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晨光 | 美國民主是如何煉成的？

　　摘要

　　在威布看來，美國民主發展的全部動力，就在於「對遙遠的、排外性的權力中心的習慣性不信任;對於自命的、自我永存性權力的長期懷疑;一種認為公民有權耍脾氣及坦率發表意見的假定，以及一種對小的、靈活性團體的忠誠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但美國的國父們早已撇開了對於純粹民主的幻想。

　　我歌唱一個人的自身，一個單一的個別的人，

　　不過要用民主的這個詞、全體這個詞的聲音。

　　——惠特曼《我歌唱一個人的自身》

　　薩托利曾把民主理論分為規範的和經驗的兩種，如果理想與現實之間具有不可彌合的鴻溝，那麼除非在純粹的理念世界，就不可能存在民主。但薩托利同時承認，關鍵的問題不在於事實與價值之別，而在於「理想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麼樣的方式得以實現和能夠實現」。這就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現實世界中或許也存在著民主，至少存在著民主的可能性。但要解答這一關鍵問題，需要訴諸的主要不再是理論，而是歷史。歷史學家威布(Robert H·Wiebe)在《自治：美國民主的文化史》的「結論」部分說：「儘管沒有人一定要讓歷史去預測未來，但是我們需要用歷史去理解我們處在什麼位置以及我們實際上有多少選擇的餘地。」

　　事實上，威布不僅認為有一種「民主」，還有一種「美國民主」。《自治》的第二章看似散漫，與全書主題無關，其實威布正是要通過歐洲人看美國人的他者視角來表明，新世界擁有與舊世界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他在接近末尾的地方說，美國民主活力的最主要障礙，既不是備受批評的個人主義，也不是表現愈加明顯的兩極分化，而是「最初在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之間才開始的一種集權化的等級關係結構」。歐洲人在19世紀初還在守衛的秩序代表著古老的等級制度，甚至啟蒙運動的術語本身也隱藏著少數啟蒙者的優越感。相形之下，雖然在舊世界的文明人看來，美國人粗俗而膚淺，彷彿尚未開化，但美國社會具有任何社會都難以相比的生機與活力，而其根源，就在於一種佔有慾極強的個人主義和不可抑制的事業心。

　　但美國民主真正寶貴的財富並不止於此，建立於自我選擇和管理基礎之上的具有兄弟般情誼的團體自治，建立在差異性基礎上的一致性，建立在多樣性基礎上的整體性，才是美國民主的原初精神。雖然威布力圖顯示自己在對歷史進程進行客觀描述，但他心中一定充斥著這一信念。這一精神的形成，一方面可以追溯到聯邦黨人奠定的公民個體本位的國家設計上，但即便如此，他們仍被視為等級制度的堅持者，以致「聯邦主義、美國憲法、獨立宣言」這些具有國家意涵的事物還不被認為是政治。政治更多地被認為是地方性的，反聯邦黨人倡導的共同體原則為獨立個體提供了形塑一致性和整體性的力量，但同時，原有的道德和文化因素逐漸退隱，象徵公民身份的乃是工作權和選舉權。

　　也許美國民主的真正動力，藏匿在立國之初就註定的美國政治自身的衝突和緊張之中。最初是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的對壘，後來聯邦黨人成了輝格黨、反聯邦黨人成了民主黨，再後來就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並立了，只不過「民主黨」這同一個稱謂已表示不同的含義。正是這一動態的過程被威布稱為「發展的道德」。不過，倘若同意托克維爾的看法，即「民主制度喚起和培養了一種可能永遠不會使他們完全滿意的對平等的強烈感情」，那麼在相互衝突的各種價值中，佔據主要地位的應該是平等，而平等正是等級制度的仇敵。考察美國民主的歷史，便是考察平等觀念在美國社會不同時期的實現程度，而衡量平等程度的指標最好莫如公民權的普及率。

　　以此觀之，19世紀20年代到90年代雖然為美國民主提供了原初精神，但由於當時的公民權還僅僅局限於分散的地方上的白人男子之中，民主的成功無論就人口還是地域都尚未達到國家層面，因此也根本談不上「美國」民主。

　　作為具有轉折性和過渡性的階段，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產生了兩大後果：一是等級制度的產生，一是下等階級的沉淪。所謂「下等階級」或不如說窮人，是與不斷形成的全國性中產階級和地方性中產階級相較而言，因為金錢與權力逐漸集中在中產階級手中，如果有什麼「上等階級」，也是出自中產階級內部。奇怪的是，威布並沒說中產階級與下等階級之間存在致命的不平等，至少不認為有何大礙，他說的「等級制度」主要指全國性的集權結構——不再是民主塑造國家，而是國家塑造民主。

　　在20世紀20年代以來真正的現代民主發展階段，主要通過非洲裔美國人的民權運動和美國婦女的女權運動的展開，美國公民權獲得極大的普及。但就在這一不斷走向平等的趨勢中，威布還是看到等級制度在不斷建立起來，因為即便是運動領袖人物也難以抗拒國家制度展現的力量，並按照既定的規則行動。60年代之後，個人主義更多地意味著追求個人慾望的滿足，自由被權利代替，那麼即便是奴隸也可以被稱為公民了，因為一個強大的專制國家也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威布看到了公民自治精神的蛻化，即現代個人對政治越來越冷漠和無能了，但他提供的解釋是「從全球角度考慮，從地方做起」與「從地方角度考慮，在全球展開行動」的不同，並透露出對於後者的欣賞。

　　正是在危機之處，可以看出馬基雅維里所說的「重返源頭」的意義。在威布看來，美國民主發展的全部動力，就在於「對遙遠的、排外性的權力中心的習慣性不信任；對於自命的、自我永存性權力的長期懷疑；一種認為公民有權耍脾氣及坦率發表意見的假定，以及一種對小的、靈活性團體的忠誠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但美國的國父們早已撇開了對於純粹民主的幻想。雖然國家的至高權力有可能成為民主的敵人，但倘若民主不是具有全國整體性的，又怎能證成自身?作為現代政治的偉大產物，民主制度自身的戰爭，既能導致其興盛，也能導致其衰亡。薩托利是對的，從來沒有絕對的民主，有的只是被統治的民主。要使民主常葆青春，既需要熱愛民主精神的偉大政治家，更需要惠特曼所歌唱的一個個現代人——「那情感、意向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他愉快，能採取合乎神聖法則的最自由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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