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性與常識判斷轉基因的爭論

關注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人們，對法國卡昂大學（University of Caen）的教授塞拉利尼（下文簡稱塞教授）不會陌生，因為他過去就有多項針對轉基因安全性的研究，這些研究每次都會成為熱點——既是一些環保組織懷疑轉基因的證據，也是大多數科學家質疑的焦點。

用科學檢索工具Web of Science查閱塞拉利尼的文章，會發現其有關轉基因安全性的研究引用率遠高於其此前的腫瘤研究。但如果打開這些引用塞教授研究的文章，我們又會發現其中絕大部分是質疑其研究成果的。但另一方面，塞教授有關轉基因毒性的綜述或評論文章則引用者甚微。這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學術界總體上並不認可其研究。

塞教授這次引發廣泛關注和辯論的研究——大鼠長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轉基因農達玉米會致癌——也是引用率的「明星」。論文在2012年9月19日發表，至12月25日，谷歌學術顯示的引用率已經高達19次，而Web of Science顯示為3次，這一差別主要是因為Web of Science是基於大名鼎鼎的SCI系統，其收錄的都是質量相對較好的期刊。

Web of Science的3次引用，並沒有包括發表塞教授研究的《食品與化學毒理學》刊登的讀者來信。

檢索該雜誌，其11月刊上就發表了不下20篇針對該文的讀者來信 [1] ，全部為質疑其研究內容的。而Web of Science收錄的三篇引用塞教授的文章，分別發表於Nature [2] 、環境健康展望（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3] 和冰島醫學期刊 Laeknabladid [4] ，這三篇文章也皆為對該文的質疑與批評。

基於對塞教授研究樣本量不充分、餵養數據缺乏、統計不盡合理等理由，負責為歐盟決策者提供食品安全決策科學依據的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分別於10月4日和11月28日發表了初步和終審意見，認為沒有充分的證據支持其研究結論。

但這一結論也並非毫無爭議。一封由主要來自歐洲的多位知名學者（包括多名人文學者、部分生物學家，但沒有毒理學家和遺傳學家）簽名的公開信指出，包括美國的 FDA（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和 EPA（國家環境保護局）以及歐盟的 EFSA（歐洲食品安全局）在內的食品安全和環境監管機構，在轉基因食品的安全監管上負有罪責（culpability） [5] 。 另一方面，歐洲的不少政治家也認為歐洲食品安全局的結論草率，一些歐洲議會議員聲稱要召集雙方當事人對質。歐洲食品安全局則否定了政治家們的指控。

解讀塞教授的研究

上面對塞教授引起軒然大波的論文發表後事態做了簡要勾勒。無可否認，不論其研究如何受到主流科學界的質疑，也不論這一研究最終是否會被《食品與化學毒理學》雜誌撤稿 [6]，或者其結論是否真的具有顛覆性質，其在轉基因食品的毒理學研究史上都會成為一個標誌性事件。

因為這個原因，我們也有必要來具體看一看文章的主要結論及其面臨的主要質疑與爭議。同時，雖然已經有不少媒體和專欄文章對此進行了報道，但在發表過塞教授原始論文後，《食品與化學毒理學》雜誌在11月份又發表了他對主要爭議的回應。在國內，不論是質疑這一研究者，還是歡呼此研究為轉基因「毒食」蓋棺定論的反轉人士，都沒有注意到這一回應。

按照塞教授課題組在《食品與化學毒理學》發表的論文的說法，這是針對轉基因食物長期毒性的第一次時間長達2年的研究，而此前根據監管機構的要求，這類實驗只需要90天。在這一研究中，課題組共餵養了200隻醫學實驗常用的斯-竇氏大白鼠，雌雄各佔一半。這200隻大鼠被分成了20個組，每組10隻。每個性別中包括1個對照組和9個不同的實驗組，實驗組中的白鼠被餵食3種飼料，分別是抗農達農藥（即草甘磷）的轉基因玉米、農達農藥或者二者的混合。

該實驗中使用的抗草甘膦除草劑的 NK603 轉基因玉米由孟山都公司開發，是歐盟批准種植的為數不多的幾種轉基因作物之一。有了抗除草劑的轉基因品種，農民就可以大量使用除草劑，極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和減少了除草的人力投入。

