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金瓶梅》導讀第一講

　　 （《出版《金瓶梅導讀》，是我在出版了《紅樓夢為什麼這樣紅——紅樓夢導讀》之後的一個工作，可是，在2010年以後，先是去澳門應聘副院長，後來是別的專著一直在寫，這本書的出版也就遙遙無期了，因此，先把2010年寫的第一講放在這裡吧）

　　 出版一本《【金瓶梅】導讀》，是我多年來的願望。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很多場合都說過，在中國文學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紅樓夢》和《金瓶梅》。因為，在我看來，前者是中國的愛的《聖經》，後者，則是中國的悲憫之書。它們堪稱中國文學的雙壁。

　　 遺憾的是，關於《紅樓夢》，我已經出版了一本「導讀」，這就是:《【紅樓夢】為什麼這樣紅——潘知常導讀【紅樓夢】》（學林出版社2008年版），而關於《金瓶梅》，卻只是在我《誰劫持了我們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書》（學林出版社2007年版）一書中做過專章的介紹，但是，僅僅一章的篇幅，畢竟無法把我多年來研讀《金瓶梅》的體會完全講清楚，同時，因為只是「揭秘」四大奇書的專著中的一章，也不利於喜歡《金瓶梅》的同行與讀者閱讀與購買。因此，這未免不是一件小小的憾事。

　　 現在，上海文匯出版社給了我這樣一個完成自己的宿願的一個機會，實在是非常珍貴的。

　　 可是，要講《金瓶梅》，也實在並不輕鬆。

　　 比如說，就是一個開頭，就令人躊躇萬分了。一部《金瓶梅》，千頭萬緒，應該從哪裡開始講起呢？

　　 多年來，我在講《金瓶梅》的時候，都是從《金瓶梅》之外的一本書——《萬曆十五年》講起。《萬曆十五年》是一本非常好的書，是一個軍人出身的歷史學家寫的，這個歷史學家的名字叫黃仁宇，他的學問在美國不太入主流，美國的歷史學界一直不買他的賬。而他自己也自甘於做野史的非主流身份，青年時代逐鹿沙場，軍旅足跡遠及滇緬邊境，中年退伍，人稱「年過三十不學藝「，他卻英姿煥發，闖進了歷史學界，可是，他所任教的大學的歷史系卻中途解散，最後，他隱居赫遜河畔，以著述為樂。而在他的著述當中，無疑以《萬曆十五年》最為著名，但是，當時在美國卻一直難以出版，最後，他不得不拿到國內來出版，出人意料的是，這本書1982年在中華書局出版以後，一時洛陽紙貴，直到現在，將近30年過去了，還仍舊是歷史學的經典。

　　 《萬曆十五年》的貢獻在於：找到了一條用形象的方法來再現中國歷史的非常值得關注、也值得繼續走下去的學術道路。最早的時候有人說他是「史學界的瓊瑤」。實際上不是，「史學界的瓊瑤」無疑應該是易中天，而不可能是黃仁宇。黃仁宇絕對不是「瓊瑤」。黃仁宇跟易中天不一樣，易中天是在電視上講故事，故事後面卻什麼也沒有，更不要說他的歷史觀與美學觀的陳舊與平庸了，不過，關於這些問題，可以參見我的《誰劫持了我們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書》（學林出版社2007年版），在這裡我就不去多說了，可是，我必須強調的是，黃仁宇與易中天完全不同，講故事，對於他來說只是手段，對於歷史的洞察，才是他的真正目標。而《萬曆十五年》的成功奧秘也恰恰在於：通過皇帝萬曆、政治家張居正和申時行、軍事家戚繼光、道德家海瑞、哲學家李贄等幾個人物，就寫出了一個王朝的崩潰。幾個人物的勾勒，就把中國歷史中最內在的東西展現了出來。

　　 我看到《萬曆十五年》的時候，還是在80年代，它給我的震撼，可以與李澤厚先生的《美的歷程》相提並論。同樣都是兩句話，一句是：「令人驚艷」，還有一句是，「原來還可以這樣寫」。

