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卷 八、 王國維

《國學大師卷.八、王國維》王國維〔王國維（1877～1927年），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巨子，國學大師。〕【獨立】王國維執著於理想，嚮往一種無功利、純粹的學問。王國維畢生篤志於追求學術獨立。1905年左右的王國維就曾敏銳地覺察到，自嚴復的《天演論》出，西洋學術逐漸進入中國，但是康、譚等人並未從形而上的層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學術的價值，而只是將學術作為政治的一種手段。對此，王國維提出，「故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至於「個人的學術獨立」，王國維更是力行不輟。辛亥革命後，王國維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仍是用在學術研究上。從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卻馬衡、一卻張嘉甫，終於答應成為北京大學的通訊導師，卻又於兩年後的1924年掛冠而去。箇中原因，在給好友蔣汝藻的信中表露無遺：「弟以絕無黨派之人，與此事則可不願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諸不問……觀北大與研究系均有包攬之意，亦互相惡，弟不欲與任何方面有所接近。」顯然，王國維是徜徉於學術獨立而有意識地疏遠政治。王國維在1925年應清華之聘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時曾給好友蔣孟蘋寫信道：「數月以來，憂惶忙迫。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現主人（指溥儀）在津，進退綽綽，所不足者錢耳。然窮困至此，而中間派別意見排擠傾軋，乃與承平時無異。故弟於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擬遷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漫，會須受召魂魄，重理舊業耳。」【守缺】雖然身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但傳統的君臣綱紀思想一直左右著王國維的一生。據蔣息岑先生回憶，1904年左右在蘇州江蘇師範學堂任教的王國維，講授修身、倫理，出入於封建名教綱常之領域。1898年，王國維第二次鄉試落第後，希望去國外留學，可家裡無力資助。不得不於1899年到上海謀生，利用工余在東文學社就讀，主要學習新學及日語，為前途尋找方向。在此過程中他對西洋哲學萌發了興趣，發生了他學術人生的第一次轉變。以後數年醉心於尼采、叔本華的學說。但是他研究哲學的最後收穫卻是「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理智上雖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卻與中國舊文化無法割捨，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國維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詩，其中有「廟堂已見綱紀弛，城闕還看士風變」、「漢土由來貴忠節，而今文謝安在哉」之句，表達了他對綱紀、忠節的呼喚和對現實狀況的不滿歷歷可見。辛亥革命後，王國維避居日本5年，回國後發現，社會風氣日見敗壞。他曾做《論政時疏》說：「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獨治也，故設官以佐之，而又慮君與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對代表著周孔統治之道的清朝體制念念不忘，而對西方人的立憲、共和，則認為是由貪心不足而造成的畫蛇添足。他寄望於廢帝溥儀能勵精圖治、重振朝綱，但是天下共和大勢浩浩蕩蕩，已無可挽回，溥儀自己也旦夕不保，這使得王國維思想上陷於絕望。1917年，張勳復辟。王國維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滅。1922年，由升允的推薦，到清宮裡去教溥儀的書，王國維視為一生莫大的榮譽。1923年，王國維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這個時候溥儀已經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內依然保持皇家體制，稱朕稱詔敕，保持君臨天下的態度。跟隨他的人，依然稱陛下，稱皇帝，不改忠義之心。王國維進入清廷南書房，屬於特恩直拔。由一個秀才榮升為「帝師」，欣然從之並深感溥儀的知遇之恩。後溥儀又賞他「在紫禁城騎馬」，他更看成深恩厚澤，時時在想如何感恩圖報。當1924年馮玉祥的軍隊到北京，逼逐溥儀出宮時，王國維陪侍左右，頃刻不離。1923年，張勳病卒，王國維替溥儀起草碑文。他從忠武、節義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運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義之至乃無所為而為，雖質文有殊尚之時，而名節無或刊之日。」1924年，王國維撰寫的《論政學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論文章，其主題是從中西學術的發展和相互影響的角度闡明自己的見解，意在揚中抑西，「原西學之所以風靡一世者，以其國家之富強也。然自歐戰以後，歐洲諸強國情見勢絀，道德墮落……而中國此十年中，紀綱掃地，爭奪頻仍，財政窮蹙，國幾不國者，其源亦半出於此……蓋與民休息之術，莫尚於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於周、孔。」王國維對中國古代的君臣綱紀等思想，不僅流露出嚮往與堅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決心。作為「文化遺民」，王國維看中的正是「道」、「節義」、「綱紀」等文化觀念體現出的精神價值、社會責任和道義擔當。王國維無疑是中國早期文化保守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如火如荼，北洋軍閥的混戰荼毒蒼生，南（廣州軍政府）北（北洋軍閥政府）軍事對峙與政治議和波折不斷。面對這種世界性的社會鼎革與時代動蕩，王國維憂心忡忡，在給羅振玉的信中說：「時局如此，乃西人數百年講求富強之結果，恐我輩之言將驗。若世界人民將來尚有孑遺，則非採用東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借學術探尋真理，借學術賡續思想，是王國維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國維「文化遺民」身份的標誌性特徵。《殷周制度論》是王國維1917年撰寫成的一篇探索中國古代制度文化的學術大作，曾被新舊史學家奉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變革，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與後世帝王的取、守天下無異，但從本質看，實為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立制的本意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他將周代的政治興亡與道德聯繫在一起，探討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於尋找「萬世治安之大計」，正如他給羅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於考據之中，寓經世之意，可幾亭林先生。」1924年，馮玉祥率軍「逼宮」，溥儀先藏於日本公館，後又移居天津張園，苟安一時。此時王國維已是受過溥儀冊封的命臣，對於革命軍撕毀民國優待皇室的條件非常憤怒，引為奇恥大辱，便約羅振玉、柯蓼園同沉神武門御河，後因家人極力阻攔、嚴密看守未果。1924年，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發表《保存大宮山古迹宣言》，對清皇室破壞大宮山古迹提出批評。王國維知道後馬上衝冠而出，為清皇室辯解。他長久地處在憂患中不能自拔，甚至於聽說有人在紫禁城坤寧宮撿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觀。【辮子】1927年，王國維51歲。清華園裡惟有兩人，以其最獨特的方式固守著自己原有的信仰。他們留著辮子，毫無顧忌地行走於大庭廣眾之下。學生們因景仰他們的人品，沒有人強迫他們剪去腦後那帶有特定含義的辮子。這二人，一為梁啟超，另一位就是王國維。在王國維女兒王東明的記憶中，父親「每天早晨漱洗完畢，母親就替他梳頭，有次母親事情忙了，或有什麼事煩心，就嘀咕他說：人家的辮子全都剪了，你留著做什麼？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對話】王國維是保守學者的代表，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這兩個本有著截然相反的學術理念的學者，卻惺惺相惜，留下了一段佳話。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7年後回國，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後在《歸國雜感》中寫道：近幾年的學術界「文學書內，只有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1922年4月15日，胡適在日記中記有：「讀王國維先生譯的法國伯希和一文，為他加上標點。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適又一次表示出對王的好感，他在日記中寫道：「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化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1922年，王國維在致顧頡剛信中說道：「頃閱胡君適之《水滸》、《紅樓》二卷，犁然有當於心，其提倡白話詩文，則所未敢贊同也。」顧頡剛是胡適最得意的學生，學術上也最得胡適「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國維對胡適評說，很快由顧傳給了胡適。於是，有了胡適對王國維的拜訪。據《胡適的日記》1923年12月16日所記：「往訪王靜庵先生（國維），談了一點多鐘。他說戴東原之哲學，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幾乎及身而絕。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謂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譜》里恭維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學，何其陋也！靜庵先生問我，小說《薛家將》寫薛丁山弒父，樊梨花弒父，有沒有特別意義？我竟不曾想過這個問題。希臘古代悲劇中常有這一類的事。他又說，西洋人太提倡慾望，過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壞毀滅。我對此事卻不悲觀。即使悲觀，我們在今日勢不能跟西洋人向這條路上走去。他也以為然。我以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慾望的發展，而在理智的進步不曾趕上物質文明的進步。他舉美國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費錢六百萬元，用地千餘畝，說這種辦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說，制一影片而費如許資本工夫，正如我們考據一個字而費幾許精力，尋無數版本，同是一種作事必求完備盡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王國維所談的前兩件事都是胡適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對他產生了相應的刺激。從王宅出來，敏感的胡適便到馬幼漁那裡借得戴震後學焦循（里堂）的《雕菰樓集》一部。