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掃盲帖：奴才稱呼的歷史

明清兩代宦官及清代滿洲文武官員對皇帝自稱奴才，清代滿洲文武官員對皇帝自稱奴才，清代旗籍家庭的奴僕對主人亦自稱奴才。清朝皇帝對旗籍官吏有時亦以奴才稱之,後來也指清廷的走狗奴才的歷史明清時，奴僕常被稱為「奴才」。清人梁章鉅《稱謂錄》有別解，釋為「奴僕之所能」，即奴僕的能耐。「奴才」一詞，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罵人話，意為無用之人，只配為奴，故又寫作「駑才」。今人罵某某人奴氣重、是走狗，常稱之為「奴才」。 　　「奴才」一詞，雖含鄙意，卻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著一個特殊的位置。清朝規定，給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滿臣，便要自稱「奴才」；如果是漢臣，則要自稱「臣」。漢臣如果自稱為「奴才」就算是「冒稱」。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滿臣天保和漢臣馬人龍，共同上了一道關於科場舞弊案的奏摺，因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稱為「奴才天保、馬人龍」。乾隆皇帝看到奏摺後，大為惱火，斥責馬人龍是冒稱「奴才」。於是，乾隆帝做出規定:「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一體稱『臣』」。這個規定，目的就是不讓漢臣稱「奴才」，為此，寧肯讓滿臣遷就漢臣也稱「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這些規定呢？本來，滿族統治者是一向嚴求漢族人與自己保持一致的。他們強迫漢人剃頭髮，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風，都是為了讓漢人歸化於自己，臣服於自己，但惟獨不肯讓漢人也與自己一樣稱「奴才」。這是為什麼呢？ 魯迅先生的雜文《隔膜》里有一段話，實際上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佳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 滿洲人入關前，大體處於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雖然佔據了中原，但奴隸制的胎記並未完全退去，「嚴分著主奴」，就是一個明顯的表現。即使到了晚清，滿洲人內部仍保持著很濃厚的奴隸制習氣。坐觀老人《清代野記》記雲:「每有旗主，貧無聊賴，執賤役以糊口，或為御者，或為喪車杠夫，或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車駟馬，翎頂輝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車代其役，奴則再三請安，解腰纏以賄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貴者，甚畏見其貧主也。」這就叫「嚴分著主奴」。「嚴分著主奴」的習慣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滿臣奏事時要自稱「奴才」。滿臣自稱「奴才」，不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漢臣則沒有滿洲人傳統的主奴關係，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稱「奴才」。正因為這個原因，馬人龍奏事時自稱了「奴才」，便被認為是冒稱。 「奴才」與「臣」這兩個稱謂，誰尊誰卑，以今人的眼光，無疑是「奴才」低於「臣」。但這種判斷，與清朝的實際情況相差甚遠。「奴才」一稱，從表面看，似不如「臣」字體面、尊嚴，實則「奴才」要比「臣」金貴得多。「奴才」，實際是一種滿洲人主奴之間的「自家稱呼」，非「自家人」的漢人是沒有資格這樣稱呼的——正如趙太爺罵阿Q:你也配！漢臣稱「臣」，並不是皇帝為了照顧漢臣的面子，「特地優待，錫以佳名」，而是為了與「奴才」一稱相區別，以顯示漢臣的地位低於滿臣。