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萬隆歷險：大使夫人當替身 躲過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周恩來萬隆歷險：大使夫人當替身 躲過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2011年05月24日 09:44:13 　來源： 北京日報

周恩來與印度尼西亞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交談

會議期間，周恩來與其他國家代表交談

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率中國代表團步入會場

1955年4月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為其他國家人士簽名留念

1955年，第一次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這是剛剛獲得民族獨立的新興國家第一次召開自己的國際會議，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與，沒有西方列強主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參加了會議，新中國在國際外交舞台上的精彩亮相贏得了一片讚譽。一位採訪了會議全程的美國記者評價說，萬隆會議上發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共產黨中國登上了歷史舞台。「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中國所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贏得了與會國家的廣泛認同，並成為國際交往中的準則。大使夫人當替身1955年4月16日下午5時，印尼雅加達，瑪腰蘭機場。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和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焦急地向空中張望。原計劃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乘坐的專機——「空中霸王號」應在下午4時抵達，可近兩個小時過去了，還是蹤影皆無。難道是出了什麼意外？心急如焚的黃鎮發電報，報告中央。得知這一情況，中央也非常著急，一連幾次給駐緬甸大使館發電報詢問，其他從仰光起飛的代表團專機都已經到了雅加達，怎麼獨獨不見中國代表團呢？剛剛做完手術的鄧穎超還沒拆線，便回到西花廳的家中坐等周恩來的消息。5時50分，亮銀色的「空中霸王號」終於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前來迎接的中國使館人員一陣歡呼。黃鎮和楊奇清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原來，「空中霸王號」途中遇到雷電，不得不迫降新加坡，耽擱了近兩個小時。雖然中國代表團平安抵達雅加達，但黃鎮和楊奇清仍不敢有絲毫大意。周恩來一下飛機，他們倆就迎了上來，一前一後把周恩來夾在中間。黃鎮的夫人朱霖記得，那天駐印尼大使館的所有外交人員全去了。參贊、秘書、領事……里三層外三層地在周恩來身旁築成人牆，簇擁著他往機場外走。兩輛掛著中國國旗的小轎車，一前一後地停在機場門口。眾人出來後，黃鎮和楊奇清把周恩來一摟，送上了後面那輛車。見此情景，朱霖一愣。前面那輛車才是總理的專車，後面這輛本應是大使和大使夫人乘坐的。「總理坐了後面的車，我該怎麼辦呢?」朱霖正納悶兒，丈夫黃鎮向她使了個眼色說：「坐頭一輛車去！」朱霖恍然大悟，立即鑽進了第一輛車。車隊浩浩蕩蕩地往城裡走，馬路兩邊擠滿了前來歡迎的華僑。車上掛著窗帘，許多人都以為第一輛車裡坐著周總理。車行到哪裡，哪裡就爆發出歡呼聲。朱霖後來回憶：「如果是總理一定會有所表示，我就把手伸出窗帘，向人群揮手。我想，他們一定是把我的手當成總理的手了。」周恩來和代表團成員安全抵達中國大使館，心一直提到嗓子眼兒的黃鎮等人才鬆了一口氣。這樣如臨大敵，是因為就在幾天前，中國代表團乘坐的另一架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剛剛被國民黨特務安裝了炸彈，機毀人亡。「克什米爾公主號」「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註定要成為新中國外交史上一道無法癒合的傷疤。1955年4月11日下午6時30分，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近6個小時後，「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起火，墜毀在印尼附近海域。除3名機組成員外，機上11名乘客和4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值得慶幸的是周恩來並不在飛機上。