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文摘丨從「美的理想性」到「現實主義」：王遜美學思想管窺（上）

《美術研究》2016年第3、4期

從「美的理想性」到「現實主義」：

王遜美學思想管窺

（上）

王浩

內容摘要：王遜（1915-1969）作為美術史論家、新中國美術史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其實際成就和貢獻久未受到充分重視和評估，其美學思想更是罕為人知。大致說來，王遜的美學思想主要是來自康德以來的德國古典美學傳統而又有所拓展，並在近於馬赫主義的實在論的基礎上，試圖用主體性來調和「藝術」的形式論和內質論，且呈現出由前期強調「美的理想性」到後期重視「現實主義」的看似迥異、實則一貫的思想軌跡；還應注意的是，雖然王遜很早就受到左翼思潮的熏染，但其美學思想中的「現實主義」與曾經盛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似同實異。對王遜美學思想及其內在邏輯的考察，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王遜的整體學術成就和貢獻，而且可以與20世紀中國美學及相關學術的發展歷程相互印證。

關鍵詞：王遜 美學 理想性 現實主義 實在論 馬赫主義

王遜（1915-1969），山東萊陽人，中國著名美術史與美術理論家，中國現代高等美術史教育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長久以來，由於種種原因，美術史論家王遜（1915-1969）的實際成就和貢獻並未受到充分重視和評估。相對而言，作為新中國第一個美術史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的實際創建人，王遜培養出了一大批出色的美術史學者，使得其教學理念和學術思想得以傳承不絕，其美術史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成就也尚能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和認同；不過，對於王遜的美學思想及其造詣，人們則知之甚少。之所以如此，一是由於王遜的坎坷遭遇，其存世論著本來就不多，其中專門的美學著述更是罕見[1]；二是因為王遜在1952年正式任教中央美術學院之後，其主要精力一度放在籌建美術史系及相關工作上，後人對其學術成就和貢獻的了解主要也是在美術史研究方面。

然而，雖然王遜的專門美學著述並不多見，但其美學思想散見於他的各種論著中，不僅洞見紛呈，而且漸成體系[2]。考察王遜的美學思想及其演變，既有助於對其學術成就和貢獻的整體認識，又可以與20世紀中國美學及相關學術的發展歷程相互印證。本文即以目前所見王遜的若干論著為主要依據，兼及其他相關資料，對王遜的美學思想及其學術淵源和知識結構，尤其是其內在邏輯，鉤沉索隱並略作闡發，以為對這位才華橫溢、英年早逝的前輩學者之紀念。

《中國美術史講義》，王遜編，中央美術學院，1956年，及翻印本。

一、學術淵源

王遜的美學思想是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前期的西學東漸尤其是新文化運動及其前後的啟蒙思潮中生髮出來的，故而其美學思想首先表現為對來自西方的美學學科以及相關知識的吸收和消化，其次才是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美學思想資源的整理和研究。因此，要了解王遜的美學思想，有必要先來考察其接受及可能接受的美學思想的學術淵源和知識結構。

一般認為，儘管人類的美學思想起源甚早，作為一門哲學分支學科的美學的誕生卻是在18世紀中葉的德國：人們通常把德國學者鮑姆加通於1750年發表《美學》第一卷作為美學學科誕生的標誌；鮑姆加通在書中把美學定義為「感性認識的科學」，尤其強調美學要研究體現於「自由藝術」的「完善」的感性認識，所以美學也是「自由藝術的理論」[3]。在鮑姆加通之後，美學大致呈現出兩種發展態勢，即所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4]：前者基於形而上學的演繹法，用概念思辨解釋審美現象，以康德、黑格爾的美學為典型；後者基於審美活動的歸納法，從經驗事實引出美學原則，以19世紀後期興起的心理學美學和社會學美學為代表；無論是自上而下的美學還是自下而上的美學，都以藝術為主要考察對象，這與鮑姆加通最初對美學的設想大體一致。大約也是在19世紀後期，美學學科及相關知識通過西方來華傳教士以及訪日中國學人傳播到了中國[5]。到20世紀初，尤其是王遜考入清華大學的1933年前後，中國學者對美學學科的歷史和理論已經有了較為完整和具體的了解，這從當時發表和出版的眾多美學論著和譯著中可見一斑[6]，也是王遜的美學思想得以產生和形成的基本背景。