當天晚上，他便開始著手研究戴震，為陶行知發起籌建的「東原圖書館」試作一篇「述東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此後胡適寫成了《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深諳學界禮數的王國維，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適府上回訪。直到胡適的晚年，他還保留著對王國維的特殊印象，他對助手胡頌平說：王國維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少年時用德國叔本華的哲學來解釋《紅樓夢》，他後來的成就，完全是羅振玉給他訓練成功的，當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說王國維「他的人很醜，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1924年，清華學校欲「改辦大學」，同時設立研究院。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請胡適出任籌建中的清華研究院院長，胡適推辭不就，推薦王國維，並建議曹校長，應採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同時推薦了四位導師人選：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趙元任。後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陳寅恪（由吳宓推薦）。王國維當時為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曹雲祥親往敦請，王國維婉辭不就。同年11月，溥儀遷出皇宮，暫住醇親王府，王國維也侍行。1925年，胡適再請王國維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王國維拒絕。胡適做廢帝溥儀、庄士敦（溥儀的英文老師）的工作，托溥儀代為勸駕。溥儀便命師傅們代寫了一道詔書，王國維不好拒絕，便答應下來，奉詔任教。胡適的誠意和曹校長的善待感動了王國維。於是，他決定親自到清華研究院去看一看。胡適便用自己的車子拉著王國維，往返陪同，走了一趟清華園。據說，此後，清華國學院的主任吳宓帶著曹雲祥親自寫的聘書去請王國維。在登門之前，吳對王氏這位清朝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做了調查研究，計定了周密的對付辦法。到了王國維住所後，吳宓進得廳堂，二話沒說，「撲通」一聲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禮，然後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國維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動，當場答應下來。據《吳宓日記》載：「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特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適推薦王國維為清華研究院的導師，陳寅恪有詩句：「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胡適為安徽績溪人）。而陳寅恪此後一直對胡適敬重有加，大概也是因為胡適敬重他所敬重的王國維先生，并力促王國維成為清華國學院導師吧。【教學】姜亮夫去清華補考，王國維出的題目都是關於「小學」的。姜亮夫度過章太炎的書，所以便用章太炎書中的見解答題。王國維看了卷子問他是不是章太炎的學生，他答不是，王國維便問為什麼都是章太炎的話，姜老師說：「因為假期要升學，所以我突擊了看了一部《章氏叢書》。」王國維問：「《章氏叢書》你看得懂嗎？」姜答：「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別的還可以看得懂。」王國維連聲說好，然後告訴助手，可以錄取姜亮夫。姜亮夫入學後，一次王國維把他叫到自己的辦公室。王國維說：「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聲韻、訓詁不錯，文字方面還不夠，今後怎麼辦？」姜亮夫請王國維指點，王國維說：「課題要自己選定！」過了三天，姜把選定的題目送給王國維看，王國維問姜：「廣韻如何研究？」姜的回答他不滿意，沉默片刻後，他說：「我看搞詩騷聯綿字考吧！」接著他拿出自己研究這方面的「譜」（提綱）給姜亮夫看。王國維講課，非常細膩、細緻。王國維在清華講《說文》，用的材料許多是甲骨金文，用三體石經和隸書作比較。王國維要解決一個問題，先要把有關這問題得所有材料找齊全，才下第一部結論，把結論再和有關問題大同一下，看一看，然後才對此問題下結論。王國維性情僻冷，但談到學術問題時就顯示出熱情的一面。1926年12月3日是王國維50歲生日，學生們來家中拜壽。7天後，他在工字廳設宴招待同學們，席間還展示他所藏曆代石經拓本。學生們競相發問，他辯答如流，欣悅異常。【治學】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提出：「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又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也。」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是讀書人，喜歡畫畫，能臨摹錢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國起義時，棄儒從商。他曾在日記中寫過對王國維的培養計劃：讀經書、考秀才、中進士，經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國維天資聰穎，亦不負父望，16歲就中了秀才，之後到杭州敷文書院進學準備應考。王國維自己有選擇地讀書是在16歲時，他在杭州以自己積攢的零用錢買了《漢書》的前四冊，愛不釋手，以究經史大義為樂，對八股時文不是特別上心。王國維精通英文、日文，能夠閱讀德文版哲學原著，是中國學人研究康德、叔本華、尼采等現代西哲的先驅；所著《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紅樓夢評論》，文學界至今仍奉為經典名著；而他的甲骨學、「古史新證」、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和古器物學研究成果，更是當代史壇無法逾越的學術空間——從知識結構上論，王國維真正做到了化合中西，貫通今古。在日常生活中，他處處嚴謹自持，不營生計，不圖享受，潛心鑽研學問。晚年雖盛名滿天下，仍心無旁騖，甘為一介清白寒士。無論早期的西學與哲學研究，中期的文學、戲曲探索，還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學研究，王國維都試圖從學術問題入手藉以揭示出人生的目的與意義，將無意識的學習與有意識的學術追求結合起來，將傳統的學術研究與科學的考據方法結合起來。「學無新舊」、「二重證據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對構建中國現代的學術思想乃至推動民族文化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陳鴻祥稱王國維是「以學術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學術」。孫詒讓的《契文舉例》雖然早在1904年即已寫成，但卻一直放在書齋內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國維在上海發現。當王國維回國旅居上海時，開始對甲骨文進行獨立的研究。當時上海收藏甲骨文資料較多的英籍猶太人、大資本家哈同，為了討好其夫人，不僅搜購了很多甲骨文，而且還在他的哈同花園中興辦了一所倉聖明智大學。王國維為了有機會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資料，便在倉聖明智大學出任教授。王國維於1917年以姬佛陀（名覺彌）的名義，將羅振玉資料拓印為《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書，同時對每片的卜辭作了考釋。王國維通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王國維除了對此詳加考證外，還根據甲骨文資料將《史記殷本紀》中記載的訛誤一一加以訂正。經過王國維的論證和訂正，不僅使《史記殷本紀》關於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證明，而且糾正和澄清了自司馬遷以來兩千多年的一些混亂認識，為以後年骨文與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王國維嘆曰：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生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明清著名藏書家蔣汝藻的「傳書堂藏書」富稱海內外。1919年，蔣汝藻經羅振玉介紹，延聘王國維編撰《傳書堂藏書志》。1922年，蔣汝藻又請王國維排印《觀堂集林》。王國維離滬時，《傳書堂藏書志》初稿已完成大半，以後在北京仍繼續編寫修訂。不幸後來蔣汝藻因經商不利，停止了此項工程。直到1974年，蔣祖怡的校抄本《傳書堂藏書志》才由台灣藝文印書館影印出版。此書在大陸一直未有出版。王國維的重孫王亮知道後接手了這個任務，經三年標點、校勘，整理本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中的「玉」者欲也，他認為《紅樓夢》為解脫之書，他的《紅樓夢評論》開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談人慾，最後將整個故事看作是寶玉出世還玉（欲）過程：「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生活之相質何？"欲』而已矣……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過此欲之發現也。此可知吾人之墮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惡也。夫頑鈍者既不幸而為此石矣，又幸而不見用，則何不游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以自適其適，而必欲入此憂患勞苦之世界？不可謂非此石之大誤也。由此一念之誤，而遂造出十九年之歷史與百二十回之事實……而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照此理論，則「寶玉」似乎當諧音「飽欲」，「黛玉」當諧「待欲」。【詞話】《人間詞話》是王國維關於文學批評的著述中最為人所重視的一部作品，是接受了西洋美學思想之洗禮後，以嶄新的眼光對中國舊文學所作的評論，但他又脫棄西方理論之拘限，力求運用自己的思想見解，嘗試將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國固有的傳統批評中。此作品咳珠唾玉，精闢警句比比皆是：〖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閑掛小銀鉤」何遽不若「霧失樓台，月迷津渡」也。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於此二事皆未夢見。〗詞話中最廣為人知的是這段：〖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端穆】王國維有道德潔癖，他總是將文章與人格相聯繫。王國維說：「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王國維天生憂鬱悲觀，他自己也說：「體質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複於吾前。自是始決定從事於哲學。」王國維說他自己：「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為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學上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王國維自視極高，向來以天才居之。他30歲以後致力於文學以及學問著述，著《人間詞話》。並且填寫了不少詞，謂之：「余之於詞，雖所作尚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則平日之所自信也。」由於王國維自命甚高，所以朋友很少。這也使得他更加專心於學問研究。他在詩中寫道：「掩卷平生有百端，飽更憂患轉冥頑，偶聽鳴鴂怨春殘。坐覺無何消白日，更緣隨例弄鉛丹。閑愁無分況清歡。」