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斷想

09-17

快樂中國:李潔的《百年獨語》，《1912-1928:文武北洋》讓我改變了對很多人和事的看法。旅次賢良祠——李鴻章斷想選自李潔著《百年獨語》　　　　　　　　　　　　　一　　8 月去北京，想住齊魯飯店。這段時間，我們當地的報紙上連續有廣告，說這座位於京城什剎海處的新開的賓館，是「東人在北京的家」。我是個四海為家的旅人，不在乎住哪個地方，但對名勝古迹總是難以釋懷，所以就打聽著來到這家飯店。　　這裡的位置果然不錯，位於地安門西大街上的《中國婦女報》大院里，後頭是什剎海，前面是北海，在面南的五樓房間里正好看到北海公園裡著名的白塔和瓊島。而眼下東鄰處，是一座綠樹掩映著的綠琉璃古建築，這種廟宇式的老房子在北京城裡並不鮮見。　　地安門東西大街正在拓寬，未來的名字叫平安大道，將是一條與長安街平行的貫穿京華東西的通衢。馬路的北側掘成了深壕，民工們在壕溝上下忙碌著。我知道，這條大道上，有段祺瑞的執政府，有孫中山的行宮，有郭沫若故居和恭王府舊址，還有北海後門，人文景觀十分輝煌。地面如此，地下更是了得，報紙上說，施工以來這條路下屢有考古發現，幾乎每拓寬一米都有文物出土。真是步步有寶。　　過午4 點，太陽依然很曬。正事兒已經辦完，我不愛呆在房間里耗時間，就義循著柳蔭街去恭王府花園。從當年頗有權勢的恭親王奕沂的花園，轉到他的馬廄亦即現在的郭沫若故居。郭宅紅門虛掩。盡職的值班老人稱今大星期一，不開放，要看明天再來。好在我對郭先生並無多大興趣，所以在門口處往縱深打量了—下就心情平常地拐回地安門大街。　　臨近齊魯飯店時，那座緊傍飯店的綠琉璃瓦古建築纏仕了我的視線。　　我越過壕溝上的木板，徑直走過去。山門上的藍底金邊匾額寫著「梁園飯莊」。　　「梁園雖好，不是久居之地。」我默念著這句古語，正猜想這是清代的什麼有名的飯店時，看門老人攔住了我，問我要找哪家。原來，這裡已是居民院兒了。　　此院甚窄，綠瓦紅牆大殿。幾乎緊靠山門。我隨口問老人以前這是什麼地方，老人答：「賢良祠」。　　我一下子懵住了。　　賢良祠，一個讓我想了好久的地方啊！晚清最毀譽不一的大官僚李鴻章最後住的地方不就是賢良祠嗎？我所知道的賢良祠原為賢良寺，為紀念這位辭世的「中興重臣」，皇帝將賢良寺改為了專門祭祀李鴻章的賢良祠。　　它居然還在，而且，正在修復！正門與兩邊的碑亭的飛檐，都不動聲色地摻入了白花花的新的木檁；而廟兩側的灰灰的院牆，也是新砌的；一幫民工正在山門兩側蓋些不大的房子。　　我回頭問看門老人：當年李鴻章是否在此住過？　　老人說，他住沒住過我說不上，現在是住家的。不過，這個廟有兩百多年歷史了，碑亭里寫著呢。　　兩座六角碑亭分立大殿東西兩側，因是皇家專用的金琉璃瓦覆頂，所以在這個殿堂皆為綠瓦的寺院里顯得很出眼。我徑趨東邊的碑亭，從高大的御碑上，讀到了深鐫著的楷文：敕建御制賢良祠碑文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二十四御筆。不期而遇的賢良祠喲！　　因為天色漸晚，亭里又昏黑，我無法逐字仰識此廟的身世了。西側那座一模一樣的亭里，是滿文的御碑。院里幾株高大的古槐顯然很落寞。　　我從大殿旁看了看後邊。後邊的兩座殿也是綠瓦覆頂，規模和前面這座殿差不多。殿門掛鎖，門窗紅漆剝落。兩側的配殿或偏屋，果然已經住著不少人家，門外窗下，自是那種北京雜院兒里共有的不堪入目的風光。　　在院子里站了一會兒，我退出賢良祠。穿過車流不斷塵土瀰漫的馬路，我回頭拍了幾張照片。現在，北京的城市規劃建設者們在擴建城市功能的同時，要保護這座古建築了，這條未來的京華「第二長安街上」又將有一座蒙盡歷史塵埃的文物煥然面世了，如若真的是原先的賢良寺，則古文化幸甚，李中堂幸甚！　　　　　　　　　　　　　　　　二　　史載：1901年11月7 日，當朝地位最高的文華殿大學士（俗稱「相國」）、議和全權大使李鴻章在賢良寺里與世長辭了。死前，這位二十歲時其詩即「為世所傳誦」的老人噙悲賦詩吟志：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盡，請君莫作等閑看。　　吟這絕命詩時，這位大清朝最後的頂樑柱，一定極為傷心。　　彼時的帝都，已經成了八國聯軍的天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伯爵住進了帝後的宮禁——西苑（中南海）里，洋兵們分別劃定防區，把泱泱中華帝國的首都夷為人世苦海，只有他棲身的賢良寺和另位全權大使、滿族皇室的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外交部長）奕劻的慶郡王府尚算寧靜，但是外國人把守大門——賢良寺門外，俄國士兵在站崗；奕劻則在日本人的槍刺裡面過活。說是保護對象也可，說是被俘的囚徒也行。