　　 《萬曆十五年》只寫了中國的1587年，按照中國的叫法，應該是歲在辛亥，屬豬，這一年，儘管從表面上看實在平常，但是它的背後，隨著黃仁宇的條分縷析，卻逐漸呈現出一幕最為慘痛的場景：到了1587年，也就是萬曆十五年，中國在不斷的內耗中已經喪失了所有再生的力量。現在，任何一個力量都不能使得這個民族再生，中國的整個社會已經成為一個莫名的黑洞，無論好人、壞人，無論是想拯救這個國家還是想破壞這個國家都無足輕重了，因為，最終都要被這個黑洞把你吸進去。最終得到的命運都只有一個，就是——失敗。無疑，洞察到這一點，實際上他也就洞察到了中國歷史的拐點。什麼時候中國的歷史開始淪入死亡之年和悲劇之年呢？1587年。這，就是《萬曆十五年》最最深刻的地方。所以，我經常推薦學生去看這本書，我也經常告訴我的學生，有的書寫得像美學書，卻偏偏不是美學書，有的書寫得不像美學書，卻偏偏就是美學書；有的書寫得像歷史書，卻偏偏不是歷史書，有的書寫得不像歷史書，卻偏偏就是歷史書。《萬曆十五年》就是這樣，它寫得不像歷史書，卻偏偏就是歷史書。

　　 但是，我現在提到這本書卻不是為了要去講這些東西。我要講的是，很可惜，黃仁宇先生沒有提到《金瓶梅》。其實，我覺得他在講「萬曆十五年」的時候還應該提到《金瓶梅》。要「以管窺豹」， 「萬曆十五年」當然是一個很好的角度，可是，卻應該是五個人和一本書。因為就在那個時代，一部今天在我們看來堪稱絕唱的長篇小說已經橫空出世，這就是——《金瓶梅》。

　　 或許有人會說，不論皇帝萬曆，還是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還是海瑞，還是李贄，都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而《金瓶梅》卻只是文學作品，《金瓶梅》中的人物也只是文學人物，其實不然，西方著名的小說家昆德拉說過：在歷史之外還有歷史，那就是小說陳述的歷史。這也就是說，小說所揭示的，同樣也是歷史，而且更是歷史之外的歷史，也就是小說陳述的歷史。而《金瓶梅》作為一部經典的小說，它的成功也恰恰就在於：揭示了歷史。

　　 更為重要的，是昆德拉所關注的「歷史之外還有歷史」、「小說陳述的歷史」。因為這恰恰提示我們，不論皇帝萬曆，還是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還是海瑞，還是李贄，與《金瓶梅》相比，事實上還有大為遜色之處。《金瓶梅》所揭示的，不僅僅是歷史，而且還有歷史之外的歷史、小說陳述的歷史。

　　 就以前面提到的「黑洞」為例，藉助皇帝萬曆、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海瑞與李贄，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歷史的「黑洞」，可是，藉助《金瓶梅》，我們不僅看到了中國歷史的「黑洞」，而且還看到了中國人性的「黑洞」。由此，假如我們意識到，歷史的黑洞無非只是人性的「黑洞」的折射，那麼，我們就應該同樣會意識到，能夠真正把「萬曆十五年」完全寫出來的，其實，首先應該是《金瓶梅》。

　　 再從《萬曆十五年》回到《金瓶梅》本身。在我看來，《金瓶梅》之為《金瓶梅》，它的重大意義與美學貢獻，其實也就在於：把我們民族的人性「黑洞」揭示得淋漓盡致。在我的《【紅樓夢】為什麼這樣紅——潘知常導讀【紅樓夢】》（學林出版社2008年版）一書的「後記」里，我曾經感嘆：「《紅樓》在側，覺我形穢」；其實，在很多場合，只要提到《金瓶梅》，我也往往會說：「《金瓶》在側，覺我形穢」。當然，彼「形穢」不同於此「形穢」。面對《紅樓夢》，我們會發現，自己距離美好的人性是何等之遠；面對《金瓶梅》，我們則是發現：自己距離醜惡的人性是何等之近。不過，在這當中，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這就是對於中國人的人性的揭示。

