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排名竟不如韓國？日本新聞報道真的自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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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為什麼想來日本學新聞啊？

學生：因為在日本做新聞很自由(〃▽〃)。

教授：誒喲，這可當不起。

從「世界報道自由度排名」談起

在當今數據為王的時代，一份叫做「世界報道自由度排名」的數據越來越頻繁地進入人們的視野。這份排名自2002年起，由非政府組織 「國境なき記者団」 (「記者無國界」 組織)每年發布一次。關於這份排名自來有許多爭議之聲，此處暫且不論。簡單來看幾組數據：

• 連年以來，挪威、瑞典、芬蘭、丹麥等北歐國家佔據榜首。
• 2017年，台灣地區報道自由度排名45，韓國排名63， 日本排名72，香港地區排名73，中國大陸排名176，朝鮮排名180。
• 日本2012年排名22、2013年排名53、2014年排名59、2015年排名61、2016年排名72。

眾所周知，在安倍上台前，日本政壇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動蕩，首相如同走馬燈一樣更換。直到2012年9月，安倍再次當選自民黨總裁。同年12月16日，自民黨在第46屆眾議院選舉中以絕對優勢獲勝，同月26日黨首安倍在特別國會上再度被指名出任內閣總理大臣。此後日本政局步入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一直延續至今。這對經濟穩定自然是一件好事，但與此同時，日本的言論自由度排名也一路「轉安為危」。

如果說，這種情況的產生是由於 「權力的集中」和「報道的自由」無法共存，那麼短短1年下跌30名，5年下跌50名，這開歷史倒車的速度未免過於快了一點兒。

一位安倍首相就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嗎？

自然不是。其實準確地來說，日本媒體和政府之間的關係，一直就是一曲「懸崖華爾茲」。

「沖繩密約事件」慘敗

如果要選一個日本「報道自由鬥爭史」的至暗時刻，大概就要算「西山事件」（俗稱沖繩密約事件）了。這是戰後高舉「言論自由」大旗，一度意氣風發的日本媒體的一場慘敗。可以說，1971年這一跤摔下去，他們就再也沒能直起腰來。

所謂沖繩密約事件，是指1971年《每日新聞》政治部記者西山太吉，在採訪中獲得了美國與日本有關返還衝繩協定密約的日本政府機密文件，並將其透露給在野黨議員，因此被判違反國家公務員法罪一事。

二戰後，沖繩一直為美佔區，直至1971年時任首相佐藤榮作與美方商定返還，才在翌年被歸還給日本。返還時產生的費用應由美方承擔，在美日公開的協定中也是這樣規定的。但實際上暗中雙方另有一份密約寫明，這部分花費由日本買單。西山所報道的，正是這份密約的內容。

此事一經報道，立時惹起軒然大波。本想把收回沖繩領土作為自己歷史功績的佐藤榮作哪容得這樣的污點？當即勃然大怒。據當時的影像記錄，佐藤在一次記者會上，面對記者「密約是否真的存在」的提問大發雷霆，怒道生平最討厭記者，記者都在胡說八道。受到這種無差別攻擊，全場記者激憤：記者都在胡說八道？那我們記者不參加這記者會了昂！佐藤沉著臉道：嗯，那就都出去吧！都出去！於是數十記者憤然離場。

隨後，日本政府立刻澄清說密約乃子虛烏有，直至今日仍未改口。並以「違反國家公務員法」為由逮捕了記者西山。有沒有密約，民眾心中自有公斷。其時，《每日新聞》為首的眾多媒體在頭版以「言論自由」、「知情權」等關鍵詞為中心，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擊。日本政府發現否認蒼白無力，就出了一記釜底抽薪的狠招。

原來記者西山獲得密約複印件時，是通過一位已婚的外務省女性事務官，在對這位女性事務官的調查審訊中，發現二人存在「婚外情」。此事一經授意報道，民眾的視線立刻被「性醜聞」吸引了過去。在刻意的引導下，對政府的批判轉為了對性醜聞的強烈抨擊。整個輿論風向瞬時逆轉。

當時，《每日新聞》能夠收到很多惡意信件，稱其僱傭搞婚外情的員工的行為令人作嘔。在政府和輿論的雙重壓力下，《每日新聞》不得不解僱了西山。不僅如此，因為西山的「性醜聞」，民眾拒買《每日新聞》，其發行量越來越低，廣告等收入越來越少，終於在1977年破產，進行改組。