闖了大禍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正在西安躲避戰禍，老太后唯一的願望就是洋人們別把她作為「庚子之亂」的禍首來懲辦。正是這個對外國人充滿仇視的老女人當初聽信了顢頇而狂妄的幾位親王大臣的鼓噪，真的以為設壇喝血的義和團是刀槍不入的神兵，在數次御前會議後她終於決心「抗戰」 ——逼迫已成傀儡的光緒皇帝下詔，慫恿野蠻的拳民在京城各城濫殺所遇到的「大毛子」（外國人）、「二毛子」（信了洋教的中國教民和為外國人打工的中國人）、「三毛子」（用過洋貨的中國人），在列強欲以保護僑民為由準備代剿義和團時又貿然向各國宣戰，結果讓八國聯軍從大沽口登陸，極快地打進北京。　　為了儘快與各國談判，儘可能多一點保住中國的利益，李鴻章以年近八十的老邁之軀奉命從兩廣總督任上蹣跚北上，回京為中國決策者的失誤當最後一次犧牲品。　　他心事重重，走走停停，從廣州到北京，竟走了差一天八十天！但侵略軍的總頭目瓦德西正伴著會說德語的前駐德大使洪鈞的遺孀賽金花在中南海里歡度好時光，伯爵毫無西方貴族崇尚的那種紳士風度，讓李鴻章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等了近一個月，才態度輕慢地與兩位中國使臣見了一面。經過近一年的艱苦的談判，在列強的威逼與恫嚇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辛丑條約》簽約。這項條約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最主要的災難是向各國賠款，本息竟達九億八千萬兩銀元，成為中國的一張賣身契，自此，中國的事得由債權國的外交使團們說了算了：你想辦事，就得花錢，但朝廷財政已虧空，只有靠洋人們恩賜你才能過活，如此一來，中國就必然成了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老人衰年蒙辱做城下之盟的「畫押」人，其心何其憂憤！簽約僅一個半月後，他就「嘔血碗許」，一病不起。遠在內地的朝廷聞訊，只給「為國宣勞憂勤致疾」的李鴻章「賞假十日」。但還不到十日，他就溘然訣世矣。　　然而，這真的是那座賢良寺嗎？書上講的那座寺，似乎不在這一帶，而在今天的王府井那邊，因寺距紫禁城中部的東華門很近，上朝方便，所以很多封疆大臣們入京後喜歡寄寓此剎。但眼下的這座小廟，離南邊的故宮尚遠，中間隔著整整一個北海，這會是當時李鴻章寓京時常住的那座名寺嗎？　　我放心不下。回到房間里，開始電話請教。　　我先後從114查號台記下了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東城區文物管理所和西城區文物局的電話號碼。除了市文物局的人一問三不知外，區里的人倒很明白。　　東城區的一位李先生告訴我說：賢良祠並非賢良寺，「寺」的原址還真的就在王府井那邊，最早是雍正皇帝的十三弟允祥的故宅，允祥死後，家人遵其遺囑作了寺廟。原先廟很大，解放後被幾家單位佔用，其中校尉小學佔得最多，所以，前幾年古寺年久失修，拆了，給校尉小學新建了一座很像樣的大樓。　　西城區的一位高女士介紹道：位於地安門西大街103 號的這座古廟，是區級文物保護單位，清代供奉過有功於朝廷的王公大臣九十九個，清朝亡後就再也沒用了，逐漸淪落成民居。現在是女子學院的家屬院，至於現在正在修復的，不是作為文物的寺廟，而是附屬於齊魯飯店的分店。　　嗬！原來我等於住在廟中了！　　賢良寺已經永遠沒有了，李鴻章在京的舊居從地球上抹掉了。但是，作為晚清最有實權的重臣，他的牌位會不會也曾在這「崇忠念舊」（雍正題匾）的國家祠堂里擺過呢？遺憾的是，已經沒有人回答我這個疑問了。　　賢良祠的東鄰是一座正在蓋的三層水泥樓（可能是商場抑或飯店，如果是飯店，是否還叫「梁園飯莊」？）；而西邊，竟然就是我住的地方。在《中國婦女報》或曰北京齊魯飯店大院門口，我找到「賢良祠留守處」。一位正在電風扇前斜坐納涼的男子問我幹嘛的，打聽賢良祠幹什麼。聽說我是住在大院里的房客，只是隨便打聽一下時，才懶洋洋地告訴我說：那是我們單位的地方，現在要修復了，所以要倒出來了。「你們是什麼單位？」我有些唐突地問道。他用嘴一呶門口的一塊白底紅字的木牌子，就再懶得吭聲。這種自大得莫名其妙的北京人我見得多了，便不再理他。守衛室一旁的長牌上的字是：「中國女子學院培訓中心」。　　我靈機一動，很想回過頭建議那位男士把牌子扛到故宮慈禧太后住的那些殿堂前掛上，那樣既專業對門，又可以讓他這個替女子看門的男人氣派可能更大些。　　不過，我只是自己笑了笑，走開了。　　自從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先生留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楷模後，中國的上人便有了活學活用的最高典範。