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做一個好人到底有多難-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在20世紀的中國學者中，胡適所受到的「禮遇」無疑是最高級別的：推崇他的人將他抬到與神聖仙佛齊平的地位，批判他的人將他打入與魑魅魍魎等同的行列。這麼極端的褒貶，多半由於情感天平和政治槓桿在起作用。其實，胡適的頭腦顯然比他的崇拜者和敵手要清醒許多，也要誠實許多，他只想做一個對國家、對教育、對學術有裨益的好人。這個願望看似中庸，要實現它，卻也是千難萬難。在中國，做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是異常艱難的，但並非全無報酬。歷史是一盆黃河水，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只要人們肯拿出足夠的耐心，總歸會看到清濁分明的那一天。

　　【在政治上太天真】

　　1922年5月，由胡適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在《努力周報》第2期發表，胡適、羅隆基等人主張「好人」(即「社會上的優秀分子」)從政，認為若寄希望於現實政府中的袞袞諸公，則政治永遠無法清明。但胡適也有清醒的認識：他不是做政治家的料，理由是他「從小就生長於婦人之手」，心地過於仁慈，不夠強悍。胡適與新月社同仁宣揚「好人政府」，無異於指斥現政府中多為壞人，因此激怒了不少貪墨成性的官僚。

　　固有的政治屏障猶如銅牆鐵壁，又豈是書生的筆尖可輕易捅破的?「好人政府」的論調無疾而終，「教育救國」的論調再次擺上桌面。當時，改良主義者有一個共識，即中國的萬千弊端皆因民品劣、民智卑，故而無法自強、無法自治。

　　1930年4月，胡適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發表《我們走那條路》一文，用「五鬼鬧中華」的形象說法指出危害中國的禍源。「五鬼」即「五個大仇敵」：「第一大敵是貧窮。第二大敵是疾病。第三大敵是愚昧。第四大敵是貪污。第五大敵是擾亂。」胡適的這個觀點頗遭時人和後人的詬病，因為他只談到病象，未觸及病根，封建專制和帝國主義這兩把懸在中國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居然都被他忽略了。有人說他存心「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國民黨反動統治作辯護」，這話固然是上綱上線，但胡適的政治見解過於書生氣確實貽人口實，「擁魯派」便長期批評他的思想「遠不如魯迅深刻」。

　　在政治上，胡適是一個天真的人，也是一個矛盾的人，他有時想下水，卻又怕弄濕了鞋。偏是這樣，他最終還是下了水，未能堅守住20年不問政治的自期。當日本軍隊打破中國的國門後，胡適毅然放下學問，走出書齋。1938年8月初，旅法旅英期間，胡適接連收到蔣介石的兩封電報，慎重考慮了一番，出於救亡圖存的民族大義，他複電稱：「現在國家是戰時。戰時政府對我的徵調，我不敢推辭。」胡適寫信給夫人江冬秀，自承違背不做官的初衷，目的是為救國家於水火，解民族於倒懸，待使命完畢，終當返回講台和書齋。

　　1938年10月6日，胡適就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有趣的是，東鄰敵國對此反應頗為緊張。東京的《日本評論》在日本輿論界獨執牛耳，竟主動向政府獻策：「日本需要派三個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適。那三個人是鶴見輔、石井菊次郎、松崗洋右。鶴見是文學的，石井是經濟的，松崗則是雄辯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胡適之眾望所歸。

　　胡適上任不久，首都南京即告失守，中國正處於最危險的時期，胡適的心臟也處於最脆弱的時期。此時，美國奉行孤立主義，援華呼聲若斷若續，胡適遂利用自己的影響，演講和撰文造勢，《日本侵華之戰》刊登於紐約報章，反響強烈，使日本暴跳如雷，甚至呼籲美國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對胡適的「非美」活動有所制裁。

　　胡適與美國總統羅斯福都是樂天派，兩人相見恨晚，交情融洽。珍珠港事變發生後，羅斯福親自致電胡適：「胡適，我要第一個告訴你，日本人已經轟炸珍珠港!」負責馬歇爾計劃的霍夫曼曾戲言，胡適再不寫信給他，他將削減援華經費兩億美元，幽默中見出愛重。胡適卸任時，美國副總統赫爾讚揚他是華府外交團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節。

