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毒及艾滋病

《姑息醫學的藝術與科學》連載013

Douglas G. Fish

Albany Medical College, Albany, NY 12208, USACorrespondence to: Douglas G. Fish, M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edicine. Albany Medical College, 47 New Scotland Avenue, Mailcode 158,Albany, NY 12208, USA.

引言

不久前,由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所致的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一旦確診則意味著死亡。因為HIV會破壞人體免疫系統,從而引發致命的機會性感染及惡性腫瘤,最終奪取宿主生命。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得益於高活性抗逆轉錄病毒療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統可以修復到幾近正常水平,從而使艾滋病患者壽命近於正常人。

艾滋病患者中姑息治療如何發揮作用?患者及其主治醫生應如何適應不斷變化的治療策略?本章將對這兩個問題作一簡要綜述。抗HIV藥物的發現實際上已經將HIV感染從必死性疾病轉變為慢性疾病,最突出的一點是AIDS成為了可治性疾病,能夠讓患者一直存活至老年階段。過去30年間,人類同艾滋病的鬥爭其實就是一種從恐慌、在絕望中誕生勇氣、到找尋希望的過程。本章將總結髮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同艾滋病鬥爭的過程,並且探討姑息性治療在前HAART時代及後HAART時代中的作用。

HIV 流行史

1981年,洛杉磯和紐約的有關媒體相繼報道了一種罕見感染— 肺孢子蟲(現在稱卡氏肺囊蟲)感染。此感染出現在男同性戀者中,可引起肺炎和一種較為少見的惡性腫瘤:卡波肉瘤(CDC,1981)。美國及歐洲的艾滋病患者,合併卡氏肺囊蟲肺炎(Pneumocystis jirovecii pneumonia,PJP)往往需在重症監護室內治療。卡波肉瘤是一種無痛性皮膚腫瘤,在來自地中海的男性患者中多見,表現為同一時間內皮膚、淋巴結及肺部出現腫瘤的廣泛轉移(CDC,1982a)。隨後內科醫生們發現這些病例集中在男男性行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 (CDC,1982b);1982年7月及12月,分別報道A型血友病患者(CDC,1982c)及嬰兒(CDC,1982d)也可出現卡氏肺囊蟲肺炎;1983年1月,有報道稱HIV男性感染者的女性伴侶也出現了HIV感染(CDC,1983)。

1984年,有學者發現了逆轉錄病毒抗體與艾滋病臨床表現相關的病因學證據(CDC,1984)。1985年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了首個HIV抗體檢測試驗。目前HIV抗體檢測試驗已經出現第四代檢測方法,該方法所用的抗體針對HIV-1 M和O兩個亞組抗原,HIV-2及P24抗原,可在HIV早期感染患者中檢測出病毒(Pandori et al.,2009)。

自1982年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首次定義艾滋病以來,該病的定義不斷修訂(CDC,1982e),直至1993年才確立了現今的艾滋病定義(MWR,1992)。這一版本的定義中,在典型艾滋病表現的基礎上添加了宮頸癌、肺部及肺外結核,以及複發性細菌性肺炎;而且還增加了艾滋病的實驗室定義,包括CD4細胞數小於200/cmm,或者CD4 T細胞/T細胞小於14%。上述修訂艾滋病定義為最終版本,目前我們對艾滋病的分類仍舊使用這一版定義。

HIV 流行病學

在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間,共有593例艾滋病報道,其中有243例死亡(41%)(CDC,1982e)。從艾滋病流行開始,美國本土診斷為艾滋病的患者中估計有659 000人死亡(CDC,2011a)。美國現今有超過110萬的艾滋病感染者,並且以每年約50 000例新發感染的速度增長(圖1)。在這些新發患者中約18%未能確診或者未意識到感染。未確診的這部分患者可能會促使HIV不同程度的傳播(Koopman et al.,1997)。在美國,男同性戀者仍為HIV感染的首要高危因素,而非裔美國人亦不同程度的受到影響(CDC,2006)。

圖1 艾滋病患者確診人數及其死亡人數(1985~2009年,美國的6個自治區)

