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與袁庚

李鴻章與袁庚

（紀念招商局130年）

（按：這是我多年之前寫給鳳凰周刊的報道，現在看，意義仍在。不知百年沉痾何日可醫？）

一、李鴻章，蓋棺無定論

整整100年前，一個老人在「國人曰皆可殺」的罵聲中悲愴失意地死去。臨死之前一個小時，俄國公使還趕來催促他為此生的最後一個賣國條約簽字畫押。彌留之際他還在為國擔憂，念念不忘痛斥已被砍頭的山西巡撫毓賢。他認為正是毓賢等人縱容民眾誅殺洋人大使，導致八國聯軍入侵，使帝國臉面丟盡。

這個老人就是被稱為「中國最大的賣國賊」李鴻章。李鴻章是因為肝病而死，按照中醫的觀點，「恐傷腎、怒傷肝」，他一生簽署多個賣國條約的怒氣全部於淤積在肝上，牢騷鬱抑，胸中塊壘，焉有不死之理？這個在大清王朝位極高、權極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臣死前或許已經預感到了身後的罵名，因此，「時有盛怒、或如病狂、拊心嘔血、遂以大漸」。

在迄今為止的中國大陸教科書上，李鴻章都是作為反面教員出現的。然而，在大清帝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而他所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最難堪」之事。李鴻章是奉命收拾殘局，所有條款都經朝廷同意，他沒有背著最高統治當局出賣過任何國家權益，因此，國人在痛罵他的時候，是否知道他內心的無助無辜與無奈？國家衰敗到了一場大風就要颳倒的地步，作為一個忠心的老僕，也只能捂住什麼算什麼了，只要房梁不垮就謝天謝地了。

李鴻章的政敵梁啟超在李去世後兩個月就寫出了名著《李鴻章傳》。他說，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讀中國近代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早在甲午海戰之前二十年（1874），李鴻章目睹小國的日本因學習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視以天朝大國自居的清帝國，出兵攻打台灣，深為震動，在給皇上的奏摺里痛切地寫道：中國在五大洲中自古稱最強大，今乃為小邦所輕視，練兵、製品、購船諸事，師彼之長，去我之短，及今為之而已遲矣！若再因循不辦，或旋作旋輟，後患殆不忍言！」

當今之世，乃千年來一大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抓事，精功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況且那洋人論勢不論理，以兵勢相壓，我方欲以筆舌勝之，不是開玩笑嗎？因而自有洋務運動以來，迭次辦案，無非是委屈將就，今後此類事件會越來越多，洋人恃強要挾，國不將國也。

因此，李鴻章在千夫所指的情況下大辦洋務。所謂洋務運動，就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發展機器製造業，走工業化道路，以此遏制洋人氣焰，維護大清國利益。為此，李鴻章一再請求朝廷廢除科舉、普及西學，開化世風，「使天下有識之士無不明洋務，庶練兵、制器、造船等事，可期逐漸精強」。

有學者指出，按照19世紀下半葉人類文化已達到的水平去衡量，清朝末年的統治者大都是知識低下，目光短淺的平庸之輩。但在激烈的社會震蕩中，他們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較傑出的人物。李鴻章就是其中的一個。張之洞、梁啟超都認為李氏的見識超出同儕，這個論斷是公允的。準確點說，他是甲午戰爭前，為數不多的識見超群的清政府大員之一，無奈生不逢時而已。

有學者在研究了日本、德國、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百餘年來近代化的歷程，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規律——它們無一例外地經歷了三部曲：一是統治形式為開明專制。雖然是獨裁統治，但官員和民眾卻把近代化作為壓倒一切的目標奮鬥不止。如德國的俾斯麥、日本的大久保、韓國的朴正熙、台灣的蔣氏父子。二是資本主義民辦工業化。這是近代化的核心。官辦的工業化往往效率低下、虧損累累，只有民辦，才能花最少的錢辦最多的事，以最快的速度實現工業化。三是政治民主化。隨著工業化的進程，專制體制壽終正寢，退出歷史舞台，近代化活動宣告成功。