王國維坦然地說過自己愚暗，對於《尚書》大約有十分之五還讀不懂，對於《詩經》也有十分之一二讀不懂。這使當時的研究生大為震動。王國維與人交往，除了談學問或正事，很少閑聊，更不會對人講應酬話。如果有人請他看一件古銅器，他看了是假的，就會說「靠不住的」，而請他看的人無論怎麼說這個古器色澤如何古雅，清綠的如何瑩徹，文字如何精緻，什麼書上有類似的著錄，將這些提供給他做參考，再請他仔細看一下。他看了以後，依然會說：「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駁難。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學時，曾想讓王國維到北大教書。但王國維以清朝遺老以居，不能為民國做事，堅決不答應。蔡元培無奈之下想了個變通的辦法，讓他做通信導師（類似今天函授教授），為北大教學生，名義上卻不是北大教師。半年後，蔡元培令人送去200元的工資，王國維卻死活不收，因為他覺得雖為北大做事，但畢竟未受聘於北大，就不能拿工資。最後又是變通了一下，以報銷通信教授郵費的名義，才讓貧困中的王國維收下了這筆錢。還有一次，北大邀請王國維到校參觀，預先布置好夾道歡迎以示隆重。王國維又是一口回絕，理由是歡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間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話不投機者，他王國維不能接受他們的歡迎。好在北大見過的怪人也多了，蔡元培一笑了之，把歡迎儀式改成了有共同研究興趣的教授與王國維的茶話會。王國維的外表也總是嚴肅冷峻的。趙元任的太太楊步偉對他頗有些害怕。楊步偉是個直爽的大嗓門，但見了王國維卻總是噤不出聲。王國維五十壽誕時，清華大學的同事辦了三桌酒席祝壽，趙太太硬是避讓著不和王國維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國維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語，而趙太太那桌卻笑語不絕。王國維性格淡泊，不喜歡與人交遊，在清華除了講書授課以外，一般不主動跟學生談話。從來都是上完課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鑽進自己的書房研究學術。但是如果有學生登門拜訪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辯論，從來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至有當時的東南大學的學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裡。在他看來，學術為天下之公器，不應該有門戶之見，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門下弟子，即使自己治學很忙，他都有問必答。在他執教清華的兩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清華學子領受了他的恩澤。一次姜亮夫填了一首詞，想請王國維幫自己看一看。他晚上七點半到王國維家，王國維看了之後說：「你過去想做詩人，你這個人理性東西多，感情少，詞是複雜情感的產物，這首詞還可以。」王國維便幫他修改，一改改了近兩個小時。在他改詞的時候，姜順手翻看兩本書，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資本論》，姜看見書中用好幾種顏色的筆打了記號。王國維看了看姜亮夫說：「此書是十多年前讀德國人作品時讀的。」姜亮夫當時感到先生不僅學問廣博，思想也非常前進。晚上九點多，詞改好後，姜亮夫告辭，王國維要家人點著燈籠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華大禮堂後面的流水橋，等姜過橋後他才回去，他對姜說：「你的眼睛太壞，過了橋，路便好走了。」聞此語，姜幾乎落淚，此後一生難忘。王國維的兒子王東明回憶父親：「父親的一生中，可能沒有娛樂這兩個字，那時收音機尚不普遍，北京雖有廣播，頂多有一個小盒子樣的礦石收音機，戴耳機聽聽，就算不錯了。舉凡現代的音響視聽之娛，非當時夢想所能及。他對中國戲曲曾有過很深的研究，卻從來沒有見他去看過戲。」王國維很少出遊，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過西山，騎驢上山，玩得很高興。王國維不會畫畫，小孩子纏著要他畫人，他只會一個策杖老人或一葉扁舟。他也會親自教孩子讀《孟子》、《論語》，講解或聽孩子背誦時從不看書本，講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講，講完了，問一句懂不懂，孩子點點頭，這一天的功課就算好了。王國維穿著簡單，冬天一襲長袍，外罩灰色或深藍色罩衫，系一條黑色汗巾式腰帶，再穿上黑馬褂，夏天只穿一件絲綢或夏布的長衫。平常只穿布鞋，從未穿過皮鞋，頭上是一頂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帶皮帽或絨線帽。王國維在上海居住時，家中時常有日本客人。王國維的孩子們當時都還小，很是淘氣。他們知道日本人喜歡烏龜，就趁著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客人背後的衣服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烏龜圖案，然後躲在一邊調皮地笑個不停。這情景王國維見了並不責怪。王國維的孩子們成年後才知道，他們開玩笑的對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學術研究上和王國維有密切聯繫的日本學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傑出的奉獻，如鈴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一生浮泛情海的龔自珍，極擅借詩詞來摹狀男女情感糾葛，晚年寫有一首輕盈綽約的絕句：「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閑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為汝歸。」王國維讀後，斥之為：「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註：龔自珍學究天人，才華宏富，作詩多纏綿悱惻、婉約生姿之句，行事則任興馳騁，風流不羈。如：當時科舉取士，看重方正烏亮的「館閣體」書法，龔因不善書而不得入翰林，竟教其女、其媳、其妾、其寵婢悉學「館閣體」，逢人言及翰林，龔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猶足道邪？吾家婦人，無一不可入翰林者。」龔又嗜冶遊，好賭博，晚歲學佛。平居無事時，非訪妓，即訪僧，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一生艷事多多，尤其世傳他和當時著名詞人顧太清有瓜李之嫌的「丁香花疑案」，更是撲朔迷離，雖然北大名教授孟森鉤懸決疑，竭力為龔、顧辯白洗刷，可這則浪漫故事並未因之偃聲息語。）王國維在其棄世前數日，他曾受託替時為其學生、後成著名歷史學家的謝國楨題寫扇面。王書寫了唐末韓偓的《即目》和《登南神光寺塔院》兩首七言律詩，可題款時，於謝國楨名後，誤植一「兄」字。友無論年齒幼長，皆可以「兄」相稱，此為舊時禮數。但師稱弟子為「兄」，就悖逆禮節了。於是，蹈湖當日，王國維先赴清華研究院，依常處理教務，並用墨筆在為謝題寫的扇面上塗改「兄」為「弟」字——如此，既遵行了傳統之禮，又融入了王氏待人接物的一貫謙和。做畢這樁事，他才乘車到頤和園，步行至排雲殿西魚藻軒前，臨流徘徊片時，方毅然自沉。其時適為榴花盛開的端午時節，認真而不苟且的屈原也是這個時節自沉的。【悲觀】王國維的家庭成員多非正常死亡，死亡的陰影一直籠罩著他。1907年7月，王國維的髮妻莫氏因生產雙胞胎女兒病危，王國維從北京回到家鄉海寧，延請名醫救治，十幾天後，年僅34歲的髮妻離開人世。從1905年開始至1908年，王國維的人生不斷遭遇重大變故，父親、妻子、繼母相繼去世。王國維不斷地由北京返回家鄉海寧參加葬禮，可見其生世之累，謀生之艱。1908年在岳母即莫氏的親生母親莫太夫人的主持下，續娶22歲的潘麗正為繼室。1921年5月四女通明生，9月殤。1923年5月女瑞明殤。1925年，長子潛明去世，在之前一年，一雙孫女殤。王國維最早受到西方叔本華的哲學思想影響。由於王國維對叔本華的哲學、美學著作進行研讀，對他後來的思想影響很大。因為王國維對叔本華著作產生了共鳴，所以叔本華唯意志論與悲觀主義，主觀唯心主義令王國維墜入了唯意志論與悲觀主義的深淵。所以，三十歲以後的王國維深深感到「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論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之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王國維說《紅樓夢》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脫之道」。但解脫是「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所以他說《紅樓夢》裡邊，真正可以達到所謂解脫的，只有三個人：一個是惜春，一個是紫鵑，一個就是寶玉。【婚姻】王國維先後結過兩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當時他20歲，因受甲午戰敗的刺激，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學。可是他父親堅決不同意，說現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於求學，那是十年後的事情。王國維只好謹遵父命「成家立業」——他結了婚，並且到本城沈家去當塾師。王國維的新婚妻子姓莫，她家世代經商，家境似乎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兩家早就定了親，當王國維十四歲便以「海寧四才子」之首名震鄉里的時候，他的岳父對這個未來的女婿簡直是讚不絕口。老泰山當然不會想到，女兒出嫁之後，女婿卻因「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居恆怏怏」，並且兩年後就去上海《時務報》館打工，從此與他的妻子當了十年的「牛郎織女」。王國維與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儘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證據，但我們從他留下的那些溫柔纏綿的詞中，還是不難看到這位身在他鄉的牛郎對家中織女的殷切思念：〖《清平樂》：櫻桃花底，相見頹雲髻。的的銀缸無限意，消得和衣濃睡。當時草草西窗，都成別後思量。料得天涯異日，應思今夜凄涼。〗王國維在蘇州師範教書時經常「填詞自娛」，也常在詞中表達隊妻子的四面，如三迭的《西河》：〖垂柳里，蘭舟當日曾系。千帆過盡，只伊人不隨書至。怪渠道著我儂心，一般思婦遊子。昨宵夢，分明記，幾回飛度煙水。西風吹斷，伴燈花搖搖欲墜。宵深待到鳳凰台，聲聲啼鴆催起。錦書宛在懷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憶。倘有情，早合歸來，休寄一紙無聊相思字！〗自從王國維22歲離開家鄉，此後便奔走東西、輾轉南北，回海寧的時候很少。在家呆的最長的一次是為亡父「守制」——從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總共八個月的時間。當時家鄉父老曾聯名邀請他出任海寧州勸學所學務總董，他堅決地推辭了。誰知他回到北京才三個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趕回來，十天以後，妻子就去世了。妻子去世後，王國維徘徊在江邊，面對潮漲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虛，眼前卻儘是妻子臨終的情景，於是寫下了《虞美人》：〖杜鵑千里啼春晚，故園春心斷。海門空闊月皚皚，依舊素車白馬夜潮來。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須臾誤。人間孤憤最難平，消得幾回潮落又潮生？〗夫人莫氏扔下了三個男孩，最大的八歲，最小的才三歲。王國維把孩子們托給繼母葉太夫人照料，暫時回到他供職的學部，但他始終打不起精神來。王國維為妻子寫過許多悼亡詞：〖《浣溪紗》：漫作年時別淚看，西窗蠟炬尚。不堪重夢十年間。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歲將闌。更無人解憶長安。《蝶戀花》：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歸人，不遺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凄涼病榻無多語。