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 | 男同的孤獨「疫情」：其實出了假柜子

來自專欄狐狸先生和他的朋友們11 人贊了文章

GaySpot對風潮的採訪稿讓我想起了Michael Hobbes去年引起廣大爭議的文章。我並不全然認可後者的分析，但我還蠻喜歡他的態度：去嘗試理解而非劃分層級，去追查原因而非偏安自喜，在此轉發原文以及另一篇對他的回應文章（感謝復旦大學知和社提供翻譯），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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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Michael Hob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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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十幾歲意識到自己身份時，開始經歷不一樣的生活軌跡。學校經歷的創傷會持續性發酵，是否選擇出櫃帶來焦慮，出櫃之後仍有危機，男同性戀群體中部分的惡意，幻想與現實的差異，我們會發現，柜子如影隨形。它帶來了壓力，孤獨「疫情」在蔓延。我們需要時間去接受我們是特別的，並與之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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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每次把冰毒全部吸完時，總是那麼興奮。」

這是我的朋友Jeremy。

「當你還有冰毒的時候，」他說，「你忍不住地一直吸。當你吸完的時候就感覺『啊太棒了！我現在終於可以回歸正常生活了。』我會整個周末都不睡覺來參加那些性愛派對，結果萎靡不振，直到周三才能恢復過來。大概兩年前我改吸了可卡因，因為這樣我第二天還能工作。」

我在一家西雅圖的醫院裡聽到Jeremy說這些話，他正躺在醫院六樓的病床上。他記不得在他吸毒時的具體情況是什麼樣的，只知道一個陌生人叫了救護車，他醒來時就在這裡了。

我從沒想過Jeremy會和我進行這樣一番對話。直到幾個星期前，我都還以為他最多也就喝點兒馬丁尼酒罷了。他苗條、聰明、注重健康，是那種無論星期幾都會穿襯衫的人。三年前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還問我知不知道周圍哪個CrossFit健身房比較好。今天，當我問他住院感覺怎麼樣時，他一上來就說這裡沒有Wi-Fi，他有一大堆工作郵件沒處理。

「吸毒就是在『吸』空虛和孤獨，」他說，「以前我周五晚上下班回家時總是筋疲力盡，那種狀態就像在問『現在該幹什麼？』於是我會用電話訂一些冰毒送上門，再在網上看看有沒有開什麼派對。要麼是這樣度過，要麼我就自己看場電影。」

Jeremy不是我僅有的在掙扎的男同性戀朋友。還有因過度焦慮而幾乎非工作不出門的Malcolm；還有因抑鬱和身體畸形，社交圈一步步縮小到只剩我、健身房和網上炮友的Jared；還有在被男朋友甩了兩周後在32歲自殺的Christian——他是我一生中吻過的第二個人。Christian當時去了一家派對用品店，租了一個氦氣罐就開始吸，然後給他前任發信息讓他過來，以保證他能發現屍體。

這些年來我注意到，我的異性戀朋友與同性戀朋友的生活軌跡是截然不同的。我一半的社交圈消失在了戀愛婚姻、生養孩子和郊區住宅之中；而另一半則在孤立與焦慮、高純度毒品與不安全性行為之中苦苦掙扎。

這些都與我所幻想出來告訴自己的故事不同。Jeremy和我一樣，成長過程中並沒有被同齡人欺負，也沒有被家人拋棄。他也沒被叫過「死基佬」。他家在西海岸的城郊，他的媽媽也是同性戀。「她在我12歲的時候向我出櫃，」他說，「然後跟我說了兩句話，她知道我是同性戀，而我當時卻不自知。」

Jeremy和我都34歲了。自我們出生以來，同性戀群體在社會與法律接受度上取得了比歷史上其他人群都更大的進步。在我的少年時代，同性婚姻還是奢望，連報紙也會把它打上引號。現在它已經被最高法院以法律保護。公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率也從1996年的27%升高到了2016年的61%。在流行文化上，我們也經歷了從《虎口巡航》到《粉雄救兵》再到《月光男孩》的轉變。同性戀角色在今天如此普遍，以至於人們可以容許這些角色有缺陷了。