　　儘管胡適是一位稱職的大使，但他並不適合在官場行走。好友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在《我記憶中的適之》一文中寫道：「他卸任駐美大使後，我就勸他離開政治回到教育界來，蓋我知其為人一生忠誠和義氣對人，毫無巧妙政治手腕，不宜在政治上活動，常為人利用，而仍自樂。」抗戰勝利後，胡適接任北京大學校長。1947年12月，蔣介石想再度起用胡適擔任駐美大使，胡沒再遵循昔日承諾——在他的心目中，內戰與反侵略戰爭的實質是完全不同的。他托外交部長王世傑向蔣介石婉言辭謝。

　　有些人罔顧史實，僅憑臆斷就痛批胡適是「徹頭徹尾冥頑不化的反共分子」，殊不知，胡適的思想更近似於活躍的化學分子，經常出人意料。據弟子羅爾綱回憶：上世紀30年代初，胡適曾異想天開，撰寫文章建議國民政府將東北某省劃撥給中共，讓其試驗共產主義的治國方略，若試驗成功，再行推廣。這篇論文礙於當局的禁錮，沒有發表，若非對國民黨太失望，胡適當不會動此念頭;若非奉行自由主義，他也不會有此建議。蔣介石決不是胡適心目中理想的領袖人物，蔣雖親近英美，取的卻是實用主義的態度：對英美的軍事援助歡迎之至，對其政治制度則敬而遠之。

　　1949年初，美國白宮暗示蔣介石，中華民國必須拿出一塊嶄新的招牌，才能醒人耳目。因此有人敦勸胡適抓緊時機，組織一個政治團體，積極從事。胡適向來勸導青年人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他自己當然也不會甘願做政治傀儡。1949年6月，國民黨大勢已去，宋子文給蔣介石出餿主意：任命胡適為行政院院長，借重胡的國際聲望，以圖獲得友邦的奧援，力挽狂瀾於既倒。蔣介石別無良法，也準備將死馬當活馬醫。對於此番別有用心的延攬，胡適敬謝不敏，他不願貪虛名而取實禍。

　　1954年2月，台灣召開偽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蔣介石故伎重演，再次推薦胡適為「總統」候選人。胡適鄭重表示，他的心臟病史已長達15年，連人壽保險公司都不願給他開具保單，還如何擔當得起「總統」的職責?有好事者問他，假若他果真被提名，然後當選，又該怎麼辦?胡適的答覆頗為率性：「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布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胡適由美赴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後，常要填表，一遇「職業」欄，即頗費躊躇。一次，他笑著說：「我活到今天，還不知道我的本行是哪一行，還不知道我的職業怎樣填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身上毫無官僚氣息，從不喜歡別人稱呼他為胡院長，而希望叫他胡先生或胡博士，他說：「我們是一個學術機關，稱官銜，讓做官的人去稱吧。」他願做政府的諍友，也只有他這樣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才有做諍友的價值。

　　【「容忍就是自由」】

　　應該說，胡適對中國社會的解剖和批判一直是不遺餘力的，即使與魯迅相比，也不遑多讓。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專號」，胡適寫下了《易卜生主義》的長文：「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儀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社會，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是一點病也沒有，卻不知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胡適一輩子不肯曲學阿世，不肯隨波逐流，即使當著獨裁者的面，也敢發出自己宏亮的心聲。在他看來，科學和思想若要興盛，至少言論自由不可缺席。

　　1925年秋，孫中山屍骨未寒，由詩人徐志摩主持的《晨報》副刊即連篇累牘地討論蘇俄問題，隱然站在反對聯俄的立場上，與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相抵牾。當時，陳獨秀擔任中共總書記，對《晨報》的所作所為自然很難滿意。同年11月29日傍晚，《晨報》館被激進的遊行者聯手搗毀並縱火焚燒，震驚中外。事後，胡適與身居上海的陳獨秀通信交流看法，陳獨秀拍手稱快，認為燒得應該。胡適的內心頓起波瀾，對陳獨秀的態度深感失望，這位從不講狠話的學者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發出了與好友絕交的警告：「五六天以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胡適所講的「這一點」就是言論自由。他擔心，一旦用暴力摧殘輿論的惡例成為慣例，激進分子動輒以非民主的方式強求民主，以反自由的方式硬爭自由，現實的黑暗將會更加深不可測，自由和民主的萌芽將會慘遭踐踏，「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後來的事實證明，胡適的擔心不是多餘的。