往事悠悠容細數：見說他生，又恐他生誤。縱使茲盟終不負，那時能記今生否？《謁金門》：孤檠側，訴盡十年蹤跡。殘夜人間無氣力，綠窗寒惻惻。落葉瑤階狼藉，高樹露華凝碧。露點聲疏人語密，舊歡無處覓。《蘇幕遮》：倦憑欄，低擁髻，豐頰修眉，猶是年時意。昨夜西窗殘夢裡，一霎幽歡，不似人間世。恨來遲，防醒易，夢裡驚疑，何況醒時際。涼月滿窗人不寐，香印成灰，總作迴腸字！〗胡適曾說，讀了王國維的詞，起先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後來見了他才知道不是那麼回事。王國維於詞，多是發自肺腑的哀歌。幾個月後，王國維的繼母葉太夫人也離開了人世，這回連孩子也沒人照管了。親戚們都勸他再娶，他自己則拿不定主意。最後，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作主，為他續定了一門親事。王國維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遠房表親，據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說是莫氏的表甥女。這位潘氏夫人就像蘇東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樣，一輩子辛辛苦苦、任勞任怨，為丈夫操持家務、養育孩子，是標準的賢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個兒子外，潘氏後來又生了三個兒子、五個女兒（其中夭折兩個）。王國維一生不問家務，家中事無巨細，全歸潘氏料理。從王國維致羅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實在是個頂樑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當孩子們一個接一個地發燒時，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羅仲安談到王家事時說「家中遇有糾紛，先生不作左右，袒護潘夫人，人謂其如"金人』」，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女士解釋「金人」指王國維沉默不語，只是緘默。潘氏對前妻生的三個兒子如同己出。王國維50歲自殺時，他的第三子貞明還不到娶親的年齡，後來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辦的。老二高明曾告誡他的妻子：「吾輩弟兄，賴繼母撫育成長，費盡心思。汝須盡子婦之德，毋得相慢！」這個不幸而又堅強的婦人在丈夫死後獨自支撐著多子女的家庭，她比王國維多活了將近半個世紀，據陳鴻祥《王國維傳》：「潘夫人名麗正，1975年病卒於台北醫院。」【嗜好】王國維愛吃甜食，卧室中一個朱紅的大柜子，上面兩層專放零食。他的兒子六十年後還記得，打開櫃門，琳琅滿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從膠切糖、小桃片、雲片糕、酥糖等蘇式茶點，到紅棗、蜜棗、茯苓餅、核桃、松子等，應有盡有。他夫人每個月從清華園進城採購零食和日用品，回來必是滿滿一洋車，那些精緻的點心就是為他準備的。他每天午飯後點根煙、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後進書房工作，過幾個小時，他會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王國維愛吃紅燒肉，不過必須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紅柿、茄子、雞蛋也常吃，還愛吃豆腐、豆乾、百葉等豆製品，餃子、燒餅、包子等也愛吃，很少吃魚，可能是北京不大買得到，除了燉雞之外，不大煮湯。他愛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歡，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準孩子吃，認為不好消化。王國維平時最愛去的地方是琉璃廠，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買舊書，如果在書店裡遇到了想要的書，那就非買不可了。所以夫人知道他要逛琉璃廠，就先要替他準備錢。有一次他笑容滿面地回家，如獲至寶地打開包裹，裡面是一本書，他說自己要的不是這本書，只是夾在書里的一頁舊書。王國維在北京時，晚上常赴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小酒店），以鹹水毛豆、煮花生佐酒；酒是白酒，一杯能醉。他雖然酒量很小，稍飲即臉紅，但仍樂此不疲，王說是以此尋覓高陽酒徒的風味。【逸事】（缺）【恩怨】王國維與羅振玉是浙江同鄉，二人不僅僅是兒女親家，羅振玉對王國維來說，是老師，是摯友，對王國維有知遇之恩。1896年，羅振玉在上海組創學農社並設立農報館，編輯出版《農學報》，需要聘用翻譯人員，以便把歐美及日本的農科書籍和農學書報介紹到中國來，乃於1898年6月以私人資本在上海新馬路梅福里開設東文學社。據羅振玉的外孫劉蕙孫講，戊戌年正月初二，羅到《時務報》館給館主汪康年拜年，進門以後，闃然無人，一直走到樓上，見一小房間里有個人，桌上放一包花生米，攤著一本書自斟自酌，不覺有點奇怪。進房一看，其人讀的是《文選·兩都賦》，斟的是紹興酒。益覺奇怪，進而問詢，那人乃起身讓坐，原來是《時務報》校對員海寧人王靜安（王國維字靜安），對坐攀談，覺得此人才華和學養都不平凡。繼又看到他為同捨生撰題的扇面上有詠史絕句，其末句為「千秋壯觀君知否，墨海西頭望大秦」，乃「大異之」，認為他確有過人之才，遂勸他入東文學社，並說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進入師範班。又說，他身為公學監督，願助一臂之力。王說：「奈生計何！」羅乃問明每月工資30元，遂說：「你去讀書可也，我在《農學報》館給你掛個名，閑時寫寫文章即可，月薪40元，則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維持了。」王遂入東文學社學習。是年王國維才22歲，他後來能夠成為大學者，跨進東文學社門坎這一步，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契機。王國維非常感激，當年曾寫詩以「匠石」隱喻羅振玉：「匠石忽顧視，謂與凡材殊。」1911年11月，羅、王二人聯袂東渡。之前，王國維的興趣本來在西方哲學，到這時斷然轉向了國學。據劉蕙孫回憶，這也是羅振玉力勸王國維的結果。從二人相識開始，王國維的大多數重要活動幾乎都與羅振玉密切相關。留學日本，系羅氏資助之；到南通師範學院講學，系羅氏推薦之；入京任晚清學部官員，系羅氏帶領之；乃至於王國維先學西學，後轉而專治國學，也是羅振玉相勸之功……徐中舒《王靜安先生傳》記：「辛亥之役，羅氏避地東渡，先生亦攜家相從，寓日本之西京。羅氏痛清室之淪亡，於西洋學說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舊文化之責自任，且勸先生專治國學。先生乃大為感動，遽取前所印《靜安文集》盡焚之。」羅振玉學問不及王國維，但在其他方面則長袖善舞，當過末代皇帝的老師，參與重要的政治活動，還有很強的經營手腕……他對王國維有恩，但也讓王國維做了許多事情。而王國維性格憂鬱悲觀，埋首學術，不問功利，是典型的學者氣質，人稱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據說，羅振玉不少重要的學術成果其實本是王國維的，有人講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釋》，剽竊了王國維的研究成果；有人講王國維投水自盡乃羅振玉所逼……無論如何，在王國維的長子亡故之前，王國維與羅振玉之間的關係一直是非常好的。當羅振玉將自己的女兒嫁給王國維的長子後，雙方自然是親上加親，像一家人。王國維的長子潛明是個不願依賴父輩、喜歡過獨立生活的人。1919年9月，他在與羅振玉三女孝純婚後不久，從上海工部局所辦育才公學肄業，並由校方介紹，考入了海關。翌年，調至天津海關，寄居嘉樂里岳父家中。不久，海關新建公寓落成。羅氏念小兩口才結婚，尚無生活經驗，勸他不要急於另立小家庭。王國維也來信對他說，你剛入海關，工薪有限，還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節省開支，又彼此有所照應，要他聽從羅氏勸告。但王潛明還是執意遷出羅宅，搬入公寓，過起了獨立的小家庭生活。1925年5月底，潛明奉調上海海關。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僅27歲。那位做了遺孀的孝純，時年僅24歲，與潛明完婚八載，先後生有二女，王國維十分喜愛。不幸的是，兩位寶貝孫女均已在1924年夭亡。王國維是在料理潛明喪事後，於10月15日自滬乘車返京。其間還託人在海寧為潛明購置了墓地。在處理潛明後事過程中，發生了一些「誤會」，不僅激化了所謂婆媳家庭矛盾，還致使羅、王兩親家為潛明遺款的收存問題，打起了筆墨官司！原因是羅振玉在潛明醫療問題上曾指責過女兒「偏執」，所以王國維在潛明遺款的問題上，也以長輩的身份不客氣地批評了長媳「無理」，並請羅氏喻以「正理」。孰料，羅振玉非惟不「喻」，反過來還予以袒護。筆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後終於導致了羅、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按照這期間羅、王來往書信落款時間，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齟齬而交絕，歷時20天。從書信行文口吻看，王國維始終珍惜舊誼，而羅氏則咄咄逼人，直至最後一信，說自己發斷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許悔意，但仍指責王國維「來書嚴峻」。羅振玉的侄子羅守巽晚年說：先伯父（羅振玉）性子急，脾氣大，待人處事欠冷靜。兩親家晚年失和，同他的這個「脾氣」有很大關係。但真正的原因是，羅振玉認為，王國維來信中自稱「我輩皆老」，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評他做父親的不是，尤其是信中十分嚴正地講到「蔑視他人人格」，實際上是批評他父女倆有悖「聖人之教」。據羅振玉的長孫羅繼祖當時已經十四五歲，據他說，姑母（即羅孝純）婚後與潛明繼母潘氏夫人關係處得不好，中間又受到僕婦們的挑撥，以致婆媳「感情冷淡」。潛明病亡，王國維夫婦到上海主喪；羅氏「痛女心切」，也赴滬探視，兩親家因而發生爭執，事情越鬧越僵。他這樣追述羅、王爭執經過：潘夫人處置善後偶爾失當，姑母泣訴於祖父，祖父遷怒於王先生，怪他偏聽婦言，一怒而攜姑母大歸。……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氣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獨斷，而王先生性格卻相反，平日理頭治學，幾於不過問家政，一切委之閫內。……事情鬧僵，又沒有人從中轉圜，以至京津雖密邇，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不過，這都是出於羅氏後人的申述。「羅王交惡」，表面上看起因於潛明「遺款」問題，卻非出「一時之誤會」，乃是由於心中早有不滿。在此之前，至少有兩件事情頗使羅氏耿耿於懷。一件是1923年5月，王國維入小朝廷不久，書告羅氏：自己的《觀堂集林》已在滬裝訂，打算將其中的精印本「進呈」博儀。羅亦趁此將他自己的《殷虛書契前後編》及《考釋》從天津寄到北京，請王國維托書店做了黃綾套代為「奏呈」。這使初入「南書房」的王國維頗感為難。因為他知道羅振玉與小朝廷內鄭孝胥等人有矛盾，便複信表示：為避嫌，擬待「數月以後」再辦。羅很生氣，當即回信，要王不必做書套代呈了，將原書交人「攜津」。另一件是潛明在天津海關工作時，小兩口皆暫住羅宅，故王國維常去天津看望，而兩親家見面的話題則是溥儀及小朝廷內的人事紛爭。羅氏及薦王入「南書房」的升允以「老派」自居，要聯名上奏摺參劾以鄭孝胥為首的「新派」，讓王代呈。王國維回京以後，卻聽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儀的岳父（婉容之父）榮源對升、羅二人「結黨」的議論。他既怕羅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親家因而受到中傷，故寫信婉言勸羅改「奏」為「函」，建議不必向「皇上」呈奏摺，可直接致信榮源，較為妥帖。這本出於好意，羅氏卻很不高興。以上兩事，羅、王之間已埋下了「嫌隙」。由潛明喪事而致羅氏發出「絕交書」，乃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與升、羅引薦王入小朝廷，而王不盡聽命，關係極大。再就羅、王兩家關係而言，直到潛明病重，潘氏夫人與羅宅親家母之間，應該說是處得比較好的，對長媳也一直很關心。所以，王東明（王國維長女）不同意說她母親潘氏夫人處理善後失當，認為這是沒有根據的「臆斷之辭」；因潛明喪事而羅、王誤會以致絕交，「毋寧說是偶發事件較為合理」。