經過兩年的餵養後，課題組得出結論說，食用轉基因飼料和食用含有草甘膦農藥飼料，導致大鼠出現了顯著的 健康問題，包括生長出腫瘤。

塞教授研究發表後，最初的質疑來自其選擇的鼠種以及樣本量太少——斯-竇氏大白鼠容易患上癌症，而且老鼠餵養了兩年，鼠齡本來就到了該得癌症的時候。對於這個說法，中國的「挺塞派」 表示不屑。按照他們的說法，在有對照組的情況下，如果能證明食用轉基因的實驗組比不食用轉基因的對照組更容易得癌症，這不是更能說明「轉基因致癌」嗎？

這個說法，與塞教授於11月12日在《食品與化學毒理學》上發表的對批評意見的答覆一致。後者說：「該鼠種隨著年齡增長自發患上腫瘤的事實並不會讓本實驗設計無效，因為我們看的是在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患腫瘤的時段、年齡、數量和嚴重程度之間的差別。」 [7]

對於樣本量太小、不足以推算出其結論的批評，塞教授的回答是標準的90天轉基因毒理實驗用的就是每組10隻，而且這一用量也符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標準毒理學實驗規範。此外，在這篇書面回答中，塞教授的課題組也答覆了就其研究資質、統計方法、發布數據等方面的質疑。在應對包括中國《南方周末》在內的媒體問題時，塞教授還否認了自己的研究資助完全來自反對轉基因陣營。

儘管塞教授課題組的書面回答顯得比較嚴謹，但歐洲食品安全局最終仍然在11月28日發表了最終評估結論 [8]，即其結論不能被其數據支持。

實際上，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義大利和荷蘭6個歐盟成員國的食品安全監管機構都得出了這一結論。歐洲食品安全局的最終結論是在總結其6個成員國結論的基礎上，考慮了11月12日塞教授的書面答覆後做出的。

歐洲食品安全局的結論包括，對於這一實驗而言：①鼠種存在問題；②樣本量太少，每種性別只設置9個實驗組和1個對照組這種做法缺乏可信性；③塞教授公布的資料有限，特別是有關實驗鼠的餵養細節不得而知（言下之意就是餵養方式不同也可能導致結果不同）且塞教授在論文發表後沒有應要求提供這些數據；④塞教授的統計方法有問題；⑤統計過程中一些數據欠缺。

而塞教授的統計方法，也是《食品與化學毒理學》發表的書面質疑中遭到批評和駁斥最多的。一個來自法國的評論指出該研究中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差異在統計上並不顯著 [9] 。 另一個來自俄羅斯科學院的批評則認為，該研究不能呈現出轉基因食用量與腫瘤發生之間的關係；而且該研究報告說課題組分析了30種器官，但只報告了幾種器官的數據，其他器官差異則不得而知 [10] 。來自義大利米蘭大學的一個評論還指出，塞教授的研究沒有考慮玉米仁可能遭受真菌感染的情況，而真菌感染足以讓受試動物發展出各種疾病。雖然在這一研究中對照組大鼠和實驗組大鼠食用的玉米來自同一塊地，只相距200米，但這200米的距離足以造成玉米仁被真菌感染與否的差別 [11] 。

此外，歐洲生物技術聯盟的調查則表明，多名記者事先得到了塞教授的論文和新聞稿，其前提是承諾不能將該研究內容透露給任何第三方 [12] 。

事先發布重要研究成果給新聞界，但新聞界不能提前報道稱之為限時禁發（embargo）制度，這本來是科學新聞的慣例。但問題在於塞教授要求的不能透漏給第三方這一併非科學新聞慣例的做法，就使得記者完全無法提前獲得對此研究的批評意見。而蹊蹺的是，就在該論文發表的同時，塞教授也開通了一個發布該研究信息的網站，並發布了一部主要基於該研究結論的專著。顯然，不論研究本身如何，這些做法都表明，塞教授是卯足了勁準備狠狠地炒作一把。

但塞教授畢竟還是一位科學工作者。在面對為數眾多的質疑時，他在應答質疑的同時，也免不了說出些實在話。在書面應答文章中，塞教授等人並沒有回應其統計方法不足的問題，而且承認其論文所用的統計方法對腫瘤發生的分析不足以得出食用轉基因的大鼠會致死的結論。這顯然與其最初發表時一口咬定轉基因飼料是實驗組大鼠致死原因的說法不一致。

