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一瞄 | 社會學如何觀察社會？以單位製為例

公共政策不是理論的空中樓閣，它著落在每一個具體個人身上，最「接地氣」不過。與經濟學、政治學相比，社會學的視角可能略短於總結規律、法則，卻長於分析情境、源流，能讓政策研究獲得更廣闊也更細緻的視角。

就說在我們身邊這個老而不死、死而不僵的「單位制」吧，數十年來，人們生老病死都依附其中，人情世故交織複雜，改革繞不開「這張大網」，怎麼較真兒都不為過。今天主頁菌推送的講座一瞄，聽聽社會學家怎麼說吧。

主講人：周飛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今天我主要談兩個問題，一個是什麼是社會學的視角，另一個是社會學視角下的單位制。希望可以對各位研究的問題有一些啟發。

一

什麼是社會學視角？

社會學視角的獨特之處在於：將事件、組織、個人等一切研究對象，都通通看作社會現象，而不作預先假設，也不對對象之間的關係進行特定的抽取。

這一點將社會學明顯區別於經濟學或政治學。比如，經濟學視角的前提假設，是將人看作經濟人，並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抽象為發生在市場這個特殊的場域之中。類似地，政治學研究會抽取研究對象中與權力有關的東西，而忽略其他。與經濟學和政治學不同的是，社會學將人看作具體的社會人，並且不會對他們的關係進行抽象，而是關注這些社會人所處的具體的社會背景。

社會學之所以不對關係進行抽象，是因為它認為這種抽取的關係並不一定就是最關鍵的或者最重要的。可能在不同的時間或空間，其他關係產生的影響更大。社會學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具體的，他們在互動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後果，如果僅從經濟學或政治學視角進行抽象理解的話，往往是不全面的。

比如研究兩個人的權力關係，社會學裡叫支配關係。從政治學的視角來看，可以觀察到上級對下屬的獎勵、懲罰，獎懲的效率則可以用來判斷權力關係的大小。但是社會學的視角下，上級和下屬不是兩個抽象的權力主體，是兩個具體的人。社會學對權力的理解，一定是在非常具體的情境中進行的。比如說，上級可能很喜歡下屬，或者他們有親戚關係，這些都會影響到兩人的權力關係，這是具體的視角。

簡言之，社會學視角不是抽象的、單維度的視角，而是具體的、全面的視角。在具體情境中進行理解是社會學研究的基本特徵，也正因為這樣，一個情境中得出的結論不能被當做普遍規律，拓展運用到其他領域。

那麼，社會學視角主張運用什麼樣的分析方法呢？其實，要求將觀察對象放到一定的背景中，就是要關注背景的空間和時間維度，社會學裡叫結構的維度、歷史的維度。結構的維度是說，一個社會現象一定是紮根在周圍的社會現象之中，它之所以呈現這樣的現象是因為周圍的關係；同樣，一個人的行動也總是處在關係的泥沼中的。歷史的維度則是說，任何現象不是憑空出現的，觀察者也不是歷史終結者，現象的存在有其延續性。

結構和歷史的分析，不能單純成為權力或利益關係的分析。我反對的社會學，就是那些有點變成經濟學、政治學的社會學。比如我們有的社會學分析把行動者看做是權力和利益操縱的提線木偶。這個理論有一個前提假設，認為人的行動是為了權力和利益。接著它解釋人與人之間如何形成這樣的利益關係和權力關係，接著這些關係又反過來解釋人為什麼要這樣行動。這個時候的分析就是一種抽象分析，並且會導向一個偏頗的理解。

在現實生活中，人人都是社會學家。因為在他們行動或者辦事的時候，一定會試圖探索事物具體的背景，而不是去套用經濟學家或政治學家發現的規律。但反過來，當我們試圖理解人的行動時，卻常常認為這些行動完全是權力和利益關係決定的，並且把人原子化，這是西方個體主義的影響。這些和中國人的價值觀念非常不一樣。

這個問題上，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的理解就比較全面。他將人的行動分為四種類型，具體包括工具理性的行動，價值理性的行動，還有情感式和傳統式的行動。比如考察農村婦女自殺的原因，可以發現她們不少人可能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某人的一句話自殺，不一定是受了多大的經濟損失。但是當我們將利益、價值、情感、傳統考慮在內時，我們就理解了她們這樣行動的意義。只有通過這種綜合的考慮，才能理解一個人行動的真正意義。

二

社會學視角下的單位制

有了這樣的視角，再來看單位制，就和單純站在權力和利益視角看單位制不一樣。

當前的中國社會學有一個傾向，就是認為中國社會現階段的發展，是一個從單位制向項目制的轉化。這裡所說的單位制或項目制，都不是指一種具體的制度，而是一種社會結構。全社會的人都是在社會結構中來思考問題的，也是在這個結構中採取行動的。

