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心態文化與關公文化的表現形式

一 關公心態文化　　關公心態文化，尤其是其中觀念形態的內容，是關公文化中最深層次、最本質、最重要的內容，集中體現了關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它包括：忠、義、仁、智、信、禮、勇。　　忠，是關公文化的首要內容。所謂忠，是指對皇帝的絕對忠誠，即忠君。對關公來說，就是對漢末皇帝漢獻帝、蜀漢皇帝劉備的忠，對劉漢皇權的絕對服從。忠君，是封建社會最高的政治原則和道德原則，也是封建社會最重要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準則。這是由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決定的。封建社會是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國家的代表。在這種社會基礎上產生的忠君觀念，在本質上是把君作為國家的代表，「忠君」的背後，是一種深層的國家意識，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忠君，是封建社會佔主導地位的價值觀，經過統治階級的大力宣揚，已深深地根植於人們心中。造反、弒君等任何有損皇權的行為都被看做是十惡不赦的罪過。只有絕對效忠皇帝，才是封建社會的道德楷模。關公正是一個理想的忠君典範。關羽與劉備、張飛「桃園三結義」，誓願「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這是關公忠的內容，也是其終生的行動綱領。為實現這一目標，關公一生忠心耿耿跟隨劉備，「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無論順境逆境，從未動搖過對劉備和漢王朝的忠誠。最能體現關公忠誠的是降漢不降曹，最終又辭曹歸劉一事。當下邳失陷，關公被困上山，張遼以「三罪說」勸降時，關羽則以「三約」作為投降條件。「三罪」、「三約」都圍繞一個「忠」字。「三罪」是說不降而死是不忠，「三約」則說只有「忠劉」才能投降，投降是為了「忠劉」而非求生。這樣，看似「背劉」的投降就成了「忠劉」的不得已之舉。投降之後的種種表現也充分體現了關公「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忠劉」精神。辭曹歸劉則更是「忠劉」之壯舉。面對曹操百般拉攏利誘，關羽「忠劉」之心堅如鐵石。曹讓張遼去探問：「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關公回答道：「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去耳。」遼曰：「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這斬釘截鐵的回答，充分表現了關公「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的決心。當關公得知劉備下落後，毅然掛印封金，不避千難萬險，過關斬將，千里尋兄去了。對於這種去安及危，效忠劉漢王朝的忠義行為，後人有詩讚曰：「徹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負；橫絕千古，洋洋哉雲天常著英靈。」「勁氣常摩星斗，精忠直薄雲天。」關羽與劉備，除了君臣關係之外，還有兄弟與朋友的關係。因此，人們往往認為，關公的忠，除了忠君之外，還有忠友的含義。此議不無道理。但即便如此，忠友對於忠君來說，也只是從屬的意義，因忠君是高於一切的，而且劉備這個「兄友」本身就是「大漢皇叔」，而非一般的兄弟朋友。所以，忠友的本質還是忠君。而且，忠，一般是就君臣上下等級關係來說的。義，才是處理橫向人際關係的範疇，朋友之間的關係一般用義來概括。宣揚忠君思想是封建統治者用來束縛人民，維護其統治的重要手段，其實質就是要人民群眾俯首貼耳地被統治，各級大臣官吏忠心耿耿為皇帝效力，以維護皇權的絕對權威、皇帝的九五至尊。這就是歷代帝王屢屢加封，把關羽推崇為忠君典範的目的。 　　義，是關公文化最重要的內容。在關公精神的諸因素中，義的含義最豐富，涵蓋面也最廣。關公文化中的義，有兩方面含義，第一方面的含義是正義、義氣、俠義，這種含義比較接近義的本來意義，是義的一般意義。因為在中國文化中，義的原義是指合乎一定的道或理，符合某種標準。符合某種標準的行為就稱為義，可以引申為正義。它是處理一切人際關係時的道德觀念和標準的總概括。這種義又具有先秦時期的俠義精神，關公與劉備、張飛結盟之紐帶就是一個「義」字。義伴隨了劉、關、張的一生，以結義始，以死義結。這個「義」就是「同心協力，救國扶危」的誓言所表達的堂堂正義。桃園結義，三人共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這就是彪炳千古的兄弟義氣。為實踐這種義氣，在關羽被害後，劉備寧捨棄江山社稷，也要為關羽報仇。最終，劉備、張飛雙雙為報仇而死。這就是對後世產生了極大影響的義氣。關羽的俠義最明顯地體現在兩件事上：其一，是在家鄉殺豪霸，為民除害。據《關帝全書·聖跡圖志·出告庭闈》載：「聖帝二十歲，告父母曰，兒已有後，足奉祖禰，今漢室將盡，宵小盈庭，誰為扶紅日照人心者?遂詣郡陳時事。」又據《關聖帝君聖跡圖志全集·全圖考·憫冤除豪》釋文曰：「聖帝至旅舍，聞鄰人哭甚哀，叩之乃韓守義也。遭郡豪呂熊荼毒。呂黨連七姓，黠猾事，蔑職紀。聖帝眥裂發豎，命守義至七所，悉斬殺之。」此事即為陳壽在《三國志》中所記「亡命奔涿郡」的原因。按一般情況，殺人是犯律的，但人們卻不這麼認為，而把它看成是正義行為，就是因為它體現了社會下層民眾所推崇的行俠仗義精神。其二，是許田圍獵時欲殺曹操。