讀書人出身的李鴻章殉職於敵國統轄的「首善之區」，豈非亦可套用此語譽之？　　當時，李中堂的噩耗傳到正在迴鑾途中的慈禧和朝廷那兒，正在憂心仲仲地「為之流涕」的剛強的老太后竟然「震悼失次」，而隨扈人員「無不擁顧錯愕，如梁傾棟折，驟失倚恃者」，「至此等關鍵，乃始知大臣元老為國家安危之分量」。　　隨駕西逃的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談》一文中，記下了李鴻章之死給整個統治集團帶來的極大震驚和惆悵。　　然而，並非一片讚譽聲。儘管清廷給了死者極高的榮譽，旨謚「文忠」，追贈太傅，安徽合肥原籍與他生前工作和戰鬥過的所有省份都建立專祠紀念，開了清代漢官的最高恩典，但這個當了太長時間的老臣，死後——特別是近五十年來 ——總是多遭罵名，除「大漢奸」、「滿清政府的得力爪牙」、「鎮壓義和團運動的劊子手」等惡謚之外，最常加給他的頭銜是「賣國賊」。因為從1870年李鴻章繼承其恩師曾國藩的遺職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就成了清廷外交第一人，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喪權辱國的條約，大都是他簽訂的。其中，中日《馬關條約》、《中俄密約》和最後的《辛丑條約》，使中國損失最慘重，因而也最為國人所痛恨。　　其實，就在他活著的時候，欲置他於死地而後快者就大有人在。　　晚清朝廷分為保光緒皇帝地位的「帝黨」和緊跟太后的「後黨」，「帝黨」多是權力中心之外的清議之士，「後黨」皆為身擔要職的實權派。累累頭銜在身的李鴻章自然被目為「後黨」的頭號人物，因為他和一班重臣們的職務都是太后恩賜的。在劇烈的黨爭中，他宦遊多年的圓滑獨立自主，結果為人所忌，特別是為「帝黨」所不容。其實，與其稱他為「後黨」，不如說他是位無黨派人士。　　每有外釁逼來國難將臨時，「帝黨」多因不了解國家實情而侈談宣戰，李鴻章則每每主張「以夷制夷」和平談判解決爭端。主和等於投降，投降就是賣國，這一條深得民心的推算公式使得李鴻章後半生幾乎沒能抬得起頭來。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當時最多不過 50 歲，而到公元1997年中國男人的平均壽命才68.8歲，李鴻章在那麼酷烈的環境中活到了78歲，真是奇蹟！　　官場之爭是極為殘酷的，別看同日里相見好得跟哥們兒似的，一有機會，不同派系和政見的雙方就會奏你一本，語言都是往死里整，都希望把對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而「聖上」對被彈劾的王公大臣的處罰也是毫不含糊的，管你以前有多大的功勞多深的根基，說讓你自裁就得上吊或仰藥，說把你砍頭就讓你身首異處；至於「發往軍台效力贖罪」更是小菜一碟。海南島上的五公祠即是個很現成的證明，李德裕和李綱分別是唐朝與北宋的宰相，刺史蘇東坡更是名揚天下的大文豪，其他幾位被黜到這個瘴癘之地的也是不可小覷的人物。可是，只要政敵抓住把柄，進而激怒了「天顏」，你就在劫難逃，就得到這天涯海角來遭罪。　　清朝對犯了過失的大臣就很少客氣。　　乾隆是清朝盛世之君，他對受賄的高官決不姑息——他曾將二品以上的省級貪贓人員一連殺了三十來個！鴉片戰爭後，因禁煙而名聲大噪的林則徐也曾因「廢弛營務」而被革去四品官銜發配伊犁贖罪；戊戌政變後，譚嗣同等六位朝廷中的高中級官員被殺，而支持維新的禮部尚書和戶部左侍郎則被發遣新疆。至於貪污受賄、官場舞弊、考場作祟、贖職匿災甚至嫖賭吸毒的官員，只要有人舉報查實，一律嚴懲不赦。像魯迅的爺爺周介孚，就因用錢賄賂考官而事敗致罪，盡管投案自首，但仍被光緒皇上親判「斬監候」（先關起來等秋天複核後再斬），使得紹興周家一下子衰落下來。周介孚才是個七品官，而那些大的科考案中被處罰的高官也大有人在：1858年的那場清朝最大的科場案事發，主考官是一品的大學士，他與那些二三品的考官全被處斬。人們熟悉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不過因各級辦案人員對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的供詞過於輕信造成冤案，致使一批從地方到中央的相關官員分別被革職或流放。對於那些犯作風問題的官員，如偷與部下老婆通姦、私買小姑娘為妾、宿娼挾妓飲樂的人，一經舉報查實，更是打了板子後再戴枷鎖押往邊疆為奴，這類倒霉的案例在晚清刑史上不勝枚舉。　　封建時期對大小官員的法律鉗制和處罰遠非像現在人們傳的那麼名存實亡，也不是人們看到的一些所謂的歷史電視鬧劇那麼稀鬆。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往往津津樂道於彼時大小臣工如何貪贓枉法如何巧取豪奪如何搶佔民女等等等等，卻不了解那裡對過失者的處罰是怎樣的峻厲。　　