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和平街11區28號樓搬走 我感受到了帝都的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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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它編號51的文章

朝陽區和平街11區的租房到期了。

退房當日，下家就會入住。恭喜他，因為北京找不到離地鐵口直線20米的住宅了；又同情他，趕上這波房租上漲的潮流，住了由我加速折舊的房子，卻付出比我高的成本。

物理學上認為一旦質量達到相當大的規模，便會發生時空的彎折。而在28號樓的這幾天，我能感受人、財富、權力的堆積，也能彎折時空。

對空間的渴望

長安街兩邊的建築是有限高的，因此國貿橋的銀泰中心不知道疏通了多少關係，才把建築高度拔高到了149.9m，更不必說中國尊大廈。所以我們大多數人的感覺，北京是個相當空闊的城市，高樓不密集，街道裝飾也沒有很多色彩。

但是正因為這樣，財富才得以在有限的土地上瘋狂地堆積。

之前對此我是無感的：一個人在北京的地位，根本上取決於其所能以及可能支配財富的總量，但實際上，卻表現在其所能確實佔有的空間。

腳踏同一片土地，呼吸著同樣的氧氣分子，我們可以在北海或者長安街邊逛一個晚上，不會受到任何阻攔，這一點上我們和北京有房者並無二致，但我們最終是要找個棲身之所的。

人人都有這樣的夢想，然而如此多的夢想擁擠在同一片土地，便不僅成為單純能力的比拼，而是機遇、背景、決斷力甚至國運多方面赤裸裸的競爭。

1997年姜文拍《有話好好說》時，開頭趙小帥喊樓的鏡頭取自方庄芳星園20樓，當時是北京最先進的小區。這種塔樓，芯為電梯樓梯，朝向四面八方的套房猶如四個花瓣圍繞著芯展開，這是空間利用最高效的方式。

然而到2006年《家有兒女》在西四環北京印象小區取景的時候，塔樓已基本退出新房市場了。正如夏東海和劉梅有能力供得起三個孩子所隱含的那樣，北京印象小區的包豪斯風格也證明了這是德國設計師的走心之作。包豪斯概念，源自德國戰後的福利房，卻在北京，幾乎不會讓人和福利聯想到一起。

片面抽象的人

緊張的空間，不僅容不得太多的人，也容不得人性的全面展現。

曾有自媒體人這樣記錄一個故事：那是在北京一輛開往郊區睡城的末班地鐵上，難得的稀稀拉拉只有幾個人。突然車廂內一個女孩站起來，對著手機狂喊：「你快給奶奶打電話，不要讓爸爸打媽媽了……」然後整個車廂頓時安靜，只剩女孩蹲在角落的哭泣。

北京是一個建立在高效勞動力之上的城市，無數的大學生在人才市場上焦急的奔走投遞，留下的只能是勞動生產率高而成本低廉的勞動力。然而這種格局之下，是整個人的意義被高度抽象化成生產的工具。人的情感、婚姻、家庭、鄉黨等背後一系列關係都被隱去，只剩下勞動的一方面。

而我們也在主動地自我簡化，對於外界我們總不願談起家裡的事、鄉鄰的事、地方的事，而更願意醉心於明星歌手、商業大佬、政界翹楚的家長里短。而我們的娛樂圈，確實也能夠源源不斷地提供消費不完的人設和事件，來彌補我們自身意義的片面抽象。

這種現象的後果，是我們暫時忘記了生命的部分意義，似乎緊張的工作穿插放縱的休息是生命的主旋律，而一旦這種主旋律被迫中斷，我們卻不知道該到何處去。

解體的舊生產關係

很多人感覺北京大的原因，是因為路口之間的間隔要走好久。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三環以內這樣一個四個路口為端點的Block，便會發現這個區塊之內，像拼圖一樣穿插著好多小區，分屬於不同的職能和機關。

在幾年前，這些小區猶如一個個獨立王國，彼此間互不往來，哪怕隔著一間幾乎從不開啟的鐵門。而自從下令拆除圍牆後，這些殘留的路徑便聯通成了似亂非亂的圖形。和平里11區，和平里西街東街北街與北三環圍成的大方格中，歷時5個月，我也從未走完所有的路徑。

也許外面的主幹道仍舊車水馬龍，但是一扭身到社區小道，大院的殘餘無疑給人一種家的溫暖，就像大院在計劃經濟時代所能帶給人的兜底的福利那樣，棉布、糧食、託兒所、盤尼西林，總量匱乏的資源卻在有條不紊地分配著。

而大院體系的瓦解卻是如此之快。當無人售票公共汽車開遍全國，北京的公共汽車仍然保留了售票員崗位，她們用自言自語的音量，念著京片子吞音了的地名。300路極盛時曾日均輸送10萬人，一輛輛300在三環路上連成小火車，然而地鐵10號線的開通置300於高峰也能找到空座的境地。無人售票的推進給了售票員們失業的風險，她們也曾罷工抗議。今日的300仍然看到她們的身影，甚至加了安全員之後變成一車三人的配置。

北京雖然不是改開後私有經濟萌芽之地，但卻能意外的取代上海成為創投的前沿陣地，所以你能理解一個城市同時包容這些驟然的變化，該有多大的勇氣。

難解的問題

21點後的北京，如果來到三環內非主幹道上，則是安靜到懷疑人生。可是在11個小時後的西二旗、四惠和宋家莊，又會不知從哪冒出這麼多的人。

身在北京，非早晚高峰，你是無論如何也感覺不到這片土地包容下這麼大的人口總量。

人就是這樣，當孤獨寂寞時顯示群居動物的一面，需要有人作伴，但當人超過了舒適度的閾值之後，便會坍縮回獨居動物的一面，排斥身邊的所有人，且不計一切。動批、西紅門、世紀天鼎，當一個個批發市場被行政強力遷出鬧市，居民為周邊頓時清凈的環境鼓掌叫好，而當那些不常用但關鍵的需求顯現，例如針頭線腦，馬桶疏通，家電維修，我們所有人又在全程搜羅消失在視野中的那群人。

車輛進京證是有84天限制了，然而真正的成本還會疊加在每個選擇留下的人身上，並順便再嚇退一些人，然後循環往複。

所以我們陷入了很多死結，一方面要吸引人來降低勞動力議價能力，一方面紓解又造成成本的提升嚇退很多人，這雙方的力量是此消彼長的。

曾經有一段時間，逃離的聲音佔了上風成為人人競相標榜的主流，而逃到麗江大理香格里拉的人沒過多久乖乖回來了，城市沒有呼喚他們。

也許正是這種人、財富、權力的堆積和嬗變，讓城市煥發出一種獨特的味道，就像香菜一樣，有人厭惡，有人離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