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條來時的路

12 人贊了文章

上周周末我趁著同學聚會回了趟武漢，又毫無準備地回到了我長大的解放公園。春夏之交是這個冬冷夏熱的碼頭城市一年中為數不多能夠讓人舒舒服服地在戶外散步的時節，加之身旁有佳人同行心情自然大好，就連剛剛在經濟特區連續加班熬夜兩周的身體也不再感覺疲憊。

走過放養和平鴿的草地來到蘇聯空軍志願隊烈士墓跟前，發現一塊「保持肅穆」的指示牌將之前聚集在附近的戲班票友們請到了稍遠一些的地方。看著筆直的紀念碑，回憶起小時候每年清明節學校組織來這裡給烈士掃墓的情景，突然覺得無論我身處何地，這條我「來時的路」將永遠和影響著我。

於是我又想起了去年在整理爺爺遺留下來的書稿時發現的另一位烈士，那是一條更加久遠也更加偉大的「來時的路」。

下面的引用來自我爺爺的親筆回憶......

1944到1945年，我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整風，有一天，看到?本烈?名冊。那裡面的烈士，差不多都是大後方（國統區）的。在反共高潮當中，犧牲在國民黨手裡了。我把烈士名單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心緒十分矛盾。說句老實話，我就是想看看，裡面有沒有我認得的人。我看來看去，一看看到一位烈士，名叫張國棟，下邊還印了「原名張家祥」。看到這裡，我心裡咚咚直跳。不過我還在想，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究竟是不是我認得的張家祥呢，恐怕不一定。我接著往下看，在「犧牲時的職務」一欄里，印上了「宜昌縣委書記」六個字。這一來，十拿九穩就是我認得的張家祥了。一時間我肚子里有許多話要對人講，可又找不到一個人好講。沒得法，我只有把這些話悶在肚子里，一直悶了幾十年。今天，我要講了。

我跟張家祥第一次?面是1937年年初在霧渡河?學。這個小學的校?是朱天煥，張家祥是教導主任， 教員除了了我以外，還有劉濟蒼（當陽人），以及隨後來的羅恩源和譚淑芳（?）。

據我後來的印象，張家祥很可能是在上?參加過黨的外圍活動，因為組織破壞而站不住腳，才跑回宜昌，躲到霧渡河這個偏僻的?區來教書的。他，人在霧渡河，但與外邊的地下革命工作人員和進步?年們卻都有些聯繫。

我是1935年底在湖北省立武昌師範（省師）畢業的。在省師的三年，我是埋頭讀書的人。在同班同學黃有敏的影響和指點之下，我開始讀「舊書」，我們那時把它叫「國學」。那幾年，要說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古人書」一點都不假。我頂佩服的人是章太炎，黃季剛。我根底很淺，卻十分入迷，真說得上是「死讀書，讀死書」，只是還沒有到「讀書死」的程度罷了。「12·9」時期的學生運動，示威遊行，江邊靜坐，長街露宿和省府請願等等，我雖然都參加了，但我當時只是以一名群眾，一名愛國學生的身份參加而已。運動一過，我就畢業了。那時畢業就是失業。1936年，由於一位小學教師的介紹，我替人代了半年課，又當了半年家庭補習教師。1937年初，我真的失業了。但我沒有管它，相反，就憑教了一年書積攢的幾個錢，我卻跑到了蘇州，報考了章太炎國學會的講習班。那時，章太炎已死。我聽了兩天課，實在聽不懂，也就聽不進。這時忽然接到省師同班同學朱天煥寄給我的一封信，說他當了宜昌縣立霧渡河小學的校長，請我去當教導主任。我喜得不得了，馬上趕到宜昌。我原來還以為霧渡河就在宜昌城裡，到了宜昌才曉得，它離宜昌城差不多還有上百里路。

朱天煥的信，當時是轉了好幾道才轉到我手裡。所以我到了霧渡河以後，朱天煥就告訴我，由於開學很急，而我卻來遲了。他怕我不會來了，因此請了一位張先生當教導主任。這位張先生便是張家祥。他們兩位商量讓我教高年級的那個班。看起來，他們對我是很器重的。我也沒有謙讓，就答應下來了。