儘管這一變化的規模之大和速度之快值得慶祝，然而同性戀的孤獨與藥物濫用數十年來未曾緩解。根據研究，同性戀自殺率是異性戀的二到十倍。我們得重症抑鬱的概率也是其他人的兩倍。並且正如我們所經歷的上一場疫情，這種創傷似乎集中在男性身上。在一項針對最近搬到紐約的男同性戀的調查中，四分之三的人遭受了焦慮或抑鬱，濫用藥物或酗酒，或者進行不安全性行為——更有甚者則三者均有。儘管我們有「自己選擇的家人」，男同性戀的朋友數量比異性戀者和女同性戀的少。在一項針對HIV感染者護理人員的調查中，一名受訪者告訴調查人員說：「不是他們不知道珍惜生命，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還值不值得珍惜。」

我不打算假裝對這些有客觀的態度。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單身男同性戀，家在一個支持民主黨的城市。我的父母加入了同性戀親友會。我周圍人沒有死於艾滋病的，我也從來沒遭遇到直接的歧視。我出了櫃，於是在我的世界中，房前有個帶籬笆的花園，花園中還有一條金毛犬，這樣的生活不僅不是遙不可及的，更是很有可能實現的。我也多次接受心理治療，可能比我下載Grindr的次數都多。

「婚姻平權與法律地位的變化對一些男同性戀來說是一種進步，」 Christopher Stults說。他是一名紐約大學的研究員，研究同性戀男性與異性戀男性心理健康差異。「不過對於其他很多人，這是一種受挫。也就是說，我們有了法律地位，但總有些別的目標還沒滿足。」

事實上，這種空虛感不只是美國特有的現象。在同性婚姻2001年就合法化的荷蘭，男同性戀患情緒障礙的可能性是異性戀男性的3倍，進行「自殺性自殘」的可能性是後者的10倍。瑞典在1995年允許同性民事結合，2009年立法完全保障了同性婚姻，而在那裡，與男性結婚的男性的自殺率是與女性結婚的男性的三倍。

所有這些令人難以接受的數據都表明，作為男同性戀的一生仍然有著危險的孤獨感。不過，好消息是，流行病學家與社會學家離這些問題的答案越來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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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is Salway是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疾控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員，過去五年中他一直在嘗試弄清楚為什麼男同性戀自殺率居高不下。

他說：「在過去，男同性戀者的典型特徵是在柜子中忍受著保守秘密的孤獨，但現在你可以看到有數以百萬的男同性戀者出櫃，他們仍然感受到同等的孤獨。」

我們邊聊天邊在一家小麵館吃午飯。此時已經十一月，見面時他穿著一身牛仔服和一雙橡膠套鞋，手上還帶著結婚戒指。

我不經問起他：「你是個已婚同性戀，對吧？」

「還是單配偶呢，」他說到，「我覺得他們還會頒給我們城市鑰匙呢。」（譯註：國外許多大城市市長會頒贈城市鑰匙給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封該人為榮譽市民）

Salway在俄亥俄州賽琳娜市長大，那是一個人口大約只有一萬的銹跡斑駁的工業區。他形容道，在這樣的地方，21歲的年輕人選擇結婚的都趕得上去大學的人數了。甚至在他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前，就因為這樣的身份被欺凌了。「我比較柔弱，而且我還參加了唱詩班，」他說，「但這就足夠為我招致麻煩了。」所以他變得小心翼翼。他高中大部分時間都有一個女朋友；此外，無論從戀愛上還是單純精神上，他都盡量避免與男生交往，直到他畢業之後能離開那個地方。

在2000年代末，他已經是個社會工作者和流行病學家。當時他和我一樣，也對他的異性戀和同性戀朋友間漸行漸遠的生活軌跡感到震驚。他開始思考他以前經常聽到的關於男同性戀者和心理健康的故事並不全面。

