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日兩國戰後外交中處理戰爭歷史問題的反思【徵文】

時至今日，中國政府和學術界應該對多年來重「面子」、輕「里子」的意識和做法認真反思。對戰爭歷史的不同認識，是目前影響中日兩國關係的關鍵問題。這種不同認識的形成，與中日兩國和美國在戰後處理戰爭歷史問題的過程密切相關。一、日本裕仁天皇戰爭罪責問題1945年8月14日，日本裕仁天皇發布《終戰詔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停止戰爭時，並未附加任何條件，而《波茨坦公告》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但是，作為當時盟軍最高統帥的美國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後來竟然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不廢除天皇制、不追究天皇戰爭責任的條件。這一做法，在當時確實方便了美軍對日本的佔領和統治，但卻深刻影響了戰後日本對戰爭歷史問題的認識。在日本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過程中，幾乎所有關於戰爭的重大決策，都是由御前會議決定的。因此，毫無疑問，裕仁天皇是日本發動戰爭的最高決策人，也是首要戰爭罪犯。但是，由於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罪責，而戰爭的結束又是以天皇的《終戰詔書》為標誌的，因此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從來不承認戰敗和投降，而只承認終戰。終戰的說法一直延續至今，並已成為日本官方和公眾媒體的通用語，深刻影響了日本各界對戰爭歷史的反思和正確認識。在遠東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爭罪責的過程中，由於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罪責，一些戰爭歷史真像未能全面揭露。更為嚴重的是，東條英機等被判罪的戰犯，在一些日本人的眼中被視為民族英雄，因為他們替天皇頂了罪，這也是後來這些戰犯被放進靖國神社祭祀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可以說中日兩國後來對戰爭歷史問題的認識分歧，首先是因為美國在戰後初期對戰爭歷史問題處理不當造成的。二、戰爭賠款問題二戰結束時，日本軍隊和平民傷亡慘重，許多城市在美軍的轟炸下已成焦土，國民經濟頻臨崩潰，百姓缺衣少食。作為日本的主要佔領著和統治者，美國需要儘快恢復日本經濟，穩定社會。更重要的是，在面對兩大陣營對立已經形成的局面下，美國需要扶持日本，因而放棄日本的戰爭賠款是可以理解的。不僅如此，美國還給與了日本多方面的援助，幫助日本渡過難關。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追隨美國放棄日本的戰爭賠款，則是出於多種原因。蔣介石提出了一個非常冠冕堂皇的放棄戰爭賠款的理由——「以德報怨」。但實際上，聯合日本共同反共才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戰結束後，國民黨政府忙於內戰，沒有餘力處理戰爭賠款問題。直到國民黨退居台灣之後，台灣國民黨當局才於1952年與日本政府簽訂了《日本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和平條約》(簡稱《華日和平條約》)，正式宣布放棄戰爭賠款，更是基於聯合日本反共和反攻大陸的需要。《華日和平條約》簽訂後，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曾發表聲明，保留要求日本戰爭賠款的權利。1959年10月，周恩來在會見日本自民黨顧問松村謙三時，仍然強調了中國保留對日本索取戰爭賠款的權利。但是，在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之前，周恩來已通過日本公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竹入義勝轉達了中國政府放棄向日本要求戰爭賠償權利的意向。田中角榮訪華時雙方簽訂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正式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對於此事，毛澤東曾對田中角榮戲稱是為了表示對日本侵略中國最終導致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感謝。但實際上，當時聯合美日共同對抗蘇聯的需要才是主要的原因。德國能夠在戰爭歷史問題上達成全民共識，除了對希特勒為首的納粹政權的徹底批判和民族責任的深刻反思外，一直延續至今的戰爭賠款(對國家的賠款已經結束，但對個人的賠償仍在繼續)，不斷提醒著德國幾代人不要忘記戰爭的歷史教訓。