那時，王東明女士也已十幾歲了，猶能記當時情景，說：父親最愛大哥，大哥病逝，給父親很深的打擊，已是鬱郁難歡，而羅振玉先生又不聲不響地偷偷把大嫂帶回娘家，父親怒道：「難道我連媳婦都養不起？」然後把大哥生病時的醫藥花費全匯去羅家，他們寄回來，父親又寄去，如此往複兩回，父親生氣得不言語，只見他從書房抱出一疊信件，撕了再點火焚燒。我走近去看，見信紙上款寫著：觀堂親家友（有）道……但羅氏的那封「絕交書」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保存下來。王東明讀到「絕交書」後感慨萬分，說：任何一句，無不傷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親焚去的信件，當有更甚於此者。再從父親給羅氏的信來看，無不婉轉謙抑，委曲求全，未發現有惡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親傷心時得到摯友的勸解慰藉，迷惘時獲得勸解宣洩，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與推一把，其結果就不可以道里計了。當誤會發生後，羅振玉帶著愛女孝純先行返津。王國維雖至為難堪，但仍認為只是一種暫時現象。所以，他在妥善處理潛明喪事的同時，又盡其所能為安排好長媳未來的生活，辦了兩件事：首先是立嗣。由於潛明無後，決定將次子高明的長子慶端過繼。其次是恤寡。辦理潛明的海關恤金等遺款，委託在滬的老友金頌清，通過銀行將款全數匯至天津羅家。1926年10月24日，王國維寫信給羅振玉：「維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變。於維為冢子，於公為愛婿，哀死寧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圖中間乃生誤會，然此誤會久之自釋，故維初十日晚過津，亦遂不復相詣，留為異地相見之地，言之惘惘。」又說：「初八日在滬，曾托頌清兄以亡兒遺款匯公處，求公代為令嬡經理。今得其來函，已將銀數改作洋銀二千四百二十三元匯津，目下當可收到。而令嬡前交來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鐲兌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關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個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陸銀行匯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與前滬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請公為之全權處置，因維於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師亦非善地，須置之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當感激也。」王國維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誤會的心意，且匯款給羅振玉，並用「求公代為令嬡經理」、「請公為之全權處置」等委曲求全的語句，表達了自己的誠意。王國維又派了男僕馮友專程赴津，將從上海運回的潛明夫婦的傢具送至羅宅。然而，馮友從天津返回時，帶來了羅氏的拒款信。羅振玉以自己女兒的名義，將錢退回。王國維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羅振玉信，仍請羅將錢收下，說：「令嬡聲明不用一錢，此實無理，試問亡男之款不歸令嬡，又當誰歸？仍請公以正理諭之。我輩皆老，而令嬡來日方長，正須儲此款以作預備，此即海關發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質之路人無不以此為然也。京款送到後，請並滬款一併存放，將原折交與或暫代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並無首尾可言。」羅振玉仍不領情，再次將錢退回。一而再地被拒絕，王國維覺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氣得不言語。女兒王貞明看見父親從書房抱出了一疊信件，撕了再點火焚燒。王貞明走近去看，見信紙上款寫著：觀堂親家有道……10月31日，他又一次寫信給羅振玉，說：「亡兒遺款自當以令嬡之名存放。否則，照舊時錢莊存款之例，用"王在記』亦無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當然是令嬡之物，不容有他種議論。亡兒與令嬡結婚已逾八年，其間恩義未嘗不篤，即令不滿於舅姑，當無不滿於其所天之理，何以於其遺款如此之拒絕？若雲退讓，則正讓所不當讓。以當受者而不受，又何以處不當受者？是蔑視他人人格也。蔑視他人人格，於自己人格亦復有損。總之，此事於情理皆說不去，求公再以大義諭之。此款即請公以令嬡名存放，並將存據交令媛。如一時不易理諭，則暫請代其保存。」直到此時，羅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說：「擬以二千元貯蓄為嗣子來日長大婚學費，餘千元別有處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為歸，不負公所託也。」雖然如此，二人的心結一直未能打開。1925年8月上旬羅振玉六十大壽的時候，王國維還專程到天津祝壽並寫詩賀之，詩尾有「百年知遇君無負，慚愧同為侍從臣」句。不料，剛剛不過一年光景，二人關係竟發生如此巨變。此事無疑在王國維心中留下巨大的陰影。半年以後，羅振玉接到親家去世的噩耗，赴京為之經紀喪事，又在津為之刊印遺著，看來是痛感了這一點的。晚年追憶往事，羅氏在自己的書齋「魯詩堂」里曾對孫兒輩說：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王國維逝世當天，其姨甥、清華研究院助教趙萬里給在天津的羅振玉拍了電報：「師於今晨在頤和園自沉，乞代奏。」羅振玉甚為悲痛，即於6月4日派其子赴京奔喪，據在清華研究院辦公室工作的王國維第三子貞明，給其執事於上海郵務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羅本擬親來北京清華園，因家人「恐彼來此有所感或有他變，故不肯放他來京。」羅振玉後又代王國維給溥儀上了一道遺折，溥儀下旨為王國維賜謚號「忠愨」。其實這封遺折是羅振玉感念他與王國維的友誼，對於兩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為了彌補自己的歉意，不惜冒著欺君的罪名為他謀求謚法，因此讓他的第四個兒子模仿王國維的筆跡作了個「遺折」。羅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園內設「忠愨公」靈位，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公祭，羅還親撰《祭王忠愨公文》，最早發表在天津《日日新聞》上，讚頌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公祭後羅振玉旋即赴京，參與處理後事。他帶著溥儀的「諭旨」，從清室駐北京辦事處領得貳千圓賞銀，全數交給了王國維夫人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親友中間數額最高的葬禮銀一千元。從各個角度講，均不失三十年友誼的情份。王國維的家屬子女依父親的意願，不請風水師擇墳，也不挑選「吉日」，而在清華外面七間房買塊地安葬，「墳是清華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個碑，上書宣統皇帝加予的"謚號』王忠愨公，墳地四面都種了樹」。此後，羅振玉主持了王國維遺著的校理和編輯出版工作，將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編四集，以《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為書名出版，盡了對逝者的一份情誼。【黯淡】王國維自沉於1927年，他的女兒王東明稱這一年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實，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後半年即已開始。9月，王國維年僅28歲的長子王潛明在上海病故。這對久歷世變、境況寥落的王國維無疑是一沉重的打擊，更加鬱鬱寡歡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來。不到一個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誤會，親家羅振玉憤而將女兒領走，王國維陷入巨大的憂怨當中。此後，又因王國維寄錢給羅振玉作為兒媳的生活費一事，王國維與恩師羅振玉發生齟齬，雖未反目，但也到了瀕臨破裂的邊緣。溥儀離開北京，到天津居住在張園。王國維對其仍時刻關注，時刻準備效臣子之力。1927年2月12日，王國維又一次專程趕赴天津，為溥儀祝壽。在王國維看來，不斷發生的戰亂使溥儀的安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因此他真誠地希望溥儀能夠遷移。可是，他的忠言並不能進入溥儀的耳中，溥儀已被屑小包圍，對於王國維這樣的「忠臣」並不予重視。王國維既擔心溥儀的安危，又對自己的忠言不被代達而異常憂慮，「憤激幾泣下」。此行中，還使王國維傷心的是，他與羅振玉相遇了，二人卻未交言。1927年3月以後，世道似乎更加混亂。迷茫的天際陰雲密布，看不到一線光亮。清華園的師生們頗有同感。吳宓在日記中屢有記載，1927年4月3日記：「近頃人心頗皇皇，宓決擬於政局改變、黨軍得京師、清華解散之後，宓不再為教員，亦不從事他業。而但隱居京城，以作文售稿為活，中英文並行。」4月30日記：「陳寅恪於晚間來訪，談中國人之殘酷。感於李大釗等之絞死也。」5月2日記：「夕，王靜安先生來談。」5月12日記：「王靜安偕陳寅恪來。」5月26日記：「上午訪寅恪晤王靜安先生。」此時，王國維與陳寅恪、吳宓往來密切，所談者主要為動蕩之局勢：既有北方奉軍張作霖殘害李大釗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國民黨「四一二」之大肆濫殺。他們對蔣介石、馮玉祥、國民黨、共產黨等各種情況並不了解，所聽到的卻多是沾滿血腥的消息。他們自不會對時局抱樂觀的態度，尤其是原本就很悲觀的王國維。四五月間，北伐的國民黨軍隊攻下徐州，馮玉祥引兵出潼關，敗奉軍於河南，直魯危急，北京城內一片恐慌。接著，又有消息傳來，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被殺。尤其是王葆心，雖為鄉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間是地獄」一語，即被拽出，遭受極端侮辱，終致於死。王葆心是心懷舊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王國維自忖自己為清廷遺臣，北伐軍到京，不知還要遭受多少侮辱，他豈能不驚。北平《世界日報》晚刊上發表《戲擬黨軍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國維大名赫然列於紙上。4月下旬，王國維意外地抽出時間，攜家人一起遊覽西山。這種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一天，王國維從梁啟超處返回，對夫人說：「梁啟超約我赴日暫避，尚未作考慮。」5月底，王國維為學生謝國禎書扇七律四首。四首中，有兩首為時人陳寶琛（也是溥儀的老師）所作落花詩。除為門生題寫陳寶琛落花詩外，王國維自己也寫過不少落花詩，無不隱藏殉身之志。【沉湖】1927年6月1日中午，因為又到了一屆學生畢業的時間，所以定在這一天舉行師生的告別會。姚名達負責這次集會。宴會一共有四桌，師生間不拘形跡，歡笑聲洋溢在整個工字廳中。但姚名達發現，王國維所在的那一桌卻寂然無聲，姚名達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樂歟？抑是席同學適皆不善辭令歟？」但也有記載說，王國維在宴會中為同學們侃侃而談蒙古雜事。王國維自從1925年接受清華教職以後，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兩年來著作頗豐。王國維是浙江海寧人，一直以來鄉音不改，別人不大好理解他的話，所以大家聽得聚精會神。平時十分緘默的王國維，此時似乎興緻非凡，學生們很受感染，覺得老師正當盛年，學養深厚，治學興趣如此之高，日後如能繼續受教，定當收益良多。席間有個別學生有感時局動亂而發嘆息，但並沒有影響到整個聚會的氛圍。在宴會將要結束的時候，梁啟超站起身來向大家致辭，歷述國學研究院諸位同學所取得的優異成績後，滿意地說：「吾院苟繼續努力，必成國學重鎮無疑。」