因」，雖然違法了，但違法者擁有道義上的合法性，佔據了道德上的制高點。所以，他們的同情能影響甚至超越或替代法律。總之，奉行「以民為粹」不過是弱勢者反抗強權和保護自我權益的精神武器。

因為貪腐而出事的官員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貪腐的數額越來越大，如果我們還要說腐敗是極個別現象，底氣不足，也難以服人。難道只有當腐敗者成為官員的主流才叫腐敗嚴重嗎？在貪腐與清廉矛盾問題上，決不是簡單的數量比決定事物性質的問題，即使官員中僅有10%是貪腐者那也足以導致這個政府和執政黨的垮台。在政治生活中還有一個特別需要引起高度關注的現象是，即使現在為官已無利可圖，甚至已是最高危的行業，可是，幾千年官本位的價值傳統和現實生活中為官者優厚的生活條件仍然在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評價，為官仍然是許多百姓趨之若鶩的最優職業選擇。再進一步看，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民主選拔人才的機制不健全，官場各種變相的世襲現象非常普遍，向所謂社會上層流動的路徑和機會已經被各級官僚階層的官二代或富二代佔盡先機。權貴與百姓兩大階層固化傾向日益明顯，這必然使普通民眾對權貴階層充滿忌妒與怨恨心態。這些正是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逢官必反」的政治土壤。

其四，權宜性維穩思維強化了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思維。如果再深入一步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以所謂的道德同情綁架法律的背後還隱含著地方少數為政者社會治理認識上的誤區，這就是，一些地方領導者將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理念教條化，甘當群眾的尾巴，對個別群眾的無理取鬧缺少有效的應對辦法。一些地方政府法治思維缺乏，依法辦事的能力較弱，他們習慣了「花錢買穩定」的「權宜性治理」思維。維穩、「零上訪」是地方政府政績評價的核心指標，於是，花錢買平安的「權宜性治理」成為慣用方法，形成了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的模式。這種消極做法一方面弱化了法制的權威性，另一方面助長了一些民眾的投機心態，所謂「鬧事就是能量」，過去是看熱鬧的不嫌事大，現在是鬧事者就怕事小，只要能夠在虛擬世界中把事情鬧大，就能在現實世界中得到好處，形成了「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鬧事哲學」，最終反而帶來了更多和更大的社會矛盾。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最後陷入了「維穩的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維穩，但社會矛盾和衝突不減反增，陷入了惡性循環。[9] 維穩的關鍵之道還在於樹立法治思維，牢固確立依法辦事的理念，為政者嚴格做到公開公正公平，同時要讓普通百姓真正理解依法辦事的意義。另外，建立制度化的矛盾緩衝渠道，真正落實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和參與權。拓寬現實政治的制度化參與渠道，尊重普通群眾的民主權利，增強他們的主人翁意識。

四、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傾向

現在學界對網路泛道德批判民粹化傾向（或網路民粹主義）總是談虎色變，好像它是洪水猛獸，必得殺之而後快。然而，在自媒體時代，人的互聯網化生存現狀本身就為網路道德批判的民粹化提供了技術平台和價值取向的支持。假如精英放棄了自己的責任擔當，社會兩極分化和嚴重腐敗現象不能得到有效改變，那麼，民粹化的網路泛道德批判就必然存在和蔓延。

第一，要避免標籤化思維，不應當把網路輿論中一切負面的信息尤其是批評性信息都納入到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或網路民粹主義。把網路的負面信息都視為是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這種打包式的捆綁做法，容易把不同性質的問題混同在一起，有時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有時又把簡單問題複雜化了。如，把仇官仇富心態視為網路民粹主義的特點就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了，其實，這種心態很複雜，既有基於平均主義和官本位的消極忌恨，也有（而且更多的）是仇恨貪官和為富不仁者。如果把後者也統統納入到網路民粹主義中，那麼，反對網路民粹主義不就意味著為貪官辯護？再如，對黨和政府的批評，大多是善意的，並非是要否定黨和政府，而是希望其做得更好，這是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優良傳統的體現。如果把它也納入到網路民粹主義中來，就把簡單問題複雜化了。那些極少數人是出於政治立場的仇視，想通過放大化揭醜、以外國的好來反襯中國的壞，甚至不惜通過造謠來進行政治化的煽動，唯恐天下不亂，這種情況也不屬於網路民粹主義，而是意識形態領域顏色革命的手段，如果把它也納入到網路民粹主義中來，就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了。有的是出於個體利益受損而宣洩或出於正義感來聲援之，他們呼籲要通過正確的方法來積極解決問題並化解矛盾，這種做法有利於達成新的社會和諧，應當鼓勵而不是批判與取締，它也不應當被納入到網路民粹主義中來。

