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回憶過去，只有屍骨堆積如山

09-17

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去世次年，其口述回憶錄《見證》出版於美國，在冷戰雙邊都掀起了漣漪。官方敘事里的人民藝術家形象被消解，由回憶錄構建的「反動」形象也因口述記錄者索科洛夫「叛逃」西方而面臨質疑。幾十年後，英國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以第三人稱形式描摹肖斯塔科維奇的記憶，試圖重塑事迹，以復觀其人在歷史中的自我確證。
當歷史材料和小說想像將人物捲入敘事的漩渦，讀者如何確證其中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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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生於聖彼得堡，童年記憶與革命、暴亂、饑荒相連。畢業於聖彼得堡音樂學院，處女作第一交響曲大獲成功。1936年，他的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改編自列斯科夫同名小說）被真理報一篇名為「混亂而非音樂」的文章粗暴批評。其時，肅反運動已經開始，斯大林將黨內鬥爭外擴，槍斃名單上出現各界知識分子的名字，真理報的批評可以等同於死亡點名。但肖斯塔科維奇活下來了，後來他又活過了二戰，活著看到斯大林死去，活著拿到了許多勳章、以及更多不再危及生命的批評和謾罵。等他去世時，唁詞稱他是「蘇維埃政權的忠實信徒」，但他留下一份口述回憶錄，由記錄者，他的門生所羅門·伏爾科夫送至西方出版。「我曾以為我想表達的都在音樂里了」，但是不行，還需要配上歌詞。

肖斯塔科維奇

一

在他的理念中，粗魯和暴虐是緊密相連的。這沒逃過他的注意：列寧在口述他的政治遺囑、考慮可能的接班人時，指出過斯大林的主要缺點是「粗魯」。在他自己的世界裡，他討厭看見指揮被羨慕地描繪成「獨裁者」。去粗魯地對待一個已經儘力的管弦樂手是種恥辱。而這些暴君，這些拿著指揮棒的皇帝，卻陶醉在這樣的修辭中——彷彿一支管弦樂隊只有被鞭撻、被嘲弄、被羞辱了，才能演奏好。
托斯卡尼尼最糟。他從未親眼見過這位指揮家指揮；只是從唱片里了解他。但所有東西都是錯的——拍子、情緒、細節……
托斯卡尼尼把音樂剁成了碎末，然後在上面塗了一層噁心的沙司。
這讓他很憤怒。「大師」有一次寄給他一份他的《第七交響曲》的錄音。他回了信，指出了這位著名指揮家的許多錯誤。他不知道托斯卡尼尼是否收到了信，如果收到了，又是否讀懂了。可能他以為信里一定都是恭維話，因為不久，那光榮的消息就傳到了莫斯科，他，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肖斯塔科維奇，被推選為托斯卡尼尼協會的名譽會員！很快，他開始收到唱片等禮物，都是由那位偉大的奴隸主指揮的。他當然從未聽過它們，但把它們收在一起，作為未來的禮物。不是給朋友的，而是給某類熟人的，那些他事先知道會激動不已的人。
這不僅僅是自尊心的問題；也不僅僅是音樂的問題。這類指揮對樂隊大吼大罵，場面難看，威脅要開除遲到的首席單簧管。樂隊不得不咽下這口氣，在背後說指揮的閑話——這些故事卻讓指揮看起來是個「真正的角色」。
然後，他們開始相信這個拿著指揮棒的皇帝所相信的了：他們演奏得好，就是因為被鞭抽。
他們湊成一堆受虐狂，除了偶爾對彼此吐出幾句諷刺的話，本質上都崇拜他們的領袖，因為他高貴，充滿理想主義，富有決斷力，能比他們這些在譜架後彈撥和吹奏的人看得更廣。大師很嚴厲，當然他必須得時不時地露出威嚴，是一位必須追隨的偉大領袖。
現在，誰還能否認樂隊就是一個微觀社會？
因此，每當這樣的指揮對面前的樂譜感到不耐煩，想像出某個錯誤或缺點，他總是會做出禮貌的、禮節性的回應，這一招他早就練習完美。
因此他也想像了以下的對話：
權力：「看，我們發動了革命！」