我曾在保定市中心的原直隸總督府里看到一方木牌坊，那座牌坊南面鐫著「公生明」三個大字，陰面卻刻著很有意義的十六個字：　　爾奉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總督大人每天從大堂里下班出來，目光總是繞不過這很嚴肅的提醒。繼曾國藩之後，李鴻章在這個大院里幹了好多年一把手，他的繼任者中比較為人熟知的有榮祿和袁世凱。這麼鄭重的硬體面前，當官的是不會無所顧忌的。　　末代皇帝的叔叔、當過晚清軍咨大臣的載濤在1961年寫文章說過：「清朝家法最嚴，尤其近支王公更不能稍有軌外行動」。連地位最顯赫的近支王公們都這樣謹慎，所以，我們就應該明白，為了維護自家的江山，封建統治者也對各級領導幹部動真格的。　　令李鴻章這樣的資深官僚所警悚的，正是政敵們對他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作戰不力的攻訐。以上那些政治的或刑事的或作風的罪行，經驗老到的李鴻章是不會犯的，但人家彈劾他的竟正是前朝足以致他於死地的罪名，他不能不提心弔膽！　　從康熙到光緒朝，多少在一線上指揮戰事的大員們因「退縮不前」、「鎮壓不力」、「誇耀戰功」等罪名而被革職、流放直至人頭落地，而且兒孫發往邊疆為奴，妻女分給屯軍為婢，處罰極其慘烈！在光緒皇帝的暗中支持下，在結有宿怨的「帝黨」領袖翁同和的號召下，清議派健將、光緒的大舅哥志銳和瑾、珍二妃的家庭教師、翰林院侍講學士文廷式相繼上疏彈劾他，說他「昏庸驕蹇，喪心誤國」，直欲陷他於死地。他們不光給皇上和太后正式打報告，而且還跑到宣武門外的松筠庵號召同志聯銜奏疏參他。一時間，朝里朝外，反李高潮洶湧澎湃，天下皆曰相國可殺。　　光緒皇帝早就恨他不聽自己的話，戰爭期間，皇上一遍遍直接用電報命令他仗該怎麼打，但他竟然每次都抗命，而且還振振有詞地陳述弱不敵強的理由；而老太后也未必對這個擁有數萬精銳軍隊的老漢臣多麼信賴，但她比毛躁的光緒更明白李鴻章的存在價值。於是，就有了「環顧盈庭，……無人可代此任者」的答復，強大的反李勢力在御前被告知，「所奏毋庸置議」——你們說的有什麼可討論的呢？最終，朝廷只是給了罪責難逃的他一個名譽上的處罰：「拔三眼花翎，褫黃馬褂」而已——這曾是皇上賞給一個漢人的最高榮譽。換一個人，怕是早連頭也保不住了。　　彼時美國在華顧問與一位日本官員的一段對話，也可以看出李鴻章無可替代的重要性。美國人感慨：「試問朝廷不用李中堂，更有何人足與東洋抗手乎？」　　日本人信服：「中國如罷斥李中堂，我等軍務更易成功矣！」　　中國敗了，北中國海的海軍司令部被人堵在窩裡砸了個稀巴爛。這個時候，朝廷要想廢了李鴻章的話，是什麼借口也不必找了的。但他太重要了，去日本談判停戰，還非他莫屬。本來朝廷派了求和的使臣，但日本人認為不夠格，點名讓在中國官場能說了算的李鴻章來談。於是，他非但沒成罪人，反而成了不可替代的國使。《馬關條約》簽訂之後，他負罵名黯然返國。雖依然保留著大學士的榮譽頭銜，但已經沒人答理他了。他被命令呆在京城「入閣辦事」，因為在京沒有房產，就只好到這封疆大吏們晉京時常下榻的寺廟裡棲身，默默忍受著世態炎涼。　　誰讓他是簽約人來著？同級官僚無須再來看他，弟子門生多已叛離，政敵們還在不停地聒噪。在靜靜的賢良寺里，他日日數著晨鐘暮鼓，幽憤中以讀史籍、臨碑帖打發無聊的時光。　　但他的救國宏願一直沒有隨北洋水師的「致遠號」等戰艦一道沉沒海底，他的努力已經遠播京華以外的中國各地。後來先後做過國民黨中央總務部長和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就說過，童年時，在他們湖南農村，「李鴻章的富國強兵之說對一部分青年的吸引力很大」。他們走出鄉壤尋找救國之途，都是和李鴻章的影響分不開的。　　第二年，被晾起來的李鴻章總算有了新的使命，他奉派周遊列國，從上海放洋，先後到俄國、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和美國轉了一大圈兒，成為第一次出訪這麼多國家的中國政府最高級官員。大開眼界的他，本以為可以再以最後的精力為中國做點什麼了，卻不料，剛去軍機處上第一天班，就被最高領導扣罰了一年的工資。起因很簡單，他從國外回來時，曾去憑弔已成廢墟的圓明園，哪知此時裡面正在修復，這裡又成皇家禁地了。於是，這個出國半年多對此事一無所知的老臣擅闖禁地，罪該革職，只因「得旨加恩」才「改為罰俸一年不準抵銷」的。他吃了個啞巴虧。　　今年6 月，我曾二去圓明園，除了一大堆雕花石頭外，園裡還有數不清的亂七八糟的民宅。這些闖蕩北京的盲流們居然連家都安進了禁苑，令當地的公安部門無可奈何，比比李中堂，他們太舒服了！　　　　　　　　　　　　　　　　三　　李鴻章再次屈居廟裡養光韜晦。　　但他一直留意著牆外的風起雲湧。