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伺候的詩歌

　　閻國棟教授是我的忘年之交，他年輕有為，擔任博導，其著作《俄國漢學史》廣受好評。他讀書很多，知識淵博，計算機運用嫻熟。我翻譯寫作過程中遇到解決不了的疑難問題，有時就向他求助。比如，別列列申的《道德經》俄譯本序言，談到老子和老聃在七世紀和八世紀被相繼封神，我就不明白封號該怎麼翻譯，究竟封的是什麼神。於是給他寫信求教，他很快回信說：「老子和老聃分別在公元七世紀和八世紀被正式神化。前者被封為『玄元皇帝』，後者被封為『太上老君』。」問題迎刃而解。

　　閻老師研究俄羅斯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需要翻譯十八世紀羅蒙諾索夫等詩人涉及中國的詩歌，遇到問題也會問我，有時候把譯出來的詩寄給我。有一次，打電話時他說：「詩歌真伺候不起，幾行詩折騰了一上午，要是譯別的文章或作品，怎麼也得譯出一兩千字了。」我聽了笑著說：「您說得太對了，難伺候的詩歌，說出了譯詩的艱辛，是個很好的隨筆題目啊！」

　　在我的印象當中，楊絳先生論翻譯也使用過「伺候」這個詞。上網查詢，果然找到了一段既精彩又深刻的論述。這位翻譯家說：「翻譯是一項苦差事。我曾比之於『一仆二主』。譯者同時得伺候兩個主子。一個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要求依順，不容違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位主子是譯本的本國讀者。他們要求看到原作的本來面貌，卻又得依順他們的語言習慣。我作為譯者，對『洋主子』盡責只是為了對本國的讀者盡忠。我對自己譯本的讀者，恰如俗語所稱『孝順的廚子』，主人越吃得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發稱心愜意，覺得苦差事沒有白當，辛苦一場也值得。」

　　我走上詩歌翻譯道路，有幸得到幾位前輩師長的指點和幫助。記得我們的系主任李霽野先生當年對我說：「文學翻譯難，詩歌翻譯更難。你要記住兩條：一要對得起作者，二要對得起讀者。」看來，這些話和「一仆二主」的比喻有相通之處。我一直銘刻在心，不敢忘記。

　　高莽先生帶我參加翻譯《蘇聯當代詩選》、《蘇聯女詩人抒情詩選》，《普希金抒情詩全集》；顧蘊璞先生主持翻譯《萊蒙托夫全集》，約我譯其中的十四部長詩；藍英年先生約我翻譯《日瓦戈醫生》小說中的詩歌，都為我提供了歷練提高的機會。他們提攜、扶植的深情厚誼，讓我心存感激。

　　我自己伺候詩歌已經幾十年了，至今尚未厭倦。翻譯詩歌苦中有樂。我覺得譯者就像架橋鋪路工，為此寫了一首詩：

　　有人說：詩歌翻譯，

　　是吃力不討好的勞動，

　　譯得好，光榮歸於原作，

　　譯不好，自己招惹罵名……

　　可真正的譯家不重名聲，

　　他們甘願做架橋鋪路工，

　　陪外來詩人過橋，排除障礙，

　　伴讀者出國遠行，一路暢通……

　　譯著，是修橋鋪路的基石，

　　辛勤勞作，只求橋寬路平，

　　廣交朋友，心裡高興，

　　任人褒貶，鎮靜從容。

　　詩歌，確實難伺候，與翻譯小說、散文、傳記相比，除了內容，還必須顧及形式，考慮音韻、節奏和音樂性，因而譯詩要付出更多的心血與汗水。許多前輩在這條道路上艱苦跋涉，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比如，查良錚先生翻譯的普希金抒情詩、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丘特切夫詩選》等，至今被人讚譽，堪稱楷模。作為後來者，我們有責任效法前賢，繼續努力。可是，再看看自己的學生，已經很少有人願意從事文學翻譯，更不用說翻譯詩歌了。一則文學和詩歌翻譯耗時費力，卻不算科研成果，二則即便翻譯成書稿，出版艱難，稿酬甚低，讓人感覺得不償失，望而生畏。詩歌翻譯後繼乏人的局面，不免叫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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