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失衡與宏觀政策（節選）

編者按：

現在經濟下行，我們的宏觀政策一直在試圖刺激經濟，恢復經濟增長的動力。但有一個問題，就是刺激政策能不能恢復增長的動力？

一、增長減速與結構失衡

今天我和大家討論的是關於經濟結構失衡和宏觀政策的問題。首先，我想粗略地講述一下近年來經濟增長減速和結構失衡之間的關係。

大家從圖1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危機中，我國的經濟增長出現了大幅度的減緩現象。但是中央政府推出了4萬億的投資項目，並採取了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等相關措施來應對經濟增長減緩現象；與此同時，地方政府積極建立融資平台參與投資，雙管齊下在短期內拉高了經濟增長率。2010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恢復到了12%的高點。但從此後數據中可以看到，經濟增長在短暫的拉高之後很快就出現了疲軟現象，經濟增長持續緩慢下行。到2015年，GDP增長率已經降到6.9%。這僅為2010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的一半左右。

在經濟增長走軟的同時，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在經濟增長減速的同時，資本投入是加速增長的。從長期的過程來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在20世紀80、90年代，GDP的增長率在多數年份是高於資本存量的增長率的。也就是說，在90年代之前，我們用低於GDP增長率的資本存量增長，帶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90年代中期可以說是一個節點，自那時起，資本存量的增長率就超過了GDP的增長率。也就是說，自90年代中期以後，我們是用超過GDP增長率的資本投入增長來拉動經濟增長的。那時GDP增長率仍然保持在10%左右，但這是用更高的資本投入為代價而取得的。

到2008年以後，又出現了一個新的變化：在經濟增長減速的同時，資本投入的增長是加速的。這兩條曲線在那時出現了一個「喇叭口」，它們之間的差距在急劇變寬，也就是說最近一個時期資本存量的增長率保持在13%到15%的水平，最高的時候達17%，同期經濟增長卻掉到了7%以下。這個時期高速的資本投入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經濟增長（見圖2）。

與此同時出現的一個現象是，產能利用率在迅速下降。有些研究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內的一些研究機構），對我國的工業產能利用率進行過測算。測算的結果雖互有差異，但可以看到一個大體的趨勢：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們的工業產能利用率是持續下降的，近年來降到0.6左右這個水平。在這個時期，我們還發現資本的平均生產率和邊際生產率都在急劇地下降。如圖3所示，相對於資本的平均生產率，邊際生產率下降的速度更快，大致是從90年代中期以後開始下降，2008年以後下降的速度更為迅速。

所謂資本邊際生產率，可以通俗地解釋為每投入1元錢的資本存量，可以帶來多少GDP的增長。如果我們將現階段的資本邊際生產率與20世紀80、90年代的相關數據做一個對比，就會發現80、90年代的資本邊際生產率儘管存在波動，但平均在0.5左右，而2014年的資本邊際生產率降到了0.14，也就是說，現在的資本邊際生產率不到80、90年代的1/3。

經濟增長乏力的原因，歸根結底是什麼？從方方面面的數據來看，這不是由於投入不足，而基本上緣於經濟結構失衡。關於經濟結構失衡，學術界和政府相關部門存在多種說法。例如，前幾年講需求講得更多，現階段焦點集中於供給側，包括官方也在強調供給側的問題。實際上，需求側和供給側都存在問題。我們通過數據分析，可以推斷出目前制約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還在需求一側。但這種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靠貨幣刺激和擴大投資是不可能解決的。

近年來我國的商品出口從超常增長回歸到正常增長，甚至已經出現負增長現象。這首先是由於外需下降，但同時我們的經濟也沒及時有效地轉換到內需拉動的軌道上來。因此，目前的突出問題是內需拉不動經濟增長。簡單來說，就是我國居民的消費需求與龐大的生產力不相匹配，因此出現了經濟增長疲軟現象，具體表現為產品供給過剩，需求不足。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由於長期以來投資增長的速度快於消費增長，久而久之投資與消費之間就出現了結構失衡，造成了供過於求。當然，供給側也存在問題，但不能涵蓋我們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上的困境。

