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國家之間的角力，實為貧富差距驅動的氣候變化議題

來自專欄 Nature自然科研6 人贊了文章

導語：社會科學研究者可以設計一些策略，保證少數人的需求不會凌駕於大多數人之上。

世界碳排放大戶的身份很明確。美國和歐盟成員國一類的富裕國家因為過去的碳排放量欠下了最大的一筆債，從工業革命以來差不多一半的碳排放量都是它們造成的。與此同時，快速增長的工業經濟體，如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也在迎頭追趕。在2015年的全球碳排放量中，中國佔了29%。不過，這種以國家為單位算賬的方式掩蓋了更為複雜的事實。在每個國家內部，貧富差距和不同消費習慣對環境也有截然不同的影響（見「不平等的碳排放」）。

2015年下半年，巴黎經濟學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Lucas Chancel以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發布了一份報告，將這個問題擺上了桌面。他們研究了不同收入等級的個人以及家庭的碳足跡，差別顯而易見：他們估計，全世界最富有的10%的人群產生了45%的碳排放。「精英碳排放者」存在於所有國家，從富裕的美國到相對貧窮的中東和拉美地區都有這樣的人。

也就是說，想要在國家層面控制碳排放量將可能在家庭層面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如果政策設計不當，不但碳排放大戶得不到約束，碳排放量相對較少的貧窮人口反而要遭殃。Shonali Pachauri在奧地利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研究發展中國家的能源使用，他表示，「我們要先算出底層的老百姓的能量需求和碳排放量，並且要捍衛他們的利益，然後才能設計針對底層以上人群的政策。」

氣候變化不僅僅是大氣化學家和氣象學家的研究課題，還是個社會經濟學問題，受到人類消費和行為的驅動。米蘭理工大學經濟學家Massimo Tavoni認為，「收入和能源以及碳排放之間相互糾纏不清。如果收入和財富不平等，那麼碳排放也不平等。這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他表示，有一小群動力十足的研究者正在運用社會學、經濟學和心理學的工具來研究財富和碳排放之間的關係。他們希望設計出公平有效的策略，讓排放大戶承擔應有的經濟責任並減少碳排放，同時不會限制普通群眾，尤其是在貧困線上掙扎的人群。

髒錢

關於社會經濟差異對碳排放的影響這一課題，波士頓學院的社會學家Andrew Jorgenson已經研究了好幾十年了。他和同事分析了美國各州在1997-2012年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並把這些數據和收入不平等指標進行了對比。

結果顯示出了一些普遍規律：當一個州的財富在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中積聚時，該州的碳足跡會隨之變大，而這個模式獨立於其他因素，如城市化程度或選舉環保政客的傾向。Jorgenson認為，「財富集中程度越高，一個州的碳排放量就越大。即使把其它重要的社會因素也考慮在內，這個規律依然成立。」

這些規律在別處也適用。Jorgenson的團隊發現，在26個高收入國家裡都存在碳排放量和財富集中程度的相關性。雖然歐盟對汽車碳排放有非常嚴格的規定，且制定了十分激進的可再生能源目標，但前面提到的高收入國家裡還是有不少歐盟成員國。Jorgenson用一個叫做「荷蘭謬誤」（Netherlands Fallacy）的現象來解釋這個赤裸裸的矛盾，「許多富裕的民主國家的國內環境或許是不錯，但是他們的人均碳足跡確實也大。」

就和在別處發現的情況類似，碳排放大戶集中在社會經濟等級的上層。Jorgenson認為財富不平等和高碳排放之間的關係具有普遍性，不管是富裕的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存在這個現象，而二者的關係可以歸結於各個家庭的行為。

一般來說，各個家庭消耗的能量是為了滿足相同的基本需求。以色列赫茲利亞跨學科研究中心（IDC Herzliya）的社會科學家Yael Parag認為，家庭碳排放大多是搭乘交通工具、使用空調以及家用電器產生的，一般來說富裕家庭的消耗量比普通家庭大。她說：「我們知道，富人的用電量比窮人大。」