HIV 治療

1987年3月,首個治療HIV感染的藥物齊多夫定被美國FDA批准上市[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IV/AIDS Historical Timeline]。該葯為逆轉錄酶抑製劑,並且作為艾滋病治療的首選藥物。2007年,齊多夫定同類藥物問世(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IV and AIDS Activities),隨後超過25種藥物(6大類)相繼被美國FDA批准用來治療HIV感染。這些藥物主要阻斷HIV複製,降低血中病毒載量,從而使CD4 T細胞、T輔助細胞增多。聯合治療優於單葯治療,三葯聯合在持久抑制病毒複製方面最有效(Hammer et al.,1998)。HIV治療指南定時更(DHHS,2012),而目前美國主要的兩大指南分別由衛生與人力資源服務部(DHHS,2013)及美國國際抗病毒協會制定(Thompson et al.,2012)。

HAART 時代前的姑息治療

直到1996年之前,艾滋病患者能否生存取決於所使用的抗菌葯是否能夠防止卡氏肺囊蟲肺炎及分支杆菌併發症(Mycobacterium avium complex,MAC)的發生並且延長患者壽命。當CD4 T細胞或T輔助細胞數量降至200/cmm以下時,艾滋病患者更易發生致命性感染或腫瘤。指南的存在主要為了向成人和青少年推薦機會型感染的防治措施(Kaplan et al.,2009)。在HAART時代以前,抗逆轉錄病毒療法在艾滋病治療中起重要作用,但是該療法於大多數患者中難以持久抑制病毒。在用藥物無法取得很好療效的情況下,姑息性治療及臨終關懷能夠讓艾滋病患者在死亡的過程中減少痛苦(O』Neill et al.,2003)。正如電影《樂隊繼續演奏》(Shilts,1987)中所示的一樣,關愛艾滋病患者的相關人士對即將到來的危機表現出極大擔憂。這種擔憂促使政治家及科學家以誠信公正的方式參與艾滋病相關的臨床試驗研究。Randy Shilts作為《樂隊繼續演奏》的作者,正是那個時代艾滋文化的典型代表,那時許多男同性戀者向大城市移居,並且他們的生活方式更為普遍地被接受。這種現象所呈現的事實是對於多數艾滋病患者,當他們無法得到家庭關愛時,可以從朋友處獲得支持。雖然不受家人待見,但許多患者仍會返回家中同家人一起度過生命的最後時刻,當然那些無家可歸或在家鄉不受歡迎的艾滋病者另當別論。

在艾滋病流行早期有許多不確定因素:是什麼導致該病流行?這真的是一種傳染病嗎?假如是,它又是怎麼傳播的?照料艾滋病患者的人得病的概率是否很高?在美國有許多奮鬥在艾滋病前線的英雄,默默地貢獻著自己的力量。隨後,人們逐漸認識到HIV是通過血液及性接觸傳播。在美國、歐洲及澳大利亞,來自不同學科的醫生和護士開始逐漸關注這些高危易感人群(即經常性交的男性及女性,母親是艾滋患者的嬰兒)。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艾滋病流行區(UNAIDS,2005),同樣該地區的艾滋病死亡率也是全球之最,直到最近,這些區域才開始使用抗病毒療法。

艾滋病作為一種傳染病最獨特的一點是提供治療的人來自完全不同的學科背景。免疫學家、腫瘤學家、家庭醫生、內科醫生及傳染病專家均參與艾滋病的診治。起初,出於互補合作的必要,往往是多學科一起進行診療。對那些不受家人待見的艾滋患者而言,醫院監護室成為他們第二個家。抑鬱症及成癮藥物濫用在艾滋患者中常見,因此精神衛生專業人員及成癮藥物使用諮詢師從一開始便參與了艾滋患者的治療。靜脈藥物濫用被認為是艾滋病傳播的另一種高危因素,靜脈藥物濫用者感染HIV後往往極少獲得家人或朋友支持,其門診醫療救助往往依靠公共衛生設施實現。住院的艾滋病患者,其精神需求在早期便受到院內牧師的關注。醫生圍繞著這些患者忙碌,隨著發熱患者不斷增多,醫護人員將目標投向了一個又一個機會性感染。舉例來說,巨細胞病毒感染導致盲眼,弓形蟲感染可引起腦病,卡氏肺囊蟲肺炎出現發熱、氣促及咳嗽,隱球菌感染出現頭痛並引發腦膜炎。卡波肉瘤患者皮膚顏色變暗且雙肺腫瘤浸潤,淋巴瘤可引起異常高熱,而缺乏綜合性婦科保健的女性則易並發宮頸癌。關愛小組多來自社區,不管是住院時或者出院後,艾滋患者及其朋友均相互支持。大多數患者結局相同,但是掙扎持續的時間不同(從數月到數年不等),幾乎沒有一個患者能逃脫死亡。