這時的他，對康有為等新生力量發起的維新運動產生了共鳴，他孜孜以求的「自強」運動不也是與維新一樣的目的嘛！這個不甘落伍於時代的老人立即作出反應——儘管他所深惡痛絕的「帝黨」成員成了維新派的同盟並一直在痛罵他，甚至，拒絕他參加活動，但他還是先後為「強學會」和《強學報》捐金以示支持——用「政治投機」解釋此時李鴻章的所為是沒有道理的，他一個光緒朝中最老資格的「中興功臣」不需要拍爾等小字輩的馬屁。在變法新風倏爾吹進宮裡時，他作為最有資格的大臣之一，與翁同和、榮祿等大臣代光緒帝約見康有為。思想保守的榮祿上來就堵了康有為一句：「祖宗之法不能變！」被康有為乾脆利索地反駁了個啞口無言；而李則只慎重地問了一句：「若把現有的政府部門統統都撤了，那些法律不就要全廢了嗎？」（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表面是他在無動於衷的提問，實際上他是在引導康有為向諸重臣盡訴改革之必要。這個老到的政治家，不動聲色地在觀察事態的發展。　　但他心裡，是希望變法的。　　不過，他曾對他信任的一位外國傳教士說過：現在政權，掌握在守舊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學的官僚得格外小心。他對康有為的認識也十分清醒：雖有才能，但終是「經院書生」。真是入木三分！尤為難得的是，在戊戌政變後，他竟然派人去找康有為「慰行」。　　且看他的侄婿的回憶文章：合肥在都，逢人輒語云：「康有為吾不如也，廢制義事吾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為康黨。　　這種「都人多目為康黨」的說法終於在變法失敗後成了他被追究的把柄。慈禧太后手執彈劾他的奏章召見時，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有人讒言你是康有為亂黨的人吶。　　好一個李鴻章，不光不否認，反倒朗朗回答：「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　　記下李鴻章這種骨氣的文章繼續寫道：慈禧聽後，默然不語。　　在嚴厲追查暴亂分子的緊要關頭，一個堂堂一品大臣敢於向怒氣沖沖的一把手坦言自己的政治觀點，並自列暴亂分子譜中，這種正氣今人讀來也令人感佩不已！還有，從這君與臣的簡明對話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發動政變的慈禧，也並不是個聽不進逆耳之言的迫害狂或運動狂。　　出逃後的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曾致函李鴻章，感謝他「助吾革政」，並「深知公維新之同志」。看看吧，都叫「同志」了，這應該是對李鴻章在維新運動中的政治態度的最為權威和公正的鑒定吧？可惜我們讀到的教科書，都是把他列在了頑固的保守派一邊，說他是激烈反動維新的「後黨」主力，所憑何據？　　後來，他去了廣東，官是小了些（總督為正二品），但氣可能順了些，因為，那些喋喋不休的罵聲追不上他了。在那裡，他又暗中與更被清廷視為洪水猛獸的孫中山聯繫上了，因為孫中山早就上書給他，希望以他為社會改革的靠山，但那時，他沒回應。現在，他派心腹與革命党進行密談，卻因孫中山對他疑慮太深而終未與之謀面。走上中國改革潮頭的機會又一次與這個極聰明的漢族大官僚失之交臂。　　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北方興起，他認為這是讓外國人侵略中國的又一個心腹之患，「攘外必先安內」，只有鎮壓了迷信誤國的「拳匪」，中國才能騰出精力來對付外患——但這句「攘外」與「安內」的話讓後來的蔣介石給學了去，一味濫用，竟成了令人不齒的反動話。此乃題外之語。結果，朝廷不聽他的意見，利用義和團向洋人開戰。這次，輸得更慘，連京城都守不住了，朝廷讓慈禧帶上了簡陋的馬車顛簸著逃往西北去了，他卻受命回京給他們揩屁股。當然，這又必然要惹一場舉國上下的暴罵！　　對賢良寺以外的綿綿詬罵，生命垂危的李鴻章清楚著呢，所以，他的絕命詩中，出現了「秋風寶劍孤臣淚」的極為感傷的句子。有誰知道他身陷敵軍中的一片孤忠呢？然而，罵歸罵，他還要對那些詈罵不止的同僚們作最後的提醒：「海外塵氛猶未息，請君莫作等閑看」。　　而今，近一個世紀已經過去了，但我們對這位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和實業家，是否一直在「等閑看」呢？　　　　　　　　　　　　　　　四　　我是「反右」那年出生的青島人。我所讀到的「李鴻章」仨字，全是一種不屑一顧的蔑稱。我當然深信不疑。「文革」結束後，有機會讀到不斷開禁的書，才對這位同姓的古人有了點不同以往的認識。後來，我調入青島日報社，報社就在島城最美麗的青島灣畔，我們辦公室的寬大的窗子下面，就是著名的青島的象征——棧橋。