據目前所見，王遜對美學和藝術史的系統學習和研究，應該主要是從大學時期開始的。1933年9月，出生於書香門第的王遜從北平師範大學附中考入清華大學，本想進土木工程系學習建築，後因在國文課上受到聞一多（1899-1946）、林庚（1910-2006）兩位老師的器重和鼓勵，於1934年9月轉入國文系；此時，適逢赴歐訪學（1933-1934）的鄧以蟄（1892-1973）回到清華哲學系任教，王遜受其影響，對美學產生濃厚興趣，遂於1935年9月轉入哲學系。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清華南遷，鄧以蟄由於身體病弱而滯留北平，王遜則輾轉南下，在長沙找到已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建臨時大學的清華大學，繼續學業；1938年，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並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王遜因曾在清華休學半年（1936年7月-11月），故於本年8月才在西南聯大文學院哲學系畢業，其後又曾就讀於西南聯大文科研究所（1939-1941）。從王遜的求學經歷來看，他是受到鄧以蟄影響才轉學美學和哲學，鄧以蟄在課外還曾每隔一周就帶王遜到故宮觀摩古畫，王遜對此一直感念不忘[7]。因此，考察王遜的美學思想不能不注意鄧以蟄的影響。

鄧以蟄（1892-1973），安徽懷寧人，中國著名美學家。

鄧以蟄早年（1907-1911）留學日本，在學習日語的同時得以接觸西方文化，後來（1917-1923）又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哲學和美學，回國後曾經（1923-1927）擔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在哲學系和北京藝專講授美學和美術史，1929年（此前兩年任教於廈門大學哲學系）才到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正如鄧以蟄的另一個學生劉綱紀所指出，作為一個美學家和美術史家，鄧以蟄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五四」以後的幾年間提倡新文藝，二是從20世紀30年代初起研究中國書畫的歷史及其美學理論；鄧以蟄提倡新文藝的文章，搜集在他的《藝術家的難關》一書中，從中可以看到，鄧以蟄在美學上受到了溫克爾曼、康德、席勒、黑格爾、叔本華以及柏格森等哲學家的影響，其中尤以黑格爾的影響為最深，後來對中國書畫史論的研究又流露出克羅齊思想的印跡。[8]結合上文所述美學學科的發展歷程來看，鄧以蟄所受到的這些學術影響大致屬於德國古典哲學和美學的傳統，下文將會申明，王遜的美學思想也是從這個傳統中生髮出來而又有所拓展。

應該注意的是，雖然王遜沒有出國留學的經歷，但其在就讀清華大學期間曾修學英語、德語，且都有相當高深的造詣；尤其是王遜考入清華時，適逢中德文化協會剛剛成立，王遜時常參與其中的活動，這不僅為他學習德語、了解德國的文化和學術提供了便利條件，而且結識了對自己有提攜之功的鄧以蟄、宗白華（1897-1986）、滕固（1901-1942）等知名學者，為日後從事哲學、美學和美術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9]。