　　上世紀20年代末，胡適膺任上海的中國公學校長，他准許學生各抒己見，無分左、中、右，人人皆可暢所欲言。當時，有人捕風捉影、散布謠諑，說胡適講過：當年蘇聯派人來中國商洽成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點名要見的就是胡適，由於當日有事，胡適讓陳獨秀去了，結果陳獨秀成為了中共創始人。許多學生憤憤不平，為了維護胡適的名譽，要將這份匿名的揭帖當眾撕去，胡適卻一笑置之。

　　胡適既是一位世界主義者，也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他一生最急切的願望就是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迎頭趕上西洋的進步。他愛好和平與秩序勝過愛好自由與民主，始終反對以暴力爭取自由。胡適並不是因為怕事而崇尚和平，而是因為服膺民主的精神。他極注意言論自由，就是要保住民意的孔道。毫無疑問，和平、民主、自由是構成其信仰的三元素。

　　1956年，蔣介石七十華誕，《中央日報》徵文為蔣祝壽，該報發行人和社長鬍健中向旅居美國的胡適約稿。胡適遵囑寄上一文，其中用了一個洋典故，說的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打高爾夫球時，幕僚前來請示：某個問題有兩種解決方案，您想採用哪一種?艾森豪威爾揮杆不輟，讓幕僚去找副總統尼克松定奪。胡適用典的意圖昭然若揭，那就是勸蔣介石無為而治。胡適隨文附信，對胡健中使出激將法：「我諒你也不敢登!」結果，胡健中硬著頭皮將文章登出來了，蔣介石居然雅量寬宏，未予計較。

　　迄至晚年，胡適認識到自由重要，容忍更重要，他把「容忍就是自由」變成了口頭禪，自有其深意存焉。

　　【「箭垛式的人物」】

　　新文化運動發軔之際，有人指責胡適不分青紅皂白打倒孔家店，實屬罪大惡極。但打倒孔家店的頭號猛將明明是吳虞，這筆爛賬卻算在胡適頭上，他不予置辯。胡適對於人身攻擊向來不作公開回應。

　　章太炎的大弟子、北大教授黃侃對新文學不存好感，對胡適抱有敵意，他曾在中央大學課堂上戲稱胡適為「著作監」，學生不解其意，黃侃的回答頗為陰損：「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學生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黃侃是存心諷刺胡適的著作只有上部，沒有下部。此喻遂傳為笑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中國白話文學史》均只有上部，下部長期付之闕如，倒也是事實。林語堂曾幽默地誇讚胡適是「最好的上卷書作者」，這一「美譽」多少有些令人尷尬。

　　左傾的青年百般挑怒胡適，無所不用其極，胡適卻一概寬容，完全是一副「老僧不見不聞」的態度。1930年，胡適寫《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批判唯物史觀的辯證法，這一頁就讓葉青等人罵了幾年，胡適一直不回應不理睬。

　　自成名之日起，胡適就是「箭垛式」的人物，儘管如此，胡適從不贊成自己的朋友或學生意氣用事，對論敵實施人身攻擊。女作家蘇雪林是反魯急先鋒，1936年11月，魯迅屍骨未寒，蘇雪林即在《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自跋》中寫道：「以魯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傳不會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學傳，像這類小人確也不容易尋出。」這樣的措辭近乎謾罵，已超越了文學批評的正常範疇，立刻遭到胡適的嚴肅批評：「我同情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

　　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至於書中所云『誠玷污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姦邪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話——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1943年元旦，胡適花費20美金購獲30大本的《魯迅三十年集》，然後連夜挑燈細讀集中沒有讀過的文章，這是胡適在交卸了駐美大使職務後購讀的第一套書，由此可見他對魯迅心無芥蒂。中國文化界有一耐人尋味的現象，數十年不變，批判魯迅的必揄揚胡適，反之亦然，鮮有調和者，更鮮有兼愛者。魯迅與胡適的旗下各有千軍萬馬，雙方殺來殺去，陣地數易其手，至今未分勝負。魯迅傾向革命，胡適傾向改良;魯迅傾向破壞，胡適傾向建設。以中國社會而論，改良顯然比革命更溫和、更遲緩一些;建設顯然比破壞更緊要、更迫切

