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田芳的直播間，80後的午餐伴侶——記曾經覆蓋全國的有線廣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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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評書大家單田芳去世，看看朋友圈和媒體留言，表示悼念的主體人群不是和單老同齡的老年人，而是七零後、八零後。這一代人生於黑白電視機開始普及的年代，在彩色電視機的時代長大，在互聯網時代參加工作，為何會對單田芳的聲音有如此深刻的記憶？

這就要說起隨著八零後成長逐漸淡去的一種全國性媒體——有線廣播。21世紀的孩子很難想像，幾十年前的中國人最主要的娛樂工具是一個無法自己選節目，甚至無法自己控制聲音大小的喇叭或者木盒子。

那時候的農村有線廣播為主，它主要以縣為區域範圍，將廣播節目送入分配線路再直接傳輸到用戶喇叭。由縣(市)廣播站、鄉(鎮)廣播站(也稱放大站)、村放大站等機構，加上用戶喇叭(即揚聲器、音箱)和線路，組成農村廣播網。

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早晨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拉繩打開「戲匣子」，中午放學的路上，田連元在路邊的電線杆上講評書，全家聚在一起吃午飯的時候，炕頭的的廣播在放劉蘭芳，晚飯時分，農民扛著農具往家走，山坳里幾個高音喇叭此起彼伏。這是真正意義的全時段覆蓋。所以七零末、八零初一代對單田芳的聲音格外親切。

為何單田芳等評書名家和有線廣播會在這個時代結合呢？這就要回顧一下有線廣播從生到滅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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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有線廣播發展史

1）學習蘇聯經驗

1949年6月，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到「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是，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傳統社會裡，政府不承擔對農民的直接教育工作。鄉村鄉紳、宗族通過辦私塾、私立學堂來「教化」民眾，也統治鄉村。而新中國需要動員整個社會的力量，需要更強的教育滲透工具。

當時農民佔總人口的80%，文盲也佔總人口的80%。大眾傳媒中的報刊圖書對農民影響不大,而不受文化程度影響的廣播就成為對農村教育的首要選擇。

當時我國的廣播傳播工具幾乎完全集中在收音機和廣播喇叭上

這也是來自「老大哥」的先進經驗。蘇聯1921年6月首先採用有線廣播，一開始就將有線廣播作為一項基礎設施來建設，規定在建設城市、公共建築和居民住宅時，要像自來水、電、煤氣等一樣把有線廣播列入，成為對群眾進行政治和文化教育以及宣傳農業技術的重要工具。直到1962年蘇聯有線廣播收聽工具仍多於收音機。

除蘇聯外，有線廣播在社會主義國家推廣，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蒙古都是有線廣播普及率較高的國家。新中國也學習了蘇聯有線廣播的發展和宣傳效果，從設備安裝設置到管理體制和廣播內容都有明顯的蘇聯印記。

2）解放戰爭到文革期間

中共最早掌握的兩個大城市是哈爾濱和齊齊哈爾，1946年開始，東北解放區在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大規模建立有線廣播，主要是轉播廣播電台的節目。

1950年全國解放，全國各大中城市的機關、學校、企業普遍建立了小型有線廣播系統。4 月，政務院新聞總署決定在全國建立廣播收音網，這是針對全國尤其是農村收音機數量極少交通不便而採取的措施。

收聽廣播在農村來講屬於新奇事物,常德地方志記載：

1951年6月30日，津市收音站首次組織群眾收聽廣播。他們在市文化館門前電杆上安裝了一個高音喇叭，擴音機和留聲機放在電杆旁的方桌上。那天從晚上6時起向群眾播放廣播,並用留聲機播放唱片，6時30分收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的重要新聞和文藝節目。當時前來觀看和聽廣播的，人山人海，一直持續到深夜，場面很壯觀。消息傳出後，第二天晚上來聽廣播的人更多。

1952年4月，吉林省九台縣率先把收音站發展為農村有線廣播站，建立以縣為區域範圍的農村有線廣播站。

縣級有線廣播站 1952-1958

1956年1月，中國第一套標準化的有線廣播設備由上海人民廣播器材廠試製成功，同月發布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提出從當年開始，按照各地的情況，分別在7年或者12年內基本上普及農村廣播網。到1957年底縣級廣播站增至1698 座（1949 年11 座）；廣播喇叭增長增至94.12 萬隻（1949 年99 只），在不適合建立有線廣播的地區繼續建立收音站。