這件事《三國演義》有詳細描寫，《三國志·關羽傳》正文未記載，但在注釋中記述了這件事：「《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眾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搖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關帝全書·聖跡圖志·許田憤奸》也記述了這件事，在圍獵中，關羽見曹欺君，「帝不禁大怒，提刀拍馬，欲出斬曹」。劉備因「恐投鼠忌器」而予以制止。從如上記述，可知確有其事。在曹操有十萬軍士護衛的情況下，關公出於忠君的義憤，意欲除奸，足見其不顧風險，捨身取義的豪俠義氣，「大義參天」的精神。關公的義氣，最令人折服、被人稱道的還在於：它不僅對兄弟、對朋友講義，而且對敵人也講義。這體現在華容釋曹一事上。當初關公在曹營被厚待，掛印封金離曹營時關公曾留書曹操曰：「新恩雖厚，舊義難忘。……其有餘恩未報，願以俟之異日。」在曹操赤壁之戰大敗路過華容道時，關雲長甘冒殺頭之危險(已立軍令狀)，放過曹操。對這種縱敵行為，人們不僅不予譴責。反而歌頌道：「只為當初恩義重，放開金鎖走蛟龍。」原因就在於此舉突出了關公知恩必報，一諾千金，義重如山的品格。關羽被俘在曹營的一言一行，都體現了對劉備的義的精神，贏得了曹操的高度評價。在《三國演義》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救白馬曹操解重圍」中，曹操就曾三贊關公的義氣。第一次是當關公提出要曹操退兵，讓他回城向二位嫂嫂報告投降一事時，謀士荀彧怕有詐，操曰：「雲長義士，必不失信。」第二次是當曹操贈袍與關公，關公卻把舊袍罩在新袍之上，以表示「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操嘆曰：「真義士也!」第三次是當張遼說，關公「終不可留」時，曹操又一次嘆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還有人寫詩嘆曰：「威傾三國著英豪，一宅分居義氣高。奸相枉將虛禮待，豈知關羽不降曹。」關公一生對劉備做到了「義不負心」，在麥城之敗後，終於「捨生取義」。關公的正義、義氣、俠義，是關公文化中義的基本內容。關公文化中義的第二方面內容，即忠義、仁義、信義、禮義等，是引申的義，特殊的義。桃園結義的誓願「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就是忠義的內容。辭曹歸劉是關公忠義最集中的表現。這裡的義即兄弟之義、朋友之義，是從屬於忠--忠君、忠於劉備的，是與忠相統一，以忠君為前提的。這才是統治階級所提倡的義。而一般的正義、義氣、俠義，如殺豪強、殺官扶貧的義，反映了社會下層群眾的利益，是他們所推崇的義，這種義對統治階級來說，是「以武犯禁」，只會鼓勵民眾不安分守己，造成社會動亂，因此是受到堅決反對的。所以，關公的義，具有兩面性，作為一般的義氣、正義、俠義，它為社會下層群眾所擁護；作為忠義，代表了封建統治者的利益。這也同時說明了關公的義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具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既有被社會上層擁護的方面，又有代表社會下層群眾利益的一面。不同的社會階層，在關公的義上求得了共同點，這就是關公之所以世代被官民共崇，形成超階級的「全民文化」的內在根源。千百年來，歷朝歷代的帝王，無不極力推崇關公；封謚不斷，虔誠祭拜，歸根到底，就是看中了關公的忠義。清代順治皇帝特意在關公的封號中加上「忠義」二字，乾隆皇帝惟恐對「忠義」強調不夠，專門頒旨改謚，規定謚號必須加「忠義」。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把關公塑造為一個理想的忠君典範，讓人們頂禮膜拜，永遠忠於封建王朝。相反，世世代代的社會下層群眾虔誠地敬仰關公，是把關公看成行俠仗義、打官救貧、扶危解困的英雄豪傑。梁山好漢等造反義軍、各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幫會組織和社會團體，乃至一些黑社會組織，都把關公的義氣、俠義作為維繫內部關係的精神紐帶和支柱，以此來凝聚力量，開展活動。因此，關公的義深得人心，在基層群眾中有著深厚基礎。忠義作為封建社會有主導意義的價值觀念，曾吸引無數的衛道士去追求「忠義雙全」的境界，但幾乎所有的人都失敗了，如岳飛就是一例。惟有關公實現了忠與義的完美結合。你看他，辭曹歸劉，忠得多麼徹底；華容釋曹，又義得多麼瀟洒!真是「徹底一忠」，「義貫千古」!為人們樹起了一面忠義的旗幟。正義、義氣、俠義、信義、仁義、禮義，等等，作為重要的社會倫理道德觀念和價值準則，已被廣大的群眾特別是社會下層群眾所認可、推崇和繼承，成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關公被稱為「義神」、「義絕」，其義囊括了義的全部精髓，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仁，是關公文化的又一內容。所謂仁，即愛人。《論語·顏淵》中寫道：「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有仁愛、仁慈、仁厚、仁道、仁義等含義。其基本含義是指愛心、愛人之心。關公不僅勇武絕倫，而且寬厚仁慈。 正如曹操的謀臣程昱所言：「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人有患難，必須救之，仁義播於天下。」正是這番話，促使曹操在華容道以舊情打動了關公，從而脫險。華容釋曹最突出地表現了關公的仁義之心。《三國志·吳主傳》記載，曹操在赤壁大戰中，大敗於蜀吳聯軍，戰船被燒，「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倉皇逃竄至華容道時，「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傷者甚眾」。真是狼狽不堪。曹操動之以情，關公已產生惻隱之心，「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一發心中不忍」，於是便放走了曹操。