我初到霧渡河，教課之餘，剩下時間，還是埋頭讀那些舊東西。而張家祥呢，他看的都是些進步的書籍和雜誌。他看的東西，我有時也去翻翻，但卻引不起我的興趣。當我翻的時候，他總是認真地向我作介紹，希望我能好好看看。而我呢，剛開始甚至也認為，他看的那些東西，裡邊並沒有什麼學問，敷淺的很，把我寶貴的時間放在那些東西上面，似乎有點可惜，不值得。他也不跟我爭論，只是勸我，不要先入為主，最好是花些時間把那些東西看看，看一兩本之後再來做結論，看那裡面到底講得對不對，有沒有什麼道理。

抱著先讀一兩本試試看的態度，我開始讀起那些新東西來。我要張家祥介紹，看我先讀哪一本。他介紹我看的第一本書是狄超白的《通俗經濟學講話》。我要弄出一個究竟來，所以從第一本起，我就不是一般地看看而已。我看得比較仔細，準備了專門的筆記本，做了提要和摘錄。那裡面的一些新名詞，什麼「商品生產」，什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什麼「價值的兩重性」和「商品的兩重性」……等等，對於我都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新東西。我不斷向張家祥請教，這個名詞怎麼解釋，那句話怎麼講。在讀到「剩餘價值」和「資本家剝削的秘密」的時候，我受到很大啟發，發生了更大的興趣。這樣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領我到了一個新的天地。讀了一本，我要他在介紹一本，這次他介紹的是艾思奇的《哲學講話》（這本書後來改名為《大眾哲學》）。比起前一本來，我讀的更加帶勁了，真是如饑似渴，廢寢忘食。這時我就不只是問張家祥這個名詞怎麼解釋，那句話怎麼講了，我已經能讀出我學習的心得，並能提出一些問題與他共同討論了。這兩本書讀完，我就開始自己買書了。張仲實翻譯的《政治經濟學講話》，艾思奇翻譯的《新哲學大綱》，生活書店出的《新青年自學叢書》以及各種進步刊物。我還學了拉丁化新文字，甚至還學了世界語。從張家祥那裡我還看過一些半秘密半公開的小冊子，比如救國會沈鈞儒等等人關於團結御辱的一個文件以及我們黨印的一本以一個被我們俘虜了的國民黨的軍醫的名義寫的隨紅軍長征記等等。

霧渡河是一個很小的集鎮，兩排房子一條街，總共才有十多戶人家，周圍都是大山，交通很不方便。由於「天高皇帝遠」，宜昌城裡當官的，幾乎從來沒有來過。學校里的學生，都是從山區四面八方來的，年齡都比較大。我們幾個人在學校里，雖不能說是無法無天，但忌諱確實比較少。連音樂課里，教的都是革命歌曲。特別是對我那一班高年級的學生，我們有些話是公開講的，我們甚至利用春遊的時間，到其他村鎮去開展宣傳活動！所有這些都是以張家祥為主，在他的影響、指導和組織下搞起來的，對霧渡河這個地區都有很大影響。完全可以說，從那時起，霧渡河小學就成為霧渡河地區的救亡運動的中心。

霧渡河當然不是鐵板一塊，比如那位校長，他也不是不懂抗日救亡的道理，但他為了保住自己校長的地位，參加了國民黨的小組織。他對我們的一些做法是不完全同意的，也曾勸我們不要搞得太過頭了，為此，他甚至還發過一次小脾氣。但他與我們多少有點私教，我們這些人也都是他請來的，沒有我們，他的學校也辦不成，他要和我們搞翻了，在外面對他也不利。所以後來，我們有些地方也注意了一點，聽了他一點意見，他對我們也還能夠容忍。後來我聽說，在我1937年底離開學校到陝北之後，他也有些轉變，有人說，他還入了黨。但後來他被捕了，又轉了過去，當了阮成璋（國民黨武漢警備司令部處處長）的秘書。