艾滋病會導致嚴重消耗,故良好持續的營養提供對艾滋患者的治療起到重要作用。另外,規律服藥對治療也很重要,早期患者常設置時間提醒自己每隔4 h服用一次齊多夫定。抗病毒療法導致的胃腸道不良反應極為普遍,甚至比機會性感染更常見,而胃腸道反應中有部分是HIV感染本身腸道病變。艾滋患者早期體重下降不僅因為本身消耗及消化道反應,還因為其主治醫生未提供足夠營養。雙葯或者多葯聯合取代單葯治療,某種程度上能夠抑制病毒複製,但是最終仍舊失敗,導致患者不斷消耗而死亡。齊多夫定被FDA批准上市後,新葯問世依舊緩慢且每種藥物均有自己獨特的副作用,如周圍神經病變。艾滋病還帶來了其他挑戰,即對患者疼痛的處理,止痛措施需量力而行,有些特定的止痛措施現今已不再使用。1995年12月首個蛋白酶抑製劑沙奎那韋批准上市(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IV/AIDS Historical Timeline)。

HAART 時代的姑息治療

隨著蛋白酶抑製劑(protease inhibitors,PIs)及非核苷類逆轉錄病毒抑製劑(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NNRTIs)這兩類抗病毒藥物的發展,艾滋病患者的壽命已經發生巨大的改變。通過這兩種藥物的治療,垂死患者病程得以逆轉,自我感覺變好,體重增加,從而逐漸脫離死亡。這兩類藥物成為了高活性抗逆轉錄病毒時代(HAART時代)抗病毒藥物的先驅。HAART療法能夠持續完全地抑制病毒複製,使病毒載量下降到檢測水平下限。在使用HAART療法後,以CD4 T細胞水平為標誌的免疫功能得以改善,有時甚至恢復到正常水平,但必須基於下列前提:患者須在一定水平上嚴格按照治療方案(該方案在先前疾病中未作要求)進行,籠統地講即此次治療未受先前疾病的干擾。這些藥物均有自身特有的副作用,而最令患者難以耐受的是胃腸道不良反應。難以控制的腹瀉出現時往往需要停葯,即便這意味著讓病毒繼續得以複製。基於HAART的蛋白酶抑製劑需95%或更好的依從性以維持完全的病毒抑制(Paterson et al.,2000)。任何低依從性患者都極易出現病毒學突破,病毒耐葯,最後抗病毒失敗進而出現免疫崩潰。

在HAART時代,依從性諮詢至關重要。依從性諮詢項目已經成為治療方案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患者相互協作可幫助他們成功使用抗病毒藥物。艾滋病治療團隊包括醫生、護士、藥劑師或臨床藥師及藥物提供者。隨著患者健康狀況的改善,精神心理問題、成癮藥物濫用及巨大的經濟壓力會成為主要問題。一些垂死患者,已經花光了人身保險獲得的賠償,最後雖然身體健康有所改善,但經濟異常拮据。近十年來新型藥物如病毒進入阻斷劑、整合酶抑製劑及新型蛋白酶抑製劑利托那韋相繼問世,這些藥物聯合應用可使病毒完全抑制甚至達到正常水平。這些治療方案仍需良好的依從性輔助,但是藥物的效力及半衰期可以製成複合製劑從而使單片治療成為可能。這種單片複合製劑治療(變相聯合)增強了患者的依從性(Llibre and Clotet,2012)並且能夠完全抑制病毒從而重建免疫功能。

最近十年艾滋病逐漸轉變為一種慢性疾病,甚至多數患者最後只需門診隨訪即可。艾滋病房通常規模較小,有些甚至完全封閉(Ofri,2012),住院治療一般是因有其他合併症,如冠心病、糖尿病及腎衰。多學科診療團依舊存在,但相較以前有所改進。另外,艾滋病成為慢性病後患者住院天數縮短且需求有所轉變。在紐約州,相關醫院在成為艾滋病指定治療中心後會獲得政府的財政資助,從而確保艾滋病患者獲得良好的診治[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Designated AIDS Centers (DAC) Clinic Contacts. Accessed April 2013]。由於艾滋病已經轉變為一種可控的,能夠門診治療的慢性疾病,因此醫療報銷比例會根據醫療分配系統的變化做出適當調整。