關於王遜的哲學、美學和美術史研究，還需要注意到他曾就讀和任教的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及文學院的學術氛圍對他的影響。1930年代的清華哲學系，在學術思想上推崇實在論，在治學方法上注重邏輯論證和概念辨析，這幾乎是當時學界的共識[10]，而王遜就學其中，耳濡目染，可謂自然，並在系主任馮友蘭（1895-1990）的介紹下於1936年加入了當時中國哲學界的核心學術組織——中國哲學會。後來王遜曾經任教於雲南大學文法學院文史系（1941-1943）、西南聯大文學院哲學心理學系（1943-1946）、南開大學文學院哲學教育系（1946-1949）、清華大學哲學系和營建系（1949-1952），主講過「形式邏輯」、「倫理學」、「美學」、「中國藝術批評史」、「中國工藝美術概論」等課程，據王遜自述，他所講授的內容在哲學觀上即是近於馬赫主義的實在論，而他的治學方法在注重邏輯思辨和義理分析之外，兼重西南聯大文學院國文系和歷史系的考據方法[11]。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王遜生於國運維艱、內憂外患之世，其就讀清華大學時更是遭逢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加緊侵華步伐、國內各種勢力明爭暗鬥、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加重的特別時期，此時王遜的總體思想傾向明顯較為激進，比如他積极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及其前後的多種左翼組織及其活動（參見《年譜》1934-1936年的相關記載），尤其是還與同學組織讀書會，每周六下午聚集到位於北平西城區北溝沿的愛國民主人士、曾經翻譯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藍公武（1887-1957）家裡[12]，一起研讀《資本論》，並一度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年譜》第20-21頁）。

至此，我們大致鉤沉出了王遜美學思想產生和形成的總體和具體背景，接下來將會看到，這些背景因素在王遜的美學思想和著述中都有所體現。

二、知識結構

目前了解王遜尤其是其早期的美學思想，只能以其存世的有限的若干著述為主要依據，現把其中被王遜作為基本或重要論據明確引證的美學家依次羅列並簡要說明如下，庶幾可與上述學術背景因素相互參證，見出王遜美學思想所依託的知識結構之大概。

弗理采（V.M. Friche，1870-1929），前蘇聯美學家、文藝理論家，其《藝術社會學》和《歐洲文學發達史》在王遜發表《美的理想性》的1936年之前都有中譯本[13]，其美學思想大體屬於社會學美學的範疇。王遜認為，關於藝術，「唯物主義的批評如弗理采之流更指出了『時代的意義』、『社會的解釋』。這些在我們看起來也是無可厚非的」（《美的理想性》，《文集》第3頁）。

布洛（E. Bullough，1880-1934），長期任教於英國的瑞士心理學家，提出了解釋審美經驗的「心理距離」說，是心理學美學中影響廣泛而又深遠的一種學說，王遜也認為Psychical Distance（心理距離）「的確是一個很恰當的名字」（同前第9頁）。關於「心理距離」說的具體情況，美學家朱光潛（1897-1986）在其《文藝心理學》中有專章予以述評；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潛1933年從歐洲回國後，曾用《文藝心理學》書稿作講義在清華、北大各講過一年，1936年《文藝心理學》由開明書店正式出版，因廣受好評，曾被有些學校哲學系和藝術系專修科當作課本，此後多次印行[14]。有理由推斷，朱光潛及其《文藝心理學》，極有可能是王遜了解布洛的「心理距離」說乃至其他西方美學知識的途徑之一。

朱光潛（1897-1986），安徽樅陽人，中國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

桑塔亞納（G. Santayana，1863-1952），美國哲學家、美學家、文學家和文藝批評家，以其哲學上的新實在論和美學思想被1920-1930年代的中國學界所知[15]。王遜認同桑塔亞納的情感的「客觀化（Objectification）」之說，認為這是美感經驗的必要條件（同前第10-11頁）。

貝爾（C. Bell，1881-1964），英國美學家，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第五、六章曾述及其學說。王遜認為，欣賞藝術其實就是欣賞貝爾在《藝術》中所說的「表意的形」（Significant form，今通譯為「有意味的形式」，同前第11-12頁）。