此次事件之後，日本媒體再也無力當面和政府叫板，雙方進入了你進我退的默契階段。

對比同樣發生在1972年的「水門事件」不由得讓人唏噓。幾乎相同的事件，以《華盛頓郵報》為首的美國媒體贏得了勝利，捍衛了無冕之王的尊嚴。這一份難能可貴的勝利，也為美國新聞界的發展帶來了長遠的影響。可以說，沒有這次勝利就不會有《聚焦》與《華盛頓郵報》這些電影中動人心魄的故事。

對此事件感興趣的人，可以參看日本琉球朝日放送2003年製作的紀錄片《メディアの敗北 ——沖縄返還をめぐる密約と12日間の闘い》（媒體的失敗——圍繞沖繩返還的密約與12天中的戰鬥）。

組織內的「暗規則」

在日本做新聞，不僅要和政府作鬥爭，還要與「新聞界」內部規則作鬥爭。若要說起日本新聞界不利於「表現の自由」的暗規則，那可是數不勝數。隨便舉些例子：

採訪時不經允許不得透露受訪人的任何信息。於是，為了不暴露受訪人的臉部、身材、居住環境等，攝像鏡頭只能近距離對準受訪人的衣服。

報道事故、兇案時，不得損害出事地點周圍店鋪、設施的正常利益。所以有的極端情況，明明看到電台記者在現場直播，但除了記者本人被扣出來之外，畫面中其他內容全部都是馬賽克。

一般不報道黑社會相關內容，尤其是立場不端的內容。

關於黑社會這種暴力團體，日本雖然號稱在法律上允許其存在，但實際上一直在用軟刀子割肉。記錄在案的黑社會成員在很多時候就像二等公民，不能納稅，也不享有納稅人的權利，甚至沒有權利住賓館。在新聞報道中，也很少給底層會眾露臉的機會。這在無形中，將本就身處社會邊緣的他們更加邊緣化。

因而，在日本凡是想做一點「出格」的報道，首先要考慮的就是來自「組織」的壓力。正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組織承受政府和市場的壓力，與一腔熱血的記者自然思路不同。很多選題，在萌芽之初就已胎死腹中。想要發聲，有時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著名紀錄片導演、現供職於明治大學·情報交流學院（情報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科）的森達也便是一例。森達也以報道奧姆真理教事件的《A》系列而聞名，細膩地向觀眾剖析了看似瘋狂的奧姆教教徒作為「人」的一面。但當時他所在的公司並不支持他去碰觸這種敏感話題，森達也毅然選擇離職，最終作為一名自由職業者完成了作品。可以說，如果當時這部紀錄片沒有受到柏林國際電影節的賞識，他的前途就很難測了。

戴著枷鎖舞蹈

若要追本溯源，《朝日新聞》等歷史悠久的老牌新聞社也曾經歷過更為嚴峻的言論統制情況。專研日本媒體史的早稻田大學政治経済學術院教授土屋禮子曾指出，在1918年因言賈禍的「白虹貫日事件」後，報業很快就逐步喪失了自由主義色彩，最終被納入專制統治下的「戰時體制」。在言論自由的理想破滅後，報業只得轉投市場的懷抱，加速了企業化發展進程。

在安倍執政後，中央把權力進一步收緊，通過記者俱樂部等組織對記者們形成的管控也越發嚴密起來。而自沖繩密約事件後底氣一直不足的的新聞界也不得不進一步軟下身段。這種境況直把某位TOP校教授氣得在課堂上大呼「安倍死ね！」（安倍去死吧！）

但縱使如此，一代代走出校園的媒體人們也不敢忘記初心，他們就像戴著枷鎖的囚徒，不斷窺伺著鐵欄間射入的陽光，等待著起舞的時機。

2017年獲得FCCJ報道自由推進獎的早稻田大學新聞學研究所（ジャーナリズム研究所）的花田達朗所長以及《Waseda Chronicle》主編渡邊周就一直在致力於對「自由精神」的留存。《Waseda Chronicle》是該研究所運營的一家調查報道媒體。其內容由該研究所的2016年3月啟動的調查報道項目提供。這一項目由本校及首都圈其他大學學生共同參與，既是教學實踐，又是精神傳承。在全球調查報道萎縮的背景下，能夠留下這樣的火種可謂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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