「雲長回身時……大喝一聲，眾軍皆下馬，哭拜於地。雲長愈加不忍」，於是「長嘆一聲，並皆放去」。關公這種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義，因這已不是對主、對兄、對友的仁，而是在以刀槍相見、你死我活的戰場上；對敵的仁!而要做到這種仁，則需付出巨大的代價--冒殺頭之危險；這是關公心裡很清楚的事。這種為了拯救他人，而且是敵人，而寧願犧牲自己的捨己為人之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的倫理道德觀看來，無疑是一種十分高尚的「殺身成仁」的「忘我」境界。因此，華容釋曹一事被人們看做是表現關公大仁大義的壯舉，千百年來受到稱頌。儘管這在我們看來是一種不分敵我的行為，是愚蠢的「宋襄之仁」。關公對敵人都能做到仁，對友、對下級、對一般人的仁，當然不在話下了。《三國演義》等文學作品記述和描繪了關公平生無數的仁義之舉，如他善待卒伍，接近普通人，義釋貂蟬，在曹營因「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而落淚，等等。也正是由於關公平常對自己人的仁，才有在對敵對己都生命攸關之時對敵之仁。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升華。關公不僅生前是位仁愛之人，而且死後更成為仁愛之神。你看，關帝爺抗敵護國，救災保民，扶貧濟困，懲惡揚善，祛病療疾，辟瘟禳災，還可以科場促考，佑人發財，甚至還有給人「送子」的神通，真是一位做盡了善事的菩薩!總之，在人們的眼中，關老爺是什麼好事都辦的仁義之神。當然，這不過是人們的一種美好願望和期盼。但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仁是關公文化中具有豐富內涵的一部分。「仁」是中國倫理學說中最重要的範疇，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可以說是中國道德精神的象徵，是中華民族的共德和恆德。「仁」不僅是各個歷史時期，各種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也是世俗道德生活中最普遍的道德標準。在中國文化看來，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特徵，「仁」與「人」、「道」是同一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發端於人類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惻隱之心」，即同情心，基於人們家族生活中的親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的核心是愛人，「仁者愛人」。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又把仁、義、禮、智作為人之「四端」，而仁為「四端」之首。由此可見，仁是儒家精神的精髓，是儒家世界觀的核心和行為的最高準則。關公熟讀《春秋》，深諳儒家精義，並身體力行，實踐了仁的精神。另一方面，關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關公被儒家稱為「聖人」，與孔子齊名，在儒文化占統治地位的中國，經過世世代代的宣揚，關公就演變成為人們理想中的仁義典範。反過來，關公這一仁義典型，又為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內容。　　智，是關公文化的又一內容。所謂智，即智慧、智謀、智能，引申為有知識、有文化、有計謀。關羽是一員武將，但並非一介武夫，而具有一般武將所沒有的長處--文，是一位具有儒雅風範的名將。關公的智、文，表現在其平生的活動與人們對其崇拜行為中。水淹七軍等征戰事迹就是關公智勇雙全形象的寫照。關公一生喜讀《春秋》，最為人們所稱道。清代人張鵬翮贊關公「春秋之旨，獨得其宗」。此外，相傳關公還有少量著述，如書信(致曹操、陸遜等人)、書法(「四好」)、繪畫(風、雨竹)與詩(不謝東君意，丹青獨立名。莫嫌孤葉淡，終久不凋零。)以及《忠義經十八章》、《關聖帝君覺世真經》等。所謂關公的著述書畫，有些可能是關羽的，如書信一類。有些很可能是附會，即後人或好事者附加於關公的。但這確實反映了一種意願，即希望關公具有能文能武的理想的「完人」、「聖賢」人格。特別是關於「讀好書，說好話，行好事，做好人」的「四好」格言，更體現了人們的美好願望。關公曾諄諄告誡兒子關平：「凡將者，不識文，愚者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關公的愛智、重智。關於「夫子」的稱謂，也充分反映了人們對關公文、智的讚頌和崇敬。「夫子」是舊時對學者的稱呼，也是對一般文人的稱謂。稱關公為「夫子」，既體現了人們對關羽文、智的肯定和讚揚，更反映了人們對關公的某種期盼，反映了人們力求塑造關公完美形象的追求，反映了人們對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嚮往。清代文人毛宗崗在討論《三國演義》時，曾把諸葛亮稱為「智絕」。而關公卻是一員武將，武勇是其本質的主要方面，沒有像諸葛亮那樣的智。但人們豈能容許自己心目中的神聖有缺陷?於是就有了關公的種種「文」的表現，這樣，關公就不僅武勇「絕倫」，而且「智慧」超人。人們追求完美的本性最終把關公塑造成為理想的神聖。 　　信，是關公文化的又一內容。所謂信，是指守信用，重然諾。這是關公的重要品質。關公與劉備一日結義，終身恪守，無論環境如何艱險，誘惑多麼強大，從未動搖。對關公在曹營雖受厚恩，然「常懷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張遼去探問。