俗諺雲:「打是疼，罵是愛」，清朝皇帝讓滿臣自稱「奴才」，實際是罵中之「愛」；反之，不讓漢人稱「奴才」，則是因為缺少這份「愛」。 在實行奏章稱謂制度的過程中，也出現過特殊的情況:即有漢臣雖然稱了「臣」，卻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滿臣西寧、達翎阿與漢臣周元理，聯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滿臣皆自稱「奴才」，周元理自稱「臣」，按理說，這是符合規定的；但乾隆皇帝卻懷疑周元理稱「臣」是「不屑隨西寧同稱，有意立異」，是不服當奴才。實際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稱「奴才」呢！沒想到卻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這件事上，大約是玩弄了韓非子所說的「恃術不恃信」的詭道。規矩本來是自家定的，但他卻出爾反爾，責備臣下，完全不講信用。「恃術不恃信」，本是中國歷代皇帝駕馭臣下的一個寶訣，乾隆皇帝對此顯然運用嫻熟。 魯迅先生一生憎惡奴氣，屢屢說到中國人的奴性重。他又常說，中國人做了滿洲皇帝二百多年的奴隸。中國人的奴性之養成，固然與封建專制制度有關，但是否與皇帝特別喜歡奴才有些關係呢？清朝大概是由於自己的奴隸制基因，尤其喜歡奴才。清朝奏章上的「奴才」的特殊地位，就是皇帝特別喜歡奴才的一個證明奴才稱呼的由來 　　奴才二字何自出?陶宗儀《輟耕錄》以為始於郭令公「子儀諸子皆奴才」一語，非也。罵人奴才蓋北俗，中原無是語也。有之，自晉始。晉世五胡人中國，胡言遂載以俱來。《劉淵載記》(《晉書》於五胡及諸割據者，別為載記，附於卷末。劉淵、劉曜，皆匈奴也，不得以漢姓而誤為漢人)：成都王既敗，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遂自奔潰，真奴才也。一、《劉曜載記》：田崧罵楊難敵曰：若賊氏奴才，安敢希覬非分。二、王猛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況數十萬乎!三、《水經注》：李特至劍閣，嘆日：劉氏有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四、《魏書》：爾朱榮謂元天穆曰：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五、凡此諸語，皆出自晉末六朝之間，在郭令公之前。令公之為是語，蓋亦久居塞外，習於胡言，猶今之操西語罵人者耳。　　陶宗儀以為此語始自令公，未之考也。後於令公而為是語，則《五代史》：董璋反，以書誘姚洪，洪不聽。城陷，璋責之。洪曰：汝奴才，固無恥，吾義士肯隨汝所為乎!姚洪仕後唐，沙陀族也。是亦習於北俗，晉以前無是也。奴亦作駑。《顏氏家訓》(顏，北齊人)謂貴遊子弟，當離亂之後，朝市遷革，失皮而露質，當此之時，誠駑才也。一、《五代史》：朱守殷少事唐庄宗(李存勗)為奴，後為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之，守殷無備，南城遂破。庄宗罵曰：駑才果誤予事。二、此亦出於北俗，譯語之有出入者也。而魏鈔《稗勺》則曰：明代宦官，對上稱奴儕，今人訛儕為才雲。是不讀書之甚者。　　雖然，昔稱奴才，以罵人耳，未有以自稱者，更未有以稱諸大廷者。猶古之有臣妾其名(《易》、《書》皆有之)，亦以稱宦官宮妾耳，未有以統稱臣下也。　　自司馬相如、蔡邕、劉琨、韓愈諸文人，始以臣妾二字入章奏，然亦只務為諛詞，未嘗以書銜焉。　　至國朝，滿洲大臣奏事，率稱奴才，始以奴才書銜，為一朝之典制；漢大臣且不得輿，蓋亦循乎北俗也。　　然國朝於奴才之稱，亦屢經磨勘。乾隆二十三年諭曰：「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嗣後頒行公事摺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摺奏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據此，則只分公私，不分文武也。　　然乾隆三十八年，涼州鎮總兵喬照於奏謝摺內稱臣，為嚴旨申飭，曰：武員即官至提督，亦稱奴才，此乃向來定例，喬照豈容不知?雖臣僕本屬一體，稱謂原無重輕，但喬照甫加總兵，即如此妄行無忌，足見其器小易盈，著傳旨嚴行申飭。