有人將網路民粹主義詮釋為：「網路民粹主義是民粹主義在虛擬世界中的體現，在當前中國社會，主要表現為：將原本普通的事件標籤化、妖魔化，仇官、仇富、仇知識，通過扣帽子、製造謊言、散布謠言、渲染、煽動甚至謾罵、威脅等方式，壓制不同聲音，最終形成網路民粹主義事件，對現實生活產生了巨大的衝擊。」[10] 嚴格說，這不是定義而是帶有情緒化、貼標籤式的和過於負面化的否定性描述，作者在此自覺或不自覺地在進行泛道德化和泛政治化批判，還附加了一些莫須有的「罪名」。那些具有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的言論中，用「製造謊言、散布謠言、渲染、煽動甚至謾罵、威脅等方式」的畢竟是少數或極其罕見的。其實，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中很多是出於對弱勢者的深切同情而走向情緒偏激的，這充其量是認識方法和態度問題，無須上綱上線到政治問題，甚至把他們視為「敵對勢力」，而這就容易被極「左」者所利用，壓制不同聲音，最終難免導致萬馬齊喑的精神控制。

第二，理性而寬容地對待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的非理性和反精英傾向。當代中國社會處於激變時代，劇烈的社會變化尤其是利益格局的調整嚴重影響了人內心的安寧。利益多元化使思想認識多樣化，帶來了思想認識上更多的差異。特別是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現象使一些弱勢群體心理失衡，並對社會體制和精英階層多有怨言。上述種種問題投射到弱勢者心裡便形成了許多過去所很少有的負面情緒，如，沮喪、失望、忌妒、煩惱、抱怨、憤怒、仇恨，偏見和報復，我們稱這種集中上述負面情緒性格特徵的人為垃圾人格。垃圾型人格是網路民粹化的非理性話語的人格基礎。這些負面情緒猶如電腦里的垃圾信息，隨著心中的垃圾堆積得越來越多，他們終需要找個地方傾倒。網路的虛擬性與自由性，就為這些負面情緒的宣洩提供了一個重要渠道和平台，而一個極端的道德事件就為發泄和傾倒這些精神垃圾提供了「由頭」並披上了合理性的外衣。國外網路泛道德批判雖然也有這種精神垃圾，但絕沒有中國之嚴重，這與中國社會發展正處於特殊的歷史轉折期帶來利益重新分配和人們精神過於焦慮有關。因此，我們對這些垃圾性情緒宣洩不必過於較真，更不能用極端的方式去回擊和回應。從參與社會公共事件討論的參與主體情況看，許多網路「哄客」多半是憑著道聽途說加入議題的討論，簡單粗暴地發表意見，或附和那些符合自己心愿的觀點，其實他們並沒有必須要得到滿足的具體的利益訴求。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這種民粹化的網路泛道德批判的情緒宣洩猶如高壓鍋氣閥，有了它，有助於緩解內心的焦慮與社會關係的緊張，如果將這個氣閥封死，難免產生抽刀斷水式的更嚴重的心理問題和更大的社會風險。