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當時中國既沒有大飛機，又沒有去印尼的國際航線，所以決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飛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前往印尼。可就在臨行前，緬甸總理吳努的邀請，改變了周恩來的行程。4月3日，萬隆會議（又稱亞非會議）的發起人之一、緬甸總理吳努想請周恩來在去印尼途中繞道緬甸，跟一些友好國家的領導人碰個頭。面對吳努的盛情邀請，周恩來欣然同意。這樣一來，他改變了從香港乘「克什米爾公主號」飛雅加達的計劃，取道仰光去雅加達。4月7日，就在周恩來一行即將離開北京時，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急匆匆地送來一份重要情報。原來，國民黨特務機關已經高價收買了香港啟德機場的地勤人員，準備利用「克什米爾公主號」在香港加油的機會，安放炸彈，暗害周總理和代表團成員。得知這個消息，周恩來非常重視，特意打電話囑咐鄧穎超說：「我雖然不坐『克什米爾公主號』了，但先期抵達香港的同志還要坐，一定要讓外交部通報給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艾惕思，請他們採取措施保證代表團的安全。」可當外交部歐非司副司長張越把這個重要情報通告給艾惕思時，卻並沒有引起他的重視。艾惕思草草表示，會給香港方面發一個電報，便沒有下文了。也許是感覺到了英國方面的漠不關心，11日凌晨1點半，新華社香港分社又派工作人員找到印度航空公司駐香港經理。當這位經理睡眼惺忪地聽完中方人員反映的情況後，不以為然地說：「飛機12點才到香港，下午1點就起飛了，只在香港停一個小時，光天化日之下誰敢搗亂？」他信誓旦旦地保證，一定讓自己的工程師檢查油箱，自己也會親自到機場監督。1958年，這起空難的倖存者——印度航空公司維修工程師卡尼克撰寫了回憶錄《克什米爾公主號》。在回憶錄中，他寫道：飛機剛停穩，香港航空公司的工人們就圍了上來，他們大部分是中國人。有的檢查引擎，有的量機油，其餘大部分人在擦引擎外面的廢機油。當他們在啟德機場候機餐廳吃飯時，一個來歷不明的年輕人闖進來，四處打聽乘坐飛機的中國代表團的情況。當得知飛機準備起飛時，年輕人急忙衝出了餐廳。很顯然，卡尼克提到的這個年輕人就是國民黨保密局收買的機場地勤人員周駒。1995年，國民黨前特務頭子谷正文接受台灣《中國時報》周刊採訪時，首次披露了他參與制造「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內幕。谷正文說，保密局特務出價50萬港幣收買了啟德機場的一名清潔工，讓他借打掃衛生之際，把偽裝成牙膏的炸彈放進飛機起落架的空隙里。飛機平安飛了6個小時後，定時器啟動了炸彈。卡尼克回憶，正在機艙睡覺的他被爆炸聲驚醒，看到股股白煙從飛機冷氣管中冒出來。儘管機組成員用滅火器奮力撲救，但火勢還是蔓延開來，很快機艙里就濃煙瀰漫了。液力系統失靈，電器系統失靈，機身像斷了線的風箏在空中翻滾。機長竭盡全力想拉平飛機，使它迫降在離陸地較近的地方。但隨著一聲巨大的爆炸聲，機身斷成三截，一頭扎進海里。卡尼克和另外兩名飛行員被巨大的氣浪甩出機艙，撿了一條命，而機上其他人全部葬身大海。令卡尼克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在飛機急速下降時，機上乘客雖然面帶驚恐，卻都聽從指揮，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沒有任何混亂髮生。4月11日傍晚，周恩來接到北京的電話，說跟「克什米爾公主號」失去了聯繫。隨後，一家通訊社報道，「克什米爾公主號」在空中發生爆炸，墜於南海，機上人員全部失蹤。成元功記得，得知這個消息後，大家都沒有心情吃晚飯，心上像壓了一塊鉛。提到親手炮製的這起恐怖事件，40年後谷正文仍得意洋洋。他說，當蔣介石得知這一炸並沒有炸死周恩來時，並不生氣。他覺得至少給了大陸一個下馬威，挫挫他們的士氣。為此，還拿出9000美金，犒賞「有功人員」。而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最終官至中將，也正得益於此。國民黨的恐怖行徑並沒有阻擋中國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的腳步。1955年4月17日，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飛抵萬隆。在機場的講話中，他宣告：「和平友好的正義事業是破壞不了的。」來之不易的盛會亞非會議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會議，使國民黨如此不安，竟不惜製造恐怖事件，也要阻止中國代表團參加？二戰結束後，英法等老牌殖民國家實力大不如前，再也無力控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一場聲勢浩大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印度支那風起雲湧。