關公明確回答，他曾與劉備「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對於曹操的恩義，則「要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去耳」，一諾千金，說到做到。在解白馬之圍後，毅然決然離曹而去，五關六將也難以阻擋。在辭曹書信中，關公曾許下諾言：「尚有餘恩未報，俟他日以死答之。」《關帝聖跡圖志·聖帝文辭》載：「帝歸先主謝曹書」云：「他日幸以旗鼓相當，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報秦穆者乎。」又云：「竊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上，普照萬方；心在人內，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羽昔投誠之日，有言曰，主亡則死，主存則歸。新受明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劉公舊義。恩有所報，義無所斷。今主臣得會，覓跡求功，斬顏良於白馬，誅文丑於南坡。丞相之恩，滿有所報。其留所賜之物，盡在府庫封緘。」關公這些關於信義的表白及鄭重許諾，字字真誠，擲地有聲。後來，在赤壁之戰中，關公果然寧願違了軍令狀被殺頭，也要在華容道放走曹操。在三國人物中，關公可以說是「信義卓著」的名將，作為關公敵對勢力的曹操，對其信義也深信不疑。前述關公降曹時要曹退兵，別人怕其中有詐，曹操卻堅信關公「必不失信」。如果說關公的義到了超越敵我的程度，那麼關公的信同樣超越了敵我。縱觀關羽的生平活動。信是其思想行為的重要準則，關公已成為信義的化身。關公的信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特別是對儒家文化來說，信是一個重要範疇，它既是政治上的治國原則，又是倫理上的行為準則。孔子說：「千乘之國，敬事而信。」並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作為為政的三大要領。三者之中，「信」又是最根本的，因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信為本，取信於民，是重要的治國安邦之道。孔子把信作為做人的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信」不僅可以熏陶人誠實的品質，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有信」歷來是中國人交友的基本準則。孔子甚至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作為自己的平生志向。漢朝董仲舒提倡「獨尊儒術」之後，中國傳統道德更是把信和仁、義、禮、智並列為「五常」之一。守信用，講信義是中國人公認的價值準則，是中華民族重要的傳統美德。經過千百年來的傳播和發揚，誠實有信，言而有信，已深深地積澱在人們心底，成為普遍的社會文化心理。信的精神，是關公文化中閃光的思想，受到世人的普遍讚譽和推崇，有著永恆的生命力。 　　禮，是關公文化的又一內容。所謂禮，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人們日常生活中處理人倫關係的禮儀、禮節，屬於社會文明禮貌、倫理道德範疇。中國是舉世聞名的禮義之邦，知禮、好禮，注重禮義是中國人立身處世的重要道德準則，是一個人安身立命之本及其人格的標準。《詩經》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孔子更強調「不學禮，無以立」。「禮」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中國文化認為，禮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標誌。《禮記·冠義》云：「凡人所以為人者，禮義也。」中國倫理文化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就是「禮儀文化」，禮節、禮讓、禮貌，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其二，是作為社會制度的禮，即禮制。如孔子所講的「克己復禮」之禮，屬於社會政治範疇。這種禮是治國安邦之本。《左傳·隱公十五年》云：「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關公所遵循的禮，首先是忠君之禮，這表現在他對劉皇叔忠貞不渝地擁護。其次，是處理人際關係的倫理道德範疇的禮。二者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關公的尚禮精神，突出地體現丁對劉備及其二位皇嫂的尊重上。《三國志》記載關羽跟隨劉備「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儼然是劉備一個忠實護衛。對甘、糜二夫人畢恭畢敬，禮數十分周到。當土山被困，關公打算「三約」歸曹，尚不敢擅自決定，而要向兩位嫂嫂請示，「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待嫂嫂首肯後，才做最後決定。在這裡，關公顯然是把嫂嫂當做主人劉備來看待，嚴格按照「君為臣綱」、「長幼有序」的禮數來辦事的。在歸降的路上，關公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在曹營，關公「卻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安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曰"叔叔自便』，關公方才退回」。當得知二夫人哭倒於地時，「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詢問事因。