但垃圾型人格心理的成因卻是應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一個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的社會應當是一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互流動的動態型社會，而流動源自個體的努力，奮鬥者有成功的機會，懶惰者落入弱勢群體，這是基本的公正與公平。有了這一公正與公平，人們特別是弱勢群體便有了通過奮鬥而得到上升的空間，他們的怨氣就會大大減少，社會就能夠在這種合理流動與變化中保持動態平衡和良性運行。然而，當今中國出現了階層固化的傾向，各種「二代」現象就是充分的證據和證明，正如社會學家們所指出的，所謂「二代」其實質是社會地位的傳遞與世襲，它導致的結果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強弱之間形成了難以逾越的身份和地位鴻溝，大眾對精英的仇恨便是對這鴻溝的自然性反應和合理抗議。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的口號是「誰是精英反對誰，誰是平民支持誰」。曾經被視為道德楷模和真理化身的精英階層，其中一些人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再能自覺地充當大眾的精神引領者，追名逐利使自己的崇高形象被解構。特別是精英階層又是社會改革受益最多的人，普通大眾卻缺乏應有的獲得感，草根與精英出現極化傾向，這就使得普通大眾對精英充滿忌妒和忌恨、不滿和不信任。大眾在網路上不受約束地信口開河甚至是惡搞，表達對精英的失望和對精英主義的主動反抗，使他們走下「神壇」，這對促進精英階層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凈化無疑有積極作用。當一些專家、權貴和富豪聲稱自己是「弱勢群體」時，也適度地減弱了他們過高的優越感。多元化是當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精英與平民便是多元主體中的最重要兩個群體，精英在現實生活中是強勢群體，平民百姓則是弱勢群體，但在互聯網世界裡，這兩個群體的地位好像發生了顛倒，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形成新的社會平衡與達成理性和諧。

第三，主流輿論要「入場」，積极參与到網路輿論中去，引導與影響網路輿情。網路輿論本質上還屬於社會心理水平的低層次的社會輿論，所以，它必然具有盲目性、情緒化和偏激等不足。但在新媒體時代，它們又更容易聚集和聚焦成一股集體無意識，形成「群體極化」而造成負面化的社會輿論和戾氣，以網路輿論的人多勢眾改變政策走向甚至是綁架法律。現在主流媒體或精英階層把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一方面視為社會禍害，另一方面對其又不屑一顧，這是在放棄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由於主流媒體的作用被削弱，網路輿論缺乏導向性，網路道德的失范和網路秩序的無序相互作用，造成負面輿論氣候壯大，對網路意識形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對社會穩定造成不利影響。」[11] 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自身的種種不足和缺陷也提出了主流輿論「入場」的必要性。一些民粹化網路泛道德批判者習慣於用陰暗的心理來看待世界，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所以，他們更容易把邪惡當真實，把善良視為虛假，因為他們看到了太多的虛假，進而相信性惡論。

主流媒體要做的是：首先，讓主流輿論脫掉皇帝的新裝，告別假大空，以真實的信息還原群眾一個真實的世界，由一味地唱讚歌式的正面報道轉變為將正面與負面報道如實呈現，不怕揭短和理性批評。因為批評之聲是客觀存在的，有了批評之聲反而顯現出主流輿論更客觀公正。批判精神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特色，而且馬克思主義者始終堅持批判應當是「無情」的，所謂無情就是為了堅持真理，不怕觸犯權貴和自我批判。這就是說，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馬克思主義所堅持的思想發展的基本原則，同樣自然也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自我完善與發展的銳利武器，同時，它也是民主的重要方式。一旦批評和自我批評「刀槍入庫」，便容易思想僵化，甚至滋生官僚主義和嚴重腐敗。因此，只有動真格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使「紅臉出汗」成為常態，才能使人們避免犯更大的錯誤，確保社會機體健康發展。而這種批判的氛圍至今還帶有更多的理想性，實踐落實不到位，如果在主流媒體缺乏表達批評的正常通道，就必然會在網路空間中以自發和自由化的方式大量湧現。其次，主流媒體要率先加入公共事件的討論，通過對社會公共事件的深度哲學分析，將正確看世界的智慧傳授給大眾；同時，精英群體真正信仰合理的價值觀並以身作則，帶領和引導群眾去改造我們身邊的小環境，最終創造出一個乾淨的、公平正義的世界。

任何時代里都存在著兩種不同形式同時也是兩種不同水平的輿論，即「陽春白雪」（即高大上的、單色調的主流輿論或官方輿論）和「下里巴人」（即多色調的民間輿情）。前者是為官方所控制的意識形態宣傳工具，其使命是傳播國家和政府的主流價值觀，以規範的、理性的和真理的形態呈現，具有權威性，但其傾向是側重於正面報喜；後者是民間群眾對社會現象所發表的個人態度，它是自發、零散而不乏情緒化的意見，其傾向是側重於負面報憂。在過去，民間輿情的傳播條件有限，是分散地居於某個特定地域或小圈子，其影響力極小。如今的網路時代為民間輿情提供了重要平台，使其由幕後隱性化存在變成了幕前的顯性存在。這也就是學界所指稱的網路民粹主義（其實，用這個概念是「高估」它了，它根本還沒有上升到什麼「主義」，充其量可稱為網路輿論民粹化傾向）。社會現象總是複雜的和具有兩面性的，既不是只有憂沒有喜，也不是只有喜而沒有憂，所以，二者共生才能起到平衡和中和作用。而且從二者的存在樣態和特點上就可以看出，它們不在同一個水平線上，主流輿論有著引導零散而盲目的民間輿論的使命和責任，而不是簡單順從甚至屈從於民間輿論。否則，必然導致所謂「眾人意見」綁架法制進而帶來更大的社會混亂的局面。