公民第二單簧管：「是啊，革命很精彩。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進。這真的是個巨大的成就。但我只是不時有點疑惑……當然，我可能完全錯了，但這真的絕對有必要嗎？槍斃所有工程師、將軍、科學家和音樂家？把上百萬人送進勞改營，讓他們像奴隸一樣工作到死，讓每個人都心生恐懼，以革命的名義被逼虛偽懺悔？創造出這樣一個系統，哪怕只是大概樣子，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每天晚上等著被拉下床，帶到『大房子』或盧比揚卡，被拷打，在徹底捏造的罪狀上籤上自己的大名，然後腦袋後吃一槍子兒？你知道，我只是感到疑惑。」
權力：「是的，是的，我明白你的看法。
我肯定你是對的。但我們這會兒先不管它。下次我們改過來。
」
——《時間的噪音》第60頁

在斯大林畫像前給戰鬥飛行員們彈奏

如今，我不能忍受粗暴，哪怕他是所謂的偉大的藝術家。我最恨粗暴和殘忍。
我認為粗暴和殘忍永遠是聯繫在一起的。
例子很多，斯大林便是其中之一。[...] 使我感到難受的是，這些虐待狂者總是有崇拜者和追隨者——而且是真心實意的。典型的例子是托斯卡尼尼。
我討厭托斯卡尼尼。我從來沒有到音樂會聽過他指揮，但我聽夠了他的唱片。我認為他對音樂的處理是可怕的。他把音樂剁碎了，然後在上面澆上令人噁心的調味汁。托斯卡尼尼給我「面子」，指揮了我的交響樂。我也聽過這些唱片，它們毫無價值。
我讀到過描寫托斯卡尼尼指揮風格和他指揮排練時的作風的資料。那些形容他的可厭的舉止的人為了某些理由反而對其感到愉快。我簡直不能理解。

我認為那種舉止令人生氣，不是令人愉快。他對音樂家又叫又罵，並且以最不體面的態度大吵大鬧。可憐的音樂家們必須忍受這一切胡鬧，否則就會被解僱。可是他們甚至開始在其中看到了「某些東西」。
當然，你對比必須習慣。因為，如果你每天都則哦到嘲罵，那麼你要麼就是逐漸習慣它，要麼就是發瘋。只有堅強的人才能介乎這兩個極端之間，可是在樂隊演員中又有多少真正堅強的人呢？
集體演奏的習慣培養的牧群的本能。
——《見證》第56頁

1949年，肖斯塔科維奇訪美期間，在麥迪遜廣場上演奏。

二

他和阿赫瑪托娃也有過一次「歷史性會面」。他邀請她來熱皮諾會面。她來了。他沉默地坐著；她也是；這樣過了二十來分鐘，她站起來，走了。她後來說：「好極了。」
關於沉默可以有很多解釋，在沉默中，言盡樂起；而且，樂也盡了。
有時候，他將自己的處境與西貝柳斯的相比，西貝柳斯在人生後三分之一時間裡沒有寫任何東西，相反，他就待在那裡，象徵著芬蘭人民的榮耀。這是一種不錯的存在方式；但他懷疑自己是否有足夠的力量保持沉默。西貝柳斯顯然滿心不快，自輕自賤。據說，他將自己留存下來的手稿付之一炬的那天，感到如釋重負。有道理。就像自輕自賤會跟酒精相連，一個刺激另一個。他太知道那種聯繫、那種刺激了。
關於阿赫瑪托娃拜訪熱皮諾在這個版本中，她的說法是這樣的：「我們談了二十分鐘。好極了。」如果她真的這樣說了，她是在做白日夢。但那就是「歷史性會面」的麻煩。後人該相信什麼？
有時，他覺得一切都另有版本。