在歷史上，中國幾乎是與日本同時代遭受列強欺辱，同時代走上近代化之路的。1868年，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僅僅相差了四年，李鴻章在1872年上書同治皇帝，奏請在香港設立招商局，開始了洋務運動。但是此後結果卻大相徑庭，日本在20多年後一躍成為世界強國，中國卻愈發墮落為世界上最腐朽最軟弱的國家之一。

同是亞洲國家，為什麼日本的近代化成功了，而中國的屈辱卻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中葉？也許，我們能從中國現存的最古老的股份制企業——招商局的興衰中看出一些端倪。招商局是中國最早的航運企業，也是中國洋務運動碩果僅存的產物。

二、袁庚，功成身退後的孤獨

能把100多年的封建大臣李鴻章與共產黨的官員袁庚聯繫到一起的就是招商局。

作為一個頗有學識和見識的人物，袁庚不像一般人物那樣以談李鴻章為恥，而是對李鴻章的一些舉措頗為欣賞。他告訴我，1872年，李鴻章上書同治皇帝和皇太后，請求設立招商局，奏摺呈上三天之後被批准。而在1978年10月，袁庚的一份《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也是在上報中共中央三天之後獲得認可。袁庚認為這既是一種巧合，也是一種必然，因為任何國家、任何政權都必須在世界大潮流中力爭強盛，否則，就會被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不屑一顧地拋棄。同時袁庚的這份報告又是一種悲哀，招商局的重複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歷史的重複，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明就是在這種重複的悲哀中跌入了積弱的深淵。當然，重複也代表一種反省和新生，只要重複的不是錯誤。

李鴻章的奏摺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他說，若是由商人入股，官方出面組織運輸的輪船招商局成立，「從此中國輪船暢行，閩滬各廠造成商船亦得隨時租領，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佔盡，其關係國計民生者，實非淺鮮。」李老爺子的本意是調動官方的勢力與實力，支持中國新興的民辦機器製造業，但在給皇帝的說法上卻用心良苦，說是入股商人所屬的輪船股本必將運輸經營的過程中，漸歸併官，國家可以坐收漁利。

招商局成立之初的經營相當不錯。

1873年，招商局輪船「伊敦」號由上海首航香港，開闢了中國第一條近海商業航線。同年，招商局開闢了至日本的中國第一條遠洋商業航線。

1877年招商局收購了財力雄厚的美資旗昌輪船公司，外資洋行壟斷中國航運的格局為之一變。，成為中國民族航運業的象徵。

招商局投資創辦了創辦中國第一批民族工商企業，其中著名的包括：中國第一家大型煤礦─開平礦務局，中國第一家大型鋼鐵煤炭聯合企業─漢冶萍廠礦公司，中國第一家大型紡織企業─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保險招商局，中國第一條電話線，中國第一條鐵路……

然而，招商局好景不長，待到甲午戰敗，李鴻章失勢，「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即告徹底破產。　　

1978年6月，受交通部長葉飛委派，袁庚去香港調查招商局的經營情況。「到香港一看很傷心。」袁庚說，當時香港有個船王叫包玉剛，1950年，招商局起義時有13條船，包玉剛才有兩條船，到1978年，包玉剛卻成了世界船王，擁有2000萬噸的船隊，而此時有106年的歷史的招商局卻一條船都沒有，破敗不堪。「當時的招商局在做什麼呢？如果有船到香港了，船上的人需要大米、蔬菜、水，招商局的人就把東西送到船上，或是把生病的船員送到醫院，收他的手續費。」香港沒人知道招商局，問人，人會反問「照相還有局？」

「看到一個企業變成這樣，心裡非常難受。」袁庚說，有了香港做參照，很多問題就變得清楚了，「比如說包玉剛，是從上海鄉下到的香港。在市場經濟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環境下，有才華的人會脫穎而出。」於是就產生了1978年10月9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提出要「面向海外、衝破束縛、來料加工、跨國經營、適應國際市場特點、走出門去做買賣」！