馬克思（K.H. Marx，1818-1883），德國思想家、馬克思主義學說創始人之一。王遜在《再論美的理想性》中主張美的事物不只是物理的存在，同時也是心理的存在，並引述馬克思對費爾巴哈及機械唯物論者的批評，稱其為「近代最偉大的先知者」（《文集》第13頁）。上文提到，王遜有過閱讀馬克思《資本論》的早期經歷，而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在王遜發表《再論美的理想性》的1936年之前也已有多個中譯本[16]，雖然王遜在此並未明點馬克思之名，也未標引文出處，但其所引正是出自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立普斯（T. Lipps，1851-1914）、陸宰（R.H. Lotze，1817-1881）、谷魯斯（王遜譯為「葛露斯」，K. Gross，1861-1946），這三位德國美學家雖然觀點有所不同，但都是心理學美學中移情說的主要代表人物，而移情說尤其是立普斯的美學思想，中國學者早有譯介[17]，在1920-1930年代廣為學界所知，朱光潛也在《文藝心理學》第三章中對移情說有詳細述評。王遜對此三人的學說做了具體比較和批判分析，基本上認同移情說的思路，認為美感經驗是主體將「人格」（包括立普斯所謂「動的觀念」或「我」、陸宰所謂「筋肉感覺」、谷魯斯所謂「小景像」）注入對象（《再論美的理想性》，《文集》第13-16頁）。

叔本華（A.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國哲學家，清末以來的中國學人對其人其說多有譯介，其中如王國維（1877-1927）還據以寫出《紅樓夢評論》[18]。王遜認為，美感經驗所實現的意義中可以包容叔本華所謂「意志」（同前第15頁）。

亞里士多德（王遜譯為「阿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古希臘哲學家，其著作和學說自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來華時即有譯介，晚清以後更是多被引介[19]，而其美學思想尤以其《詩學》中關於悲劇心理的「卡塔西斯」（Katharsis之音譯）說最為著名，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第十六章中對其有詳細述評。王遜引用亞里士多德之說，並以「凈化」釋Katharsis，認為美感經驗使得「人格」實現了「凈化」（同前第17頁）

佩特（王遜譯為「柏德」，W.H. Pater，1839-1894），英國作家、批評家、唯美主義文藝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一切藝術都以趨近音樂為旨歸」的主張在1930-1940年代的中國文藝界和學界影響較大[20]，王遜也引述其說，但認為在中國則是「一切藝術趨向美玉」（《玉在中國文化上的價值》，1938年，《文集》第111頁）。

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國哲學家和思想家，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

康德（I. Kant,1724-1804），德國哲學家、美學家，其人其學及其著作至少自清末梁啟超、王國維等開始即有譯介[21]。王遜在論著中明確論及康德之處不多，但其似乎信手拈來一樣的提及正表明其熟知康德的學說（《表現與表達》，1946年，《文集》第19頁），且如下文所述，其早年的美學思想主要就是出自康德以來的德國古典美學傳統而又有所拓展。

布雷蒙（王遜譯為「白瑞蒙」，H. Brémond，1865-1933），法國神學家、詩論家，以提倡祈禱性的「純詩」而知名，其學說在1920-1930年代被譯介到中國[22]。王遜在論述詩的表現時曾提到其主張「詩表現了一種神秘而又一致的實體」（同前）。

克羅齊（B. Croce，1866-1952），義大利哲學家、美學家、歷史學家，其思想受黑格爾的影響較大，其美學思想至少在1920年代初即已被中國學界所知[23]，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第一章和第十一章中對其美學思想有詳細述評。王遜在論述詩的表現時曾附帶述及克羅齊的「直觀」思想（同前）。

瓦雷里（王遜譯為「梵樂希」，P. Valery，1871-1945），法國象徵派詩人和詩論家，倡導音樂性的「純詩」，與布雷蒙齊名，穆木天（1900-1971）、梁宗岱（1903-1983）等在1920-1930年代對其詩作和理論多有譯介[24]。王遜在論述詩的表現時曾提到其認為詩表現了「一個宇宙的覺識」（同前）。