大家靜靜地聽著，王國維聽後也頻頻點頭。當梁啟超發表演講後又說：「黨軍已到鄭州，我要趕到天津去，以後我們幾時見面，就很難說了！」另外據劉大希《一代畸人王靜安》記梁啟超的講話是：「剛才接到電話，張子良兵敗，北京快有變化，我馬上要到天津去。」梁啟超說完，大家都相驚失色。王國維正好和衛聚賢坐在一張桌子上，他又想起了前幾天的話題，於是問衛聚賢：「山西怎樣？」衛答：「山西很好。」清華國學研究院所舉行的第二屆學生畢業典禮和師生敘別會就這樣結束了。散會後，王國維與諸位同學一一道別。散會後，王國維隨陳寅恪到了南院的陳家，暢談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他們此次談了什麼，不得而知，但恐怕離不開北伐以及何去何從的問題。散會後的不久，姚名達與同學朱廣福、馮國瑞同游於朗潤園中。在回來的路上，朱廣福忽然說道，王先生的家住在哪裡，我還沒有去過呢，一起去看看怎麼樣？到了王國維的家中時，書房中閬然無人，他們叫僕人打電話到南院，問王國維是否在陳寅恪家。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快要回到自己的書房中了。當王國維回來後，他們三人坐在他的書房中，提了許多問題，王國維的回答照例是精鍊的。時間在不知不覺中過了一個小時，王家已經將晚餐擺好了，他們起身告辭，王國維像往常一樣，將他們送到院子中。晚上，柏生與謝國楨前去王國維的住宅，向王國維詢問陰陽五行的起源問題，並論到某位日本學者在研究干支時的得失。在談話的間隙，涉及到時局，王國維立刻呈現出黯然的神色，向他們表達了避亂移居的想法。他們誰也沒有想到，這是王國維最後一次和同學們的談話了。偏在此時，有人惡作劇地在北京《世界日報》上戲擬了一份北伐軍入城之後要處理的一批人的名單，其中就赫然有王國維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誰，將這份報紙送給王國維看過了！蔣復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靜安先生》還提到，王國維認為梁啟超的消息是最為靈通的，由梁啟超口中說出革命軍就要到北京了，這個消息是不會錯的。研究院的學生何士驥此時從城中趕來，帶了北京大學沈兼士、馬衡的口信，勸王國維入城，住到他們的家，北京大學的同人們可以保護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請王國維將頭上的辮子剪去，研究院的學生們也大多勸王國維進城暫避，但是王國維卻說：「我自有辦法。」大概此時的王國維已經打定了自殺的主意。第二天，天色微亮，王國維照常起床，潘氏夫人為他仔細梳髮辮並編結起來，服侍他洗漱之後，和當時在家的三子貞明、女兒東明共進早餐。餐畢，去書房整理了一會後，一人獨自出門，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八時許，王國維到公事房，看到研究院辦公處同事侯厚培先生已在那裡，這時他才發現已經批改完的學生成績本沒帶，就讓院里的聽差去家裡拿。然後，就和侯厚培商談下學期招生的事情。談完之後王國維請求侯借給他兩元錢，候身上沒有零錢，就隨手給了他一張5元的鈔票。王國維一向不理財，當時清華給他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已經算是高薪階層了，不過他領到工資之後就直接交給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時身上從不帶錢，只有去買書的時候才會向夫人取用。上午十一點多，陸侃如來找衛聚賢一同去王國維的辦公室去看先生，請王國維為他題籤。他們一同去了，但卻沒有找到王國維。他們認為王國維可能去廁所了，等了好久還不見他的回來，此時已是午飯時間，他們離開辦公室去吃午飯。午飯畢，王國維的家中打電話到辦公室，問王國維怎麼還沒有回到家中去吃飯？這時，人們才著急起來，趙萬里立即問門口的人是否見到了王國維，有一個黃包車車夫說：「王先生坐車往西走了。」趙萬里立刻又向西追去，衛聚賢也一同趕去。到了頤和園的門口後，頤和園的門房說：「一位老人跳湖自殺。」趙萬里和衛聚賢進去，見到王國維的屍體已經放在了湖邊的亭子下。一位掃亭子的人說：「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許久，吸紙煙不停，到湖邊，走來走去，我掃地沒有留意，聽見撲通一聲，不見了人。我跑到湖邊，見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來，已經死了。」水深，不過二尺，但王國維撲下去時，是頭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雖然園丁很快將王國維救了上來，但因為他不懂急救術，王國維還是窒息而亡。此時，他穿在裡面的衣服還沒有濕呢。1927年6月2日（舊曆五月初三），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的昆明湖中，學界為之震驚！王國維的三兒子王貞明在給他的二兄高明的信中，也記述了王國維自殺的過程：「……父親大人於前日八時至公事室，如平時無異，至九時許，忽與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無現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紙幣。後即自雇一洋車，直到頤和園，購票入內，至佛香閣排雲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時約離四丈處有一清道夫，見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雖未喝水，然已無氣。入水中至多一分鐘，亦未喝水，因年歲關係，故無救。……及至三時，尚未見回，弟即去找，後聞一洋車夫言，乘車至頤和。弟於五時許即乘洋車亦至該園，於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車（弟乘之洋車夫認識此車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見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問弟姓名後，即領弟至內認明，復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時許。」當天下午，國學研究院的同學中已經隱約有王國維失蹤的消息，但沒有人往別處想，只認為他可能去避難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學會歡送畢業同學，他們請了王國維，因為平時他就不大願意參加校里的交際宴會，即使不來，也不會引起別人的任何懷疑。大宴會將散的時候，有一個人進來將曹雲祥請到外面私語。過了一會兒，曹雲祥返身進來，向眾人宣布說：「頃聞同鄉王靜安先生自沉頤和園昆明湖，蓋先生與清室關係甚深也。」聽到這樣的話，沒有人不大驚失色的。柏生和吳其昌立即奔出宴會廳到四處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趙萬里，從趙萬里這裡，他們證實了王國維的死訊，吳其昌不由失聲慟哭。此時，校里幾乎所有的人都已經知道了王國維的死訊，校長、教務長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諸人，率同學三十多人，坐了一輛汽車趕往頤和園察視遺體。這時已經是夜裡十點左右，因為正是戒嚴時期，看護頤和園的警察不讓他們進入，爭執了許久，園警才允許校長、教職員和校警四人進到裡面。王國維的遺體並沒有立即被拉回清華，園警說要等法院的裁決。其他同學不得已，哭著返回了學校。在回去的車中，研究院辦公室的侯厚培對他們說：「先生今早八時即到校，命院中聽差往其私第取諸君成績稿本，且共談下學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與以五元鈔票一，即出辦公室。至下午二時許，其家人遣人問先生何以未歸，予即詢之聽差，據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車一輛，不知何往。車為校中挂號第三十五。於是予即至校門口問車夫輩：三十五車何往？皆云：赴頤和園，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車往探。時其三世兄貞明聞該車夫云：上午十點鐘許，先生命拉往頤和園，及門，給洋五毫，命在門外候。直至下午三點鐘後，尚未出，門者問何故留此不去，予答雲尚有一老先生在園，是以不敢去也。門者詢以年貌里址，雲此人現已投湖死，即引予入視，屬實，並速予返校報告，而於此遇君。貞明聞訊，即乘該車馳往省視，時已打撈上岸，停魚藻軒中。」國學研究院的同學們來到王家，連夜幫潘氏夫人布置靈堂，並給在天津的羅振玉發了一封電報：「師今晨在頤和園自沉，乞請代奏。」這裡所謂的「代奏」，即為轉告在張園裡的溥儀。第二天的下午一點鐘，國學研究院的全體同學都去了頤和園，入門後由園丁引至魚藻軒，王國維的遺體仍然停在那裡，上面蓋了一張蘆席，席角壓了四塊磚。眾人的臉上無不呈現慘淡的神色，默然許久，才讓園丁將席子掀開，再看一看王國維的遺容。當園丁將席子打開的一瞬間，人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立刻哭聲大作。這時的王國維已經死了二十多個小時了，臉呈紫脹，四肢蜷曲，匍匐於地上，其狀至慘不忍睹。此時，王國維的家屬和校中的辦事人員已經全部來齊，其中包括陳寅恪、吳宓、梅貽琦、梁漱溟、陳達，北京大學和馬衡，燕京大學的容庚等人也來了。只是檢查官遲遲未到。天氣漸漸地悶熱起來，布滿了陰雲，也聽到了一陣緊似一陣的雷聲，好在雨並沒有下來。下午四點多，法官才領著檢驗人員來到現場，略作查問後，就開始對屍體進行檢驗，大家圍在一旁。從王國維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遺書，外書「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啟」，內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移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窮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於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不必至餓死也。」這是頭一天晚上，王國維事先寫好放在口袋中的。念完遺囑，校中的人員就將王國維的遺體移放在一個綳布架上，由同學們扶護著，抬至頤和園西北角門外舊內庭太監下處三間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殮。當釘子叮叮噹噹釘死了靈柩的蓋子後，王國維永遠地辭別了在他的詞中曾反反覆復出現和詠嘆著的人間。傍晚約七八點鐘，研究院同仁及學生們執著素燈，又將王國維的靈柩移到校南成府之剛果廟停靈。停放既妥，即設祭。面對王國維的遺體，當其他人都行鞠躬禮時，陳寅恪卻行舊式的跪拜禮，吳宓、研究院的同學們也紛紛效仿。七月十七日申刻，王國維在清華園東二里七間房之原下葬。這一天，天下著雨，道路泥濘。送葬的有校長以下數十人，研究院的同學絕大部分已經離校，因此只有何士驥、姜寅清（亮夫）、王力、畢相輝、柏生等數人前去送行。王國維的墓地在麥隴中的稍高處，壙深六七尺，寬只有三四尺，長約丈余，棺材放入穴中後，上面蓋了石板，然後填土成墳——一代學術大師，永遠長眠於地下了。在接到王國維的死訊後，羅振玉代替王國維作了一道「臨終遺折」，並為王國維請謚賜祭。因為按照清代的則例，二品大臣，身後進爵一品，讀誄賜謚。王國維不過是食五品俸的南書房行走，即使在他身後進爵到了四品，爵也不過上大夫，是沒有資格稱「公」的。在民國八九年以後，愛新覺羅皇族，為了死後能得到一個謚，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從遙遠的地方寄來奏摺。因為伸手要謚法的人太多了，有損於「朝廷」的尊嚴，因此做了一項規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賜謚。溥儀後來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回憶道，在接到王國維的死訊，以及羅振玉所代擬的「臨終奏摺」後，「我看了這篇充滿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議了一下，發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加恩謚予忠愨，派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綴，賞給陀羅經被並洋二千元……」3個月前，康有為猝死青島，門生們曾向溥儀申請謚號「仁忠」，但遭拒絕。可見溥儀對王國維的「殉清」相當看重。《吳宓日記》1927年6月6日記，這一天的下午四點鐘，羅振玉到了清華西院十八號王國維宅中，並邀吳宓和陳寅恪往見：「……羅先生出見，鬚髮俱白，似極精明而長於辦事者。談王靜安先生身後事，約半時許，即歸。