——《時間的噪音》第97頁

儘管我們有那些相同之處，要我和阿赫瑪托娃談話仍然叫我為難。不妨說說那次「歷史性的會見」。別人在列寧格勒附近的科馬羅沃為我安排了一次與阿赫瑪托娃的歷史性的會見，結果出現了相當尷尬的場面。我們都沒系領帶——反正是在鄉間。他們曾勸我在同這位有名的女詩人見面時穿得像樣一些，可是我說：「算了吧，反正來的是一個胖老太婆。」我對這件事很不在乎，穿的衣服既不講究，也沒系領帶。等到看見阿赫瑪托娃時，我感到緊張了。她像個貴婦人，一副高貴氣派。這位著名的女詩人穿得極為講究，看得出她是為這次歷史性會見著意打扮了的，她的舉止也是恰如其分的。而我，連領帶也沒打。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光著身子似的。
我們默默地坐著。
我沉默無言，阿赫瑪托娃也沉默無言。
我們什麼也沒說，坐了一陣就分手了。我聽說她後來說：「肖斯塔科維奇來看我。我們談得很多，什麼都談。」
歷史性會晤大抵如此，別的是到寫回憶錄的時候加進去的。
——《見證》第346頁

中間的老婦人是晚年阿赫瑪托娃，左一青年是《見證》記錄者所羅門·伏爾科夫。攝於1965年

三

沙皇尼古拉一世統治的時代，一次，一個輕騎兵誘拐了將軍的女兒。不知更糟還是更好，他真的娶了她。將軍向沙皇抱怨。尼古拉如此解決了問題：首先，他宣布婚事無效；接著，女孩的貞操被官方恢復。
在大象的祖國，什麼都有可能。

但即便如此，他並不認為有一個統治者，或者一個奇蹟，能恢復他的貞操。
——《時間的噪音》第119頁

最好不要談什麼糾正錯誤了，因為只會越糾正越糟。更重要的是，我喜歡「恢複名譽」這個詞。當我聽到「為死者恢複名譽」時，我更受感動。但是這也沒有什麼新鮮。有一個將軍向尼古拉一世訴苦說，有個輕騎兵誘拐了他的女兒，甚至結了婚，但那將軍反對這門親事。皇帝想了一會，說：「我命令，這次婚姻無效，大家要認為她是處女。」
不知怎麼的，我還是不覺得自己像個處女。
——《見證》第208頁

蘇聯音樂界三座大山，左起：普羅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維奇、哈恰圖良；三人均在三十年代時被批評，作品也被禁演。

小說的緣起、英雄及懦夫

（節選）

[英] 朱利安·巴恩斯訪談

愷蒂
：肖斯塔科維奇是個很有爭議的作曲家，有人說他的作品是為蘇聯唱讚歌，也有人說他是現代主義的大師。您的這本書分為三個部分，「在電梯旁」、「在飛機上」、「在汽車裡」，分別描述了肖斯塔科維奇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時間段。這個結構是很自然地出現在您筆下的嗎？

巴恩斯

：這個結構的形成很不容易，它的出現完全是偶然。一開始，我根本沒有結構，所以寫得很不順。停了九個月，我才重新提筆。

我一直知道，他站在電梯口等著被逮捕的那個場景，一定是這本書的開始，也是這本書的中心。

後來得知他對閏年很迷信，我又發現，雖然他是1937年站在電梯口等著被逮捕的，但事情的起因是1936年，斯大林去看他的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的的演出，中途退場，以及《真理報》發表的《混亂取代了音樂》的社論，他被當局招去審問，加上許多音樂家、藝術家在那個時代莫名其妙地消失，所以，他斷定自己要被逮捕。他不想讓妻子和不到一歲的女兒看到他被抓，