這一扯就扯遠了，還是談談張家祥吧。

離暑假只有幾個星期了，張家祥動員我暑假不要回武漢，就同他一起到宜昌城裡參加抗日救亡活動，還可以結識更多的革命青年，我同意了。由於教員們，包括校長自己都想早點回家，我們提前放了暑假。

我到了宜昌城裡，先是住在譚淑芳家。張家祥覺得譚家不太方便，就接我到他家裡去住，就睡在地板上。在他家裡，我已經可以看到延安的《解放》雜誌等更加秘密的刊物了。在他家裡住了幾天，宜昌分師放假了，我們就住在宜昌分師，在一家志願者家搭夥，結果發現，與我同時搭夥的還有我的同班同學徐傑。就這樣，我就一直住在分師，到下學期快開學的時候，才回到霧渡河。

到了宜昌以後，由於張家祥的帶領和介紹，我認識了一大批宜昌的革命青年。我去得最多的是張維新家裡，差不多一兩天就要去一次。此外去得多的還有一個書店，一個公園。書店的名字好像叫「新生」，那個時候的進步書刊有很多，我記得當時就已經有毛澤東傳和朱德傳公開在賣了。好像就是把《西行漫記》的有關章節，抽出來編印的。公園我們也是一兩天就去一次，去的時候總是先約好匯齊，一邊共同唱著救亡的歌曲，一邊向公園走。到公園後，泡幾杯茶，坐下來，也是談一會，唱一會。我不是宜昌人，從前也沒有到過宜昌，許多人都是通過張家祥介紹，一個個認識的。不幾天，大家商量，要排個戲，公開演出。先選的是《雷雨》，後來大家覺得，最好還是選一個與現實鬥爭有直接關係的劇目。於是不記得是從《中流》雜誌上，還是從《光明》雜誌上，選中了多幕話劇《我們的家鄉》。這齣戲描寫的是當時東北的一個大家庭，年輕的小兒子瞞著家裡參加了義勇軍，還想說服他的老父親和大哥哥。嫂嫂卻與一個隱藏的漢奸有私情。張家祥演的就是戲很重而大家都不願意演的漢奸。我從來沒有演過戲，也沒有什麼社會經驗，但因人手不夠，我也想出點力，於是讓我演了一個老商人。

我曾經懷疑張家祥是不是一個共產黨。有一天，我私底下問他：「你是不是共產黨？」他說：「不是。」我向他表示，如果他是共產黨，我很希望他能夠介紹我參加。這時，他經常向我提到一個人，這個人叫陳鴻儒。因為張家祥說過，他們曾經在上海一道參加過革命活動，但因組織被破壞，站不住腳，才又回到宜昌，一直沒有組織關係。

有一天，張家祥帶我參加了發起成立宜昌民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會議。那是在王士元的家裡。王士元是上海一家大學的學生，也是利用暑假提前回到宜昌的。當時在他家裡開會的，有十幾個人。王士元的弟弟王士煥也在家，但是他沒有坐下來，而是時常進進出出，沒有迴避，也沒有發言，不太像是正式參加會議的樣子。會議主要先由王士元發言，他說他這次回來，就是應大家的要求，而且事先與上海民先，甚至北平民先的人聯繫過，要與大家共同討論成立宜昌民先的問題。接著介紹了上海民先的情況和他新知道的北平民先的一些情況。他說北平民先已經先把人派到各地，要把各地民先組織建立起來。他講完後大家發言，其他人發言都不太長，有人提出要保守秘密，還有人說參加了，要準備坐牢。大家都同意馬上成立，並通過王士元與上級民先組織建立正式聯繫。

以下再說排戲的事吧。《我們的家鄉》經過長期緊張的排練，已經可以公開演出了。這時，盧溝橋事件爆發。消息傳來，大家討論決定，《我們的家鄉》雖然可以演出，但如果只演這一齣戲，已經不夠了，要有配合當前形勢更緊的節目才好。當然，演出前大家可以合唱與形勢配合更緊的抗戰歌曲。即使這樣，大家還是覺得氣氛不夠。當然也有人認為，排一個戲很不容易，費了這麼大力氣，如不快些演出去，拖久了也不好。最後是冷善遠自告奮勇只用幾天時間突擊出了一個《保衛盧溝橋》的獨幕話報式話劇，再用極短的時間把它排出來。大家一致同意。演員不夠，許多人都兩邊兼。比如我，開始要參加大合唱，當中參加演出《我的家鄉》，最後還要在《保衛盧溝橋》中跑龍套扮演向敵人衝鋒的抗日戰士。