1958 年隨著大躍進，農村有線廣播建設也進入高潮。之後又進行了較大的調整，壓縮規模。1966年春，全國廣播網恢復到1962年調整前的規模，全國有縣級廣播站2000多座，放大站和公社廣播站8435座，廣播喇叭872萬隻，普及到77%的公社、54%的生產大隊和26%的生產隊。

文革期間，農村廣播有線網繼續發展，1969年財政部和中央廣播事業局聯合通知，明確規定了縣廣播站的日常經費列入國家財政預算，由國家撥款解決；公社放大站的日常事業經費由地方財政撥款。

江蘇省武進縣1956年的一張廣播時間表

到1976 年底，全國建成縣有線廣播站2503 座，安裝有線廣播喇叭11324.64萬隻，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產大隊、86%的生產隊通有線廣播，農戶安裝廣播喇叭的達到60%。此外，在牧區和邊遠地區，還建成小片（以公社或大隊為區域範圍的）廣播網16 萬多個。  

3）改開之後的盛極而衰

到80年代初，全國建成了以縣廣播台 （站）為中心，以鄉（鎮）廣播站為基礎，連接千家萬戶的農村有線廣播網，成為有線廣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

不過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初期，因為管理沒跟上去，和文革期間建設的質量不行，有些有線廣播線路遭到損壞，喇叭入戶率和通響率很快下降。

1983年，第十一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確定整頓、提高、發展農村有線廣播網；第二年全國農村廣播工作會議明確農村有線廣播的建設方針是建立以縣(市)廣播站為中心，以鄉(鎮)廣播站為基礎，以專線傳輸為主，並與多種傳輸手段相結合，連接村村、戶戶的質量高、效能好的農村廣播網；還要求在最近三五年內，除了人口稀少的邊遠地區以外，做到縣縣、鄉鄉、村村都通廣播，戶戶、人人都能聽到廣播。

這以後農村有線廣播逐步得到恢復，到1989年初，全國農村有線廣播的通播率保持在71%以上，廣播喇叭穩定在8000多萬隻，入戶率達到41%上下。這是有線廣播的最後輝煌。

公社解體後的農村有線廣播

90 年代後，由於電視的迅猛發展、半導體收音機價格暴跌，曾經輝煌顯赫的有線廣播衰落了，95年開始縣鄉有線廣播站和喇叭數量逐漸下降，到新世紀已經很難看到相關統計。

有線廣播功能

農村有線廣播有效解決了信息傳播過程中「最後一公里」問題，對於剛剛建立的新中國來說，它首先是一項政治宣傳工具。

1）改開前，政治宣傳為主

廣播具有迅速及時、不受距離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等優點，大大改變了農村宣傳工作，協助黨組織和政權「一竿子插到底」，使黨和政府能在每一天向絕大部分村、公社的農民進行宣傳動員；而絕大部分村、公社的農民也能聽到中央、省和縣的黨政機關領導人員對他們的講話，及時知道國內大事。　　

有線廣播受到農民熱烈歡迎，他們不僅從廣播中知道國家大事，欣賞文藝節目，而且能聽到氣象預報，在防災、安排生產上起了很大作用。1956年5月10日，天津南郊廣播站提前預報了下冰雹的消息，全區立即行動，有效地防止了雹災。

1956年，安徽省舒城縣李家大庄合作社社員在收聽廣播

廣播大會主要用來動員生產。江蘇宿遷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提到「過去要傳達一個工作指示,一般要兩三天，最快也要兩三個小時，還只能傳達到大隊。有了廣播站,情況完全變了。」他們那裡有一段順口溜歌頌廣播:

有了廣播真正好，

開會不再來回跑。

喇叭下面喝碗茶，

會議精神領會了。

據山東省志記載，50年代建站初期，農民把廣播喇叭稱為「戲匣子」，文化娛樂生活主要是聽廣播，革命歌曲和優秀歌劇《白毛女》《劉胡蘭》《穆桂英挂帥》等都是通過有線廣播傳進農村千家萬戶。「教唱革命歌曲」是當時最受歡迎的節目。

文革期間，山西大同為公社社員家裡裝小喇叭

1966年文革開始，很多縣廣播站被造反派佔領，自辦節目全部停止。革委會成立後，各縣陸續恢復自辦節目，主要有新聞、理論節目，但幾乎照搬「兩報一刊」的報道和文章。文藝節目全部播放「樣板戲」和幾首「革命歌曲」，這時候廣播的政治功能畸形發展，淹沒了其他社會功能。