儘管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大把大把地為法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衰弱的法國枯木難支。1954年5月，它在奠邊府最堅固的堡壘也被越南共產黨軍隊攻克。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走到了盡頭。此時，壁壘森嚴的冷戰思維早已形成。艾森豪威爾認為，印度支那三國（即越南、寮國、柬埔寨）的獨立，將會是東南亞全面赤化的先聲。東南亞各國將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地倒下。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出現，美國決心插手印度支那。這時，東南亞成為冷戰的最前線，巨大的戰爭陰影籠罩著剛剛獨立的東南亞各國。1954年4月，利用在錫蘭（今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召開錫蘭、緬甸、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五國總理會議的機會，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提出召開一個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與的亞非國家會議。印尼總理的提議得到了與會各國的一致贊成，但對於邀請哪些國家參與，卻莫衷一是。於是，五國決定，當年12月在印尼茂物召開一個亞非會議的籌備會。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奉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毛澤東與來訪的蘇共特使米高揚談到新中國外交時，曾幽默地說，我們的屋子太髒了，解放後必須認真清理。等屋內打掃清潔、乾淨了，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但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在日內瓦會議上的首次亮相，這「門」已經關不住了。在彙報日內瓦會議情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說：「原想再關一年的門，現在看來是關不了的！新中國的聲譽是很高的，蘇聯也很希望我們能參加國際事務，有欲關不能之勢！」毛澤東接過話頭說：「關門關不住，不能關，而且必須走出去。」此時，正在醞釀中的亞非會議，成為中國走向世界舞台、廣交朋友的絕佳機會。茂物會議召開前夕，中國先後邀請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緬甸總理吳努訪華。在與吳努的會面中，毛澤東主動說：「對於亞非會議，我們很感興趣。尼赫魯總理告訴我們，亞非會議的宗旨是擴大和平區域和反對殖民主義。我們認為，這個宗旨很好，我們支持這個會議。如果各國同意，我們希望參加這個會議。」吳努告訴毛澤東，有些國家可能會在茂物會議上提出讓蔣介石政權參加亞非會議。毛澤東說：「看來似乎有些困難啊！不過我們還是希望中國能被邀請。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議的那樣，請中國參加聯合國，又把蔣介石保留在聯合國里。這樣我們就不好去了。因為台灣問題是我們的內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能夠參加亞非會議，我們將感到光榮。」後來，吳努果然在茂物會議上力挺中國參加。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在回憶錄中寫道：邀請中國的問題，確實成了茂物會議棘手的難題。直到吳努總理強烈表示，如果不邀請亞洲最大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亞非會議，緬甸將難以參加亞非會議。吳努的意見確實很有道理，因為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亞洲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就不會有多大意義。最後大家一致同意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得到亞非會議的邀請，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與會的29個國家中只有五個與中國有外交關係，有的國家甚至還與台灣國民黨政權保持著外交關係，有的則對共產主義抱有很深的成見。接下來的萬隆之行，絕不是一片坦途。大會首日1955年4月18日，上午9時，亞非會議在萬隆獨立大廈隆重開幕。隨代表團前去採訪的中國記者李慎之、張彥這樣描述開幕式上代表們濟濟一堂的盛況：戴著繡花小帽，用整幅彩色綢緞裹在身上的是賴比瑞亞人或者黃金海岸人。