這時，國民黨要各地成立抗敵後援會，宜昌的黨政官老爺們正愁無法向上報賬交差。經過雙方聯繫，相互為用，一場轟動宜昌城的大演出開始了。開演的那天。我們排成隊伍，前面拉上大橫幅，各人手裡拿著旗幟，沿途高喊抗日口號，歡唱革命歌曲，好不熱鬧。劇場里的觀眾早就擠得滿滿的。我們演出的時候，一個個心情都十分激動。每一個節目都有高潮，台上台下連成一片。特別嚴到最後向敵人衝鋒的時候，台下掌聲不息，直到落幕後，觀眾還久久不願離去，於是台上又領頭呼口號，又高唱革命歌曲，真正可以說是盛況空前。

過了不久，因為下學期開學的事情要及早做準備，於是決定我、譚淑芳及小工先回霧渡河。張家祥還要在宜昌留幾天，討論宜昌民先工作以及在霧渡河成立民先的問題。我還要他繼續替我打聽怎樣到延安去的問題。

張家祥回到霧渡河之後，霧渡河的民先馬上成立。成員除了已經在宜昌城裡參加了民先的張家祥與我之外，還吸收了劉濟蒼參加。我對劉濟蒼的印象是：他可能是由於在老家當陽不能立腳而通過關係隱蔽到霧渡河來教書的。有了一個民先組織，救亡活動的開展就更有計劃，有步驟了。不久我們又發展了羅恩源為民先隊員。

我一心想到延安。從下學期一開始我就不給家裡寄錢了。我把每月的錢都積攢起來，預備做到延安的路費。我還開始給我在武漢的知心朋友通信，想以我的轉變影響更多的人。

張家祥打聽到延安的問題，有了可喜的結果。有的人來信說他自己已經到了山西，還在打算一步步往延安走。我記得來信的人好像姓周，是一個單名字。此外宜昌城裡也已經有好多人想去延安。於是大家約定，這個學期一結束就走，時間大約是十一、二月份。

1937年底，我們幾位想去延安的人在宜昌城裡會齊了。帶了好幾封介紹信，上了開往武漢的船。我現在記得的有：張維新、王承謨、李華榮、胡傳孝、唐玉美、黃音珍、張家秀和我，還有黃音珍的一位親戚等人。這些人，除了張家秀和黃音珍的那位親戚以外，可能都是民先的，也就是說一直到1937年底，宜昌都有民先組織。但我們這些人當中當時肯定沒有共產黨員。有錢的出錢買票，但買的票統一分配，主要是照顧女青年（艙里有鋪位）。其餘的人大部分都「坎黃魚」。（比買票便宜得多，沒有鋪位，錢交給船上的工人，由他們掩過查票的）。因為我的錢多一點，買了票，但我自己仍和大多數人一樣「坎黃魚」。

在漢口，找什麼地方住宿呢？是我找到一家姓麥的老鄰居（廣東人）。我記得除了個別人以外，晚上差不多都是睡在麥家二樓堂屋裡的地板上。白天里都分頭出去活動。我記得有兩位去漢口八路軍辦事處，是王明接見的。說老實話，當時我們所有人都不知道王明是個什麼樣的人。帶回一張名片，一邊印著「王明」，另一面印著「陳紹禹」，其他什麼字都沒有印。據說王明建議我們留在武漢，他說武漢正需要我們這樣的年輕人，而且哪裡都有革命工作，不一定非要到延安去。我當時不懂得什麼是黨的路線，只是單純的認為延安比武漢好，而且到那裡還可以上大學（紅軍大學）。就沒有聽他的。我還記得我們當中有人到湖北省建設廳找過馮乃超，馮乃超給成仿吾寫了一封介紹信。據我後來知道，陝北公學領導對這封信是很重視的。有一次陝北公學分校校長羅邁（李維漢）和總支書記申力生找我談話，就提到了馮乃超給成仿吾校長的信。