　　 而這，也就是《金瓶梅》的偉大與不朽了。

　　 《金瓶梅》如此重要，可惜，國人卻很少有機會讀到它。這當然首先是因為長期的片面宣傳所導致的閱讀障礙，人們往往誤以為它是一本黃色小說，類似於文革期間的《少女的心》，因此避之唯恐不及。其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金瓶梅》這本書太難覓得。因此就是想看也沒有機會。就以我自己為例，我一直久聞這本書的大名，但是，真正看到這本書，卻已經是在大學畢業以後了。1982年，我作為1977級的中文系畢業生，畢業留校，在鄭州大學中文系任教，教授的課程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那個時候，學校圖書館規定，教師因為教學的需要，在系裡開證明，是可以借閱《金瓶梅》的。於是，我剛剛留校，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系裡開了證明，到學校圖書館把《金瓶梅》借了出來。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幾天的閱讀經驗，完全是我一生中所從未有過的，也完全不同於我當年上山下鄉時在昏暗的油燈下閱讀《少女的心》時的感受，實在是只能夠用「震撼」來形容。不過，由於各個方面的局限，當時對於《金瓶梅》的理解畢竟還是十分有限。後來的20多年裡，由於自己的學識逐漸地提高，更由於自己身處的時代的急劇變化，以至於運河旁的西門慶、潘金蓮與今天市場社會中的西門慶、潘金蓮相比，已經是小巫見大巫，於是，我對《金瓶梅》的理解才開始撥雲見日，甚至，簡直可以說是豁然開朗。

　　 提到《金瓶梅》，當然首先要提它的作者。

　　 《金瓶梅》的作者是一個謎。現在我們只知道他叫做「蘭陵笑笑生」，即便如此，這也還是別人這樣介紹的，而不是他夫子自道。而且，這個介紹也姍姍來遲，是在20世紀30年代發現的那個詞話本上署名為「蘭陵笑笑生」而已。而在整個的清朝，再加上民初的20年，《金瓶梅》都是沒有作者的署名的。或許，他並不叫「蘭陵笑笑生」？或許，別人這樣介紹本身就只是一個煙幕彈？何況，我們知道他叫「蘭陵笑笑生」也並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因為，誰又是「蘭陵笑笑生」呢？目前，學術界關於「蘭陵笑笑生」的候選名單已經開列出了50多個人，但是，最終卻沒有定論。這無疑增加了我們研究的難度。它的作者是一個大文豪？還是一個鄉村的土秀才？或者是……？這一切，留給我們的，都是無盡的遐想。不過，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我們面對的畢竟是作品。在《【紅樓夢】為什麼這樣紅——潘知常導讀【紅樓夢】》（學林出版社2008年版）里，我就說過，當文學作品成為文學作品之後，我管它是誰「生」的呢？應該更重視作品，更重視作品這個文本，這才是最重要的。那些過分重視作者的人，往往關注的都是作品的「意謂」，或者叫做「本義」，也就是「作品想要說什麼」、「作品是怎麼說的」，等等。因此，當然要去首先去追究是誰「說」的，可是，其實作品想要說什麼、作品是怎麼說的等等問題完全就是偽問題，我們根本不可能弄清楚，也永遠不可能弄清楚。

　　 關於文學作品的討論不是考古，你就是把作者請出來，他說的也不能算數。因為他「要說什麼」和作品「說了什麼」，這完全就是兩個問題。那麼，我們究竟應該關注作品的什麼呢？「意義」。陶淵明曾經形容自己的讀書生活是：「奇文共欣賞」，而且，「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裡的「會意」里所「會」的「意」，應該就是我所說的「意義」。同樣，作品的「意義」在什麼地方？這才是一個我們真正需要了解的問題，也是一個我們真正能夠了解的問題。至於作品是「張三」寫的還是「李四」寫的，其實真的沒有那麼重要。對於我們來說，需要考慮的更為重要的問題是，作品這份被「生米煮成了熟飯」後的「熟飯」，需要面對的，也首先是，作品已經是一個世界，一個獨立的世界，其中也蘊涵著它對於人生的闡述和理解。既然如此，，我們就來看看，作品在解釋人生、解釋社會上究竟有多好，究竟有多深刻。以及為什麼會如此之好，如此之深刻？這，是我們在讀作品時首先就要關注的問題。當然，也是我們在讀《金瓶梅》時首先就要關注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就把「蘭陵笑笑生」看做一個符號，猶如我在討論《紅樓夢》的作者問題的時候所稱呼的，「這個被叫做曹雪芹的人」，現在我們也可以如此來稱呼《金瓶梅》的作者：「這個被叫做蘭陵笑笑生的人」。至於這個「這個被叫做蘭陵笑笑生」的人究竟是誰，在我們一時無法將他弄清楚的情況下，也不妨暫時忽略不計。因為它畢竟並沒有從根本上妨礙我們對於作品的「意義」的把握，換言之，它畢竟並沒有從根本上妨礙我們對於作品的「奇文共欣賞」。

　　 在作者之外，《金瓶梅》這部作品本身也存在著許多不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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