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休謨的哲學思想
休謨最終以一個評論家和歷史學家的身份聞名，他龐大的《大不列顛史》一書敘述了從撒克遜王國到光榮革命的歷史，這本書一出版便成為暢銷書。在這本書里休謨將政治體制下的人民形塑為一種文化習俗的產物，這些人傳統上傾向於服從既有的政府，只有在面對無法確定的情況時才會尋求改變。從這個觀點來看，只有宗教的差異才能使人偏離他們的日常生活、開始關注政治的事務。
休謨曾向朋友提及有一次他在偶然間被「轉化」為基督徒的過程：當他前往監督自己新居建築工地的途中跨過愛丁堡市中心一片剛乾枯的湖泊時，他不小心滑入了泥沼中，由於身型肥胖而爬不出來被困在了那裡。這時一些賣魚婦人剛好路過，看到了休謨的窘境，但她們很快便認出他是那位知名的無神論者，於是拒絕救援他，直到休謨答應要成為一名基督徒、並且被迫在泥沼中朗讀主禱文和信經之後，這些壯碩的賣魚婦才將他拉起。休謨事後向朋友開玩笑道這些賣魚婦是「他所遇過最聰明的神學家了」。
休謨正是幫助把哲學引導到這條新道路上的許多人之一。然而，這條道路也是一條從來都受到懷疑主義威脅的非常不確定的道路。柏拉圖和笛卡兒超越懷疑的哲學夢想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取而代之的是需要學會和懷疑共處但並不被懷疑所左右。休謨的獨特天才就在於向我們顯示如何做到這一點。 休謨實踐了自己的哲學觀點。雖然在他的哲學思辯中，常常被它們的懷疑主義色彩所困擾，但是，當他重新加入人類同伴並玩起彈子遊戲，這些擔心不久就煙消雲散了。雖然看起來很膚淺，但實際上是一種成熟的認可，即那些聲稱是虛無主義者的人其實是裝模作樣：沒有人是真正什麼都不相信的。
除了宗教和純理論外，還有一條知識的路線。關於事實的問題可以通過對現實世界的觀察得到解決。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水在什麼溫度沸騰，只要進行實驗就能找到。坐在椅子上思考「水」和「沸騰」的意思根本辦不到。 然而，事實問題從來沒有被證明是毫無疑問的。你得承認科學並不是確定的，但是，畢竟比迷信更可靠。雖然從前的哲學家要求確定性， 休謨則試圖將不確定性制定等級。很明顯，道德原則比物理定律更加不確定。正確與錯誤不能像能量或質量一樣進行觀察或測量。相反，道德事實需要人們感情和憐憫來確定。當我們說折磨人是錯誤的，我們不是要指定折磨本身的某種特徵，而是表達我們對摺磨的反應。而且，這些感情是人類自然的反應。移情是人類的共性，這使得人們對是非有共同的看法。感情可能受到經歷，社會，理性的影響，但是並不僅僅是其中任何一個因素的簡單產物。因此有這個讓人好奇的說法：「毀滅整個世界也不願意碰傷我的指頭並不和理性相違背。」換句話說，讓我們從毀滅整個世界的想法退卻的不是理性的討論而是人類的情感。
休謨在《人性論》以及後來的《人類理解論》一書中反駁了這個理論，他指出雖然我們能觀察到一件事物隨著另一件事物而來，我們並不能觀察到任何兩件事物之間的關聯。
歸納的：我們也不可能訴諸於在過去使用歸納推理的成功經驗來證明歸納推理的可靠性，因為這將會構成循環論證。
休謨理論中的另一個重點在於：雖然休謨對於歸納法屬於理性思考的可能性抱持悲觀態度，他仍認為歸納推理帶有相當值得注意的、也是相當神奇的預見未來的能力。為了解決我們在了解歸納推理上面對的問題，休謨提出「自然」作為解決問題的答案。自然決定了要我們期待未來的事物中會有比較多與過去類似，而「這種思考方式讓我們得以透過相同的原因推斷出可能的結果，反之亦然。這種思考方式是所有人類生存於世所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我們不能信賴我們的理性所做出的錯誤演繹，這種理性不但思考緩慢，而且打從我們出生下來在一生中都非常容易犯下錯誤」（《人類理解論》，
當我們開始自省時我們會發現：「除非依靠一種特定的感覺，我們從來不可能有任何的意識；人只不過是由許多不同的感覺累積而成的一個集合或一個包裹，這些感覺永遠處在一種快到無法想像的流動速度中互相交替汰換。」 值得注意的是，從休謨的角度來看，這些感覺並不屬於任何事物。相反的，休謨將人的靈魂比喻為一個共和國，這個共和國並非依靠著什麼恆久的核心思想，而是靠著各種不同的、不斷改變、而卻又互相連結的思想才保持了其本體。也因此個人的本體是只不過由一個人的各種個人經驗所構成的鬆散連結。
大多數人都會認為一些行為比其他一些行為要來的「合理」。 休謨否認那種理性在驅動或排斥特定行為上扮演了任何重要的角色，畢竟理性只是一種對於概念和經驗的計算罷了。在休謨來看，真正重要的是在於我們如何感覺這些行為。休謨的這個理論在現代被視為是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基本原則，主張一個行為的合理與否應該是取決於這個行為能否達成其預定的目標和慾望，無論這些目標慾望為何。理性只是扮演著一種媒介和工具的身份，用於告訴我們怎麼樣的行為才能達成我們的目標和慾望，但理性本身永遠不能反過來指揮我們應該選擇怎樣的目標和慾望。