單位制根源於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面臨著建設社會主義宏偉目標與社會落後現實之間的矛盾，黨和政府直接推動了對社會的大規模重新組織，希望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和群眾運動方式，迅速實現社會主義。單位制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國家藉此制度將自由流動的資源變成了行政控制的資源。

單位制的特點主要有兩個：第一，社會整體呈蜂巢狀。每一個社會組織都高度相似，不同的組織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每一個組織的功能都是綜合式的，像個「小社會」，而不像人體的不同器官只具備特定的功能。第二，社會流動性很差。從資源到人，所有生產要素之間形成的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契約關係，而是一種基本上沒有退出權的關係。這兩個特徵是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其他學科一致認同的，構成我們認識單位制的共享前提。

有人將單位制等同於科層制，這個理解是有問題的。韋伯對現代科層制，有一套詳細的論述。他認為西方社會是個不斷理性化的過程，具體表現在社會組織上就是科層制。典型的科層制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而出現的。現代科層制具有這些特徵：分工明確、照章辦事、等級分明、量才用人、非人格化的管理等等。

但是，在韋伯的這套理論背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我們經常沒有去強調的。理想的科層組織要運作，一定要有一套現代人格體系來保證。這個就是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提出的理論。現代社會的特徵是表現在人身上的，所謂現代化就是人的人格特徵的現代化。現代人格有一系列特徵，比如它是職業性的，在單位不投入個人感情。再比如，個人的成就是靠自身努力獲得，而不是靠特殊「關係」。我們可以把一個單位在形式上改變成現代性的，但是人格卻不那麼容易改變。

反過來看單位制，我們可以將單位在形式上仿照科層制構建，但是改變不了單位里的人不具有西方現代人格的事實。社會學談單位制，談的就是單位裡面那些跟科層制不一樣的東西。單位裡面對人際關係的重視超過了對績效的關注。另外，它極端重視平均主義，個體之間有非常強烈的依附關係，這些都跟科層制的特徵截然相反的。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曾研究過中國的傳統關係。他指出雖然中國是最早出現理性化的國家，但其表面上像科層制，其實骨子裡最不科層制，因而最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

社會學視角所關注的，就是單位里人跟人之間的這種具體的關係。社會學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寫過一本書叫《共產主義的新傳統主義》。書里他研究一個國有企業，發現裡面存在著很複雜的庇護網路，雖然合法化的權威是按行政層級來的，但是實際的權力不盡然，要分辨權力必須看具體的人際關係。他的研究突破了之前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極權主義和多元主義理論範式，是一個重要的創新。當然，他的這個發現也是有缺陷的，比如他書中說到的積極分子，並不是籠統意義上的積極分子，而一定是屬於某個特定派系的。90年代，我和別人合寫過一篇文章，談的就是單位里的派繫結構，我們認為單位里除了縱向的正式關係，還存在著一種隱藏的派系關係。

為什麼在單位里會形成這樣或那樣的派系？其實很簡單，因為在單位里，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不是純粹的交換關係。給大家舉個例子就明白了，我們是怎麼區分拍馬屁和講義氣的？簡單來說，拍馬屁是一種純粹的交換關係，而講義氣除了利益關係，還有一些價值、情感的東西在裡面。在每個單位里，都存在著這種價值、情感方面的東西，而且真實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比如我跟一個人關係好，他遲到了我會撒謊給他打掩護，這在領導看來是私，但是在人際關係中這種庇護是一種可貴的德性。

這個就涉及到問題的實質了，那就是中國人的基本價值和感情，是區別於現代西方的。我們認為某個做法是好的、對的，但可能和西方的理念卻是相反的。比如之前有機構做過一個全球性的調查，假設的情境是，朋友駕車路上違反交通規則撞了人，你是唯一的目擊者，這個時候你是否會選擇向警察說出真相。在北美、歐洲，90%的受訪者選擇是；但在東亞三國，以及香港、台灣，這個數字只有40%-50%。這個背後體現出的，其實是東西方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在中國，仁和義這兩個價值是非常崇高的德性，但放在現代西方社會，其實就是兩個非常私人化的價值。中國社會學繞不過的三大概念就是關係、面子、人情，無論是官場、商場還是學界乃至中國社會，到處都充斥著三大概念。而這三個概念本質上和仁與義的德性聯繫在一起。

現階段的中國社會研究中，這些特徵被許多學者錯誤地忽視了。我們在西方觀念的影響下，設計了很多制度規則，但是設計得越激進，越容易變成一紙空文。我們的很多公共政策，也假設人們具有西方那種價值觀念，但是很多時候他們並不是這樣想問題的。

一句話總結，研究中國的任何問題，一定要重視中國人行動意義的結構。而按照費老（費孝通）的說法，這個結構是一連貫傳承下來的，至今沒有太大改變。所以在最後，我想給大家提一個建議：任何的公共政策、社會治理研究，都應當在這個結構的基礎上來考慮。或者至少，我們應當正視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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