反觀日本，由於沒有戰爭賠款，侵略戰爭的歷史事實也被淡化和抹殺，對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入侵」變成了「進入」，戰敗投降也成了「終戰」。無論是當時出於何種考慮，現在看來，國民黨和共產黨先後宣布放棄日本戰爭賠款都是一種短見的選擇。如果當時不是宣布放棄戰爭賠款，而是只要象徵性的少量賠款，日本可以接受，中國也可以表現「以德報怨」的大國氣概，還可以提醒日本不要忘記侵略戰爭的歷史。即使是現在，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戰爭賠償的要求，但不能說受戰爭傷害的普通平民也一定要放棄賠償的權利。因此，中國政府應該理直氣壯的支持戰爭受害者個人依法向日本政府要求獲得戰爭賠償。中國現存在世的戰爭受害者已經不多了，正確處理這一問題刻不容緩。三、靖國神社與歷史教科書問題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和日本歷史教科書淡化和抹殺侵略戰爭歷史，是當前中日兩國圍繞戰爭歷史爭議的兩大問題。從這兩個問題的本質來看，教科書問題是「里子」，靖國神社問題是「面子」。由於中國人的傳統思維，在對待這兩個問題時，中國政府和多數民眾長期以來都是重「面子」，輕「里子」。日本靖國神社始建於明治初年(1869年)，原稱「東京招魂社」，用於供奉和祭祀在國家戰爭中陣亡的日本軍人亡靈。現供奉有240多萬個亡靈，其中大多數是從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對外侵略戰爭中的陣亡者，也有一些是明治時期日本國內戰爭中的陣亡者。參拜靖國神社是明治以來日本天皇和政界的傳統。1978年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名冊進入靖國神社後，日本天皇再未參拜過靖國神社，但歷屆日本首相中的大多數人，包括對建立中日友好關係做出重要貢獻的田中角榮、大平正芳、三木武夫等，以及其他日本各黨派政界人士，都多次參拜過靖國神社。日本國家和政府首腦祭祀為國家犧牲的將士，在日本普通國民來看是理所當然的，中國政府過去也沒有對此提出異議。但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亡靈進入靖國神社後，日本官方的參拜行為引發了中國和韓國政府的反對和抗議。但是，這種反對和抗議並沒有阻止日本官方的參拜行為，反而使中日兩國的爭議愈演愈烈，導致參拜靖國神社成為當前影響中日關係的重大問題。日本政界人士參拜靖國神社，當然有一些右翼分子否認侵略戰爭歷史的意圖。但我們還應該清醒地看到，許多政界人士參拜靖國神社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日本普通民眾的支持，為了拉選票。對中日兩國在這一問題上產生的爭議，一些日本政界人士的解釋是：不論是戰犯還是普通士兵，他們都是戰爭的犧牲者。祭奠他們，也是為了不忘戰爭歷史，不再發動戰爭。中日兩國對此產生爭議，是因為兩國的習俗不同。這雖然是一種辯解，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例如，美國南北戰爭的紀念碑上，銘刻了包括南軍和北軍所有陣亡者的姓名;而中國國內戰爭的紀念碑上(如淮海戰役紀念碑)，只有解放軍的陣亡者，而沒有國軍的陣亡者。在中國「成者王侯敗者賊」的傳統思維下，這種習俗不同確實存在。因此，中國在靖國神社問題上抓住不放，形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不僅很難得到日本普通民眾的理解，而且也很難獲得英美和亞洲其他戰爭受害國的支持。不僅如此，由於中國政府對靖國神社問題的處理不當，還會導致在中日兩國關係和外交上的嚴重誤判。例如，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由於他多次參拜靖國神社，被中國外交界和國際關係學界視為極右反華分子，中日兩國關係也因此陷入低潮。而事實上小泉是一個日本戰後少見的政界另類，執政時期銳意改革，獲得了日本國民較高的支持率。2001年小泉就任首相的當年，就來中國訪問，並成為繼村山富市之後第二個參觀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的日本首相。據新華社報道，小泉參觀時敬獻花圈，並在來賓冊上題字留言，對那場侵略戰爭中的中國死難者表示道歉和哀悼。他說，對過去的歷史要反省，作為日本首相，他將全力推動日中友好關係的發展。因此，小泉後來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不退讓，只能說明這是他我行我素的政界另類做派，當然也是他為了拉選票的做法，而不能因此而說他是一個極右的反華分子。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繼小泉擔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2006年9月上任後，當年10月將中國作為第一個出訪國家，並表示不再堅持一定要參拜靖國神社。