一些。蘇雪林是堅定的擁胡派，卻偏偏具有魯迅的憤嫉，她崇敬胡適老而彌篤，實為奇事。蘇雪林自稱一生只痛哭過兩次，一次是母親去世，另一次便是胡適去世。她奮勇反魯，務為驅除，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胡適中西學問俱粹，既熱情謳歌現代文明，又維護農本社會(不主張革命)。一生如他所言，確實「左右為難」。他自詡為世界主義者，卻未能完全丟掉孔孟之道的包袱，無論是在「以小人始，以君子終」的西方社會，還是在「以道義為名，以鄉愿為實」的中國社會，他自始至終都是一位文質彬彬的君子，天真而又本色。偏激的人嫌他的言行常常折衷，不夠詭異刺激;保守的人又恨他離經叛道，為異端邪說樹幟張目、鋪路搭橋。共產黨批評胡適對國民黨是「小罵大幫忙」，國民黨卻批評胡適對共產黨是「姑息養奸」，他落了個兩面不討好。

　　1957年11月，「中央研究院」第三屆第三次評議會以全票(18票)推選胡適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翌年4月8日，胡適將書籍悉數運往台灣，作永久定居計。胡適回到台灣，表面上熱鬧，骨子裡卻只有寂寞和冷清。台灣大學教授徐子明、中國醫藥研究所所長李煥榮撰小冊子《胡適與國運》，極盡人身攻擊之能事，嘲罵胡適有領袖慾，譏笑胡適在美國混不下去了，回台灣是為了組織新政黨，與政府為難。面對洶洶之議，胡適處之夷然，且不無幽默地調侃道：「大陸已印行三百萬字，清算胡適思想，台灣還得加把油，否則不成比例。」

　　胡適嘗言：「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反而損害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願挨罵。」雅量真非常人可及。

　　【舊學邃密，新知深沉】

　　當年，嚴復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學人崇博雅，「誇多識」;而西方學人重見解，「尚新知」。由於在學術價值上的取向差異，中國學人善記誦而少發明。蔡元培曾誇讚胡適「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在學術上，胡適「不立異，不苟同;不自立門戶，也不沿門托缽」，他只開風氣。當年，有一位聯壇高手將「孫行者」對應「胡適之」，堪稱切對。胡適確實就像孫悟空，是向西方取經的頭號主力，他掃清妖氛迷霧，為中國文化界取來了幾部真經。

　　哲人必定留下哲言，精妙哲言較之長篇大論更具穿透力和影響力。胡適的許多哲言絲毫不遜色於《論語》中孔子的哲言。比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作事，嚴肅的作人」，「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要小題大做，千萬不要大題小做」，「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做人要在有疑處不疑」，「多研究一些問題，少談點主義」，「吶喊救不了國家」，「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生命本沒有意義，你要能給它什麼意義，他就有什麼意義。與其終日冥想人生有何意義，不如試用此生做點有意義的事」，「不做無益事，一日當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胡適勤者多獲，以他的三倍乘法計，他在世間活了72歲，即相當於絕大多數人活足216歲——其實又豈止此數呢。

　　胡適治學如老吏斷案，極重視證據，最煩人輕作斷言，什麼「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什麼「明代士大夫重氣節」，諸如此類，他統統斥之為「胡說」。他在致弟子羅爾綱的信中寫道：「名利之求，何代無之?後世無人作《貨殖傳》，然豈可就說後代就無陶朱、猗頓了嗎?西漢無太學清議，唐與元無太學黨錮，然豈可謂西漢唐元之人不務名耶?要知楊繼盛、高攀龍諸人固然是士大夫，嚴嵩、嚴世蕃、董其昌諸人以及那無數歌頌魏忠賢的人，獨非『士大夫』乎?」羅爾綱作《太平天國史綱》，外界贊為民間良史，胡適卻感到很不滿意，他責備道：「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不曾恢復元氣，你卻沒有寫。做歷史家不應有主觀，須要把事實的真相全盤托出來，如果忽略了一邊，那便是片面的記載了。這是不對的。你又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受了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的影響，我還不曾讀過太平天國的白話文哩。」如此嚴切的批評無異於當頭棒喝，令羅爾綱知所改進。胡適研究先秦諸子，他考證出的老子的年代與錢穆不相合，有人批評他有成見，胡適又好氣又好笑，他對學生說：「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什麼成見呢?」有的同學問他要不要去聽錢穆的課，他說：「在大學裡，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該自己去選擇，看哪個更言之有據，更合乎真理。」