結構失衡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目前消費過低，投資率和儲蓄率過高。在2000-2010年這10年間，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從佔GDP總額的63.7%下降到49.1%，居民消費率從46.9%下降到35.9%，都下降了十幾個百分點；同期儲蓄率從36.3%上升到50.9%，資本形成率從33.9%上升到47.2%，分別上升了十幾個百分點。這是我國居民消費過低、投資過高現象的一個重要表現。儘管相關數據顯示，近兩三年結構失衡現象略有緩解，但仍然與2000年之前相差10個百分點。這導致的結果是，我們差不多一半的GDP用來儲蓄，而這些儲蓄基本上都用來投資了。接近50%的GDP用來投資，使得產能迅速擴張，但消費水平沒有相應跟上，這就造成了供給和需求之間的不匹配，久而久之就帶來過度投資、產能過剩、產品積壓、資源浪費、環境破壞等不良後果。

圖4反映的是按照佔GDP的比例來衡量的儲蓄率、資本形成率和最終消費率。可以看到，從1952年有數據的時候到現在，最終消費率總的趨勢是下降的。但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時候，消費率大體仍保持在60%以上。2000年以後消費率迅速下降，到現在稍有一點回升，也是剛剛到50%以上。相反，儲蓄率是呈上升趨勢的，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上升非常快。資本形成率大體上和儲蓄率相同步，也就是說，儲蓄基本上都是用來投資的。這是最近一個時期的結構變化。

二、宏觀政策困境：刺激政策能否恢復增長動力

現在經濟下行，我們的宏觀政策一直在試圖刺激經濟，恢復經濟增長的動力。但有一個問題，就是刺激政策能不能恢復增長的動力？

首先，我們過去若干年採取的一系列政策，可以說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大同小異，基本上也是採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凱恩斯主義在我國可能實行得還更徹底一點，比如說2008年以後，我國曾經大刀闊斧地擴張政府支出、擴張貨幣供應，力度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大。

但這些政策能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呢？實際上，凱恩斯主義主要是短期的政策。無論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短期內都能夠拉動需求，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但不適用於中長期。如果中長期持續地採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則會帶來相反的結果。這恐怕是很多國家採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時都面臨的一個困境。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由政府來進行投資。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什麼意思呢？無論是降息也好，降准也好，擴大貨幣供應都是為了刺激投資。因為利息低了，貸款容易了，企業會借更多的錢，拿來進行投資。因此，它們都帶來投資的擴張，以此來拉動需求。這在短期內是有效的。比如說一個投資項目開始進行建設，鋼材、水泥這些需求馬上就上來了，一直到這個項目完成。但是，項目完成以後，會發生什麼情況呢？如果你投資的是個生產性項目，項目完成以後，就擴大了生產能力。擴大了的生產能力需要新的需求來拉動，否則就會供過於求，產能過剩。如果我們持續地用擴大投資的辦法來拉動需求，會使得儲蓄率、投資率越來越高，產能越來越大，但最終消費不足，這將造成更嚴重的結構失衡。

我們使用擴張性的政策已經很多年了，就連2008年以前的貨幣供應都是偏寬鬆的。而2008年以後，我們進行了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和貨幣刺激。儘管4萬億的項目完成以後，寬鬆的貨幣政策似乎是退出了，財政政策仍然是積極的。而實際上，目前的貨幣政策仍然過於寬鬆。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也有區別。財政政策是可以選擇的，可投資於生產性項目，也可投資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不形成新的生產能力，但也會造成房屋的過剩。現在很多三、四線城市，房子賣不出去，出現大量的空房。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相對而言更好一些，因為它並不帶來生產能力的擴張。而改善了基礎設施，對經濟的長遠發展是有好處的。同時，它又拉動了有效需求。這聽起來不錯，但如果持續地投資基礎設施也會面臨一個問題：有效的投資空間會不斷地變小。比如，現在高速公路該修的已經修得差不多了，有些地方甚至過剩了，高速公路上沒幾輛車跑。地方政府修路是從銀行貸的款，指望靠收費還貸，但現在似乎永遠都還不了。高鐵是一個新的領域，但繼續可用來拉動經濟的有效投資項目也越來越少。當然，和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的效果還是好一些。因為貨幣政策不加區別地刺激投資，會帶來更嚴重的產能過剩。