雖然貧困家庭整體上比中產家庭的能耗要少，但是他們的碳排放卻和他們的能耗行為不成比例。她說，「窮人住的屋子的能量效率比較低，家用電器也比較老舊，」因此能耗反而會變大。隨著財富的增長，碳排放的貧富差距愈發凸顯：有錢了以後人會買更多的房子，這些房子裡面往往布置著高科技產品，他們也會愈發頻繁地搭乘飛機。Tavoni指出，雖然理論上超級富人的能耗有上限，但是並不清楚這個極值是多少，「能耗曲線要經過漫長的攀升才會企穩」。

消費主義也具有傳染性。19世紀末，經濟學家Thorstein Veblen提出購買奢侈品可以體現成功，屬於 「炫耀性消費」。Jorgenson發現了支持這種觀點的證據。他表示，「富裕階層的重度消費主義會導致中產階級和處於底層的人群跟風過度消費。」

同時，精英階層的影響力也會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沖淡控制排放的政策法規效力。因此，不良的能源使用習慣不僅不會受到遏制，反而還會蔓延開來。Tavoni認為，「如果每個人的能耗都沿著相同的曲線上升，那麼絕對會天下大亂。」

發展之殤

現在還不清楚脫貧對碳排放的長期影響。一開始，碳排放的增速可能會比較慢，但Pachauri指出這方面的研究並不深入，因而還沒有找到確鑿無疑的規律。她說，「從我研究的幾個國家來看，過去的20-30年里碳排放增長並不快。」

然而快速工業化的國家可能會經歷不平等的急劇擴大，一部分人的財富和碳足跡快速擴大。Pachauri 提出，「即使在這些國家，大部分碳排放也是最富有的10%的人造成的。」

然而，許多政府處理不了這些揮金如土的碳排放大戶。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研究能源政策的Benjamin Sovacool表示，「這些國家可以用歐洲和美國做例子，它們在歷史上有大量碳排放，並因此獲得了巨大收益。」

即使富裕國家依然要承擔大部分責任，也不能讓中等收入國家的排放大戶成為漏網之魚。2007年，綠色和平組織指名道姓地批評印度「拿窮人當擋箭牌」——印度用全國均值來掩蓋精英階層的巨量碳排放。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不扼殺經濟發展且在不允許少數人享受無限制的碳排放特權的前提下，找到一條公平減排的道路。

去碳稅

Sovacool認為，能立竿見影的方法就是讓化石燃料的價格與對地球的真實影響掛鉤，「不需要過不能上網、不能洗澡、沒有熱啤酒的生活，但是我們要為它們付出代價」。但是他也承認，要對窮人網開一面，以免他們承受不相稱的後果。他認為，「要設計一個再分配機制來保護弱勢群體，要麼給他們折扣，要麼為他們提供能耗補貼。」

有針對性的賦稅政策或許更加公平。Chancel 和Piketty在一份報告中對國際碳稅的三種不同版本進行了建模分析。國際碳稅指的是，根據高排放人群的數量，每個國家要負擔相應的適應氣候變化稅。如此一來各國就有控制高排放人群的動力。

他們還發現，只要對每張機票徵收5歐元（約39人民幣）多一點的航空稅，每年就可產生超過1500億歐元（約11760億人民幣）的稅收，相當於聯合國環境署估計的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所需開支的一半。與此類似，Gough認為「智能」增值稅也有類似的作用。Gough指的是，可以選擇性地對某些高排放奢侈品（比如耗油型汽車或飛機商務艙）課以額外的稅賦，從而在整體上鼓勵低耗能的消費。但是幾乎可以斷定，這些再分配策略會遇到來自工商界和民眾的阻力，因此目前只處於概念階段。