　　胡適做北大校長時，壁報上每天都會更新罵他的揭帖，但他在紅樓講「宋朝理學的源流」，能裝五百人的大講堂仍撐得滿滿當當，連講台上也有人席地而坐。胡適講課，「字正腔圓，考據博洽，還帶上許多幽默，弄得人人叫好，個個滿意」，他的魔力真夠瞧的。這正應了徐志摩的那兩句讚美詞：「你高坐在光榮的頂巔，有千萬人迎著你鼓掌!」

　　胡適一生桃李滿天下，最得意的弟子卻要從物理學的根脈去尋。物理學家饒毓泰、吳健雄是他任中國公學校長時的學生，算起來，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是物理學家吳大猷的弟子，是饒毓泰的徒孫，胡適則是他們的太老師。

　　【「我的朋友胡適之」】

　　胡適和藹可親，總是滿面笑容，言談晏晏，使人如坐春風，與馬君武那種盛氣凌人，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抽打對方的耳光大異其趣。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曾擇定不到30歲的胡適為接班人，胡適自覺經營業務非己所長，且他更樂意留在學界，便推薦老成持重的王雲五代替自己。這件事使人看到老輩學人對晚輩的愛惜和扶持。胡適提攜後進同樣不遺餘力，最難得的是他還不存黨派之成見。千家駒是共產黨員，胡適推薦他去陶孟和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去，陶有顧慮，胡適便說：「你管他是不是共產黨，你就看他在你這裡工作行不行。」

　　上世紀50年代初，張愛玲寓居香港，寄小說《秧歌》給胡適，他看得極為仔細，讚賞備至，嗣後將通篇圈點且題寫了扉頁的原本寄還張愛玲，使她「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張愛玲到美國後，頗得胡適的照拂。這兩位《海上花》的高級別讀者，對文學的理解有許多共同之處。胡適愛護晚輩，慈中有嚴，女作家謝冰瑩請胡適題詞，胡適的話句句都到心坎：「種種從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從今後，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

　　胡適愛才、惜才、獎掖後進，樂意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常用易卜生的那句名言——「最要緊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鑄造成器」激勵青年人。胡適對許多學者都有知遇之恩，他從不在意對方的政治立場，只留意他們的學問。如季羨林、楊聯升、沈從文、毛子水、鄧廣銘、吳晗、千家駒、羅爾綱……許多才俊經胡適的提攜和培植成為國家棟樑。但胡適也有看走眼的時候，彭明敏曾得胡適的器重和幫助，赴法國學習國際航空法，學成後任教於台灣大學，30多歲即為教授。此人精神不健全，竟然公開揚言要將外省人處死1/3，放逐1/3，留下1/3供他們驅使，喪心病狂一至於斯，胡適地下有知，會作何感想呢?

　　胡適是樂天派，也是務實派。他很少大言炎炎，看人全憑自己的判斷，「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葉公超嘗言：「有一時期，我們常常有所爭論，但是他從不生氣，不譏諷，不流入冷嘲熱諷的意態。他似乎天生的有一個正面的性格。有話要主動的說，當面說，當面爭辯，絕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計。從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魯迅的領導之下，曾向他『圍剿』多次。他答覆過，有時占點便宜，多半是吃虧，但是他的文字始終是坦率而純篤的。刻薄是與適之的性格距離最遠的東西。他有一種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

　　至於幫助同行學者，這更是胡適的習慣動作。林語堂官費到哈佛研究，由於費用未及時發放，他陷入困境，打電報回國告急，胡適傾盡私囊匯寄兩千美金(在當年這是一筆巨款)使其完成研究。林語堂回國後才知就裡，胡適卻從未向林語堂提及此事。

　　1948年，胡適將自己珍藏的孤本秘籍《紅樓夢甲戌本》慷慨借給燕京大學的學生周汝昌。他對周汝昌的為人一無所知，借後卻從未提及和索還。周汝昌與其兄周祜昌先斬後奏，錄下副本，然後寫信告知胡適，胡適肯定他們的所為。周要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為曹雪芹胡適與張大千(左一)、王雲五(右一)的原著恢複本來面目，胡適也願意鼎力相助，並借給周汝昌《戚蓼生序本》和《庚辰本》，使三種真本匯齊於周汝昌手中。

　　「我的朋友胡適之」絕非浪得虛名，以至於林語堂在他主辦的幽默雜誌《論語》上宣布：「這本雜誌的作者誰也不許開口『我的朋友胡適之』，閉口『我的朋友胡適之』。」因為這樣的人太多了，以至於魚目混珠，真假莫辨。