戴著紗帽，穿著馬褂的是緬甸人。用金箍罩住白紗頭巾，披著黑紗長袍的是沙烏地阿拉伯人。穿著薄紗繡花襯衣，結著小領結的是菲律賓人。裹著厚厚的紫色毛布長袍，插著腰刀的是葉門人。一樣是穆斯林，土耳其人的帽子是紅的，印度尼西亞人的帽子是黑的，埃及人的帽子是白邊紅心的。一樣是帶著高領的制服，扣子少而比較短的是中國人，扣子多而長到膝蓋的是印度人……大會主持人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開宗明義說，亞非會議的宗旨是探討亞非國家在現今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們能為世界和平與合作做什麼貢獻。隨後，衣索比亞、日本、寮國等國家代表的發言都圍繞著促進世界和平、消除殖民主義的主題展開。會場上充滿著和諧、融合的友好氣氛。就在第一天大會行將結束時，伊拉克代表團團長賈馬利卻第一個向「共產主義」開炮了。賈馬利一上台就火藥味十足地把「老式殖民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和「共產主義」並稱為擾亂世界和平的三股勢力。他說，「共產主義」是一種「顛覆性的宗教」，它「在階級和各民族人民之間培育仇恨」，它是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賈馬利的發言一掃此前的友好氣氛。隨後發言的巴基斯坦、菲律賓和土耳其代表都沿著他的思路談到了「共產主義的威脅」，雖然他們大都談得很抽象，並沒有直指中國，但指向已然很明確。當泰國的旺親王發言時，他索性戳破了這層窗戶紙，直接點了中國的名。他提到的令泰國擔憂的三件事中，兩件與中國有關。第一是中國雲南省組織傣族人的活動，直接「威脅」到接壤的泰國；第二是在泰國三百萬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幾番發言過後，亞非會議的方向似乎發生變化。本是以維護和平為目的的會議，突然變成了反共會議。其實，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在這些接連向中國發難的國家背後，有一個共同的幕後黑手。1954年12月31日，茂物會議結束兩天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向美國駐亞非有關國家的大使發出指令，要求他們儘快了解參加亞非會議各國的態度；有沒有可能勸說他們不要參加亞非會議；如果參加，有沒有可能指望他們在反對共產主義問題上相互配合。在杜勒斯看來，如果共產黨國家成功地在亞非各國間建立一個排除美國的集團，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他認為，有著龐大人口的中印兩國將會主宰局勢，這個局面的副產品就是在聯合國出現一個牢固的反西方投票集團。而更令他擔心的是，亞非國家中沒有一個外交家能與周恩來相媲美，周恩來很可能通過他的個人魅力交到更多朋友，從而為新中國的外交打開新局面。這當然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考慮到英國對許多亞非國家有很大影響力，杜勒斯想請英國做說客，說服受邀國家不要出席亞非會議。誰知道這個一直跟美國站在同一個戰壕里的好哥們兒，這次卻拒絕了他。不僅如此，英國還勸美國說，反對亞非會議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消除顧慮，鼓勵友好國家的精幹代表去參加會議。杜勒斯一看指望不上英國，只好親自出馬對「友好國家」代表面授機宜。美國國務院在給各駐外使節的電文中指示說，進行這類接觸時，盡量作口頭交流，不要提供任何書面文件，以免泄露出去，帶來麻煩。後來作為菲律賓代表的菲駐美大使羅慕洛在與美國官員共進早餐後，表示將與泰國的旺親王、巴基斯坦的阿里、土耳其代表和一些阿拉伯國家代表密切合作，進行「有益的工作」。美國在會前下的這番苦功夫沒有白費。會議第一天，這個小團體就向「共產主義」開火了。「不是來吵架的」18日下午伊拉克代表賈馬利的發言後，會場上的氣氛便緊張起來，許多人擔心亞非會議會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中。而坐在會場上的周恩來卻安之若素，即便聽到對中國的無理攻擊也不動聲色。19日中午，面對越來越高的反共聲浪，原本不打算髮言的周恩來決定，要在下午的會上做一個補充發言。翻譯浦壽昌回憶說：「總理在會場上就起草了一個兩千字的詳細提綱。上午散會後，總理回到別墅就對我說：浦壽昌你字寫得快，我口授補充發言，你給我記下來。於是總理根據提綱口述，我筆錄，他說一句我就記一句。雖然喬冠華、廖承志當時都站在旁邊，但是沒有插手的餘地。考慮到要趕快翻譯出來，我就用比較小的紙記錄，我寫完一張，就撕給翻譯一張，讓翻譯抓緊時間翻。等到我們搞完，趕緊吃了午飯，下午的會議就快開始了。」僅僅用了一個半小時，一篇洋洋洒洒2500多字的發言稿就寫成了。浦壽昌感嘆：「不僅內容好極了，而且文字也好極了。」19日下午，萬隆突然狂風大作，電閃雷鳴，一場大雨傾盆而下。