懷特海（王遜譯為「懷悌黑」，A.N. Whitehead，1861-1947），英國哲學家、數學家，其基於多元實在論的「機體哲學」和「過程哲學」至少在1930年代就已經被中國學界所知[25]。王遜在論述詩的表現時曾提及其指出詩表現了「一點具體而真實的基本經驗」（同前）。

以上所述，只是目前所見王遜在自己的論著中明確引證過的西方美學家及其主張，並不足以涵蓋其所接受的西方美學知識之全部，但大致可以見出其美學思想得以產生和形成的知識結構，表明其對從古希臘至當代的西方美學思想有著廣泛而又具體的了解，尤其是對康德以來的德國美學思想有著更多的把握和認同。據此並結合先前所揭示的學術淵源，就可以對王遜的美學思想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了解上述各種因素在的具體體現和拓展了。

（未完待續，圖片均來自網路）

注釋：

[1] 王遜早年學術積累的一個關鍵時期是因抗戰而流寓昆明期間（1938-1946），但其大量的讀書筆記和文稿在日寇轟炸中損失殆盡；至於王遜後來的學術資料和未刊稿，則大多亡佚於「文革」。目前所見王遜的著述，主要有《中國美術史》，薄松年、陳少豐校訂，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年；《王遜學術文集》（下文簡稱《文集》），王涵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王遜美術史論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此外，王遜的其他佚作亦偶有發現。本文所述王遜生平信息，均據王涵編《王遜年譜》（下文簡稱《年譜》），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所引王遜論著，若據上述三書，不再詳註或僅隨文括注。

[2] 參見王涵《王遜美學思想初探》，《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這是此前僅見的對王遜美學思想的專門研究，作者王涵是是王遜之侄，多年來致力於對王遜論著和遺稿及相關資料的搜集整理，是前注中《王遜年譜》的編者。

[3] 【德】鮑姆加滕《美學》，簡明譯、范大燦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第13、18頁。所謂「自由藝術」，朱光潛譯為「美的藝術」，參見其《西方美學史》上卷（《朱光潛全集》第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26頁。另，有人認為義大利學者維科是美學學科的奠基人，如克羅齊就說維科是「美學科學的發現者」，但此說並未被廣泛接受，參見【義大利】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王天清譯、袁華清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64、75頁。

[4] 區分美學研究中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方法或傾向，出自德國學者費希納於1876年發表的《美學導論》，參見【美】門羅《走向科學的美學》，石天曙、滕守堯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85年，第4頁。

[5] 參見黃興濤《「美學」一詞及西方美學在中國的最早傳播》，《文史知識》2000年1期。

[6] 在王遜出生的1915年，亦即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之年，《東方雜誌》第12卷第2號發表了徐大純的《述美學》，該文即是一篇關於美學學科及其歷史的簡明扼要之作。另可參見蔣紅等編著《中國現代美學論著譯著提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

[7] 王遜的學生薄松年的《王遜先生二三事》（《藝術》2009年第12期）、薛永年的《在第一個美術史系學習》（《美術研究》1985年第1期）等對此都曾述及，參見《年譜》第30-31頁。

[8] 參見劉綱紀《中國現代美學家和美術史家鄧以蟄的生平及其貢獻》，載《鄧以蟄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附錄。

[9] 中德文化協會成立於1933年，前身為1931年鄭壽麟發起成立的德國研究會，1935年更名為「中德學會」，1945年以後逐漸停止活動，在近代中德文化交流史上起過重要作用，參見丁建弘、李霞《中德學會和中德文化交流》，黃時鑒主編《東西交流論譚》，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另，青年時期的王遜曾經發表過許多關於時事、文學、藝術、哲學等英文資料的譯介文字，比如《最近西太平洋形勢的分析》（《清華周刊》1935年8月第43卷第10期）、《日本南進戰略的蠡測》（《掃蕩報》1941年4月1日）、《帽子和柱子》（英國作家鮑依斯的小說，《自由論壇》1944年第12期）、《回聲之屋》（英國作家鮑依斯的小說，《自由論壇》1945年第16期）、《評福開森氏<中國藝術綜覽>》（《圖書季刊》1940年3月新2卷第1期）、選譯英國哲學家席季維克的《倫理學方法》（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講義，收入周輔成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等，還曾考取1946年第九屆中英庚款公派留學資格，後因身體原因未能成行。參見《年譜》相關記載。