此則不知喬照於奏謝摺內稱臣為違例乎?抑武員稱臣為違例乎?由前之諭，則喬照於奏謝摺內稱臣為違例；由後之諭，則以武員稱臣，似亦違例。道光六年，穆蘭岱因陳奏青海蒙古事宜，摺內稱臣，亦為嚴旨申飭，曰：道光五年，曾經降旨，督撫藩臬之內，如系旗員，於請安謝恩摺，著繕寫奴才字樣；凡遇一切公事奏摺，著寫臣字：此特專指文職而言，並未指武職如此。原降諭旨，甚屬明晰。穆蘭岱前此會同陝甘總督奏事一摺，自應繕寫臣字。今伊自行陳奏青海蒙古事件，亦寫臣字，竟染漢人習氣，殊屬不合。況此際各省將軍都統等奏摺，並無一繕寫臣字者。穆蘭岱身任副都統，兼西甯辦事大臣，而仿效文職，殊屬非是。穆蘭岱著傳旨申飭。此則武員稱臣，果屬違例矣。由前之諭，則請安謝恩摺奏稱奴才，公事摺奏稱臣；由後之諭，則武員公事摺奏亦稱奴才。　　夫既分公事私事，又分文員武員者何哉?非分公私，非分文武也，分滿漢也。內而部院，外而督撫，文職也；而滿漢員缺各半，奏事會銜者多，故分公私。公即會銜，私即請安謝恩摺之單銜者也。若將軍都統諸武職，有滿缺，無漢缺；雖公事奏摺，亦多不必與漢大臣會奏，故不分公私而分文武。一言釋之曰：滿洲大臣有與漢大臣會銜入奏者稱臣，其單銜人奏者稱奴才。不必分公私分文武，分滿漢焉已矣。　　與漢大臣會銜，何必不稱奴才乎?不與(與，許也)漢人之為奴才也。漢人求為奴才且不可得乎!乾隆三十八年，御史天保、馬人龍奏監考教習查出代倩情弊一摺，摺內書銜，因天保在前，遂概稱奴才。上諭之曰：向來奏摺，滿洲率稱奴才，漢官率稱臣，此不過相沿舊例；且亦惟請安謝恩及陳奏己事則然，若因公奏事，則滿漢俱應稱臣。　　蓋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朕從不稍存歧視，初非稱奴才即為親近而盡敬，稱臣即為自疏而失禮也。今天保、馬人龍之摺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為指示，恐此後轉相效尤，而無知之徒，或因為獻媚，不可不防其漸。　　嗣後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著一體稱臣，以昭畫一。如是，是皇上不欲漢人之稱奴才，而以滿人遷就漢人也。故滿人稱奴才，有時可以稱臣；漢人稱臣，無時可以稱奴才。　　然亦有不盡然者，要在皇上之意何如耳!乾隆三十五年，周元理會同西甯(人名)等奏到搜捕蝗孽一摺，摺內列名處，西甯、達翎阿稱奴才，周元理則稱臣。上諭之曰：臣僕本屬一體，均系奉上之稱，字義雖殊，其理則一。滿漢臣工自稱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雖滿洲大員，亦一例稱臣，而滿洲督撫奏地方公事亦然，並非以奴才之稱為卑而近，稱臣為尊而遠也。　　即如滿洲大學士在朕前亦自稱奴才，而漢人雖丞簿末秩引見亦皆稱臣，豈丞簿漢員，因此遂得謂尊於滿大學士乎?朕撫御臣民，並無歧視，而朝廷體統，本自尊嚴，又豈因臣下之稱奴才而尊崇有加，稱臣而體制有減乎?朕於此等事從不計較，即漢人中間有於召對時稱奴才者，亦並無嘉賞之意。而摺奏列銜，則不宜參錯，止當論首銜何人，或滿或漢，皆可以一稱貫之(馬人龍摺即依此旨)。此次三人會奏之摺，西甯名列在前，既稱奴才，則達翎阿、周元理自當連名直寫，又何事妄生區別於其間耶?若謂周元理不屑隨西甯同稱，有意立異，是視周元理身份太高，諒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節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達事理耶?可笑之至。將此傳諭周元理知之。夫馬人龍之隨天保稱奴才也，即依此旨辦理也。上既以周元理為可笑，又以馬人龍為不合，則臣下果何措何從也?且乾隆二十三年，既諭令滿洲大臣於公事摺奏稱臣矣，而西甯於奏報捕蝗事宜，仍稱奴才，是違制者西甯。乃皇上不責西甯，而反笑周元理者又何也?蓋皇上知漢人中有以奴才二字為自昔北俗罵人之詞，而不甘為滿洲奴才也，故借周元理以警惕之。在馬人龍則恐其冒認奴才焉，在周元理則恐其不服為奴才焉，操縱臣下之術亦神哉!(原載廣州《時事畫報》1907年第廿三期，署名「謙益」，收入《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清朝稱謂制度：漢人不得自稱奴才 「奴才」一詞，雖含鄙意，卻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著一個特吧殊的位置。