在場的美國記者鮑大可在報道中寫道：「會議廳屋頂有一處漏雨，水順著流下來掉在中國代表團座位旁邊的桌子上，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噩兆，殊不知噩兆無靈，結果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一襲灰布中山裝的周恩來走上講台，開腔第一句：「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聲震四座，使得剛剛還劍拔弩張的會場氣氛，陡然一變。周恩來接著說：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隨後，周恩來談到意識形態、宗教和顛覆活動三個具體問題。他說，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並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關於宗教信仰問題，他坦言：「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但是我們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們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應該尊重無宗教信仰的人。中國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不僅有700萬共產黨員，並且還有以千萬計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萬計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對於雙重國籍問題和傣族自治區問題，周恩來說：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蔣介石至今還在利用極少數的華僑進行對所在國的破壞活動。新中國的人民政府卻準備與有關各國政府解決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又有人說，在中國境內有傣族自治區威脅了別人。中國境內有四千多萬的幾十種少數民族，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統的壯族將近千萬人。他們既然存在，我們就必須給他們自治權利。好像緬甸有撣族自治邦一樣，在中國境內各個少數民族都有他們的自治區。中國少數民族在中國境內實行自治權利，如何能說威脅鄰邦呢?周恩來說，中國政府準備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亞非各國，乃至世界各國，首先是我們的鄰邦，建立正常關係」。而現在的顛覆活動都是針對中國，不是中國乾的。最後他說，「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歡迎所有到會的各國代表到中國去參觀，你們什麼時候去都可以」。一席話過後，會場上樓上樓下、來賓席、記者席同時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印度總理尼赫魯情不自禁地走上講壇，擁抱周恩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演說。」就連剛剛含沙射影地針對中國的菲律賓代表羅慕洛也表示：「這個演說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現了民主精神。」美國記者鮑大可在文章中提到周恩來的演說時，評價道：「他的發言是前兩天公開會議的高潮。」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周恩來的演講雖然受到了各方的一致好評，但在隨後幾天的閉門會議中，破壞和平的逆流並未就此平息。4月21日上午，就在各國代表團會議進行中，錫蘭總理科特拉瓦拉突然離開會場。11時，他在下榻的別墅舉行了記者招待會。這位幾個月前還說「不知台灣在哪裡」的總理，此時儼然成了一個台灣問題專家，大談特談起台灣問題來。他說：「台灣為何要屬於任何政府？它為什麼不應該屬於台灣人他們自己……我認為符合我們反對殖民主義的惟一看法是台灣應該屬於台灣人，並且作為我們中的一個獨立國家。」其實，科特拉瓦拉早就憋著在亞非會議上拋出台灣問題了。就在會議開幕的前一天，他便想請泰國、菲律賓、中國和錫蘭的代表團團長一起午餐，專門談台灣海峽的局勢。可當時，有人還沒有到萬隆，有人剛到正在忙著收拾行李，誰也沒工夫赴他的約。因此，這頓午餐只好推遲。會議開始後，代表們的日程安排得更加緊張，科特拉瓦拉的牛排似乎永遠也吃不成了。21日中午，不甘寂寞的科特拉瓦拉索性自己找來記者，發表了這番荒謬的演說。在記者招待會上，科特拉瓦拉還把矛頭直指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科特拉瓦拉的演說像一記啞炮，並沒有引起太多關注。可他不死心。當天下午六點半，就在會議行將結束時，他又拋出所謂「新形式的殖民主義」的論調，指責「共產主義」就是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蘇聯及其在中東歐的「衛星國」就是例證。