按照當時中國普遍的思維模式，這簡直是一份復辟資本主義的宣言書，是犯上作亂。更何況袁庚曾被定為美國特務被關入秦城監獄，直到1973年才被釋放。

然而，這份在當時看來觸目驚心的報告在三天里通過了。看來它與中國政府試圖改革的願望不謀而合了。　　

到2000年，招商局資產管理總額達1200多億港元，列中國大型國有企業500強的第26位。曾創辦過中國第一家銀行和保險公司的招商局，於1987年創辦了中國大陸第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招商銀行；於1988年倡導成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家由企業合股興辦的保險公司─中國平安保險公司，同時還收購了倫敦和香港的兩家保險公司，成為第一家進入國際保險市場的中國企業。

100年的彎路讓人百感交集，當年的李鴻章為什麼敗得那麼慘，而權力與地位都不能與他同日而語的袁庚卻能功成身退？

三、百年之間的異與同

招商局在洋務運動中不到20年便由盛而衰，在改革開放中不到20年又由衰而盛，100年的歷史彎路，辜負了多少大好時光和熱血男兒？看看百年間這個企業遭遇，也許很有意思。

1、在李鴻章時代，中國的主體反對近代化，因而阻力奇大。反對派說他「西人尚無疑問，華偏增多口」，沒事找事，危及國家安全；說他「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廷謀也」，「肥己進身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說他「奪小民生計，資敵人深入」，李鴻章每辦一事，頑固派都會橫加阻撓。招商局開設之初，地方官帥經常派員查帳找岔，敲竹杠，使其窮於應付。因此，在20年這個相同的時間單位里，中國僅修建鐵路百餘公里，而日本則修築了3000英里。

2、人才奇缺。中國當時還在實行科舉制度，因而管理層和知識層對科學技術和政治民主知之甚少，大臣之中真心搞洋務者不過二三人，企業中技術人才全靠外國人。「所請外人高下不等，所用機器原委難明」，因而很多事「不免觀望」。

3、失誤多多。阻力大人才少，對世界科技發展趨勢渾然不知，加之甲午戰敗的致命打擊，李鴻章的失敗已成命中注定。

而到了招商局第29代掌門人袁庚那裡，中國的情況已經與當時有了天壤之別：一是國際環境由外國欺辱壓迫盤剝變為平等競爭，民族自信心高漲。二是中國主體現代化決心極大，中國大陸的兩代領導人都對招商局這個改革的「試管嬰兒」呵護備至。三是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在中國得到了相當的普及。四是對西方世界由盲目痛恨到承認和尊重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即使如此，袁庚們在改革中遭遇的阻力和攻擊竟然與李鴻章時代驚人地相似：

1、賣國。反對改革的極「左」人士影射蛇口類似於舊中國的租界。

2、挑戰國家體制，威脅國家安全。

3、損公肥私，倡導拜金主義。

4、導致兩極分化，社會不公。

100年過去，「主義」不同了，說法仍似曾相識，這說明一直深深禁錮中國人的保守、僵化、夜郎自大等思想觀念還頗有市場，特別是一些中上層官員把保守當忠誠，把僵化當原則，完全扭曲了生活、生命、國家、民族的本來面目，眼瞅著中國在世界的落後與貧窮不心疼，卻痛罵那些實幹家是「叛逆」。好在他們再也成不了氣候了。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讀了美國中央情報局1985年的一份關於中國的報告後說，雖然這個報告著重指出了中國經濟上的各種弊病，但卻證實了我的看法：中國100年來的革命，已於80年代完成。其間最大的一個收穫，則是這個國家今後已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說明中國歷史已開始與西洋文化匯合，免除了「主義」的混淆隔閡，使全民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環境而生存。說明中國過去以刑法作張本，以文士管制億萬農民的方式，終於被注重民法，以商業習慣、以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為前導的管理方式所代替，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體系。

為了這個結果，中國上至國家首腦，下至黎民百姓，在思想觀念上的激烈交鋒待續了100年，顯示著整體社會重新構造過程的艱辛。

招商局的例子就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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