艾滋病患者的住院治療

現今美國艾滋病患者的住院病房又是怎樣的呢?越來越多的艾滋病患者因非艾滋病臨床表現住院,這些表現包括慢性丙型肝炎的合併症(如肝硬化)、終末期腎病、心臟病及惡性腫瘤。另外,因成癮藥物濫用及精神疾病而住院治療也較常見。一項名為SMART的全球臨床試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策略相關試驗),以超過5 000例艾滋病患者的CD4細胞計數為指導來比較持續治療與中斷治療間的療效,該試驗首次證實了在高CD4細胞計數患者中如果存在心肝腎等非艾滋相關性疾病,則該患者死亡風險大為增加(The SMART Study Group,2006)。另外,現有的幾項針對艾滋病的臨床試驗中,也是SMART試驗首次證實了持續抗病毒治療方案的價值。在高CD4(高於350/cmm,大大高於艾滋病臨界值200/cmm)患者中,持續療法能使病毒得到長期抑制而提高生存率。艾滋病房與傳統病房越來越相似。簡而言之,艾滋病患者因壽命大為延長,從而使得他們與普通人群一樣合併慢性疾病,即使得病機率稍高於正常人。有些高危因素源自HIV激發的慢性炎癥狀態,而這會導致腸道黏膜菌群移位(Brenchley et al.,2006)。因治療手段的進步,艾滋病患者對生存的渴望較前更為強烈。治療團隊仍舊存在,但他們的目光不再局限於病房中的患者。社會服務工、病案管理員、出院辦理員與護士醫生一起促使住院患者安全離院。在減少藥物不良反應方面(如QT間期延長、五羥色胺綜合征或者美沙酮無徵兆性撤葯),藥劑師的作用無論怎麼強調都不過分。藥物間複雜的相互作用主要是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經細胞色素酶P450代謝所致。

另外,艾滋病治療團隊中還需神職宗教人員,同行心理諮詢師及倫理學家,以及根據需要加入的成員。必須清楚的是艾滋病患者雖仍有一定的死亡率,但是直接死亡原因大多不是由傳統的艾滋病相關併發症所致,由艾滋病相關併發症致死的患者多數是在病程晚期得到診斷並且伴發致命的機會性感染或惡性腫瘤。2006年後,檢驗工作者面臨巨大挑戰,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提倡13~64歲人群應常規進行艾滋病篩查(Bransonet al.,2006)。CDC數據來自1996~2005年間美國34個州的艾滋病患者,以艾滋病為主題的報道提示38.3%的患者在被診斷為HIV陽性的時候已經出現艾滋病癥狀或一年內出現明顯癥狀(CDC,2009)。心理諮詢師在鼓勵患者方面尤為重要,能幫助他們正確對待新的診斷,並且使得他們出院後仍能獲得關愛和支持。儘管艾滋病已經成為一種慢性、可控制性疾病,但被診斷為艾滋病對患者而言仍是一種巨大的打擊。患者對確診艾滋病的日期記憶深刻,並且急需治療團隊的支持,從而幫助他們度過這一艱難時期。艾滋患者在被確診後,醫務人員需讓其知道的是艾滋病雖然不能治癒,但HIV是可以控制的,治療得當的話預期壽命同正常人相近。來自北美的艾滋病群體協作組(North American AIDS Cohort Collaboration on Research and Design,NA-ACCORD)對超過23 000名20歲以上的初治艾滋患者進行研究,發現這些患者能帶病生存47.1年(Hogg et al.,2012)。

門診艾滋患者的治療

美國目前大多數的HIV感染者在門診接受醫療服務。理想的門診治療團隊除醫生和藥師外,還應包含監察護士(保證患者依從性)、病案管理員、營養專家、成癮藥物諮詢師、精神衛生諮詢師或精神病學家及同行諮詢師。艾滋患者在一生中會出現多種不同的臨床表現,專家需要一種以這些表現為基礎的參考標準。