科特拉瓦拉此言一出，會場一片嘩然。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回憶，起初科特拉瓦拉先給他遞了一張紙條，要求發言談談殖民主義問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當然不能阻止，可科特拉瓦拉上台後卻高著嗓門把矛頭直指共產黨國家。「在這之前，代表團團長們在發言中談到這個問題時都比較克制，使用的是外交語言。」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寫道。對於科特拉瓦拉的演說，沙斯特羅阿米佐約非常擔憂，怕會議因此而產生騷亂，並最終失敗。此時，周恩來也很氣憤，但他並沒有當場反駁科特拉瓦拉，而是要求在第二天的會議上給他答辯的機會。沙斯特羅阿米佐約記得，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對他說，錫蘭總理講話的意圖還不清楚。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建議周恩來直接問科特拉瓦拉。當周恩來通過翻譯詢問科特拉瓦拉此番用意時，他答道：「我的講話並沒有其他的用意，只是想說出我的心裡話！同時，我也不提出什麼動議或決議。」聽了科特拉瓦拉的回答，沙斯特羅阿米佐約鬆了一口氣。為了表示善意，科特拉瓦拉還跟周恩來握了手，說：「現在我們是朋友了，不是嗎？」雖然科特拉瓦拉主動跟周恩來握了手，但問題並沒有解決。與會代表都明白，對抗還是和解，完全取決於周恩來第二天的發言。第二天，周恩來又一次展現了他大外交家的風采。他語氣和緩地說，沒有必要在會議上討論意識形態問題，如果有人願意討論，他隨時願意在會外與他交換意見。他接著說：「東歐國家的人民已經按自己的願望選擇了自己的國家制度。人們可以贊成也可以不贊成，這是每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提出一種新定義或進行辯論，都將無助於這個會議。我們覺得最好的辦法是在會上，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見，而不是進行辯論，因為那樣做將不可能對此問題有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願望。」這時，印度總理尼赫魯也站出來支持周恩來。他說，坦率地把分歧公開說出來並不是壞事，但東歐國家不能作為討論的對象。「我們不能在冷戰中站在任何一方，而是應當把我們的分量加到維護和平上去。」周恩來巧妙地把偏離的會議方向重新引回維護和平的軌道上來。不過，台灣問題顯然還是與會各國非常關心的話題。此時，美國第七艦隊陳兵台灣海峽，中國又明確表示不放棄武力解放台灣問題的權利。東南亞國家都擔心，台灣問題一旦激化，戰火重起，首先吃「瓜落兒」的就會是他們這些周邊國家。4月23日中午，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設宴邀請周恩來、尼赫魯、科特拉瓦拉、吳努等八國總理。席間，沙斯特羅阿米佐約與周恩來談起台灣問題。周恩來說，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需要別國干預。因為美國的干涉，台灣地區隨時有爆發國際戰爭的可能。周恩來說：「中國政府認為，中美兩國政府應該坐下來進行談判，以緩和現在存在於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一聽周恩來表示願意坐下來跟美國談判，非常高興。當即詢問能否公開發表聲明，讓美國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國的態度。周恩來欣然同意。當晚，周恩來向《獨立報》和《觀察家報》發表聲明：中國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周恩來和緩的態度贏得了讚譽，就連一開始對社會主義陣營抱謹慎態度的巴基斯坦總理阿里都讚揚周恩來為人真誠，心地善良。場外風雲周恩來不但隨時影響著會場內的方向，在會場外也同樣施展著高超的外交才能。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在場外最引人注目的一項活動，就是與印尼外長簽署了《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中國人無論在海外定居多少年，繁衍多少代，只要身上流著中國人的血，就當然享有中國國籍。1909年清政府首次頒布的《大清國籍條例》中，也沿用的是這套血統思維。條例規定，只要父親是中國人，無論是否在中國出生，都屬中國國籍。因此，僑居海外的華僑全都擁有中國國籍。而按照1910年荷蘭殖民者頒布的《荷屬東印度籍民條例》規定，凡生於荷屬東印度（印尼獨立之前的稱呼）的人都享有荷蘭國籍。這樣一來，出生在印尼的華僑子女便有了雙重國籍。這一情況普遍存在於東南亞各國。據統計，新中國成立之初，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華僑有一兩千萬之眾，其中絕大部分在東南亞各國，僅印尼就有300多萬華僑。