從線裝的《膠澳志》中，我知道，這座名揚遐邇的長橋的最早名稱，叫「李鴻章棧橋」。　　天天俯瞰這座古老的碼頭，我開始對從小愛看的那部影響極大的電影《甲午海戰》中那個冥頑不化的老頭子有了新的認識。　　1891年，列強瓜分中國的潛流涌動，狂潮在即。洋人們都是恃船堅從海上打過來的，要防禦他們的入侵，必須大力建設海防。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在東道主山東巡撫張曜的陪同下來到青島及周圍地區視察，決定立即增兵這個不凍不淤的天然良港，並「用旅順船廠鐵材，築南海棧橋，以便軍旅起卸」。由是，青島有了棧橋。正是李鴻章，對外患較其他朝臣特別是清議派有了更早的清醒的認識，著手加強了包括青島在內的中國沿海地區的戰略防禦工程。但李鴻章後來又說：「膠州灣地居南北洋之中，為北來第一深水澳，……唯目前限於經費，無可籌撥。」於是，他不得不把只能建兩個軍港的錢投在了遼東半島的旅順和山東半島的威海上。　　三年後，日本挑起甲午戰爭，李鴻章一手締造的中國第一代海軍在威海的基地里被搗毀。　　又過了三年，龐大的德國軍艦出現在青島的棧橋外海。北洋水師已無艦迎敵。　　青島守軍長官是李鴻章的淮軍老部下——帶了四營兵來防守青島的前登州總兵章高元。章大人奉命不得應戰，於是，德國人沒費多大事兒就佔領了青島，轉年（1898年）的3 月，為期九十九年的《膠澳租借條約》簽約，與翁同和一道在條約上簽字的李鴻章再次成為千夫所指的賣國賊。　　山東半島樣子有點像一把寬刃的刀，威海像刀尖，而青島則像深藏在近於柄處的暗槽。威海鋒芒畢露，青島含威不露。因為沒有錢，一向含蓄的中國人只好首選外露的威海作軍港，而外向無羈的西方人卻早瞄上陰伏著的膠州灣，早在他們登陸之前，就把這一帶的山形海貌氣象潮汐研究得透透的，山東巨野縣那邊的兩個德國傳教士一被殺，這邊就立即沖了上來。　　中國軍隊（包括全部洋裝備的海軍）為什麼屢戰屢敗？李鴻章該承擔多大的責任？在編輯部里，我偶爾會看著歷百年潮漲潮落而不垮的棧橋，想這類沒有答案的問題。　　十多年後，在美國人費正清主編的那套《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我得到丁答案：今天再來估計這場戰爭，不管怎麼說，中國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戰爭的一方日本這時已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民族主義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同的目標下團結起來對付中國，而作為另一方的中國，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的實體。日本的戰爭努力動員了舉國一致的力量，而中國人民幾乎沒有受衝突的影響，政府幾乎全部憑藉北洋水師和李鴻章的淮軍。　　是啊，一個萬眾一心的青壯年國家和一個處處被掣肘的老帥的子弟兵對打，其他各省的總督和巡撫們都在當看客，你憑什麼認為這個老頭子能贏？　　我曾兩度登上威海的劉公島，在李鴻章一手策劃的那些異常堅固的炮台和簡單但實用的「北洋水師提督署」里，在中國第一代北海艦隊司令、李鴻章的弟子丁汝昌提督仰藥自盡的房間里，我只能默默為我先輩們的無以復加的屈辱而幽泣，卻一點也不想看那些解說詞——我不知道世界上哪個國家的博物館裡的注釋是在不停地臟自己的前人！　　　　　　　　　　　　　　　　五　　1995年深秋，我在日本呆了十幾天，東道主是總部設在下關市的《山口新聞報》。　　到達下關的第一天，我們就被熱情洋溢的異國同行邀去遊覽當地的名勝古迹。　　下關是個很安靜也很美麗的日本南方城市，沿海風光和我們青島還真有點像，當然比我們要乾淨得多。當汽車順著海濱大道駛到鬧市邊緣的時候，一座華麗的日本廟宇出現在眼前。這就是我們要看的赤間神宮。　　現在想來，我對那座紅柱綠檐的有八百年歷史的日本廟已經沒有更多的印象了，只記得廟裡很大的菊花開得正艷，而那位留著頭髮的日本住持和尚則不停地向我們深鞠躬。日本人客氣得讓人受不了。　　緊挨神社的是一個叫春帆樓的大飯店。樓前草坪上有一座不大的兩人的半身塑像。這兩個鐵青著面孔斜對著的，是座日本古典風格的小二層樓，門口的木牌上寫著一行很觸目的正楷大字：日清講和紀念館。　　我恍然大悟！下關就是原先的馬關，原來，我們來到了《馬關條約》談判和簽訂的地方！從1895年到1995年，正好過了一百年，我們可是一百周年來此憑弔國恥的唯一一個中國代表團？　　「千古傷心過馬關……」我不由地想起康有為過台灣海峽時的喟然長嘆。　　走到門前那座白白的標牌前，我記下了上面的文字：日清講和紀念館這個紀念館，是為了公開展示日清講和會議的珍貴資料，於昭和十二年（1937年——作者注）開館的。　　