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兩岸經貿關係格局及約束條件
廈門是兩岸貿易重要港口,圖為廈門海天集裝箱(貨櫃)碼頭。 新華網 資料由於廣泛而深刻的原因,台海兩岸的經貿關係兼有巨大的潛力和現實的阻力兩大特徵,很難用簡單化的經濟觀點來予解讀。平心而論,近40年來保持了兩岸政策連續性的是大陸一方。1979年的兩岸貿易額僅0.77億美元,堪稱微不足道。到2014年,兩岸貿易額飆升至1983億美元。然而2015年的兩岸貿易額卻下降至1882億美元。總體而言,是台灣島內的政治生態而非大陸的兩岸政策,更多地影響了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中國大陸現在是124個國家和地區的頭號貿易夥伴,美國是52個。人們只要看看中國主要貿易夥伴的排名,就會在第一方陣里發現需要詳加說明的面孔。鑒於美國和中國分別以17.95萬億美元和10.98萬億美元位居2015年各國經濟總量第一、二位,合計占當年全球GDP總量73.17萬億美元的近40%,而且中美之間已互為第一大貿易夥伴國,因此中美兩國之間近5600億美元的貿易額,無疑就具有衡量經貿關係規模的標尺意義。在中美之間龐大貿易額的標尺之下,人們轉而發現,中國香港以3436億美元位列中國大陸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日本以2785億美元列第三,中國與韓國的2758億美元列第四。而台海兩岸之間的1882億美元的貿易額位列第五,不僅超過了中國與德國1568億美元的規模,以及與澳大利亞的1140億美元,更遠遠超過了中國與英國、法國、義大利、俄羅斯等國之間的貿易額。以港台地區各自的人口規模、經濟體量、產業結構等指標看,它們與大陸的貿易規模如此之大,是否有道理?如果有,這個道理在什麼地方?如果沒有,臨界點又在何處?在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框架內,大陸與香港的經濟聯繫之緊密,就容易理解了。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國內經濟關係。可資比較的經濟關係還體現在完全屬於國內市場的西藏地區。西藏的財政支出占其GDP近七成。也就是說,西藏的GDP中有約七成變成了財政收入,這是脫離了經濟常識的數據。究其原因,顯然是中央政府和沿海省份對西藏保持了強大的財政轉移支付。香港回歸祖國以後的讓利特惠安排當中,轉口貿易的分量是很重的。其中也包括了台灣地區經香港輸入大陸的巨額轉口貿易。無論其中的獲利部分在香港的分配是否公平,與大陸驚人的貿易額都有一定道理,而台灣經濟亦從中獲利頗豐。需要強調的是,離開「一個中國」的政治條件,大陸與港台的經貿關係就是另一回事了,將會下降到正常的經濟知識所能預期到的很低水平。毫無疑問,台海兩岸經貿的政治基礎遠不如大陸與香港的框架牢固,是進一步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主要障礙。對此,不偏不倚的觀點需要兼顧兩個方面。一方面,台灣的經濟前景不一定非要依賴與大陸的經貿關係,這個沒問題。另一方面,如果「一中」的政治基礎垮台,那麼大陸有能力讓台灣經濟發出尖叫聲,這同樣沒有問題。台灣地區人口略多於2300萬,人均GDP超過兩萬美元,以台灣的經濟現狀、文明水準看,它作為世界公認的發達地區是名副其實的。台灣在民主指數固然能得到方面高分,但其兩岸政策中政治智慧的含量還有待歷史來檢驗。可以肯定,兩岸關係的基本約束條件,正是中國「大一統」的傳統文化。以這種文化的強硬,至少不能允許打通以下邏輯:台灣從兩岸經貿關係中大獲其利,反而助長「台獨」政治發展。從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台灣在威權政治的監護推動下,創造了高增長、高就業和低通脹的經濟奇蹟。隨後經濟減速至2001年首次出現負增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2008年二季度負增長。在此壓力下,台灣於2010年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妥善地落在「兩岸一中」的政治框架內。在這個過程中不容忽略的事實還包括,台灣地區前領導人奮力推動的「經濟南下」政策,幾乎沒有值得一提的成果。考慮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除了政治基礎,也不能離開大陸在改革開放時代卓越的經濟增長。否則相關考量將很不全面。中國大陸的人均GDP到2003年才越過一千美元大關,2015年已達到八千美元的水平。以大陸的經濟體量看,如此壯觀的經濟表現當然會重繪世界經濟版圖,也會強力重塑兩岸關係格局。目前,大陸的經濟規模按美元計,是台灣地區的35.5倍,這還不算美國堅持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偏低的問題。因此,十多年前兩岸人員交流時台方的「富人優越感」如今已蕩然無存。改由「政治制度先進」的優越感替代了。在現狀層面算算細賬是必要的。2014年台灣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為5686億美元。問題是,包括香港在內的兩岸經貿往來在台灣的外貿總額中佔有多大分量呢?根據國台辦發言人提供的數據,2014年兩岸經貿額1983億美元當中,大陸向台灣出口463億美元,從台灣進口1520億美元。這意味著台灣從中獲得了1058億美元的順差。2015年大陸對台灣出口449億美元,從台灣進口1436億美元,台灣再從中獲得順差987億美元的順差。這千億美元上下的數字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台灣的外貿非常依賴與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大陸,也意味著如果沒有「兩岸一中」政治條件決定的經濟利益格局,那麼台灣在面對日本的約250億美元、沙特約12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時,將畏之如虎。甚至可以說,兩岸經貿關係的現狀間接有利於提振日本的經濟出口。人們都同意,台灣地區的服務業有一定優勢,其產值占島內GDP近七成,從業人口占近六成,符合發達經濟體的一般特徵。然而進取的台灣人士對其服務貿易出口額倒退至27位深感焦慮,更對新加坡(18位)、韓國(12位)、中國香港(16位)與中國大陸市場的關係了如指掌。於是有了2013年6月在上海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該協議理論上是相互開放服貿市場的,但大陸的市場規模要大得多,況且大陸對台開放市場共計80多條,台灣對大陸開放僅64條。明擺著是大陸向台灣開放讓利。但是,《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台灣被青年人以放肆性民主運動的方式凍結擱置,使大陸民眾對台灣多元政治景觀的浪漫主義看法有所反省。其實,協議簽署九個月後,島內爆發所謂「太陽花運動」。最初大陸民眾都搞不明白,這場狂熱的運動為什麼要反對讓台灣經濟獲利的兩岸協議。不過人們很快便知曉,「太陽花運動」半自發半煽動的特點,還真不配為民主政治爭光。它既未產生有意義的共識,也未顯現出色的政治智慧。當然這場運動的最終結果是清楚的,即服貿協議成了「替罪羊」,投資協議更遙遙無期。雖然大陸並未損失什麼,而且台灣依舊維持著經濟低迷狀況,但大陸民眾的確見識了一種相當不體面的民主政治形勢,並提高了對島內「台獨」政治行為方式的警覺和反感。總之,兩岸關係的歷史複雜,現狀更複雜。但也有以下若干不複雜的部分。一是目前的兩岸經貿關係既是互惠的,也是大陸一方讓步讓利更多的。二是這些讓步讓利需要滿足強硬的「一中」政治條件,並且該條件受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的有力支持。三是台灣的前途只能由台灣居民的選票決定,這完全不現實。四是根據市場規律,至少在十年內,東南亞和南亞的市場規模及質量還不大可能與中國大陸匹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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