二戰前，東南亞各國大多是殖民地，再加上多年兵荒馬亂，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還沒那麼突出。可二戰結束後，東南亞各國相繼獨立，怎樣處理擁有雙重國籍的幾百萬華僑的法律地位，成為各國關心的問題。華僑們有自己的社團，自己的店鋪，自己的學校，固守著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還有中國的國籍。包括印尼在內的許多東南亞國家都認為，華僑對於他們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冷戰思維下的西方，也經常用華僑來離間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關係。當時有的報刊公然說：「華僑是中國對東南亞抱有帝國主義企圖的實證」、「華僑是潛在的北京第五縱隊」。封閉愛國華僑的報館、社團和學校的現象，也屢有發生。反華、排華運動嚴重威脅著海外華僑的正常生活和人身安全。解決雙重國籍問題，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1955年4月，經過5個多月的談判，《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終於成形。周恩來決定在萬隆會議期間與印尼舉行簽字儀式，同時，也給其他同樣有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東南亞國家吃一顆定心丸。1955年4月22日清晨8時，周恩來以中國外長的身份與印尼外長蘇納約舉行了簽字儀式。解決雙重國籍的一條重要原則是，尊重當事人本人意願，自願選擇是保留中國國籍還是保留所在國國籍。知道中國人自古鄉土觀念重，為了打開華僑們的心結，萬隆會議結束後，周恩來特意讓黃鎮把印尼的僑領召集到大使館，親自向他們說明雙重國籍問題。他說：有些僑胞可能會擔心，選擇了印度尼西亞國籍，華僑就看不起他了，說他忘掉祖國了。不，不應該採取那樣的態度。我們應該採取贊助和友好的態度。選擇了別的國籍，朋友仍然是朋友，兄弟仍然是兄弟。我們這兩個國家可以說是親戚的國家嘛！哥哥是印度尼西亞國籍，弟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可以嘛，有什麼不可以呀？有些人說，這樣一家子分成了兩個國籍，也不能來玩了。玩還是可以來玩，當朋友來玩。華僑總會，紹興會館，廈門、福建會館，你可以作為印度尼西亞朋友，作為親戚來玩。周恩來真摯的講話驅散了華僑們的顧慮，也消除了許多東南亞國家的疑慮。他們再一次看到中國是真心誠意奉行「和平共處」的外交原則的。和平宣言1955年4月24日下午，亞非會議閉幕式就要舉行了。進行了四五天的不公開會談，能否拿出一個公報？各國記者都聚集在獨立大廈等待消息。此時，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心裡卻沒有底。儘管周恩來以自己的坦誠與冷靜化解了錫蘭總理的發言，但親西方的政治集團還不死心，還是死揪住反共的論調不放。面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土耳其代表更表示不懂「共處」究竟包含什麼內容。「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1954年中印談判時，由周恩來最早提出的。這一原則剛一提出就得到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強烈支持。在簽訂《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時，尼赫魯特意叮囑要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寫在協議中。在尼赫魯看來，不論站在何種立場，都沒有理由反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可萬隆會議以來，這個本該是最廣泛共識的原則，卻屢屢遭到曲解和質疑。聽到土耳其代表的發言，尼赫魯終於爆發了，他顧不上使用外交辭令，走上台慷慨激昂地說，印度人既不同共產黨站在一邊，也不同非共產黨國家站在一邊。我認為應當有一個「不結盟」的地區。亞非國家讓自己成為任何一方的追隨者，都是不能容忍的屈辱。聽了這話，參加西方同盟的國家立刻坐不住了。巴基斯坦總理穆罕默德·阿里跳起來說，巴基斯坦是個主權國家，沒有責任向任何國家解釋自己的行為。一派支持尼赫魯的「不結盟」中立政策，和共產主義和平共處，另一派則主張同西方結盟，反對共產主義。兩大陣營劍拔弩張，本以團結為目的的大會，眼看就要成了冷戰的前線。就在兩派爭得不可開交之際，周恩來又一次登上了講台。美國記者鮑大可評論道：「他那選擇時機的外交才能幾乎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在會議大部分時間內控制自己，當他的神經稍受刺激之後，就以明星般的姿態上場。」周恩來心平氣和地說，這次會議既然是討論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問題，就應該撇開不同的意識形態。