在千里尋兄途中於一村莊遇胡華，在其家，二夫人至草堂上，「關公叉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他坐，他卻說：「尊嫂在上，安敢就坐!」真乃誠惶誠恐，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整個保護二位夫人期間，關公始終把二位夫人的安危作為最重要的事，嚴守君臣禮義和「男女授受不親」的道德原則，對二位夫人禮敬有加，堪稱遵守儒家禮義的典範。《關帝全書·聖跡圖志·稟命收倉》的釋文說，關公在往汝南尋劉備的路上，遇周倉，周倉要跟隨關公，關公不自作主張，而是稟二位嫂嫂，由於甘夫人不同意收留，關公便「辭倉」。但周倉態度既誠懇又堅決，一定要追隨關公。「帝察其誠，復稟二嫂，命收之。」在這件事上，關公完全是按照「君君、臣臣」的封建禮義辦事，絲毫不以兩位夫人的保護者自居，而是一再請示，嚴格聽命於二位夫人，真是做到了俯首聽命，惟命是從，是一位遵守封建禮義的典範。關公之禮亦有「徹底」、「一貫」的特點。不僅對主人、兄嫂施之以禮，對敵也以禮相待。當得知劉備在袁紹處，陳震讓他馬上就走時，關公卻要待「辭卻曹操」然後再走。說：「吾來時明白，去時不可不明白。」這表明他做事光明磊落、「君子坦蕩蕩」的情懷禮義。當陳震問，如果曹操不讓走怎麼辦?關公回答說：「吾寧死。」表明了關公崇禮已到了不顧死的境界。《三國演義》的精彩描繪，使關公崇禮形象高大而豐滿，散發出儒家禮義精神的光芒。當然，關公對劉備及其夫人的禮義，不僅是對兄長、朋友的禮，更是對皇權無上權威的尊重和崇敬，是對君主、主人的禮義。關公作為禮義典範，其尚禮精神是儒家文化、關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勇，是關公文化中別具特色的重要內容，也是關公精神的顯著特點。勇即勇敢、勇武、無所畏懼、一往無前的精神。關公之所以被社會各階層廣泛敬仰和傳頌，勇武神威是一個基本原因。勇是關公文化最表層，也是最明顯直觀的內容，最容易被人認識和接受。對關公勇武的認識，並不需要高深的學問和細心的研究。無論是滿腹經倫的文人，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只要看到關公手提青龍刀，跨下赤兔馬的雄姿，就可感到其有萬夫不擋之勇。經過歷代文人雅士的極力宣揚，特別是《三國演義》這一「天下第一才子書」的精心描繪，關公作為「武聖人」、「古今名將第一奇人」勇冠三軍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溫酒斬華雄」，關公初露鋒芒就不同凡響，令各路諸侯震驚。斬顏良、誅文丑，解白馬之圍，充分顯示了關公的神威。在顏良連殺曹操二將，耀武揚威之時，曹操請關公出馬。面對顏良嚴整有序的陣勢，曹操說：「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公卻說：「以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顏良則「如插標賣首耳！」然後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風目圓睜，蠶眉直豎」直衝河北軍陣，只「手起一刀」便將顏良「刺於馬下」，又下馬割了首級「拴於馬項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作者借曹操之口贊曰：「將軍真神人也!」非神人何能如此勇武絕倫呢!過五關斬六將，單刀赴會，以及刮骨療毒等事迹，淋漓盡致地刻畫丁關公的神威勇武。小說的描寫並非純粹的虛構，而是有一定的史實為基礎的。《三國志·蜀書·關張馬黃趙傳》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載，關羽給諸葛亮去信問馬超：「人才可比誰類?」諸葛亮在給關羽的回信中讚譽道：「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三國志·蜀書，張飛傳》曰：「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三國志·吳書·呂蒙傳>》載，呂蒙對魯肅說：「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記，周瑜上疏孫權說：「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上述史籍所載，說明關公確實是一位勇武超群的名將。需要指出的是，勇，如果不受德智統轄，便是莽夫之勇。關公的勇武並非武夫之勇，而是一種在忠義之德統帥下的智勇，是一種有膽有識的智者之勇。《關帝全書·聖跡圖·單刀赴肅》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該圖的釋文曰，東吳的魯肅、呂蒙欲索還荊州，定計邀請關公相會，「帝謂其將佐曰，吾不去，即去而以兵，是示怯也。乃駕舟以往。肅言荊州事，帝曰，烏林之役，吾主親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抔土，而足下欲收地邪?肅辯之，帝曰，此非吾所能與也。吳人方欲以兵劫帝，周將軍倉大目曰，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荊州豈必為吳有耶?帝變色奪刀，目倉曰，此國家事，汝何敢多言!遂攜肅手，至江邊，登舟別肅曰，吾醉也，幸更會」。「單刀赴肅」這一爭奪荊州的鬥爭，真是鬥智又斗勇，充分體現了關公亦文亦武、智勇雙全的品格特點，這正是其勝出一般武將的地方。關公非同尋常的勇武，受到人們世世代代的稱頌。許昌灞陵橋關廟有聯：「匹馬斬顏良，河北英雄喪膽；單刀會魯肅，江南文武寒心。」貴州鎮寧縣有聯曰，「聲威何其震，功勛何其赫，忠義何其重，真武聖人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誠大丈夫哉!」杭州關廟的楹聯則贊曰：「義勇冠三分，想西湖玉篆得摹，終古封侯尊漢壽；威靈躋吳相，看東浙銀濤疾卷，迄今廟貌並吳山。」