這些展品，特別是椅子，曾在濱離官里使用過；吊燈、暖爐、硯台、墨水瓶、印泥等都是展現當年講和會議的珍貴歷史資料。　　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在附近的春帆樓會議室舉行的日清講和會議，在世界外交史上留下了一筆。日本全權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清國講和全權大臣李鴻章二人為中心，兩國的代表列席參加了議和交涉。　　另外，在此次交涉途中，發生了清國全權大臣李鴻章曾遭暴徒狙擊而負傷的事件。　　下關市教育委員會陪同我們參觀的其十一位，是幹了十二年下關市市長的— 個好老頭兒，叫井川克巳，都快八十歲了，還一兜勁。他見我們臉上笑意漸隱，便—個勁兒地雙手合十說起什麼——翻譯說他是替先人向中國人道歉。他還說， 1945年那會兒，美軍飛機天天來轟炸，城裡的大部分房子都毀了，東邊的赤間神宮和原先的春帆樓飯店也成了一片廢墟，但唯獨這座木製的小樓安然保存了下來，真是奇蹟。我看著老頭兒十分虔誠地說著，突然替他算起歲數來：退回半個世紀，他這個二十來歲的高人男子難保不是皇軍的幹活！那時，他們對我們中國人還會這麼客氣嗎？不過，考慮到兩國人民現在的友好情誼，我沒好意思問他的個人成分。　　跟著老人，我們走進了紀念館。屋不大，幾乎就一間會議室，一百年前談判的擺設全在。那些精緻的古典式的吊燈、西班牙造的帶鐵輪的暖爐和大小十六把高靠背椅子，依然定格在一個世紀以前，對照著牆上的大幅油畫，在這異國他鄉，我們與李鴻章之間的距離一下子近多了，近到只隔著一層落地的玻璃。玻璃外，我們不堪回首。　　那年的3 月19日，中國政府全權大臣李鴻章帶領兒子李經方和美國顧問科士達等隨員抵達馬關，第二天，即與日方的全權代表、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開始談判。伊藤博文為什麼選下關作為談判地點？原來，這兒是他的故鄉，他不光成為第一個敢吃有毒的河豚魚的日本人，而且還要做第一個讓敵國代表來家鄉稱臣的一代名相。一方正打得上癮，只想拚命搶佔地方，為日後停戰多撈些好處；一方只想立即停戰，哪怕以賠款來補償日本的軍費。伊藤提出了中國完全不可能接受的苛刻條件，談判陷入僵局。　　24日下午4 時許，悶悶不樂的李鴻章離開會場返回下榻的接引寺（該寺在春帆樓左側）。途中，兩側圍觀的人群里突然衝出一個醜陋的男子，對準李鴻章的臉上就是一槍！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槍擊外國來使，這種曠世未聞的荒唐事竟然出現在一切都似乎彬彬有禮的日本國，這不能不叫天下人恥笑和憤慨！此時，狂熱的日本武士被日軍在中國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他們指責本國政府過早與中國政府舉行談判會得利太少，於是，這個叫小山豐太郎的浪人就沖了出來。　　李鴻章血流滿面地倒下了。談判自然中止了。在全世界面前，日本人的面子丟盡了。天皇急派自己的御醫趕到下關為中國全權大臣診療，並降旨緝捕並嚴懲了兇手，伊藤與陸奧前往榻前慰問致歉，日本政府自動降低了談判條件，《馬關條約》隨之簽訂。可憐的七十二歲高齡的李鴻章，以自己的流血換來了中國的少一些的損失。　　昏沉沉的紀念館裡，四壁掛著幾幅字畫，有一兩幅的落款似乎是侵華日酋的名字，而這座小館開館的年代正是中國人民銘心刻骨的1937年！這個時候建成這麼一個紀念館，他們是在提醒全體得了狂躁症的日本青少年們像先人一樣去侵略我們吧！這牆上的字與畫只會稱頌自己民族昔日的驕傲吧！去你媽的！我在心裡罵了一聲，極快地走了出來。　　小樓對面，是一條極幽的小路，路牌上寫著的路名……竟是「李鴻章小道」！　　真想不到，李鴻章的大名會被日本人當成路名，這肯定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以他的名宇命名的路。當年，李鴻章就是在這條回住處的小路上遇刺的。那粒嵌入他左頰骨的子彈不敢取出來了，只好留在裡面了。嗚呼I 我的備受凌辱的先人！　　「中日戰爭從頭至尾是一場十足的災難。　　中國最有效的討價還價籌碼不是它所剩下的陸海軍力量，而是一個日本狂熱分子對李鴻章的傷害而使日本人感到內疚。」　　《劍橋中國晚清史》如是評說這位中國最有資格的外交家的屈辱使命。　　　　　　　　　　　　　　六　　說來連我自己也難以相信：百年之後的這個秋天，我居然真的見到了「活」的李鴻章！　　是一盤從德國帶回來的電視錄像帶讓我見識了李大人的風采。今年是德佔青島一百周年，德國人也在電視上回顧當年。想不到，洋鬼子的祖先在用照相機攝下慈禧太后「聖容」的同時，還曾用電影機拍下了中國政府頭號人物的身姿：李鴻章在眾多親隨的簇擁下從總理衙門裡大步邁出，與八國聯軍的代表們合影，在歐洲考察時與德國皇帝交談，在著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陪同下觀看「洋務」，包括在克虜伯兵工廠看德兵試炮，等等。　　