一時間中日緊張關係得到緩和，安倍也被認為是一個對中國友好的日本首相。筆者當時就認為，這是嚴重的誤判，與小泉相比，安倍才是骨子裡的右翼分子。只不過安倍是一個油滑的政客，而不是小泉那樣的政界另類。結果不幸言中。與靖國神社問題相比，中國政府對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的重視遠遠不夠。多年來，已很少聽到中國官方在這一問題上發出聲音，而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卻在這些年來朝著弱化、抹殺和歪曲戰爭歷史的方向不斷發展。一些國內學者注意到了日本右翼團體扶桑社發行的《新歷史教科書》等極端歪曲戰爭歷史的教科書，雖然通過了日本文部省的檢定，但很少被各學校所採用。但卻很少注意到，日本所有的歷史教科書中，關於戰爭歷史的內容已經越來越少，越來越淡化，越來越被歪曲。「侵略」一語早已被「進出」所替代，「屠殺」一語已基本不見，「慰安婦」則根本不允許出現在教科書中。日本官方對教科書問題的解釋是，日本國內的教科書並非由政府編寫，而是由民間出版社自由編寫、出版的，各學校也可以自由選用，這是言論、學術自由和教育中立原則的體現。但是，日本文部科學省每四年一次對教科書進行審查檢定，歷史教科書中對於戰爭歷史的描述正是在這樣的檢定過程中被悄悄地改變。因此，日本政府對歷史教科書問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日本歷史教科書對戰爭歷史的歪曲，已經產生了嚴重的惡果。上世紀70～80年代，活躍在日本政界、經濟界、學術界和普通民眾中的許多人，都親身經歷過戰爭歷史，他們能夠深刻地認識到戰爭對中國人民的傷害，也真心實意地願意推動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這也是這一時期中日關係穩定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但隨著時間的流失，這樣的老人已經越來越少。現在活躍在日本各界的人士，都是戰後出生的，他們從小就受到被歪曲的歷史教科書的影響，根本不了解真正的戰爭歷史。2012年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在會見中國南京市政府代表團時，竟然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他說：「1937年『南京事件』(日本歷史教科書中對南京大屠殺的表述)發生時，正常的戰爭行為是不可否認的，這也是比較遺憾的事情，但所謂『南京事件』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說明作為戰後出生的一代，他根本不了解真實的戰爭歷史，甚至不了解遠東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一案的認定，主要證據並不是來自中國，而是由當時居住在南京的外國人所提供的日記、照片和電影等以及日本自己遺留的記錄。近年來，日本政界人士否認戰爭歷史罪行的言論時有所聞，這已經表明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所產生的深刻影響。如果任由這樣的事態繼續發展下去，既不利於中日兩國在戰爭歷史問題上達成共識，更不利於中日兩國建立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時至今日，中國政府和學術界應該對多年來重「面子」、輕「里子」的意識和做法認真反思。對於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不要過於敏感，過度反應。可以聯合英美和亞洲各國向日本提出將東條英機等戰犯名冊遷出靖國神社的正式交涉，這一方面容易得到日本國內民眾的理解，也可以得到英美和亞洲各國的支持，更有利於中日兩國關係在這一糾纏不休的問題上儘快解套。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中國政府和學術界以及各界民眾應形成共識，緊緊抓住不放。學術界應儘快全面收集和了解戰後日本歷史教科書內容變化的資料，政府則應據此追究日本政府的責任。緊緊抓住歷史教科書問題不放，很容易獲得歐美和亞洲各國的理解和支持，共同形成強大的國際壓力。中國學術界可以主動與日本、韓國以及亞洲和歐美各國的學術界合作，在近現代戰爭歷史事實和責任方面達成基本共識，並要求日本政府將這樣的國際共識作為檢定歷史教科書的原則和標準。只有這樣，才能促進中日兩國在戰爭歷史問題上逐漸達成共識，為長期的友好合作奠定基礎。作者自我簡介：本人現任西北大學教授，雖然只是個考古學家，但在上世紀80年代曾赴日本留學，90年代又在日本任教一年，也可以算是個「知日派」。對中日關係問題說點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確，但希望對大家有所啟示。責任編輯：孟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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