對青少年患者而言,從兒科診所轉移到成人診所,轉診服務對保證持續治療至關重要(DHHS,2011),尤其是熟知患者病情的兒童艾滋病醫生,在同成人艾滋病醫生進行患者交接的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圍產期艾滋感染及後天行為獲得性感染均受到青少年艾滋病保健提供者的關注。圍產期艾滋病傳播的減少成為艾滋病流行以來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主要成果之一(圖2)。母體全程足量接受HAART治療後,新生兒在圍產期感染艾滋病毒的風險將低於2%(Cooper et al.,2002)。艾滋病治療的成功促使艾滋病女性患者尋求家庭規劃服務。艾滋病母親與新生兒專家之間需協同合作,這一點至關重要。針對艾滋病孕婦的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使得這些患者能夠分娩HIV陰性的健康嬰兒。

圖2 歷年診斷的圍產期艾滋病例數統計(1985~2007年:美國及相關自治區)

對成人而言,艾滋患者每隔3~6個月需進行隨訪並監測化驗指標。每年密切的隨訪有利於患者完善體檢,評估病例管理,更新個人健康狀況及獲取患者所需的其他服務。協同互助的衛生保健是努力的目標。艾滋病醫療服務模式因社區而異,有些社區的患者先經家庭醫生診治後再至艾滋病專科醫生處就診;而另一些社區,艾滋病專科醫生同時是就診患者的家庭醫生。協作性醫療對艾滋病患者尤為重要,而診療團隊的模式對有複雜需求的患者而言異常關鍵。艾滋病流行逐漸對少數民族及落後社群產生影響。例如,2001~2004年美國33個州報道的艾滋病病例中,黑人占艾滋患者總數的51%,但僅僅佔美國人口的13%(CDC,2006)。成癮藥物濫用、精神性疾病、口腔缺乏衛生、慢性乙肝或丙肝及其他挑戰會使艾滋病複雜化。許多文獻已經報道了艾滋患者合併精神疾病及毒癮,從而為治療組帶來診治上的困難(Sacks et al.,2011)。美國的艾滋病患者大多數缺乏口腔健康護理。衛生資源服務管理局(Health Resources Services Administration,HRSA)通過瑞恩懷特保健法(Ryan White Care Act,RWCA)為艾滋病患者提供經濟支持,但是因分配名額的限制也難以滿足多數患者的口腔衛生需求(美國口腔衛生護理價格昂貴)(HRSA:Oral Health.Accessed April 2013a)。

針灸、推拿、氣功及中草藥可作為艾滋病的補充治療。有些中草藥,如可用來治療抑鬱的金絲桃草,同蛋白酶抑製劑發生負反應,從而影響蛋白酶抑製劑的血葯濃度(Henney,2000)。艾滋病專科醫生應詢問患者服用的藥物包括中草藥在內的補充治療藥物,這是出於對艾滋患者最佳治療的考慮。大多數的補充治療能夠緩解壓力,減輕疼痛或者減少藥物不良反應,可以成為HAART方案的輔助手段。

需充分認識到有一類艾滋病患者其免疫系統能夠處理HIV無需抗病毒治(Gaardbo et al.,2012)。長期非進展患者儘管已經感染艾滋病毒數年,但CD4細胞計數正常且病毒載量穩定,甚至有一部分患者在未行HAART治療的前提下能夠控制病毒至檢測下限而CD4細胞完全正常。這類患者大概占整個艾滋病患者群體的1%以下,其免疫系統如何處理艾滋病毒已成為醫學界研究的熱點,希望以此為將來的治療提供新的途徑。

艾滋病治療的資助

瑞恩懷特保健法使國會專門撥款資助多學科治療團隊完成艾滋病患者的綜合治療(HRSA:HIV/AIDS Programs,Accessed April 2013b)。這項法令最初在1990年頒布,是為了紀念死於艾滋病的血友病患者瑞恩懷特,從而填補了艾滋病資助方面的空白。此後該法令修訂了4次,而在2013年秋季打算再次修訂。醫療衛生如何改革以及平價醫療方案是否影響瑞恩懷特保健法的修訂及以後財政補助仍有待觀察。瑞恩懷特保健法另一重要的部分是關於艾滋病的藥物援助項目,這個項目將會提供給每個州一定的資金以幫助經濟困難的患者支付昂貴的藥物。在國家質量保證委員會監督下的艾滋病診療中心裡,紐約州艾滋病指定診療中心模式是其他慢性疾病效仿的典範(NCQA,2013)。這些中心已經成為艾滋病患者(感染HIV數十年)共同的家,並且以國家有關模式為標準聯合一起從而獲得國家治療上的財政救濟。