中國傳統美德中自古就有「勇」的德目。孔子把「知、仁、勇」稱為三達德，仁是核心，知即知仁，勇以行仁，三者形成知、情、意一體的德行。孟子把勇分為三種：血氣之勇，即憑力氣的勇；意氣之勇，即憑意志的勇；「大勇」，即恪守道德信念的勇。「殺身成仁」、「捨身取義」之勇就是「大勇」。關公之勇就是這種包含堅定道德信念的最高層次的「大勇」。力、勇、智又是古代英雄品格的集中體現，是人類．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必具素質。崇尚力、勇、智是人類生存發展的需要。因此，人們崇拜關公的勇武，具有深厚的社會文化底蘊。在這種崇拜中，充分寄託著正戰勝邪、善戰勝惡的道德理想。人民渴望關公這樣充溢著力、勇、智的英雄，正反映著歷史的要求，因為喘息在殘酷封建統治下的民眾，想起而反抗、鬥爭，就必須依靠自己的力、勇、智。同時，處於人民對立面的封建統治者，也需要武力來維持其對人民群眾的統治。這樣，民眾與統治者，從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立場出發，都對關公的勇武予以崇尚，從而使社會對關公勇武的崇拜長盛不衰，使勇成為關公文化中富有魅力的內容。

　　二 關公文化的核心　　在關公文化的物質內容與精神內容中，精神文化更為重要；在關公精神文化中，心態文化比行為文化、制度文化更內在、更重要。　　關公文化的忠、義、仁、智、信、禮、勇諸內容，是相互聯繫的統一整體。忠與義結合，是忠義；義與仁相聯，是仁義；智與勇相結，是智勇；信與義相系，是信義；禮與義相合，是禮義；仁與勇相融，是仁勇。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說明仁與勇是緊密聯繫的。但這並非說，關公文化的諸觀念形態內容是無區別的同等重要。就重要性而言，勇是較為重要的一個層次，而忠、義則是更為重要的層次，是關公文化整體內容的核心。　　在關公文化的上述諸要素中，勇是比較表層的內容，但也是比較重要的內容，它是忠、義、仁、智、信、禮得以實現的條件和保證。在漢末諸侯割據，群雄並起的局面中，關公要對國以忠，待人以義，處世以仁，行事守信、禮等，沒有勇武的精神和能力是辦不到的。靠著他的勇武絕倫，才能過關斬將，千里尋兄，做到對劉皇叔的忠誠；靠著他的勇武，才能行俠仗義，斬殺豪霸；靠著他的勇武，才能行仁德，做好事，等等。在後世，關老爺的勇武超群，鼓舞了一代代社會下層民眾懲惡揚善的士氣。 　　關公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忠義。關公「徹底一忠」，「義貫千古」，他就是忠義的化身，其一生就是一曲忠義的歌。忠義是關公文化的核心，關公文化的研究者對此已形成共識。究其原因，有三個方面：其一，從忠義的內涵與重要性看，忠與義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乃至整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兩個範疇，是規範人們行為的最高準則，它涵蓋了人們最重要的社會關係和人際關係。忠調整著封建社會中君臣之間、上下級之間、父子之間縱向的人際關係，要求後者無條件地服從前者，從而形成等級森嚴、以皇帝為至尊的社會秩序；義則調整著朋友、同級、同輩一類橫向的人際關係。忠義的內容都是覆蓋全社會的，但忠更為統治階層和正統社會所推崇，而義則更受市民社會、江湖社會的擁護，忠義結合，可謂上下溝通，左右逢源。崇祀關公，宣揚關公文化「欲使君臣勸忠，朋友效義」。這對封建社會正常秩序的維護是絕對重要的。其二，從忠義與關公文化中仁、智、信、禮、勇等內容的關係看，忠義是最能反映關公文化精神實質的部分，是規定、聯結關公文化各方面內容的核心。忠體現著封建意識形態的性質和方向，是義、仁、智、信、禮、勇的基礎和前提。義必須是忠義，即忠君前提下的義，才是封建社會所認可和提倡的。信也必須是忠信，信用要服從對皇帝的忠誠。勇也必須是忠勇，造反者的勇是絕對不允許的。所以，忠是貫徹關公文化所有內容的，如此才「徹底一忠」。義則是更明顯地滲透於關公文化其他諸內容之中的，仁、智、信、禮、勇都貫穿著義的內容，是仁義、義智、信義、禮義、義勇。可見，忠義是統帥仁智信禮勇的，是關公文化的本質與靈魂。其二，從人們對關公文化的評論和讚譽看，對關公文化稱頌最多的集中在忠義方面。「精忠貫日月，大義薄雲天。」「徹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負；橫絕千古，洋洋哉雲天常著英靈」「英貫金石，壯節植綱常。平生一片心，皎如赤日光。當其忠義直欲凌太行。」……自古至今，歌頌關公忠義精神的文字不計其數，僅從關廟楹聯這種最能揭示關公文化精髓的形式看，贊關公忠義的所佔比重很大。又如：「英雄有幾稱夫子，忠義惟公號帝君。」「秉燭豈避嫌，晝夜思漢室；華容非報恩，始終藐奸雄？」「志在春秋，自昔尊王伸大義；身騎箕尾，於今配帝答孤忠？」「天地一完人，文武才情忠義膽；古今幾夫子，英雄面目聖賢心。」「師卧龍，友子龍，龍師龍友；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大義秉春秋，輔漢精忠懸日月；威靈存宇宙，干霄正氣壯山河。」于右任先生曾為馬來西亞關廟題聯：「忠義二字，團結了中華兒女；春秋一書，代表著民族精神。」如此等等，不列舉了。這些楹聯無一例外地高度讚譽關公的忠義精神和壯舉，歌頌了關公平生對劉漢王朝的無限忠誠，對兄弟、朋友的參天大義。由此不難看出，人們是把忠義作為關公精神的代表來看的。在這一點上，封建帝王並不愚蠢，他們宣揚關公也知道關鍵之點。三國之後，歷代皇帝對關公的封謚中突出地宣揚「忠義」精神。第一個封謚關公的是宋徽宗，他於崇寧元年(1102)敕封關公為「忠惠公」，又於宣和五年(1123年)追封關公「義勇武安王」。在其影響下，後來各地許多關廟都俗稱「忠義廟」或「三義廟」，皆突出忠義。宋徽宗在對招安後的梁山起義軍頭領進行分封時，仍然是強調忠義。把起義軍的「正將封忠武郎，偏將封為義節郎」。