所以，他每天晚上都拎著箱子在電梯口抽著煙，等人來抓他。

十二年後，1949年，他去紐約參加國際和平會議，宣讀蘇聯當局為他準備好的講稿，像機器人一樣當了政府的傳聲筒，並公開批判他所崇拜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還被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尼古拉斯·納博科夫百般質問，極受羞辱。事情的起因是1948年，斯大林親自給他打的那個電話。我意識到這兩件事恰恰相隔十二年，我就想，如果1960年他的生活里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就好了。一翻資料，他那年入黨！這真是天賜良機。所以，這本小說的結構是暗含在肖斯塔科維奇的生活里的，只是等待著我去發現而已。

肖斯塔科維奇清晰地記得被真理報點名批評的那一天，他是在阿爾漢格爾斯克（俄羅斯西北部城市，距離聖彼得堡約1500公里）的火車站看到的報紙，1936年1月28日。

愷蒂
：肖斯塔科維奇生活在斯大林的強權高壓政治下，早年被壓制，晚年卻受到了重視。有人把他與索爾仁尼琴比，認為索氏是英雄，而肖氏則是懦夫。您這本書討論的一個重要主題，是英雄、懦弱及尊嚴的關係。記得今年1月，您在《衛報》上有一篇文章，您寫道：「我的英雄是一個懦夫，確切地說，他自認為是一個懦夫。更確切地說，他所處的境況，讓他不可能不成為一個懦夫。你或我，如果處在他的境遇里，也會成為一個懦夫。」您能解釋一下嗎？

巴恩斯

：《時間的噪音》確實是在探索

強權和藝術

的關係：當強權政治在支配你生活的一切時，你是否會與強權做一筆交易？在放棄掉一些自由的同時，保住另一些可以創作的自由？誰會向愷撒屈服？這個愷撒如此貪婪，你究竟會屈服到什麼程度，屈服的代價又是什麼？向權勢屈服之後，藝術家是否還能保持自己的尊嚴？我在《衛報》上的那篇文章是在此書出版之時寫的，我想向讀者解釋我筆下的英雄和懦夫。有時候，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並不一定是真英雄。是否在強權下選擇當英雄，你必須要權衡所有的利害關係。在斯大林的蘇聯，如果你選擇當英雄，你不僅不可能再繼續創作，而且你將被處決，你的家人、朋友、和你有關聯的人都將受到牽連，被關進監獄或被處決。你的「英雄行為」會傷害到很多你所愛的人，你的孩子會被帶走，會被當局養成一個你不希望他變成的人，那樣的情況下，你想當「英雄」是相當愚蠢的，當懦夫才是唯一理性的選擇。很多時候，我們是不能用「英雄」或這些詞的，

英雄如果變成了一種虛榮，以你的親友的犧牲為代價，那怎麼還能叫英雄呢？

1949年，肖斯塔科維奇訪問美國，發表演講；

演講稿中譴責了他尤為喜愛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

後來他深深為此自責。

愷蒂
：能不能說，這本書中，您是讓肖斯塔科維奇借著您的筆說話，例如，您寫道：「也有一些明白點的人，他們支持你，但同時也對你感到失望。這些人沒有領會關於蘇聯的一個簡單事實：在這裡說真話是不可能的，除非不想活了。這些人以為，他們知道權力是怎樣運作的，他們希望你去鬥爭，因為他們相信，如果他們處在你的位置，他們也會這麼做。
換句話說，他們想要你流血。
」

巴恩斯

：肖斯塔科維奇沒有選擇流亡國外，這本身就需要勇氣。斯特拉文斯基在美國過著優越的生活，對他仍留在國內的受壓迫的音樂同仁從沒有關心過。肖斯塔科維奇去美國，希望能與他所崇拜的斯特拉文斯基見上一面，但後者沒有露面。還有那些所謂共產主義的同情者，例如薩特，他們他們是不會讓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的。

肖斯塔科維奇訪美前一年，一位蘇聯出訪團的女士跳出窗去，尋求政治庇護。他在美期間，旅館下面每天都有人打出「肖斯塔科維奇，跳出窗戶！」的標語。

歷史的真實和小說的虛構

愷蒂
：《時代的噪音》的主角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您如何處理
歷史的真實性
和
小說的虛構性
之間的關係呢？