除了通過關係找人寫介紹信以外，我們還通過關係弄到了一張流亡學生的證明，憑這張證明，我們從漢口搭火車經鄭州轉到西安都是免費的。

到了西安，我們又找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說，延安離西安很遠，沒有現成的車，交通很不方便，你們路又不熟，一時又沒有人帶你們去。而西安附近有一所西北青年救國會辦的青年訓練班，地點在三原附近的安吳堡，僱傭西安的驢車不要一天就可以到。我們都不滿意。一再堅持要求要去延安。辦事處的同志也一再說服我們，沒有辦法，我們決定先去安吳堡再說。好在李華榮有一位親戚在三原，到了那裡可以繼續打聽。

到青訓班後，我給張家祥寫過一封信，介紹我們的情況，還沒有收到他的回信我就到延安了。李華榮從青訓班來，告訴我他有信給我，我又寫了一封信給他，一直沒有接到他的回信。我入黨以後，組織上要我們最好不要給外面通信，我就沒有寫信給他。我們彼此都不了解對方的情況，直到我從烈士名冊上，看到他的名字為止。

解放後，我一遇見宜昌人就打聽他，以及當時宜昌的一些革命青年。特別是這幾年中央提出要徵集和編寫黨史。我對接觸過的宜昌同志都談到張家祥和其他人的問題，他們似乎並不清楚。我認為我有責任向宜昌的領導上說明張家祥同志是一位烈士。我應該表達我對宜昌這個地方，特別是霧渡河這個地方的感謝，表達我對1937年宜昌一批革命青年的感謝。我很長時間沒有動手寫文章了，這一篇個人回憶的東西，也吸收了一些同志提供情況。因時間的限制寫的很匆忙，不像我過去寫文章那樣一字一句都要斟酌，我歡迎任何人提意見。

張家祥，參加黨組織後更名張國棟，宜昌人，家住同春里1號。1933年於湖北省立第四中學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因家境貧困，無力升學，遂從事教育工作。

1926年，大革命時期，張家祥曾參加兒童團，初中時，曾受一位鄭老師的革命教育。因此青少年時期的張家祥，對革命已經有一定的認識。

1934年，因戀人被富商用金錢所奪，憤而赴上海投奔革命，後因黨組織遭到破壞返回宜昌。

1936年，張家祥與其他進步青年一起在宜昌共同建立秘密團體「馬列主義讀書會」

1936年下半年張家祥曾參加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

1937年，張家祥在宜昌參加黨的外圍組織「青年救國會」，因為工作積極，被宣威代表，參加湖北省「青年救國會」代表大會。

1938年初春，張家祥入黨，更名張國棟。

1938年夏，湖北省委在宜昌辦了一所「統戰訓練班」，張家祥曾在該班學習。

1938年秋，黨派張家祥同志到荊州專區所屬松滋縣簡易師範工作，張家祥發展了大批黨員。在該校，張家祥與英語教師付君哲結婚。

1939年下半年，黨派張家祥同志回到宜昌在宜昌四川中學教書。

1940年宜昌淪陷後，張家祥同志到了巴東，與湘鄂西區黨委書記錢瑛取得聯繫後，被調往四川省豐都縣豐都中學工作。

1940年下半年，張家祥由於叛徒出賣，被捕，解回湖北恩施，關入集中營。

張家祥烈士堅貞不屈，約在1941年春在獄中與敵人鬥爭，受嚴刑。他不供組織。一次提審時，他憤然投井以死相抗，被敵人撈起來後，他腰腿跌壞。敵人為取得口供，給他治傷。他拒絕吃藥打針，把針頭拔掉，他用頭撞牆，在量體溫時，他咬碎體溫表，吞下水銀和玻璃渣，加上絕食飢餓，張家祥同志犧牲，年僅25歲。

1951年，中南局組織部長錢瑛曾出具證明：「張家祥烈士系縣委一級幹部」。政府根據政策，發給其母親大米一千斤。他的母親逝世後，政府出資進行安葬。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