過去，我們的廣義貨幣增長率大約在12%-13%，一般認為是比較合理的，因為我們的GDP增長率在10%左右。按照貨幣學派的理論，貨幣供應的增長要和GDP增長相適應。但我們國家有一些特殊的情況，比如說一些農地轉變成建設用地，導致土地市場和資本市場上也會產生貨幣需求。因此，按照央行行長周小川的說法，我們國家廣義貨幣的增長率高於GDP兩三個百分點，是正常的。

可是，2015年GDP增長率是6.9%，現在貨幣增長率仍然在13%以上，這還能算是穩健的貨幣政策嗎？這麼寬鬆的貨幣政策，能不能刺激經濟？很明顯，它在拉動經濟方面是無效的。因此，GDP才會持續走軟。

如果我們再繼續實行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會帶來金融方面的重大問題，吹大金融泡沫。你多投放了那麼多的貨幣，但從事實體經濟的企業，並沒有好的投資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斷地用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投資，將造成銀行壞賬不斷增多，而且吹大虛擬經濟的泡沫。這些泡沫一旦破滅，會對經濟造成重大打擊。

所謂槓桿率，就是負債和GDP之間的比例。如果我們用社會間接融資來計算槓桿率，2002年是120%，2014年是200%。這個口徑還不全，有人認為現在已經達到260%。也就是說，中國的債務是GDP兩倍半以上。從國際經驗來看，這已經處於危險區間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過度的投資導致化石能源的過度消費，加大了對環境的破壞。投資拉動的鋼材、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屬等項目，都是高能耗產品，必然導致化石能源的過度消耗，加劇環境污染，形成大面積的霧霾。

為什麼說過高的投資率不可持續？改革開放後，高投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有力因素。但是，一旦投資率過高，產能過剩就越來越嚴重。現在，擴大投資的政策，很明顯是拉不動經濟的。在經濟增長理論中有一個說法，叫做資本積累的黃金律，也叫做黃金儲蓄率。儲蓄率（資本積累率）不是越高越好，而是有著一個最優點，超過了這個點，再繼續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會導致資源錯配和效率下降，影響長期增長，使社會福利縮水。因此，當投資率過高的時候，無效投資就越來越多，產生高消耗、高污染、生態破壞等問題。

再一個方面，就是我們的產業政策。我們過去的產業政策，和現在的結構失衡是相關聯的。像鋼鐵、水泥等行業，都曾經是政策鼓勵的行業。在中央政府的行業優惠政策取消之後，很多地方政府還在繼續鼓勵這些行業。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還有地方政府在大上鋼鐵、水泥項目。

過去，我們不斷地刺激和鼓勵投資，等到產能過剩了，又用行政手段來壓縮產能。這已經有過好幾輪循環，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並沒有解決根本性的問題。就像割韭菜一樣，機制不改變，將來還會重複這種狀況。在「十二五」期間，對光伏發電、風能產業的鼓勵，一度造成比鋼鐵、水泥還要嚴重的產能過剩。

所以，我們現在的產業政策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各級政府的優惠政策，一方面加劇了過度投資，另一方面還導致了不公平競爭。有些低效率的企業，拿得到優惠政策；有些企業效率更高，卻拿不到優惠政策。這就是資源的錯誤配置。未來的產業政策，還是要靠市場來配置資源，政府不能過度地代替市場進行選擇。另外，政府的過度干預，會帶來過大的自由裁量權，增加尋租行為和腐敗的幾率。

三、未來如何實現結構再平衡

下一個問題，未來怎麼實現經濟結構的再平衡？

首先，目前的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儲蓄率和投資率恐怕至少要下降10個百分點，消費率至少要提高10個百分點，才能有效地提振內需，拉動經濟增長。隨著居民消費的增長，服務業應該有更快的發展。工業、建築業等傳統產業需要瘦身，減少重複建設，減少過度投資。但是圍繞著消費和基於市場競爭的科技創新與新產業發展，將來會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當然，也需要進行一系列的政策調整和體制改革。