除了稅收策略以外還可以採用個人碳交易這個方法。碳交易類似工業總量管制與交易系統，它指的是，在政府運營的交易平台上，個人可以出售和購買家庭碳排放信用，這樣可以鼓勵每個人對各自的能耗承擔責任。Parag 解釋道，「每個人都會收到一筆碳預算，他們需要在預算內行事。」從社會經濟角度看，這些方法非常具有進步性。她說：「這對碳排放量更少的窮人更有利，因為他們可以把多餘的碳排放信用賣給排放量更大的富人。」

英國在世紀之交時就研究過這種方法，但是該國環境署認為它過於「超前」而將其擱置——無法實操，且很難說服公眾。參與了這項研究的Parag表示， 「老百姓連自己的銀行賬戶都管不好，現在你又搞出個新的『貨幣』——碳幣出來。」

心理學和行為科學的研究或許能夠幫助把碳排放的「敗家子」勸誘到正道上來，而不需要藉助稅收或碳交易的方法。2009年，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的心理學家Paul Stern和同事發現，每家每戶只要作出17種簡單的改變就會對環境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些行動只需現成的技術就行，比如拼車或使用高能效的熱水器。這些行動可以使美國的碳排放量在10年內減少多達7.4%，差不多是《巴黎協定》號召的26-28%的減排目標的四分之一。

Stern 表示，「人總是做容易想到的事情，比如離開房間時關燈。但是有些對環境影響很大的事情卻少有人做，特別是那些有技術含量的事。」其中的一些行為已經有經濟利益驅動，但這些經濟刺激通常是複雜的退稅而不是直接的獎勵。

Stern認為經濟刺激是使人關注減排的重要因素。這點特別重要，因為連那些有環保意識的人也不知道該怎樣減排。增加宣傳非常關鍵，它可以讓人們意識到選擇哪些家庭改建和生活方式最能節省經濟開支並能減少碳排放。但是就連專家自己也要下很大的決心才能改變現狀。Stern表示，雖然他很早以前就有意在家裡安裝太陽能板，但他花了6年時間才把這事兒落實。

社會壓力

最後促使Stern做出行動的是一個同事的直白建議。一些科學家開始研究如何利用社會網路促進減排。Tavoni表示，「他人觀點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我們是社會性動物，喜歡和別人比來比去。」 Parag現在的研究將重點放在被她稱為「名人效應」的環保理念傳播方式。

Parag與牛津大學的Kathryn Janda合作創造了這個方法，它主要研究那些擁有巨大社會影響力的人，比如可以向教眾和政策制定者宣講的宗教領袖。另外，她認為還可以和建築設計和施工單位合作，「一旦房子蓋好了就很難改變能耗了。但是如果在設計的時候就考慮到了節能的問題，那麼減少碳排放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雖然大多數社會和行為策略針對的是大量中等收入的能源消費者，但是這些策略也會對Chancel 和 Piketty口中的精英碳排放者起到作用。Tavoni認為富人社交圈中悄然變化的時尚風向或許已在支持去碳化。比如，特斯拉一類的昂貴電動車的興起，以及越來越多的有錢人開始吃素就能說明問題。201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前述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少生孩子（當然這點較受爭議）會顯著減少家庭碳排放。

不過，很難設計出能促進採用這些環保生活方式的干預手段。即使是有好心的人也不大願意為看起來遙不可及的氣候變化做出犧牲。好在由於社會科學幫助為有關氣候政策的討論話題定調，碳排放平等和公平問題也被拉到了聚光燈下。

Jorgenson表示，他和同事經常和美國環境保護署、NASA、美國全球變化研究計劃一類的美國政府機構合作。Sovacool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下一次評估項目的顧問，他指出，和能源以及氣候公平相關的話題已成為評估報告不少章節的焦點。Jorgenson認為這類合作來晚了，「環境社會科學家一直在強調的一點是，我們不能僅僅靠技術來解決問題。這讓做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研究的同事們很抓狂。我也希望技術可以，但技術做不到。」?

Nature|doi: 10.1038/d41586-017-07418-y

原文發布在2017年11月29日的《自然》展望上

原文作者：Michael Eis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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