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馬一浮準確定義國學

[摘要]馬一浮將國學定義為「六藝之學」，即《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六經之學」。正如馬先生所說，「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

劉夢溪《馬一浮與國學》演講現場

騰訊文化 李大白 發自北京

1936年初，剛到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想聘用一位學人做國學教授。三顧茅廬後，此人才勉強答應講學，然此人既非博士也無專著，且不願以教授身份居之，而是建議使用另一個稱呼：「國學研究會」之「主講大師」。

7月25日下午，在北京東城區的三聯韜奮圖書中心，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先生為其新書——《馬一浮與國學》舉行講座。而這位史上第一位自稱「國學大師」者不是別人，正是與熊十力、梁漱溟並列「新儒家三聖」的馬一浮先生。

現場鬨笑聲不斷，在媒體與俗儒的助力下，「國學大師」早已淪為世人笑柄，更何況是學人自封？在馬一浮提出此名號後，竺可楨及周圍人士亦難接受。時輩與後人均難以真正理解馬先生之用心，這也是他之所以不如「新儒學三聖」中另外兩位影響大的緣故之一。

而劉夢溪卻與馬一浮的思想一拍即合，他關注並研究馬一浮已近三十年。沿著馬先生的足跡，劉夢溪先生向佛學與宋學一路走進去，才有了這本《馬一浮與國學》。

正本須先清源，到底什麼是國學？什麼是傳統文化？劉夢溪先生開講便提出此題，讓現場聽眾心中一震。近十年傳統文化有些熱，國學有些熱，這是事實。但即便是很多做學問的人，也常把國學與傳統文化混為一談。

什麼是傳統文化？

簡單地講，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其中涉及了兩個概念，一是「傳統社會」，一是「文化」。

「傳統社會」，指的就是在現代社會轉型之前，長時間存在於中國歷史上的社會。

「文化」這個詞，大家用得口滑，使用頻率很高。劉夢溪將文化做了這樣一個定義：「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整體生活方式和它的價值系統。」

「我把文化分為兩部分，一種是生活方式，這是基礎性的，它的範圍相當廣大，它的價值系統屬於精神倫理的層面，包括宗教、哲學、藝術、美學，這是它精神價值的層面，這是時代的精華。於是，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中國人在傳統社會的整體生活方式和它的價值系統。」劉夢溪說。而儒家思想、道家和道教思想、佛教思想則是傳統文化的三大主要精神支柱。

什麼是國學？

國學這個辭彙的出現很早，從《周禮》開始，「國學」一直指的是國立學校。廬山的「白鹿洞書院」在晚唐時稱「白鹿洞國學」。這明顯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國學」。

現代「國學」概念出現的最早文獻則是在1902年。變法失敗後，當時同處湖南的梁啟超和黃遵憲，一個被迫遠走東洋，一個被革職永不續用後回梅縣老家。1902年，黃收到梁啟超從日本來的信，梁提出要辦《國學報》，黃回信表示反對，認為此時辦《國學報》還不是時候。

「注意，這時黃梁通信提到的』國學』，指的就不是國立學校，而是學術的概念。張之洞講』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梁啟超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無論是』舊學』還是』中學』，說的都是國學，即中國固有的、千年傳承下來的』學問』。」劉夢溪提醒大家。

第一次對國學概念做分梳的是胡適。1923年，北大國學門創辦《國學季刊》，在發刊詞中，胡適把「國學」定義為「國故學」的簡稱，直接來源於章太炎先生之《國故論衡》。而章先生之「國故學」，實際上包括了中國古代的語言、制度、人物、風俗和文學、藝術等，幾乎中國古代的所有東西都被包括在「國故」之中。

但這個定義並未被學術界採納，後面的一二十年中，很少看到有學者把國學解釋為「國故學」的，而國故這個詞，後來也很少有人使用。大家都把國學當成「中國固有學術」，即先秦諸子百家之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等。

爬梳「國學」理路後，劉夢溪反戈一問：「如果國學只是這些東西的話，那麼，國學跟中國的普通民眾有什麼關係？如果中國的國學跟老百姓都沒有關係，那算什麼國學呢？那是專家之學。」

然而，在劉夢溪看來，真正給國學賦予準確而富有生命力之定義的，當屬馬一浮先生。

馬一浮將國學定義為「六藝之學」，即《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六經之學」。正如馬先生所說，「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除了學理內涵的恰切之外，最關鍵的是，以此定義國學，不僅可以激濁揚清，釐清打著「國學」旗號，糟粕混雜之術士雜學；而且在教育領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有助於「國學」學科的課程設置，更能將儒家最醇正之思想精華播撒至普通民眾之心田。

可見，劉夢溪先生認為，傳統文化與國學最重要之區別，在於傳統文化包容更廣，儒釋道各家全算；而國學則應單指「六藝之學」。

新儒家之舊途徑

張之洞說「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梁啟超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無論是舊學或新學，中學或西學，「國學」概念與精神就在這先賢的爭論中越辯越明。馬一浮先生亦曾留洋，通讀過《資本論》，最後依然盡其一生研究本土之學問，終成一代學宗。章太炎、胡適之、陳寅恪等亦是以國學為根基，紮實之後才旁覽西學，故能得其腠理，為我所用。也許國學之根本重要地位正如劉夢溪先生研究的另一學人——陳寅恪先生所說：「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放眼宇內，「西學」已發現千億光年外的「第二個地球」；反觀自身，如何從「國學」中汲取真正有助於國民健康長久發展之營養，而非追逐「偽大師」之夢幻泡影，才是吾輩之使命與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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