第四，尊重文化發展的規律，把批評之聲視為精神環境凈化與完善的必要力量。長期以來，我們的輿論領域並沒有真正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原則，只有讚歌，沒有批評，變成了一花獨放，一家獨鳴。當原本理應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被強大的行政權力所牢牢掌控時，便會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加入到粉飾現實和無條件讚美現實的大合唱的隊伍之中。當人們已經習慣了主流輿論的正面信息，看到網路輿情中充滿批評、批判、指責甚至是謾罵時，便不自覺地產生抵制情緒，甚至是用泛政治化思維將其政治化，試圖用行政力量取締。「穩定壓倒一切」是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得到了強化的政治思維，一方面它使我們能夠充分預估到在社會轉型時期不穩定所帶來的風險。但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一些人患上了「不穩定幻象」，形成了高壓維穩思維，把正常的批評泛政治化，把批評者妖魔化，人為地樹立太多的政治異己，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思想矛盾，引發網路更大的負面情緒的反彈。

可是，當我們努力消除異己意見時，也就在不自覺地違背了真理髮展的規律，即真理與謬誤相互比較而存在，相互鬥爭而發展。如果沒有思想矛盾，思想就僵化了。在多元化的時代里，試圖堅持主流輿論一元存在，不過是不自信的表現，多元輿論的存在才使主流輿論的存在更有必要，因為主流輿論的重要使命就是引導與教育大眾；各種非理性的、極端化的、虛假的輿論的存在，更彰顯出主流輿論的魅力與價值。尤其是我們應當認識到，即使是民粹化的網路泛道德批判也是主流輿論的重要信息來源和對它的重要補充，它們能夠幫助主流輿論掌握更多的更現實的社會問題，通過對底層問題的聚集和聚焦，推動相關部門了解民眾需求和解決問題。民粹化的網路泛道德批判的存在和發展也是普通民眾積极參与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的重要渠道，是民主監督的重要方式，拓寬了弱勢群體利益訴求的路徑。當今中國社會裡，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層現象，雖然難有一種具體分層說能被社會共同接受——因為社會分化仍在繼續中，但精英與大眾或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這兩個基本分層的傾向日益明顯，階層不同，利益和立場自然會存在差異。過去是精英階層掌握主要輿論，現在大眾階層有了發聲的渠道，這樣他們之間就能形成一種有適度張力的彈性平衡，這種矛盾關係如果能夠得到正視和積極引導，就可以轉化為社會民主進步的新生力量。（責任編輯：王文靜 黃揚琦 校對：耿春曉）

注釋：

[1]郭小安、朱夢瑩:《網路民粹主義的話語特徵及動員邏輯》,《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

[2]曹建萍:《網路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徵及其價值訴求的消解》,《人民論壇》2014年第12期.

[3]俞可平:《民主還是民粹——中國民意政治》,《中國治理評論》2014年第1期.

[4]付安玲、張耀燦:《大數據助力網路意識形態治理及提升路徑》,《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5期.

[5]楊嶸均:《論網路虛擬空間的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策略》,《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年第1期.

[6]梁剛:《微博公共領域的民粹主義傾向論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4年3期.

[7]胡洪斌:《機構設置、制度嵌入和全面的人民參與》,《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8]陳堯:《網路民粹主義的躁動:從虛擬集聚到社會運動》,《學術月刊》2011年第6期.

[9]孫立平等:《不穩定幻象與維穩怪圈》,《人民論壇》2010年第19期.

[10]陳堯:《警惕打著」民意」的幌子,破壞社會共識!》,」人民論壇網」2016年5月27日.

[11]曹天航:《意識形態話語權維度的網路道德批判問題研究》,《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文章選自《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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