清代第一個皇帝清世祖福臨於順治九年(1652年)在關公的封號中加「忠義」二字，稱「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其後代乾隆皇帝又專門下詔，將封謚關公的「神勇侯」，改謚為「忠義侯」。惟恐人們不知「忠義」之重要，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為關羽改謚專門頒發了一道諭旨：「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節氣凜然，乃史書所謚，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為之定論，豈得為公。從前，世祖皇帝曾降諭旨，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夫神之義烈忠誠，海內成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全書》，不可相陋習，所有志內關帝謚，應改為忠義。但本傳相延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永遠。其官板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在這裡，乾隆竟批評歷史，篡改歷史，以強調對關公忠義的崇奉，足見對忠義是何等重視。這從一個側面，也說明忠義乃關公文化的核心。　　忠義是關公文化的核心，已為定論。如果再深入一層看，忠與義在關公文化中是有區別的。首先是適用範圍的區別。忠更多地是適用於封建統治階層的，主要在社會上層人物中體現得更明顯。而義則更多地適用於社會基層群眾。就拿梁山農民起義軍來說，口口聲聲「招安」，效忠皇帝的只是以宋江為代表的起義軍上層人物。而阮氏三兄弟、武松、魯智深、李逵等起義軍下層人物則是重義勝於忠君，他們才更能體現「仗義疏財歸水泊，報仇雪恨上梁山"的造反精神。當宋江作詞「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時，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們的心！」黑旋風更是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只一腳，把桌子踢起撕作粉碎。從整個關公文化的社會影響來看，擁護義的人比擁護忠的人數更多些。當然這樣的區分是相對的，擁護忠的人往往也不反對義；主張義的人中許多也講忠君，但上述武松、李逵以及魯智深等封建社會的造反者是只講仗義不講忠君的。

其次，是忠與義重要性與地位的區別。這又有兩種情況，在關公那裡，義重於忠，義比忠更徹底地貫穿於關公一生的言行之中。關公對劉備在自覺的層次上是「徹底一忠」的，而「義」無論是在自覺不自覺的層次上都是貫徹終生的。在關公未遇劉備之前，在家鄉曾有殺豪霸呂熊、為民除害的義舉，並因此而「亡命奔涿郡」。這種行俠仗義行為，為民所樂道，而為統治者所不容。因為只要仔細一分析，就會發現這種「義舉」是有違封建統治秩序的，本質上是一種「造反」，支持這種行為，等於支持社會的動亂。因此，這種「義」與「忠」是有一定矛盾的，關公的「義行」，客觀上是背忠的，不過，它可能是不自覺的罷了。由此，可以得出一種初步的結論：關公一生還有某種客觀上的不「忠」之舉，儘管是不自覺的。但義卻不然，自始至終，一「義」貫之。當義與忠發生矛盾時，是義克服了忠，所以，義成了他行為的最高準則，儘管這只是在某些情況下發生的事。華容釋曹就是以義害忠的一例。曹操本是劉備之敵，理應消。但關公為了報曹操之恩，竟放走了曹操。正如《三國演義》第五十回的詩曰：「曹瞞兵敗走華容，正與關公狹路逢。只為當初恩義重，放開金鎖走蛟龍。」華容逢曹，對關公來說，確是忠義難以兩全。忠劉就應殺曹，講義就要放曹。在忠與義發生矛盾的情況下，關公最終選擇了義。從而造成對劉的不忠。這說明關公的義是高於忠的。從人們對關公忠義的評價及社會影響看，義比忠更突出。清代修訂《三國演義》，深諳其精義的毛宗崗，把關公稱作與諸葛亮「智絕」、曹操「奸絕」並列的「義絕」。明代學者李贄《焚書》稱劉、關、張為「三傑」，並發出感嘆：「嗚呼!惟義不朽，故天地同久。」今人柯文輝先生在其著作《解州關帝廟》中，也明確指出「關羽身上，義多於忠」。由此可知，義是關公精神的核心，也是關公文化的代表。忠不能單獨作為關公精神的代表，在忠作為關公文化代表時必離不開義，只有忠義才可以代表關公文化的基本精神。關公作為「義絕」，真是名副其實，其執迷於義，已到了不分敵我的地步，以至於屢屢受挫。《三國演義》第七十六回寫到，在關公敗走麥城前夕，被魏吳聯手夾擊，在此你死我活之際，關公還念念不忘與曹操、孫權的將領徐晃、呂蒙的「朋友」之「義」。徐晃奉曹操之命攻關公，而關公還在陣前責問：「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數窮吾兒耶?」自以為滿有道理。而徐晃的回答卻是：「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雲長首級者，重賞千金!』」關公還吃驚地問：「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廢公。」「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關公已被「義」蒙蔽了雙眼，不辨是非敵我。在徐晃面前剛吃了「義」之虧，轉眼之間又在東吳呂蒙面前重演「義」之故技：關公在荊州路上，進退無路之時，又差人遺書呂蒙責之：為何背棄昔日之好，取了荊州?而呂蒙回書曰：「蒙昔日與關將軍結好，乃一己之私見；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蒙與晃的回答何其相似乃爾！公私多麼分明，忠君立場多麼顯明!與關公公私不分，以義誤忠，害國害己是多麼明顯的對照!這足以說明「義絕」是關公精神的鮮明特徵。同時也說明，「義絕」即義的極端，物極必反，正面的義就變成了反面的義，善之義也就轉化成了惡之義。關公的義，由於已達到了「絕」的地步，具有「千古一義」的典型性，所以社會影響也遠遠大於忠。人們往往把關公與岳飛相提並論，稱其為忠君的典範，並建「關岳廟」，使其同廟供奉，共享香火。