清朝規定，給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滿臣，便要自稱「奴才」；如果是漢臣，則要自稱「臣」。漢臣如果自稱為「奴才」就算是「冒稱」。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滿臣天保和漢臣馬人龍，共同上了一道關於科場舞弊案的奏摺，因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稱為「奴才天保、馬人龍」。乾隆皇帝看到奏摺後，大為惱火，斥責馬人龍是冒稱「奴才」。於是，乾隆帝做出規定:「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一體稱『臣』」。這個規定，目的就是不讓漢臣稱「奴才」，為此，寧肯讓滿臣遷就漢臣也稱「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這些規定呢？本來，滿族統治者是一向嚴求漢族人與自己保持一致的。他們強迫漢人剃頭髮，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風，都是為了讓漢人歸化於自己，臣服於自己，但惟獨不肯讓漢人也與自己一樣稱「奴才」。這是為什麼呢？ 　　坐觀老人《清代野記》記雲:「每有旗主，貧無聊賴，執賤役以糊口，或為御者，或為喪車杠夫，或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車駟馬，翎頂輝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車代其役，奴則再三請安，解腰纏以賄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貴者，甚畏見其貧主也。」這就叫「嚴分著主奴」。「嚴分著主奴」的習慣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滿臣奏事時要自稱「奴才」。滿臣自稱「奴才」，不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漢臣則沒有滿洲人傳統的主奴關係，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稱「奴才」。正因為這個原因，馬人龍奏事時自稱了「奴才」，便被認為是冒稱。 　　「奴才」與「臣」這兩個稱謂，誰尊誰卑，以今人的眼光，無疑是「奴才」低於「臣」。但這種判斷，與清朝的實際情況相差甚遠。「奴才」一稱，從表面看，似不如「臣」字體面、尊嚴，實則「奴才」要比「臣」金貴得多。「奴才」，實際是一種滿洲人主奴之間的「自家稱呼」，非「自家人」的漢人是沒有資格這樣稱呼的——正如趙太爺罵阿Q:你也配！漢臣稱「臣」，並不是皇帝為了照顧漢臣的面子，「特地優待，錫以佳名」，而是為了與「奴才」一稱相區別，以顯示漢臣的地位低於滿臣。俗諺雲:「打是疼，罵是愛」，清朝皇帝讓滿臣自稱「奴才」，實際是罵中之「愛」；反之，不讓漢人稱「奴才」，則是因為缺少這份「愛」。 　　在實行奏章稱謂制度的過程中，也出現過特殊的情況:即有漢臣雖然稱了「臣」，卻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滿臣西寧、達翎阿與漢臣周元理，聯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滿臣皆自稱「奴才」，周元理自稱「臣」，按理說，這是符合規定的；但乾隆皇帝卻懷疑周元理稱「臣」是「不屑隨西寧同稱，有意立異」，是不服當奴才。實際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稱「奴才」呢！沒想到卻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這件事上，大約是玩弄了韓非子所說的「恃術不恃信」的詭道。規矩本來是自家定的，但他卻出爾反爾，責備臣下，完全不講信用。「恃術不恃信」，本是中國歷代皇帝駕馭臣下的一個寶訣，乾隆皇帝對此顯然運用嫻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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