巴恩斯

：我盡量做到歷史事實的準確。

但曾有人說「傳記和歷史結束的地方，就是小說的開始」，小說能夠前往傳記及歷史去不了的地方，寫小說的一個長處就是我可以揣度並描寫人物的心理。

例如關於肖斯塔科維奇對閏年的迷信，他只提到一兩次，但我可以把這個變得比較重要。還有，他等在電梯口的那個場景，你和任何一個西方音樂家、音樂理論家提到肖斯塔科維奇，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站在電梯口等人來抓他，這是大家共同接受的關於肖斯塔科維奇的一個情境。但是，這件事情，肖斯塔科維奇生前從來沒有自己提起過，是他去世後，家人和朋友才說起的，所以，這件事沒有經過史學家的考證或得到完全的證明，如果你寫歷史或傳記，你至少得註明此事是不確定的，但是寫進小說里，我就可以當成歷史事實來寫。

肖斯塔科維奇與女兒在農場

在一個專制獨裁統治下的國家裡，歷史真實是很難梳理或確認的。例如，審訊肖斯塔科維奇的人的名字到底是什麼，根據不同的材料，有三種不同的拼法，我在後記中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並把三個名字都列了出來。《倫敦書評》上刊登了一位歷史學家對此書的評論，文章題目用的就是這三個名字，她把小說家和歷史學家對比，抱怨小說家太多臆想杜撰的自由，又說她知道準確的名字是什麼，如果是評論一本歷史著作，她是會說出來的，但因為是評論一本小說，所以就不屑於把這個信息告訴小說家。她這樣寫真讓我惱火，我只能說，這位歷史學家實在不懂小說，不懂得什麼是虛構的作品。當然，一旦這個專制政府瓦解，有一些實情會出現，但也不可能是全部的實情。書中還有一個情節，就是佐丹諾夫給音樂家上課，他彈著鋼琴，告訴音樂家什麼才是真正的音樂。這個故事也不是完全確認的歷史事實，但是這個故事廣為流傳，也廣為大家接受，就變成真實的了。這就是小說家可以一顯身手的領域。有個周末我去我家附近的集市買東西，有一個人對我說：「我剛剛讀完你的新書，但是我不知道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構的。你能不能夠告訴我，這些事情都發生過么？」我對他說我無法告訴他，因為我希望他在閱讀的時候，相信書里的一切都是真實的。

小說就應該是這樣，你在讀一本小說時，不管是偵探小說還是文藝小說，你應該相信你閱讀的就是真實的。

畫家鮑里斯·庫斯托季耶夫為時年13歲的肖斯塔科維奇畫的肖像。肖認為這是自己最好的一張像。

上文節選自《時間的噪音》[英] 朱利安·巴恩斯著，嚴蓓雯譯，譯林出版社 2018年1月及《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口述，所·伏爾科夫記錄整理，葉瓊芳譯，花城出版社 1998年1月

朱利安?巴恩斯

（1946—
），英國當代著名作家。巴恩斯畢業於牛津大學，曾參與《牛津英語辭典》的編纂工作，做過多年的文學編輯和評論家。「聰明」是巴恩斯作品的一貫標識。八十年代他以突破性之作《福樓拜的鸚鵡》入圍布克獎決選，躋身英國文壇一流作家之列。此後，獲各大文學獎項無數，三進布克獎決選，並於2011年憑藉《終結的感覺》贏得大獎。《時間的噪音》出版於2016年。

《時間的噪音》[英] 朱利安·巴恩斯著，嚴蓓雯譯，

譯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口述，所·伏爾科夫記錄整理，

葉瓊芳譯，花城出版社 1998年1月

題圖：Grattacieli e tunnel (Skyscrapers and Tunnel)｜Fortunato Depero 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