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少年娘則國娘」的一些雜感(2)
來自專欄繁瑣中的趣味——中世紀哲學管窺46 人贊了文章
在上一篇雜感中我談了些別的東西,這一篇我想可以談談這個問題本身。
【不相信有人能看完,不信你看完了留言啊(笑)】
阿奎那說,人有三種天然的傾向:作為存在者的本能(存在、續命),作為動物的本能(生育、撫養子女等等)、作為人的本能(追求真善美)。
看上去,「娘」之所以讓很多人感到不快,乃是因為它不「美」。
一個小女生柔媚地笑通常被認為是「美」的,而一個摳腳大叔柔媚地笑通常被認為是「不美」的。
為什麼?
在傳統哲學中,「美」是和一種「恰當的比例」關係在一起的,而恰當的比例,又是和「對某種概念而言」關係在一起的:對「小女孩」這一概念而言,「柔媚地笑」是恰當的屬性,因此「柔媚地笑著的小女生是」和諧的、合乎比例的「,而柔媚地笑著的摳腳大漢則不是如此。
但是這是為什麼?
我覺得,這裡可以有兩種解釋方式:綜合的和「分析」的。
關於綜合的,我們很好理解:我們總是將某個概念與另一個概念以後天的方式連接起來。但這一標準存在著某種或然性:我們常常會「經驗」到,「外賣小哥」是一群「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於是,「外賣小哥」和「文化水平不高」之間就構成一種「經驗的」和諧關係。所以,當我們看到外賣小哥在看《西方哲學史》的時候,我們會覺得「不和諧」,會覺得「詫異」和「不適」。但沒有人規定外賣小哥一定要「目不識丁」,喜歡讀《西方哲學史》並不影響他成為外賣小哥——不影響(?)他通過賺錢來求生(生存),同時還能夠在閱讀中求真,因此看上去甚至是一個頗為值得稱許的行為。
而關於「分析」的,事情則比較有趣:我們說一個無法生育的人是「奇怪」的,是「不合比例」的,因為正如文章一開始所說,人包含有幾個基本的傾向,而其中之一是生育,而不能生育意味著違背人的基本傾向性,也就是導致人部分地「不是人」——他沒有實現自己功能的全部可能性。
在這一標準下不存在任何或然性:一旦我們確定了人的標準(比如阿奎那說的人的自然傾向性),那麼相應地,他能是什麼,不能是什麼就確定了。也就是說,某種「合乎比例」和「不合乎比例」也就內在地確定了。某種丑意味著,它內在地與主體的概念產生衝突,從而構成了「不一致」、「不和諧」。
【當我們將一切的審美判斷都歸結為綜合的時,我們就有了某種摩登的自由主義思潮,當我們將一切判斷都歸入到後者時,我們就有了……紅色高棉(?)】
現在我們來考慮「少年娘」帶來的「丑的感覺」。
現在我們先來考慮,一個小男孩在玩芭比娃娃。在這裡,芭比娃娃之於小男孩到底是如同《西方哲學史》之於外賣小哥,還是如同不孕不育【到……】之於(男)人?
這裡似乎顯決於,我們該如何界定玩芭比娃娃與小男孩這一概念本性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將小男孩只不過界定為一種小動物,那麼「玩樂」無疑是作為動物的一種天性(比如小貓玩毛球),此時,作為手段的芭比娃娃是無所謂的,是恰當的——它能滿足「這個」小男孩玩樂的需求。
但是如果我們將小男孩界定為(潛在地)承擔某種特定社會角色(這是小男孩的功能),而「玩樂」又是實現,或者準備實現這一功能的一個步驟的時候,那麼我們就會覺得,某些玩樂是不一定恰當的。比如,對於一個要接坐擁100000億資產的大老闆A資產的大少爺小男孩B來說,在A的客戶C面前玩芭比娃娃似乎(對於大老闆A而言)顯然是不恰當的,因為大少爺B的功能是「接班巨額資產」,而在客戶C前玩的功能,除了「通過玩耍來培訓你成為大老闆」之外,還有「向客戶展示即使我退休了我依然有個可靠的接班」。而「讓你這小子開心」這種事情只不過是個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這樣,「玩芭比娃娃」雖然可能能讓小男孩最爽(蛤?),但是因為這並不符合小男孩B和他的玩耍的(被給予的)規定性,因此會被大老闆A臭罵「老子的臉都給你丟盡了!你這不孝的東西!」等等。
在這裡我們看到,大老闆A的主觀意志,替代了之前「不孕不育」的男的的「自然本性」——在這裡,不是由人的自然傾向性,而是由主觀的意志——「接老子的班!」來對小男孩和他的玩耍進行了規定。而那個「自然的規定性」——小男孩玩耍的「爽」成了「無關緊要的細節」。
在「少年娘」的問題上情況似乎也是如此:我們並不關心某個人通過某種特定的舉止、行為或者穿著等等能帶來個人的什麼滿足,而是高屋建瓴地(正如大老闆A那樣)關心另一些東西。
——「但是這都是為你好啊!」
事情似乎顯然確是如此:小男孩B在父親大人A的調教(蛤?)下成了大老闆、大總裁,(毫無意外地)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的巔峰,這可不知道比「小時玩芭比,長大去搞基,三十患艾滋,全家死翹翹」(蛤?)高到哪裡去了。
那麼這個父親大人A打油詩的問題在哪裡?他的問題似乎顯然並不在「走上人生巔峰」比「得艾滋死翹翹」更幸福這一結論上:前者似乎顯然更能實現人的基本欲求,而後者連最基本的欲求——生存——都無法實現。
他的問題似乎在:玩芭比是否就會導致/就意味著搞基?搞基是否就意味著得艾滋?以及:小孩玩玩具是否和「教育他成為大老闆」有因果關係?如此等等。
也就是說——正如阿奎那所說的——我們誠然不會在理性的出發點上搞錯:比如我們做任何理性的行動都是為了追求某種善,比如更大的善比更小的善更值得追求,比如整體的善比部分的善更值得追求,但我們很可能在推論上犯錯,比如我們可能會覺得一個玩芭比娃娃的男孩一定是個gay,是個gay就遲早要得艾滋,比如我們覺得小時玩火箭,長大航天員,如此等等。
在「少年娘則國娘」的命題中,值得小心的似乎也是這個問題:為了擺脫把自己的主觀意志強加到個體身上,我們便加入了神聖的國家,將國家/集體的善設定為個人最高和最完滿的善,並且只有在國家的完善性中,個人的完善性(人作為人的傾向)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實現,這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阿奎那似乎也這樣主張),問題是這中間構造的邏輯關係,比如「電視上的男明星都好柔,這樣肯定會導致大量的男孩模仿,這樣肯定會導致好多男的變得沒有力量/去搞基/去變性,肯定會導致男人普遍變得沒力量,肯定會導致國家戰備廢弛,然後國家就亡啦!」以及諸如此類。從而,「娘」內在地違背了男人的本質,造成了「不和諧」,所以是丑的。
但是這裡的推論是否是可靠的呢?
抑或,我們並不需要這種分析的證明,娘的男人就像看《西方哲學史》的外賣小哥那樣讓我覺得「不符合經驗性的和諧」,從而覺得「丑」,這就足夠了呢?
說說你的想法(如果你看到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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