[10] 馮友蘭《清華哲學系》，《清華周刊》「嚮導專號」1936年6月27日。參見《年譜》第32-33頁。

[11] 參見《年譜》第76-80、100-102、116-117頁。關於王遜早年的文史及考據功力，或可通過其兩篇論文體味一二：《紅樓夢與清初工藝美術》，原載《益世報?文學副刊》1948年10月11日第114期，又刊《美術研究》2015年第6期；《王羲之父兄考》，原載《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文集》（香港：龍門書店，1951年），又刊《王遜美術史論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12] 藍公武是王遜在北平師範大學附中時期的同學藍鐵年之父。另據藍公武譯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後記，他於1933年開始翻譯此書，1935年秋天全部譯完，譯稿此後擱置未動，1957年其去世之前原樣付印，而正式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已是其去世之後的1960年。王遜早年對康德及其思想的了解，或曾有得於藍公武。

[13] 《藝術社會學》中譯本有：弗理契著、劉吶鷗譯，上海：水沫書店，1930年；佛理采著，胡秋原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1年，《歐洲文學發達史》中譯本：茀理契著、沈起予譯，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按「弗理采」、「弗理契」、「佛理采」、「茀理契」等均為音譯之不同。

[14] 參見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作者自白及再版附記。以下引述此書，不再詳註。

[15] 參見胡愈之《桑泰耶拿的理性生活觀》，《東方雜誌》，1921年第18卷第2號；呂澂《晚近美學說和美的原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聞興《歐美現代之實在論》，《中國公論》，1939年第2卷第3期。按「桑泰耶拿」即「桑塔亞納」之異譯，又譯「桑他耶那」、「桑塔亞那」、「桑提耶那」、「桑塔耶納」等。

[16] 據張立波、楊哲《<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在中國的譯介和闡釋》，《高校理論戰線》，2012年第11期。

[17] 參見呂澂《栗泊士美學大要》，《東方雜誌》，1920年第17卷第5號。按「栗泊士」即「立普斯」之異譯。

[18] 參見姚淦銘、王燕主編《王國維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上部第1-15頁、下部第187-214頁。

[19] 參見黃見德《西方哲學東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相關章節的介紹。

[20] 參見陳歷明《「一切藝術都以音樂為旨歸」的源與流——<中國音樂文學史>的一處引文考》，《外國語文》，2011年第6期。

[21] 參見丁東紅《百年康德哲學研究在中國》，《世界哲學》，2009年第4期。

[22] 參見秦海鷹《詩與神秘——評布雷蒙的「純詩」理論》，《歐美文學論叢》，2010年第6輯。

[23] 參見滕若渠《柯洛斯美學上的新學說》，《東方雜誌》，1921年第18卷第8期。按滕若渠即滕固，「柯洛斯」即「克羅齊」之異譯。

[24] 參見陳希、李俏梅《論中國新詩對象徵主義「純詩」論的接受》，《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6年第6期；佘丹清《無法穿越的象徵主義：梁宗岱對梵樂希的接受》，《蘭州學刊》，2006年第11期。

[25] 參見朱進之《懷特海的機體哲學》，《新民月刊》，1935年第1卷第2期；朱寶昌《懷特海的多元實在論》，《東方雜誌》，1936年第33卷第13期。按朱寶昌（1909-1991），字進之，號希曼，哲學和文史學者，有《先秦學術風貌與秦漢政治》（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朱寶昌詩文選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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