當這種同性戀與異性戀者間的差異在五六十年代開始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後，醫生們認為這是同性戀本身的一個癥狀，是當時被稱為「性倒錯」的諸多闡述中的一種。然而，正當同性戀者平權運動蒸蒸日上時，同性戀作為一種疾病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消失，而這一癥狀也被歸因於精神創傷。男同性戀者被趕出他們自己的家，他們的戀愛也成了非法的。想當然地，他們就有著令人擔憂的自殺率和得抑鬱症的概率。「我當時也認同這樣的說法，」Salway說道，「男同性戀者的自殺只是那個已經過去的年代的產物，又或者說自殺人群主要集中在想不開的青少年中。」

後來他查看了相關數據，發現問題遠不止自殺那麼簡單。這種現象既折磨著青少年，也不僅僅發生在帶有恐同情緒的地區。他發現世界各地和各個年齡段的男同性戀者，都有更高的概率罹患心血管疾病、癌症、大小便失禁、勃起障礙、過敏和哮喘……只要是你能說得出名字的病，都包含在內。Salway最終發現，在加拿大，比起艾滋病，有更多的同性戀者死於自殺，並且這種情況已持續多年了。（他說美國也大致是這樣的狀況，但還沒人有那閑心去研究。）

「我們看到男同性戀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癥狀。他們有些從未遭遇過性侵犯或肢體暴力，但是有著和經歷過戰場或是被強姦過的人群相似的癥狀。」來自芬威研究中心LGBT人群健康的人口調查部門的心理醫生Alex Keuroghlian這樣說道。

正如Keuroghlian所說，男同性戀「時刻準備著遭到拒絕。」 我們似乎在不斷尋找著不能融入社交場合的理由，我們掙扎著卻不能表達自己，我們不斷重演著社交的失敗。

然而這樣的癥狀最詭異的地方在於，我們大部分人根本並不把這些看做疾病的癥狀。自從他著手調查數據以來，Salway開始採訪自殺未遂的男同性戀者。

「當你問他們為什麼他們想要自殺時，」他說，「他們的理由似乎與同性戀毫無關係。」相反，他說，他們會解釋說自己有一些感情問題、事業問題和資金問題。「他們並不覺得他們的性取向是生活中最緊要問題。儘管如此，他們這一類人更容易自殺。」

研究人員用「少數族群壓力」這個術語來解釋這一現象。它最直接的形式是簡單明了的：作為一個被邊緣化的he恆源在社會中生活會比其他人生活得更辛苦。當你是商業會議上唯一的女性，或是學校寢室中唯一的黑人，你會不自覺地想到其他人和我不一樣。如果上司對你不公而你用於抵抗，或者沒能這樣做，你的行為是不是就恰好符合了人們對你作為女性的刻板印象？如果你沒能在考試中取的好成績，是不是因為你是一個黑人？即便你沒有感受到明顯的污名化，僅僅是擔憂著這些情況可能發生，也足夠讓你逐漸地受到傷害。

對於同性戀者，這樣的效應因為我們隱藏自己作為少數者的真實身份而放大。我們不僅要在只有12歲的年紀曆經周折回答這些自我認知的問題，而且還不能與父母朋友訴說。

John Pachankis是耶魯大學研究精神壓力的學者，他表示，從你對自己的性傾向有了認識到你開始出櫃的大約五年間，你會受到真正的傷害。這段時期里，即使是比較小的刺激，也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這不是因為那些刺激會直接造成創傷，而是由於我們開始擔心這種刺激以後會經常發生。正如Salway所說：「別人叫你基佬並不期待以此改變你的行為，並且以後還會這樣叫。」

James今年20歲，他現在基本上已經完全出櫃了。James告訴我說，在他七年級時還沒有出櫃。有個女同學問他覺得另一個女孩怎麼樣，他不假思索地說：「這麼說吧，她看起來像個男人，所以我可能會跟她做愛。」就在那時，他突然開始慌了。「我就像是在問自己，有人注意到我剛剛說什麼嗎？他們把這話傳出去了嗎？」

我的青春期也是這樣度過的：小心翼翼地表現得像個直男，卻還是不小心露出了馬腳；面對突如其來的刺激，又過分地去彌補自己的疏忽。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位中學時的朋友去水上樂園，在我們等著滑滑梯時，他注意到我正盯著他看。「老兄，你在意淫我嗎？」他這麼問我。最終，我用「不好意思，你不是我的菜」這種話岔開了話題。在接下來的幾星期里，我一直在擔心他會對我怎麼想。好在他再沒提起，但是各種霸凌都在我的腦海里浮現。