賴有外國人發明的照相機，我們對大清王朝的統治者和他們的臣僕們的尊容已經並不稀罕，但稀罕的是電影膠片上的活靈活現的李鴻章。　　李鴻章竟然比我想像得還要高大，他不光比同僚和部下高出半頭，即使在一大堆戴高禮帽的洋鬼子中間也毫不萎縮。更使人感動的是，這位有雄才大略卻生不逢時的東方巨人的神情始終如一——目光凝重，嘴角緊抿，花白的鬍鬚和稀疏的白髮並沒使他顯出衰老之態，反而更具了一種凜然的風度！在盛氣凌人的西服革履中間，他的清式馬褂與花翎的確背時了，但其處處呈現出來的大國之使的優雅舉止與肅然神態，卻不得不令人起敬。這種氣度是裝不出來的。　　率先走向世界的李鴻章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謂洋務派，說白了，就是引進外國先進的東西，把國民經濟儘快搞上去。所以，洋務派乾的都是功在後代的實事兒。　　李鴻章是中國最早倡辦實業的帶頭人，中國最早的重工業如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機布局、黑龍江漠河金礦和中國的最早一家棉紡廠，第一條鐵路，第一個電報房等，都是他於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手創辦的。前幾年我去魯西南的重鎮棗莊市，在棗莊煤礦的外頭，還見到一塊新立的行碑上稱這個煤礦為李鴻章創辦的。我在報上寫文章時，把該礦的來歷提了一筆，結果有一位大學教授來函，指正該礦開礦時李鴻章已經死去多年，顯然是把別人的功記在了他的頭上。你看，儘管大家一直罵他，但還是把他干過的一些好事記在心上的。　　特別應該提到的是，他一氣辦了這麼多大型或超大型企業，目的並不是為給自家撈錢（儘管他也非常富有，甚至可能受過沙俄談判代表的巨額賄賂）。他從中央政府摳，從各省同僚手中要，同本鄉富紳那兒籌，弄來的錢，要孝敬老太后一部分，剩下的大都「官督商辦」了實業，只為一件事：中國自強。他說：「欲自強必先裕餉，欲浚餉源，莫如振興商務」。這話就是拿到今天來說，也還擲地有聲！　　經商是為了強國，督軍是為了衛國。然而，大不遂人願，當年的翰林院編修李鴻章忙碌了一輩子，先秀才領兵，打出一個驍將的盛名；再經辦洋務，辦出— 片全國刮目的實業；後搞外交，熟用「以夷制夷」之兵器，卻先勝後敗以致屢試屢敗，惹得國人暴罵不已。用外國人來牽制外國人，這並不是他的專利。戰國時期我們的老祖宗就屢試不爽。到大清國時，人們也是頻頻試用，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著名思想家魏源不就一再這樣呼籲嗎？不過李鴻章用得最頻也曾最有效而已。　　甲國來攻了，他敦請乙國出面干涉；丙國挑釁了，他動員丁國從旁加以牽制。　　他的理論是：我們自己打不過人家嘛，就得請有實力的人來幫忙；讓幫忙者撈點好處，那也是應該的。但這個外交宗旨卻最終還是讓中國陷入了挨打受辱的可憐泥淖中。權重位高的他無疑是有責任的。　　不過，老人自有一腔子苦水。他有一個貼切但很不中聽的「紙論」——且聽他向門生訴說他的理論：「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　　他進一步把大清江山比作了一間紙糊的破屋，自己只是裱糊匠而巳，遇風雨來襲，「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他看得太透了，也就太悲涼了，中國官場與人情世態眾生相，他不是早巳徹悟？無怪乎最後的時刻他死不瞑目，老淚悄然滾落。　　　　　　　　　　　　　　七　　我知道，我並未與賢良寺相遇，賢良寺已終不可見矣。我不想從故宮的東華門處一路向東，去找地處熱鬧非凡之地的校尉小學，現代公塾里不會留下一丁點兒—個壞老頭子的遺迹。李鴻章與我們永遠相違了。　　回到飯店，我特意請服務員打開樓頂的門，一個人在六樓頂上轉了一會兒。　　夕暉里，遠處的風景倒還很好看，景山、北海，甚至故宮，甚至中南海，這皇家宮禁最為集中的一帶永遠可以讓人細細品賞。當然，賢良寺是看不到了，它只是一個大概的位置，存在於故宮東面那一片分不清國度的新大廈和老矮樓里了。　　腳下的賢良祠則顯得更加局促了，擠在了一堆新建築裡面，就像拚命往掙扎一樣。比之我們的新建的飯店，比之馬路對面正在新建的北海後門的那一大片仿古風格的紅樓綠瓦（有什麼必要新建一座龐大的舊式樓閣？），現在的它太不起眼兒了。　　然而，又好歹算留下來丁。留有賢良在，不怕沒人睬。諸位，對古之賢良，請君莫作等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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