2）改開後，經濟文化功能上升

文革結束至90年代初期，農村有線廣播的各項社會功能逐步恢復，政治意味消減，突出了經濟建設功能，精辦各種新聞快訊、農民專題節目和文藝節目。

1982年春天，農村推行生產責任制時，不少幹部怕犯「右」的錯誤限制「雙包」。浙江省富陽縣大青公社黨委書記到栗園大隊去「糾偏」，要一個已經實行「雙包」的生產隊重新把土地集中起來。生產隊長理直氣壯地回懟：「你們不要搞瞎指揮！我床頭裝有小喇叭，天天都在聽，中央允許搞包產到戶！」

各縣社廣播站還普遍搞農業科技知識廣播。1982年1月到8月，上海縣陳行公社廣播站陸續廣播了124篇關於培養壯秧，抽條留苗，棉花、蔬菜等管理和防治病蟲害等方面的農業科技知識，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全公社早稻田畝產居全縣首位。

當時農民最關心三件事：黨的政策、科學種田、文化生活。農村有線廣播根據農民需求，精辦節目，收到較好的效果，基本上發揮了傳播信息、宣傳整合、提供娛樂等功能，是建國以來農村有線廣播社會功能發揮最全面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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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書與廣播

評書作為傳統民間曲藝，最初是「撂地」露天演出，後來進入茶館、書館表演，始終無法成為主流文化產品。直到廣播出現，情況開始改變。

廣播評書最早出現在1937年11月，由北平電台首次推出了連闊如播講的《東漢演義》，一時引得「千家萬戶聽評書，凈街凈巷連闊如」。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人民廣播事業發展，廣播評書也進入新的歷史時期。1949年9月，連闊如就開始在北京新華廣播電台演播評書《紅軍萬里長征渡烏江天險》。這一時期，廣播評書發展的最大成就是「新評書」的興起，包括新編歷史評書和新創作的反映現實生活以及革命歷史的作品。

文革結束後，鞍山電台於1979 年9 月錄製播出了劉蘭芳的長篇評書《岳飛傳》，產生轟動效應，相繼被全國17個省的63家省、市電台播放，形成「萬人空巷聽蘭芳」的熱潮。黑龍江富錦縣有人回憶「播出時，有的坐在家裡收聽，有的在高音喇叭下駐足」，吸引眾多的聽眾。

同年，鞍山電台錄播的單田芳演講《隋唐演義》也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重播數十次收聽率不。1984年，鞍山電台文藝部又同單田芳一起，改編並播出反映中國近代革命歷史的新評書《百年風雲》，1988年8月在中央電台播出，在全國140家市級電台播放，摘得1988 年中央電台優秀廣播節目文藝節目頭等獎，形成「凡有井水處，皆聽單田芳」的盛景。

由廣播評書引發的熱潮在全國蔓延，各地電台開始爭相播送傳統評書。80年代初，在許多市級電台，評書的收聽率要遠遠高於小說，播出量幾乎達到了40%－50%。

這對單田芳來說是好消息也是壞消息——好消息是大大提高了品牌認同率，壞消息是磁帶賣不動了，聽眾習慣了從有線廣播聽免費節目。於是單田芳換了一套傳播方式，免費讓電台播出他的評書節目，同時獲得一定的廣告時間用來出售。單田芳和500多個電台形成了穩定的合作關係，名利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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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取所需

80年代半導體廉價化後，評書的播講主陣地就轉移到了電台。但，單田芳那一代評書大家之所以橫掃全國，靠的恰恰是更「原始」的有線廣播，或者說，無法「選台」的有線廣播迫使70後、80後的收聽習慣向上一代的曲藝靠攏，導致單田芳的社會地位一直延伸到21世紀。

從前面的歷史回顧來看，之所以單田芳和有線廣播網結合，原因在於1980年有線廣播的「迷茫」——硬體上剛剛鋪遍全國，終端播放裝置入戶，還有財政資金支持，卻因為人民公社和政治運動的消失，丟掉了自己的工作目標。

沒有目標的組織急需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否則就得不到財政資金支持。所以，各地有線廣播網紛紛引入傳統曲藝節目，佔滿播放時間，也提高收聽率，能向上級報一個漂亮的數字。這意味著政府出資建設了播放渠道，用無法換台的廣播設備給評書節目做推廣。單田芳等人客觀上免費使用了全國有線廣播網的折舊價值，一直用到半導體收音機崛起。所以這一代評書名家成為家喻戶曉的大眾明星， 把曲藝節目的地位推到了歷史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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