有人不喜歡「和平共處」這個詞兒，說是共產黨的詞兒，那麼，我們可以用聯合國憲章中的「和平相處」。談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時，他說，如果有人反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措辭和數目，那麼，五項原則的寫法可以修改，數目也可以增減。「因為我們所尋求的是把我們的共同願望肯定下來，以利於保障和平。」接著，他把各國代表都能夠接受的共同點，歸納成七項原則，並採納日本代表的建議命名為《和平宣言》。鮑大可寫道：「周恩來再次給會議帶來了高潮，就像他先前在公開會議上所做的那樣。」他表現得「既有靈活性，又不教條主義，以此來對與會代表發揮最大限度的個人影響。在這方面他幹得十分成功。」許多曾經對中國抱有成見的代表也感嘆道：「他與莫洛托夫（蘇聯外長）完全不同，這一定是因為他的國家不但是共產黨國家，也是孔子的國家。」4月24日下午5時，亞非會議關於經濟與文化的文件草案都已完成，只有政治委員會的文件起草工作仍在緊張地進行。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閉幕式的時間一拖再拖。人們都在議論，萬隆會議能否在政治方面達成共識，形成公報。下午6時15分，「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亞非會議十項原則終於出爐了。「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過問或干涉他國內政」……這些條款雖然在措辭上有些許出入，但其實質都脫胎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程採訪了萬隆會議的美國記者鮑大可後來感嘆道：「亞非會議上發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共產黨中國登上了歷史舞台。」萬隆會議使更多亞非國家了解中國，認識中國，為新中國的外交打開了一扇窗。1955年8月1日,尼泊爾與中國建交。1956年5月30日,埃及與中國建交。 1957年2月7日，斯里蘭卡與中國建交。1958年7月19日,柬埔寨與中國建交。1958年8月25日,伊拉克與中國建交。1958年12月20日,阿爾及利亞與中國建交……萬隆會議後的短短几年內，剛剛取得民族獨立的亞非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而中國一貫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贏得了世界範圍內的廣泛認同，至今成為國家間交往的準則。（本報記者 黃加佳）周總理,震驚世界的圖片

這張照片,那種自信和傲視一切的動作和走姿就連當今好萊塢的影帝也模仿不出來! 他能走出那樣的雄姿是因為他身後還有一個巨人和幾十萬可歌可泣的中國人民志願軍. 當今世界誰還有這個資格和榮耀??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時，設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門前的聯合國旗降了半旗。這是非常罕見的事，自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先後去世，聯合國還沒有為誰下過半旗。 一些國家感到不平了，他們的外交官聚集在聯合國大門前的廣場上，言辭激憤地向聯合國總部發出質問： 我們的國家元首去世，聯合國的大旗升得那麼高，中國的總理去世，為什麼要為他下半旗呢？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站出來，就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台階上發表了一次極短的演講，總共不過一分鐘。他說：「為了悼念周恩來，聯合國下半旗，這是我決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它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它使用的人民幣多得我們數不過來。可是它的周總理沒有一分錢存款！二是，中國有10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4，可是它的周總理沒有一個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在他逝世之日，總部將照樣為他降半旗。」說完，他轉身就走，廣場上外交官各個啞口無言，隨後響起雷鳴般的掌聲。瓦爾德海姆機敏而鋒利的談吐，不僅表現了他機智無比的外交才能，同時也反映了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高尚品格是舉世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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