　　1959年，台北街頭一位賣芝麻烤餅的老人袁瓞弄不懂美國的議會民主制與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有何不同，更拿不準二者孰優孰劣，他鼓足勇氣，寫信向胡適求教。胡適用公開信作答，極之樂觀和歡欣。信中有這樣一節文字：「我還可以說，我們這個國家裡，有一個賣餅的，每天在街上叫賣芝麻餅，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忙裡偷閒，關心國家的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道——單這一件奇事，已夠使我樂觀，使我高興了。」胡適請袁瓞到南港中研院去玩，不僅送書給他，還語重心長地說：「社會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發……許多人做事，目的熱，方法盲，我們過去有許多人失敗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負而沒有方法的毛病。」胡適與一位賣餅的小商販交流起來尚且沒有障礙，而且能夠平等待之，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唐德剛說：「胡適的偉大就偉大在他的不偉大。他的真正過人之處，是他對上對下都不阿諛……他說話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範圍內，他是有啥說啥!通常一個有高度清望的人，對上不阿諛易，對下不阿諛難，而胡氏卻能兩面做到。」唐德剛稱道胡適：「他可以毫不客氣地指導人家如何做學問，他有時也疾言厲色地教訓人家如何處世為人。但他從無『程門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學氣味，被他大教訓一頓，有時受教者還往往覺得滿室生春，心曠神怡!」

　　【一杯在手，含笑而終】

　　胡適曾為英年早逝的《學術》雜誌創辦人劉伯明作輓聯：「鞠躬盡瘁而死，肝膽照人如生!」若將這副輓聯用在他身上，同樣切合。有人說，胡適是世間最幸運的書生，20多歲即暴得大名，爾後40多年，獲得過世界一流大學頒贈的36個榮譽博士學位，一直能維持清名而不墜，雖在大陸受到口誅筆伐的圍剿，卻無損其毫髮。也有人說，胡適高處不勝寒，五四時期，他旗下猛將如雲，健卒如雨;其後，他麾下將多兵少;及至暮年，幾乎無兵無將，比諸葛亮六出祁山更恓惶。

　　梁實秋在《懷念胡適》一文中寫道：「他重視母命，這是偉大的孝道，他重視一個女子的畢生幸福，這是偉大的仁心……五四以來，社會上有許多知名之士，視糟糠如敝屣，而胡先生沒有走上這條路。」誠然，有些人以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做護符，幹些盪檢逾閑的事。郭沫若、郁達夫、徐志摩等人都未能免俗，趕了休妻的潮流，胡適卻忠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得到俗世的幸福，可謂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蹟。

　　迄至晚年，由於精力透支太過，胡適積勞成疾，數病纏身，他患有嚴重的胃潰瘍，胃被切除十分之六，還患有肺炎和心臟衰弱。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胡適主持。會前，醫院方面對胡適的健康狀況頗感憂慮，打算派出醫護人員陪同左右，胡適堅決反對，他說：「今天的會是喜事，他們一來，像是要辦喪事。」結果一語成讖。下午五點在蔡元培館開酒會，胡適請凌鴻勛、李濟、吳健雄三位院士講話。科學家們對「科學生根」的問題意見不一，胡適病體支離，情緒受到困擾，作總結時說：「他們圍剿我，我很歡迎，這是學術自由……我挨罵了四十多年，我從來不生氣。」他最後說的一句話是：「好了，好了，今天就說到這裡，大家請再喝點酒，再吃點點心，謝謝大家!」6點多鐘時，客人離去，胡適與凌鴻勛夫婦握手時，心臟病猝發倒地。胡適嘗以「路遠不須愁日暮」勖人兼自勉，怎奈病來如山倒，遽歸道山。一杯在手，含笑而終，可算好死法。72歲終其天年，也較新文化運動中的其他主將和健將劉半農(44歲)、錢玄同(53歲)、魯迅(56歲)、陳獨秀(63歲)為殊勝。不少人認為：胡適死得其所，他生平最佩服蔡元培，如今死在中央研究院的元培紀念堂，與蔡元培同壽;而且有這麼多朋友、學者為他送行。一個不平凡的人，終有不平凡的死。

　　胡適一生，不管做一個好人有多難，他都努力去做了。

　　胡適死後，清點遺物，好襯衫只有一件，好襪子只有一雙，其他的襯衫和襪子皆曾補過，身無長物，一寒至此，真正不可思議。

　　(作者系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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