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飯。羅振玉先生坐車來回拜，略談即去。」1927年6月17日（舊曆五月十七日），旅京同鄉舊友，假座於北京下斜街全浙會館，為王國維舉行了悼念大會。壇中置王國維遺照，並陳遺囑，王氏的親屬列於左右，四壁掛滿了輓聯。羅振玉專從天津趕來，趙萬里等人前後奔忙。弔客中有遜清皇帝溥儀派來的使者，也前清的遺老，有新舊學者教授、官吏，有日本和歐洲的友人，可謂極一時之盛。有一份弔客名單，儘管並不完全，但從中也可窺見王國維在學界的影響和交往：顧振權、金梁、霍晉壽、羅振玉、蘇寶德、沈王楨、王濱、姚漢章、趙元任、姜寅清（亮夫）、容庚、張蔭麟、周之潮、袁勵准、袁行寬、馮恕、劉景福、福開森、姚雲亭、董學全、費行簡、郝更生、李濟之、楊宗翰、庄肇一、孔昭炎、黃節、松浦嘉三郎、陳杭、陳達、賀嗣章、董濟川、朱益藩、趙椿年、胡先春、郭曾、橋川時雄、陳桂蓀、譚祖任、莊嚴、吳其昌、謝國楨、羅述韋、陸哀、衡永、載潤、西田耕一、有野學、溥儒、耆齡、范兆昌、闞鐸、曹經元、張維勤、沈兼士、高步瀛、朱大年、文准、周壽麟、胡維德、王式通、金兆蕃、黃立猷、楊懿、林世燾、吳道晉、關同寅、梅貽琦、陳寅恪、朱文炳、吳忠本、曹雲祥、楊忠羲、彬熙、張勁先、張智揚、方賢起、錢浚、袁金鎧、寶熙、世傑、謝介石、姚貴、陳漢第、戴家祥、蔣尊韋、蔣錫韓、曾克端、劉子植、馬衡、杜宴、倫鸞、范迪襄、王祖綱、張鶴、廖世綸、陳任中、周作民、中島比多吉、小平總治、徐鴻寶、馮國瑞、吳山立、周漢章、林開譽、張文祁、趙萬里。本月19日，羅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公會堂，為王國維舉行了另一次追悼會，參與者也非常之多。溥儀寫道，羅振玉一面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裡為「忠愨公」設靈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羅振玉挽王國維的聯語是這樣的：「至誠格天，遨數百載所無曠典；孤忠蓋代，系三千年垂絕綱常。」在這次追悼會上，羅振玉聲淚俱下，令在場的遺老遺少也不覺為之動容。同月的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鈴木虎雄等人，在京都的袋中庵，招僧佐氏讀經，為王國維開了一次追悼會。但溥儀顯然後來感覺是受了羅振玉的騙，說羅振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九泉相見，諒亦匪遙』。其實那個表現著"孤忠耿耿』的遺折，卻是假的，它的編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見』的羅振玉。」這一點，已經被人們所證實。兩年後，清華研究院同仁請陳寅恪為王國維撰寫碑文。陳為王國維寫下墓志銘：「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逝因】王國維的死，的確不能以俗眼觀之，其最終的自殺，當自殺於精神之寄託與慰藉的無可指望。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曾說：「父親一生是個悲觀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詩有著孤寂之愴美——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關於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眾說紛紜。趙萬里《王國維年譜》中有一段記載，有學者認為是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的原因隱含其中：……去秋以來，世變益亟，先生（王國維）時時以津園為念。新正赴津覲見，見園中夷然如常，亦無以安危為念者，先生睹狀至憤，返京後，憂傷過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魯間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數驚，先生以禍難且至，或有甚於甲子之變者，乃益危懼。在這段話中有四點：1、世變益亟；2、「以津園為念」，也就是時時繫念於遜帝溥儀之安危；3、王國維憂傷過甚；4、豫魯間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數驚。這大概就是王國維自殺的原因。1926年國民革命軍佔有湖北之後，中國共產黨在湖南發起了農民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有二位學者被殺：葉德輝和王葆心。葉德輝被殺，實屬事出有因。1927年北伐軍到長沙時，他正打算遠走日本，名為講學，實為避禍。後來葉得知革命軍中，其中不少是自己的門生故舊，所以就放棄了原來的出國計劃。但當工農運動蓬勃開展並進入高潮時，這個曾經自詡「同民眾沒有惡感」的人，卻對工農群眾進行大肆攻擊。在他起草致段祺瑞、張作霖、吳佩孚、蔣介石等人所謂農民協會十大罪狀的電文被扣壓後，他又寫了一副肆意謾罵農民的對聯：「農運宏開，稻梁菽麥黍稷，雜種上市；會場擴大，馬牛羊雞犬豕，六畜成群。」橫披是「斌尖卡傀」。另外他還說農運幹部一個個「不文不武、無大無小、無上無下、不人不鬼」等。葉德輝在劫難逃，4月10日夜，他被農民自衛軍抓獲，14日（一說11日）的上午，湖南工商學各界團體在長沙教育會坪舉行了數萬人參加的反蔣示威和第二次剷除反革命分子公審大會，葉德輝被特別法庭公審判處並執行死刑。其招禍的原因，當不止是因葉作了一副攻訐農民協會的對聯而已。他從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湖南農民運動，他都是一直站在對立面的一個地方權勢的反對派人物。據程千帆的記載，葉德輝的被殺，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決定的。儘管葉德輝的為人不好，然而他的被殺，在知識界引起了不小的波瀾。當王國維得悉葉德輝被殺的消息後，在學生面前露出了極大的不安。容庚在《甲骨學概況》中這樣說過：王國維在自沉之前，曾專門拜訪過容庚一次。王國維談到了共產黨殺葉德輝的事，並深表憂鬱。這時王國維是垂著長辮的。他說：「共軍來，不畏槍殺，而畏剪辮也。」容庚沒有別的話來勸慰他，只說，即使共產黨來了，也不至於這樣的吧。羅繼祖在《觀堂書札再跋》一文中，曾提及在他父親羅福成處看到王國維自沉前寫給羅振玉的一封信，寫在兩張八行紙上，其中談到葉德輝的死，但具體怎麼說，看到的人也記憶不清，此信原歸旅順博物館收藏，十年動亂中佚失——從這一點看，王國維之自沉與葉德輝的被殺有關則是肯定的了，只是相關到何種程度，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而已。此時，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衛聚賢正好要回山西省親，臨行前向王國維辭別。王國維曾向衛聚賢詢問：何處可以避難？衛答：山西省可以，閻錫山又善變，國內幾次大變動，他都避免過了！王國維問：我去了生活費如何維持？衛答：我們幾位朋友，辦了一間興賢大學，王先生在那裡教書，月薪只能給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風景區晉祠，距學校三十里，洋車兩點鐘可拉得到，那裡，學校的校長有洋房可住，每月來校上課一次。王國維說：我的書不夠。衛說：山西省圖書館有書，私人也有藏書，都可以借。趙萬里在《王靜安先生年譜》中說：「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剌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王國維自沉的前夕，國民革命軍進抵鄭州。黃河南岸已經全部被國民革命軍所佔領，華北頓呈旦夕不保之勢。據柏生《記靜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當國民革命軍在1927年的4、5月間攻下徐州，馮玉祥引兵出潼關大敗張作霖的奉軍於河南直逼山東、河北時，北京就已經感到極度的恐慌。在6月1日，柏生曾在王國維身邊侍奉，王國維說：「聞馮玉祥將入京，張作霖率兵總退卻，保山海關以東地，北京日內有大變。」這一天的晚上，柏生與謝國楨一同到王國維的西院十八號住宅，言談中也談到時局的問題，王國維神色頗為黯然，似乎在沉思著應該到什麼地方去避難，因為那些平時持與國民革命軍政見不同的人，都已經找地方避難去了。隨著北伐軍的日漸臨近，作為古都的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亂之中。梁啟超也在《與順兒書》談及時局問題時提到了對共產黨的恐懼。而老實得不能再老實的王國維，估計更加地恐懼吧！姜亮夫回憶，當時，很多人都勸王國維剪髮，而梁啟超突然去天津後，王國維心中更是惶恐。這期間，姜亮夫去看望王國維兩三次，一次（姜回憶大約為農曆四月二十八）去後，王國維說：「有人勸我剪辮子，你看怎樣？」姜亮夫說：「你別管這些事，這個學校關係到國際關係，本校是庚子賠款而維持的，一定要看國際形勢，你剪不剪辮子，這是形式。」王國維似乎覺得有些道理，姜亮夫又勸他不要離開清華。王國維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又去了王國維家中。王國維說：「亮夫，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辱！」姜亮夫勸了勸王國維。離開王家後，姜亮夫將王的話告訴了陳寅恪，陳寅恪本來要去看王國維，但因為馬上要去城裡未婚妻家，故打算晚些再去。在王國維自沉前的三天，他的好友金梁曾經到清華校舍來看王國維。素來平靜的王國維卻顯得憂憤。金梁後來在文章中回憶說：「既以世變日亟，事不可為，又念津園可慮，切陳左右，請遷移，竟不為代達，憤激幾泣下。余轉慰之，談次忽及頤和園，謂："今日乾淨土，唯此一灣水耳。』」看來，在摯友面前，王國維已經露出並不諱言自己要自沉的想法了。王國維沉湖的原因，學界大概有以下說法：一為「殉清」說。王國維為清朝遺老，更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王國維以秀才身份，被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馮玉祥部逼近北平，逢「覆巢」之將再，故他以自殺而「完節」。所以梁啟超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比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均持此說，羅振玉更是偽造遺折，堅定王殉清的說法。在這之前，王國維曾經想過自殺。那是在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逼宮之際。在這次事變當中，羅振玉後來《祭王忠愨公文》中也提到自己曾經想自沉於神武門御溝一事，而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中有數句是：「神武門前御河水，好報深恩酬國士。南齋侍從欲自沉，北門學士邀同死。」南齋侍從指羅振玉。北門學士指柯紹忞。羅柯曾約王共投神武門外御河殉國，卒不果。王國維的家人在回憶錄中，曾經提到王國維多次自殺未果的情形。持王國維之死「殉清」的，不只是羅振玉一人而已，陳寅恪、吳宓、曹雲祥、金梁、楊鍾羲都這麼認為。金梁在《王忠愨公殉節記》中特意指出王國維在魚藻軒前自沉，也有他的深意：「《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憂王居之不安也。逸詩曰：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憂世變之日亟也……賦騷見志，懷沙自傷，其覥然偷生，厥志在餌者，觀之能無愧死耶。」而將王國維自沉之謎導向「殉清」頂峰的，是羅振玉。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也為此論。但反對此說者認為，王國維與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輩有別，鄭等效命清室復辟，不惜委身於日本政客。而王國維卻領清華職，心無旁騖，潛心學術。他雖「忠清」，卻不充其鷹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當時就有人說：「你看他那身邊的遺囑，何嘗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二為「逼債」說。當年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說：內務府大臣紹英委託王國維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以代賣為名將畫取走，並以售畫所得抵王國維欠他債務，致使王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當時報紙還傳，王曾與羅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巨債。