休謨拋棄了霍布斯在心理上的利己主義，除了考慮到私利以外，休謨認為我們也能夠被我們自身對其他人的同情所驅動，這種同情能夠讓我們向其他人施予並非出於自私的照顧和關心，也就是現代學者所稱呼的利他主義感情。休謨主張我們並不可能單純依靠理性做出道德判斷，我們的理性只能夠處理實際情況並且從中獲取結論，但假設其他情況不變，這樣的理性並不能協助我們做出選擇，只有我們的感情才能夠告訴我們哪個選項最值得我們實踐。而我們以同情為基礎建立的感情能夠驅使我們追求非私利的目標，例如增進其他人的利益。從休謨以及另一名同情理論家亞當·斯密來看，「同情」一詞代表的不只是對於其他人的關懷。
休謨的看法是人類的行為就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樣，是「因」而不是「果」，也因此若要讓人們對他們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應該要專註於如何對人們的行為施予合適的獎勵或懲罰，以鼓勵他們做出道德的事情、避免犯下不道德的行為。
休謨注意到許多的思想家經常將「是什麼」（what is）用作為「應該是什麼」（what ought to be）的論據基礎，然而他注意到在這種描述性陳述（現在是什麼）與規定性陳述（應該是什麼）之間存在著一點很大的差異。休謨指出我們不該習慣於在將這種應該是什麼的陳述與現在是什麼的陳述混為一談的同時，卻沒有解釋這兩者之間的重要分別。
哲學家G. E. Moore在後來也提出了一個被稱為「自然主義謬論」（naturalistic fallacy）的類似理論，企圖駁倒任何試著將道德屬性與自然屬性混為一談的人。
法蘭西斯·哈奇森才是最早提出了功利主義最著名的「帶給最多的人最大的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這一標語的人。休謨抱持的是道德情感主義的觀點，因此他認為道德原則並不能由人類的知識加以證實。一些原則會被我們所接受、但其他一些則不會，而功利主義的道德原則之所以會被我們接受，是因為它能促進我們本身以及其他被我們同情的人的利益。休謨以這個角度解釋人類是如何看待一系列的社會現象的：從各種社會制度到政府政策、乃至於人的性格和天分皆然。
即使設計論完全成立，設計論也並不能證明出一個有說服力的有神論：挑戰者可以很容易的將這樣的宇宙設計解釋成是由其它因素而非上帝打造出的傑作，例如一些毫無智慧的隨機元素，或者是那些根本與設計論毫無關聯的創造者。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我們要質疑的是：造物主真的是上帝嗎？又或者，是誰創造出了造物主呢？
經常產生的一種假象是：假設物體X需要屬性F才能達成結果O，這過程之中似乎帶有一些既定的「目標」。然而我們若以過濾法來檢驗就會發現：很有可能物體X缺乏了屬性F便不可能存在，而結果O也只是我們將自己的目標投射到自然界上的一種假象罷了。休謨在這裡對於目的論的解釋也預見了後來的自然選擇理論（參見人擇原理）。
與約翰·洛克不同的是，休謨並不認為私人財產是一種自然權利，不過他主張既然資源是有限的，財產權利便是正當的。假如所有產品都是毫無限制而且唾手可得，那麼私人財產便顯得毫無意義，而且只會成為一種「空蕩的儀式」。休謨也相信財產的不均衡分配，因為完全的財富平等將會摧毀節儉的概念和產業的發展，最終將導致貧困。休謨也是最先提出了物價-貨幣流動機制（price-specie flow）理論的人之一，這個理論直接反駁了當時的重商主義體制。簡單而言，當一個國家因貿易順差而累積了大量黃金時，這些黃金會引發物價上升，而通貨膨脹則會迫使這個國家減少出口而增加進口，相反的那些之前累積了貿易逆差的國家也會開始減少進口而增加出口。長期下來這樣的機制會阻止一個國家不斷的累積黃金。
伯特蘭·羅素（1946）和Leszek Ko?akowski（1968）都將休謨視為是實證主義者，認為知識只有可能是從對於事件的觀察上衍生而出—從「對感官的印象」或是「感覺的資料庫」里得出，同時其它任何不是透過觀察經驗而得的知識都是「毫無意義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915）寫道當他在構思相對論時便是受到了休謨的啟發。
Barry Stroud（1977）主張休謨是一名「自然主義」者，因為休謨將人類生命中的各層面都視為是與自然相連結。他將人類放在一個有智慧的自然世界中，而不只是把人視為是一種與外界不相連的思想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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