實際上，只要秉承了足夠的理性態度，即便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讀者仍然可以做出比較合理的推斷。例如，塞教授聲稱，在有對照組的情況下，選用易患癌的斯-竇氏大鼠種類其實更能說明食用了轉基因的實驗組大鼠是否更容易患癌。

實驗鼠種的選擇

這一說法在未知實驗結果的情況下，應該說相當有理。但我們想像一下，如果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證明實驗組肯定更容易患癌，那選用易患癌的鼠種就更有優勢，因為總有各種辦法來採取特殊手段或選擇特定數據或採用專門的統計方式去說明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在患癌情況上的不同。

說得再通俗一點，如果選用不容易患癌的鼠種，不論實驗組還是對照組，我們都不能保證其一定得上癌症；但如果選用容易患癌的鼠種，那在實驗組和對照組都患上癌症的情況下，剩下的就是如何在數據上做選擇來解釋哪個患癌率更高的問題了。這正如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亞科學博主所寫，「很顯然，（塞拉利尼等人）這篇論文有一個預設的議題。」 [13]

但人們會問，標準的毒理學實驗不是也經常選用易患癌的斯-竇氏大鼠么？我們在此處可以試著先拋棄特定的專業知識，用自己的理性與邏輯來理解這一問題。為什麼要找一個容易患癌的實驗鼠呢？因為很多致癌毒理學實驗要驗證的具有潛在致癌作用的物質有效含量極低，不容易患癌的鼠種可能終其一生也無法達到人們要驗證目標物是否有致癌作用的目的。為此，我們就需要敏感一點的容易患癌的動物，從而通過控制動物暴露或接觸條件來驗證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差異。

但對於已經有大量毒理學實驗表明其沒有致癌作用的某種物質，如果要驗證其在新的條件下（如食用兩年轉基因飼料）是否致癌，就應該反過來，找不容易患癌的實驗動物品種。只有這樣，實驗組動物通過接觸目標物質患上癌症才更能說明問題。

樣本量不足

同樣的道理也可以用於說明樣本量，充分運用我們的理性思維，不需要討論複雜的統計學差異，就可以理解此處的本質。

本文前面已經講過，面對指責，塞教授表示，每組 10 只的樣本量符合了OECD的規範，也與以往的轉基因毒理學研究一致。實際上，以往每組實驗動物較少，是因為學界普遍認為轉基因沒有毒性，相對少量的樣本就夠用了——在普遍相信沒有毒性的情況下，一旦出現毒性，樣本量不用多就很能說明問題。

而在驗證斯-竇氏大鼠食用轉基因致癌與否的研究中，既然知道斯-竇氏大鼠在長達兩年的時間會患上癌症的幾率極大，那就需要儘可能多的樣本量（歐洲食品安全局的評估中，一些專家認為實驗動物應該達到每組 50 只才能有效地顯示出統計差異），才能鑒別出各種不同的致癌原因，並在實驗的目標物質（轉基因飼料）與結果之間找出一一對應的相關性。

正因為如此，科學家與食品安全監管機構才以樣本量不足作為否定塞教授研究結論的原因之一。

塞教授研究的價值

擁戴塞教授的反轉人士可能會憤怒地指出，質疑該研究的科學家都是被轉基因產業收買了。但國際消費者聯盟組織（IOCU）一向以保護消費者利益為己任，IOCU的轉基因專家邁克爾·漢森（Michael Hansen）也表示，每組10隻的樣本量不能得出任何結論 [14] 。

然而，漢森也肯定了塞教授這項研究的積極之處，那就是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時間長達2年的轉基因毒理學實驗。我們有必要進行這樣的實驗來驗證轉基因是否具有長期毒性。

此前，主流科學界普遍認為，大鼠的90天毒理學實驗對於了解轉基因是否有亞慢性毒性已經足夠，這是從實驗鼠的生理結構與人體進行類比這一毒理學的基本原則得出的結論。

儘管如此，既然塞教授課題組進行的兩年大鼠餵養實驗為轉基因毒理學提出了新的問號，那就有必要加強這一類更長期的研究，即便單從打消公眾對轉基因食品安全的憂慮這一目的出發，進行更長期的毒理學檢測與觀察也是值得的——對於轉基因毒理學研究而言，安撫公眾的重要性，其實一直都不弱於科學發展本身的需求。

賈鶴鵬，著名科學評論者，中科院《科學新聞》雜誌前任總編輯，現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科技政策專業在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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