羅在女婿（王國維長子潛明）死後，羅、王已生隙，羅令女居己家為夫守節，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費2000元。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此說經郭沫若亦贊成，幾成定論。但從王遺書對後事的安排看和事後其它一些證據表明，王國維生前並無重債足以致其自盡。三為「驚懼」說。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馮、閻兩軍易幟，京師震動。有人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又王視腦後辮子為生命，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後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所以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但這種說當時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為不合王國維立身處世方式。四為「諫阻」說。認為王國維投湖與屈原投江相類，是以「尸諫」勸阻溥儀聽從羅振玉等人主意，有東渡日本避難打算，並認為王、羅兩人最後決裂的原因也緣於此因。五為「文化殉節」說。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論王之死，後又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陳寅恪的詮釋在同類者中立即得到共鳴，並在文化界產生重要影響。但陳之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最後一種觀點是「諸因素」。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據——當王國維徘徊於頤和園長廊，回想起「自沉者能於一剎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的箴言，遂「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也許，這就是王國維自沉之「謎底」。而王國維的後輩們則認為王國維自殺與羅振玉有關。1983年8月王國維三子王貞明和長女王東明在台灣曾發表過特稿《父親之死及其他》、《最是人間留不住》。兄妹倆緬懷父親，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們認為，「父親自盡與大哥（潛明）病逝有很大關係。父親最愛大哥，大哥病逝給父親很深的打擊，而羅振玉先生又不聲不響地偷偷把大嫂帶回娘家，還拒收恤金……面對羅振玉這位數十年培植資助他的摯友和共同研究學問的夥伴，是一件痛苦的事。……此事後，不再見父親的歡顏，不及一年他投湖自盡了。」兄妹倆否定「殉清」之說，寫道，「其實父親只是一顆棋，也是他（指羅振玉）預布的羽翼……漸漸地父親感覺到已捲入"渾濁世界』的大漩渦，必須脫身出來，因此婉拒代繕奏章，代遞奏摺，代為進言，並表示"閉門授徒以自給』，以求心安理得，羅氏對父親的態度頗為不滿……」王東明撰文指出：「王氏後人大都秉性沉默，且有不少流寓海外的，不能廣集多方意見，僅憑羅氏家人之言做成結論，自有偏差。」王國維的孫子王慶山同意姑母和三叔的看法，他認為王貞明是當年在北京時王國維身邊最親近的男兒，父亡之時，他最早一個奔赴出事地點，最早讀到父親遺書，手頭又握有第一手資料；王東明是王國維最寵愛的女兒，相處時間最長，熟悉其性格和內心世界，因而他倆的話應該說是真實可信的。王慶山說，1968年他探親回家時，父親王仲聞曾告訴他：「我們王家長子娶的是羅家的小女兒，最根本的是你大伯與伯母的婚姻是不平等的。你祖父對這門羅王聯姻並不贊成，只是因為我們生活靠羅（羅振玉）支助，所以他出於無奈，才同意這門親事。我們王家人不求名利，又愛自責。當年祖父對大兒子的死，十分難過，又自感對不起。」【譽美】羅振玉評價王國維是「博學強識，並世所稀，品行峻潔，如芳蘭貞石，令人久敬不衰」。羅振玉對王國維的研究方法也有評價：「先生的學問，是用文字、聲音，考古代的制度、文物和他自己所創立的方法而成功的，他的方法由博反約，由疑得信，做到不悖不惑，剛剛適可而止。」梁啟超這樣評價：「若說起王先生在學問上的貢獻，那是不為中國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顯著的實在是發明甲骨文。和他同時因甲骨文而著名的雖有人，但其實有許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後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矯正他的絕少。這是他的絕學！不過他的學問絕對不只這一點。我挽他的聯有"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一語，通方知類四字能夠表現他的學問的全體。他了解各種學問的關係，而逐次努力做一種學問。本來，凡做學問，都應如此。不可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們看王先生的《觀堂集林》，幾乎篇篇都有新發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學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極大。此外的著作，亦無不能找出新問題，而得好結果。其辯證最準確而態度最溫和，完全是大學者的氣象。他為學的方法和道德，實在有過人的地方。近兩年來，王先生在我們研究院和我們朝夕相處，令我們領受莫大的感化，漸漸成為一種學風。這種學風，若再擴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國學界的重鎮。……」梁啟超說：「靜安先生平時對時局悲觀，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複雜，而且可以說很矛盾……他對於社會，因為有冷靜的頭腦，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氣，所以不能採取激烈的對抗；有濃厚的情感，所以常常發生莫名的悲憤。積日既久，只有自殺一途。」梁啟超贊王國維「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郭沫若評價王國維「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胡適說：王國維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國學大師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寫道：「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郭沫若說：「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使《史記·殷本紀》和《帝王世系》等書所傳的殷代王統得到了物證。並且改正了他們的訛傳。」又說：「我們要說，殷虛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是絲毫也不算過分的。」李澤厚先生對王國維進行了分析，他說：「（王國維）之所以追求藝術的幻想世界（即境界——李注），以之當作本體，來暫時逃避慾望的追逼和人生的苦痛，這也正是儒家士大夫本來沒有宗教信仰的緣故。王國維就是這樣。他只能在藝術中去找安身立命的本體，雖然他明明知道這個本體是並不可靠的暫時解脫。所以當現實逼迫他作選擇時，他便像屈原那樣，以自殺——生的毀滅來做了真正的回答。但以所謂"義無再辱』（王的遺書——李注）作為死的理由，卻又仍然是傳統的儒家精神。王的自殺倒是近代西方悲觀主義和傳統儒家挫敗感的結合產物。」研究者們對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的評價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中國近代最負盛名的一部詞話著作。它用傳統的詞話形式以及傳統的概念、術語和思維邏輯，較為自然地融進了一些新的觀念和方法，其總結的理論問題又具有相當普遍的意義，這就使它在當時新舊兩代讀者中產生了重大反響，在中國近代文學批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王國維沉湖後，梁啟超說「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再延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陳寅恪評價：「先生（王國維）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魯迅說：「要談國學，他（王國維）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陳寅恪挽王國維：「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余剩水殘山，留於纍臣共一死。五千年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張慧劍說：「中國有三大天才皆死於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國文藝史——第一千年為屈原，第二千年為李白，第三千年為王國維。」【附：子女浮沉】王國維幾個子女中，最聰明、最用功、最調皮的是二子王仲聞。高中時，王仲聞進了上海的教會學校格致中學。每年聖誕學校放假慶祝，王仲聞和幾個要好同學則要求孔子生日也放假慶祝，學校不予理睬。孔子生日這天，王仲聞和兩位同學就沒去上課，第二天學校張貼布告，把三人開除了。王國維沒辦法，只好讓他去考郵局，尋個鐵飯碗。王仲聞和王國維一樣沒上過大學，全靠自學成才。他在基層郵局工作出色，很快被調入郵政總局。他靠聽廣播，學會了俄語，竟能看原版書。1949年底，王仲聞調入郵電部任秘書處副處長。1950年初將王國維的遺稿、遺物捐贈給了北京圖書館，其中不少文物已成「鎮館之寶」。鑒於王仲聞以前參加過一個郵檢部門的培訓班，屬中統管轄，1951年審干時被定為「特嫌」，遂調往地安門賣郵票。於是他把業餘時間全部投入做學問，很快在詞學研究、考據方面小有名氣。和唐圭璋、夏承燾、王利器等名家切磋書信不斷；出版了《人間詞話校釋》、《南唐二主詞校訂》；《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幾乎期期都有他的小文章。1957年，鑒於王仲聞在詞學考據方面的成就，南京師範學院欲調他去教書，可北京郵局不放。王仲聞就此打成右派，並開除公職。家屬也因此受到株連，當時還在部隊里的二子王慶同被劃為右派，被下到廣西林場改造；還在上大學的王慶山也成了右派，後被流放到新疆農場。後來王仲聞在愛才若渴的國務院古籍小組組長齊燕銘推薦下，得到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的支持，悄悄來到了書局文學組，當一名沒有名分的「臨時工」。在中華版文學類圖書中，不少帙部和難度很大的書都經過王仲聞的加工。至於《詩人玉屑》、《渚山堂詞話·詞品》、《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唐五代詞新編》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學界譽為「古籍整理典範」。遺憾的是王仲聞的多數校注著作都沒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他名，如王學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至於王仲聞的名字幾乎被世人忘卻。王仲聞在中華書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編輯修訂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詞》。他編輯態度極為認真，幾乎踏破了北京圖書館的門檻。他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書增加約三分之一新內容。但在當時，一個臨時工又有「特務」嫌疑的人，哪能在書上署名。學者陳鴻祥告訴王仲聞的兒子王慶山說，當年唐圭璋先生親口對他講，王仲聞學問深厚，《全宋詞》沒有他的署名，他深深不安。所以文革後唐圭璋無論如何也要為他加上大名。後來再版時有了「唐圭璋編，王仲聞參訂」的署名，並在後記中記下了他的勞績。這成為中華書局史上由作者請求編輯連署名字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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