在這些方面，應該說最近幾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從2010年到2014年，消費率上升了2個百分點，達到51.4%。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增長超過了GDP增長，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超過了50%。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過去長期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增長慢於GDP的增長，才造成了結構失衡。現在要調整這個結構，需要在一個時期內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增長領先於GDP的增長。另外，從2012年起第三產業的比重超過了第二產業，2014年超過了5.4個百分點。去年服務業已經超過GDP的一半了，這是一個好的跡象，說明結構再平衡正在進行之中，但仍然在初始階段，不能過度樂觀。

下一步要維持這個趨勢，不斷推進結構再平衡，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關鍵在於體制方面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定了深化體制改革的目標，方方面面講得很全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另外，像簡政放權，減少政府審批，加快財稅體制改革，特別是改善政府支出結構，都是迫切需要進行的。行政體制改革也要加速推進，因為不改革行政管理體制，不轉變政府職能，過去那種各級政府偏愛投資和GDP增長，忽視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傾向就難以糾正。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也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這裡面包括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縮小城鄉差距，改善進城農民工的生活狀況，特別是通過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大量非戶籍人口能夠在城市安家落戶，變為實實在在的城市居民。這些都直接關係到消費和儲蓄的結構問題。還有國有企業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涉及面也很多。

實現上述這些改革任務，是實現中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前提。現在這些任務雖然提出來了，但仍然有能不能落實的問題。在我看來，關鍵在於改革措施落實到位。目前很多方面的改革，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以財政體制改革為例，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政府支出結構的改善，並沒有列在目前財政體制改革的日程表裡。比如說2014年的政府投資，除了來自財政預算的2.7萬億，還花掉5.4萬億政府性基金收入的大部分，主要是賣地的那部分收入。再加上其他來源，比如銀行貸款、表外融資等，國有和國有控股機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達16.1萬億。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額。

但同時，我們的公共教育支出、公共醫療支出佔GDP的比例過低，是國際上公認的。我們7億多城鎮居民有1/3沒有城鎮戶口，其中多數沒有納入到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中間來，很多長期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是沒有保障的。

這些情況說明，投資過度、消費不足的結構失衡與政府的支出結構有直接的關係，亟需加快財政體制改革，要把改善政府支出結構放到一個重要的位置上來。把政府支出的重點，放在公共服務上，放在民生上。

再一個問題，就是宏觀政策的調整。多年來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對投資起著過度刺激的作用。現在的貨幣政策仍然過於寬鬆，僅僅是名義上的「穩健」，需要回歸到中性的貨幣政策上來。

政府的財政政策，也需要進行調整。首先，政府投資應主要集中在有效率的基礎設施領域，不要盲目地投資。2008年那種不管有效率、沒效率，拚命上項目的狀況應該避免。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僅是指投資政策；實際上，擴大公共服務，擴大社會保障，給企業減稅，都可以稱為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樣才有利於改善結構，啟動內需。所以，財政政策的重點，應該放在改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減輕企業負擔上面，而不是繼續放在投資上。這樣，才有助於改善人力資源供應，完善公共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改善企業經營環境。

在產業政策方面，過去我們用各種優惠政策來鼓勵某些產業的發展，但這些政策也帶來了很多負面的影響。很多領域的產能過剩，和各種優惠政策的鼓勵是有直接關係的。所以，未來要把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機制交還給市場，要清理優惠政策，更多地實行普惠性的政策。比如說減輕企業負擔，不是由政府來挑選給誰好處，而是普遍地減稅，給大家都減輕負擔，然後在公平減稅的基礎上，通過市場競爭來改善資源配置。儘可能減少對市場的行政干預，實現政策公開、公平、公正，促進市場的公平競爭，恐怕是未來產業政策要追求的方向。

在政府改革方面，過去各地熱衷於追求GDP，導致過度投資，因此需要改變政府激勵機制。過去一直在講轉變發展方式，但意思不是很明確。現在看來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市場可以起決定性作用的領域，政府就要退出來。政府要鼓勵市場上的研發創新，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尊重市場選擇。市場做不到的事情，像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由政府來做。市場能做到的事情交還給市場，政府把工作重點放在服務上，這應該是整個結構再平衡的重要目標。

註：因篇幅有限，本文對原文進行了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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