歷史上的岳飛的確是忠君的典型，他生為忠君而生，死為忠君而死。其一生奮鬥，身為高宗，心為迎徽、欽二帝還，以雪靖康之恥，而且他參與的又是民族矛盾的鬥爭。相比之下，關公忠的主要對象是尚未即位的漢皇叔劉備，而非在位的漢獻帝。故岳飛的忠要高於關公一籌。後世對岳飛的敬仰正是其忠，而關公為後世推崇則主要是義。縱觀關公一生，真乃「成也是義，敗也是義」。關公確確實實是義的化身。另一種情況是對整個社會來說，就統治者宣揚和鼓吹的關公文化，即作為社會意識形態之一部分的關公文化來說，忠的地位高於義，忠統帥義，義從屬於忠，為忠服務。這是由於在封建社會中，忠君是最重要的思想政治原則，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道德觀念。封建統治者從維護皇權的決對權威性出發，都極力強調和宣揚忠君思想。受其影響，一般民眾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這一觀點。《水滸》中記述，梁山好漢的聚集之地，原來稱作「聚義廳」，後來特意改為「忠義堂」，一字之差，就改變了梁山起義的宗旨，由聚義造反變為忠君報國。 　　最後，義比忠更廣泛地滲透於關公文化的其他要素之中。在關公文化的忠、義、仁、智、信、禮、勇諸要素中，忠主要是與義結合--忠義，與信結合--忠信，與勇結合--忠勇。而不但滲透於忠，而且與仁、智、信、禮、勇諸內容緊密結合，融為一體，形成忠義、仁義、信義、禮義和義智、義勇，就是，忠、仁、智、信、禮、勇都是在與義的統一中存在並得以體現的，而沒有離開義的純粹的忠、仁、智、信、禮、勇，這是一種內在的結合與統一。因此，義比忠與關公文化的其他部分的聯繫更緊密一些。 　　忠與義又是緊密聯繫的。一方面，忠主導義，忠需要義為其服務，離開了義的精神，忠君不容易實現，忠離不開義的配合。另一方面，義氣不能離開忠君，否則就可能形成不利於封建統治的江湖義氣、造反精神。對封建社會的政治需要來說，忠與義必須統一。

　　三 關公文化的表現形式　　任何事物都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內容決定形式，形式表現內容。關公文化結構的複雜性和內容的豐富性，決定了關公文化表現形式的多樣性。概括起來主要有10種形式：　　第一種，關公生前活動及其身後種種傳說中的遺迹、遺址、遺物等文物古迹。如山西解州常平關公的誕生地、許都故宅、江陵城、關公挑袍處--河南省許昌市灞陵橋、關公水淹七軍之地--湖北省襄樊市罩口川、古麥城、華容古道、掇刀石、卓刀泉、故關州、關公洞、磨刀石、洗馬口、樊城、飲馬泉、青泥池、漢城、關王嶺、刷馬嶺、馬跑泉、關公瀨、銅柱、關山，以及關公的刀、印，無數的記述關公生平事迹和歌頌關公聖德的碑刻，等等。　　第二種：紀念關公的各種建築。包括遍布全國城鄉及海外的無數關帝廟宇、宮觀、殿堂。最著名的如山西解州關帝廟、福建東山關帝廟等。園林．如洛陽關林。陵墓，如湖北當陽關陵。 　　第三種：以關公命名的街道、公園、商店、賓館、企業、產品等文化現象。僅關公故里山西運城市就有關酒集團、關公大酒店、春秋樓酒店以及關公酒、關酒、武聖礦泉水、武聖西服，等等。 　　第四種：各種祭拜關公的禮儀規定、祀典制度；關帝廟建築的規格、用料顏色等嚴格的規範制度，等等。　　第五種：古今中外各種紀念、崇拜關公的民俗風情、傳統習慣。如懸掛關帝聖像；關帝誕辰、忌日的祭祀活動，包括舉辦廟會、演關公戲劇等；以及許多具有迷信色彩的活動：扶乩、占卜、抽「關帝簽」，等等。 　　第六種：有關關公的各種著作、作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關公本人的少量著述。關公一生征戰，少有著述，遺留下來關公作品主要是些書信，至於《忠義經十八章》之類，很可能並非出自關公之手。關公的書信，如：《三與桓侯書》、《與張遼書》、《官渡與操書》、《拜漢壽亭侯復操書》、《歸先主謝曹書》、《又致曹書》等。二是記述關羽生平事迹的著作。如陳壽《三國志》，以及《華陽國志》、《關帝志》等史書及《關氏家譜》。三是關於關公的傳說、故事、神話。這方面的內容十分豐富。《關聖帝君聖跡圖志·靈感考》就記載了53則，如「解池」、「金氏化狗」、「李忠愍公受書」、「沔陽廟存像」、「於保還鄉」、「救張嫗獲生」、「廣平府御水患」、「救沈民部」、「顧孝廉起疾」、「疫鬼避神」、「張副使回生」、「降浦氏兄弟手書」、「換目救儒」、「湯旌三返魂」、「顯佑高加偃」、「留青日札」、「聖帝世家」、「閩中小記」、「神鉞記」、「科名鑒戒」、「明滇志」、「嘉定捍倭廟記」、「公安療病」、「木刀救張尚書」、「山海關辟瘟」、「錢家莊捍盜」、「戚三郎得婦」、「臨場默助」、「周將軍泥刀殺逆子」、「救病示醫」…… 四是研究、宣揚關公及其精神的著作、典籍，各種文學藝術作品：文章、詩、詞、歌、賦、楹聯、戲曲、書法、繪畫、雕塑，等等。如《三國演義》、《關聖帝君聖跡圖志》、《關帝全書：》等。特別是1995年8月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關帝文獻彙編》，堪稱關帝文獻大成，全書分10冊，120萬字。內容包括圖志、匯考、徵集事迹、家譜、祠志、陵廟紀略、經訓、傳說、故事，等等。涵蓋了關公研究的所有方面。　　第七種：關公的思想道德觀念及精神氣質，如忠、義、仁、信、禮、勇等。　　第八種：廣泛存在的崇拜關公的情結、情感，包括日常的崇敬、仰慕之情以及宗教情感。　　第九種：現代尤其是近年來建立的各種研究、弘揚關公文化的社會組織。如學會、協會、關公或關公文化研究會、宗親會、研究所、關廟聯誼會，等等。　　第十種：全國許多地方由民間或官方舉辦的各種紀念、宣揚關公文化的活動。如關公文化節、關公廟會，各種研究、開發利用關公文化的座談會、研討會，等等。　　關公文化存在形式的多樣性中存在著統一性，各種具體的關公文化表現形式無論多麼不同，但本質上都是一種關公崇拜現象及其對這一現象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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