發展中國家的艾滋病

艾滋病已經對發展中國家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根據聯合國有關艾滋病項目的調查,2005年非洲約有4 000萬艾滋病患者,其中2 600萬或64%的患者居於撒哈拉以南地區(UNAIDS,2005),相較而言美國有120萬人感染HIV。撒哈拉以南地區艾滋患者的高死亡率是因為缺乏有效的抗逆轉錄病毒治療手段導致的,同時該區域中艾滋病是最常見的死亡原因。2003年的總統防治艾滋病緊急救援計(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PEPFAR)批准了150億美元在5年內用於艾滋病流行最嚴重的國家,以確保HAART方案順利實施(Institute of Medicine Press Release,2013)。2012年12月的世界艾滋病日,約510萬人通過PEPFAR獲得HAART方案治療(PEPFAR:World AIDS Day,2012)。社區支持及姑息治療因地區及國家而異,從毫無支持及迴避社會到完整的藥物及心理支持。非洲不是唯一在艾滋病流行中掙扎的地區,因為艾滋病已經擴散至亞洲及東歐。

艾滋病醫療級聯網路

艾滋病診斷與治療的統一是一項重大挑戰。艾滋病醫療級聯網路是一項來自美國CDC的分析,這項分析旨在關注確診的艾滋患者數與獲得完全治療的艾滋患者數是否一致或相近(圖3)(CDC Fact Sheet,July,2012;CDC Press Release,2012)。2012年7月,CDC估計美國120萬HIV感染者中有82%得到確診,但只有66%被納入醫療保健,僅僅37%獲得醫療保障;最後33%的患者得到抗病毒治療,僅25%的患者血中病毒載量低於檢測值下限。CDC希望種族及年齡之間的差異得以消除,20萬HIV疑似感染者(仍未確診)得到檢測後被納入醫療保障中並獲得醫療服務,最後通過抗病毒藥物穩定病情。相關數據表明良好的抗病毒治療帶來低病毒載量,而低病毒載量能降低性傳播,因此指南推薦每一位艾滋病患者使用HAART治療,不論CD4細胞計數高低(Cohen et al.,2011)。有人也主張預防性治療。社區病毒載量是近年提出的一種新概念,意為社區所有艾滋病患者平均或者中位病毒載量。如果社區病毒載量足夠低,理論上艾滋病的傳播能被終止(CDC,2011b)。

圖3 艾滋病醫療級聯;美國CDC,2012年7月

如果發生艾滋病毒感染,則必需採取艾滋病檢測及初級保健相關的綜合措施。艾滋病醫生應採取多學科合作方式以滿足艾滋病患者的不同需求,尤其是那些居無定所、精神異常及毒品依賴的患者,幫助他們進入醫療保障並獲得有效的抗病毒治療。協作式服務儘可能地幫患者減少障礙,從而使其被納入所需的各種醫療保障。姑息治療應盡量關注患者的生理、情感、心理及藥物需求。假如我們在這方面能夠成功,便能進一步抑制艾滋病傳播從而創造健康社區。

總結

艾滋病保健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患者的需求。這些需求涵蓋了社會心理、精神、情感及藥物方面。一個人在被診斷為HIV感染後,不管之前擁有什麼樣的困難,都會被這致命性的疾病放大。作為艾滋病醫務工作者,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減輕患者情感和軀體的痛苦。抗逆轉錄病毒療法是艾滋病患者治療計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但不是唯一的部分,甚至在有些治療方案中並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患者需要食物、衣服及住所,一旦出現安全感的缺失,那麼其他治療方案的開展將會舉步維艱。相比抗病毒治療,對艾滋病患者的關懷更為重要,而這正是醫學藝術的體現。

致謝

聲明:作者聲稱沒有任何利益衝突。

譯 者:陳明泉,主任醫師、教授,感染科,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

審 校:張沂平,主任醫師、教授,化療中心,浙江省腫瘤醫院終 審:劉 巍,主任醫師、教授,姑息治療中心,北京大學腫瘤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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