William Elder是一名研究性創傷的心理學家。他說：「男同性戀者的創傷在於其持續性。如果你只經歷了一件讓你受到創傷的事，你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在經過四到六個月的治療後就能消退。但如果你經歷了年復一年的小刺激，你不斷地想這些事是不是由於你的性取向造成的，那麼你的心理狀況就會很糟糕。」

或者，正如Elder所說，處於深櫃中的感覺就像有人不停地擊打你的手臂：起初，你覺得很討厭；後來，你覺得很憤怒；最終，這就在你腦海中揮之不去了。

接著，這些事帶給你的壓力開始不斷在你的體內積累。

以同性戀的身份成長，在很多方面似乎和在極端貧困的環境中成長一樣糟糕。一項2015年的研究表明，同性戀者體內產生的皮質醇較少，而皮質醇是一種可以調節壓力的激素。凱蒂·麥克勞克林（Katie McLaughlin）是這項研究的一位共同作者。她表示，同性戀者調節壓力的生理系統在青春期一直處於非常活躍的狀態，而系統在成年後變得遲鈍。2014年，研究人員將異性戀與同性戀青少年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進行了比較。他們發現，同性戀的孩子遇到的所謂的「生活壓力」並沒有比異性戀的孩子多（異性戀者也會遇到問題），但是這些「生活壓力」對同性戀孩子的神經系統造成的傷害更大。

Annesa Flentje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研究精神壓力的學者，專註於少數群體的壓力對基因表達的影響。她認為，我們受的小打擊和我們適應打擊的模式,會變成一種固化的思維模式，即使到30年後也永遠不會被改變或消除。不管我們承認與否，我們會把少年時期的柜子一起帶入成年期。約翰以前是個心理諮詢師，兩年前，因為他想製作陶器，又想去阿迪朗迪克（Adirondacks）冒險，他辭職了。約翰說：「當我們是孩子時，我們無法應對壓力；當我們是成人時，我們又沒把這當作是創傷。我們現在對壓力的本能反應仍舊和我們還是孩子時一樣。」

Salway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致力於研究少數群體遇到的壓力，然而即使是他這樣的人，當他和他的男朋友在溫哥華散步時，他有時也會覺得不適。沒有人攻擊過他們，但還是有一些混蛋在公共場合用言語侮辱他們。這種事不用發生很多次，你就會擔心它再次出現。這就像你一看到有車接近你即將撞過來，你就開始心跳加速的感覺。

可是」少數群體壓力」的理論並沒有充分解釋為什麼男同性戀者有這麼多健康問題。因為在我們出櫃前，我們會受到第一輪傷害；在我們出櫃後，我們還會受到可能更加嚴重的第二輪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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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和過Adam說不要表現得太女氣，但是他和我，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學會了不去表現得異樣。

他說：「我從沒擔心過自己處在一個恐同的家庭。我以前會把毯子像裙子一樣繞在身上，在後院跳舞。父母認為我這樣很可愛，還用錄像機錄了下來，放給我的祖父母看。他們看完後，我卻因為臉紅躲在沙發後面。當時我是六七歲的樣子。」

而到了他上高中的時候，Adam學會了控制他的言談舉止，都沒有人懷疑他是同性戀。但是他仍然說：「我沒法相信任何人，因為我有一個秘密一直縈繞心頭。在這個世界上，我只能是孤獨的一個人。」

他在16歲的時候出櫃，畢業後搬去了舊金山，做艾滋病預防相關的工作。然而他與他人仍有揮之不去的距離感。他只得習以為常，他說：「不計其數的性愛在同性戀世界中觸手可及。你讓自己相信，如果你與某個人做愛，你就擁有瞬間的親密，但這只不過是個暫時的依靠。」

他總是長時間工作，一臉疲態地回到家，抽一點大麻，倒一杯紅酒，然後開始瀏覽約會軟體，有時會接連約上兩到三個人。他說：「關門送走最後一個人的時候，我會想，那人沒有完全滿足我，然後我會再找下一個約炮對象。」

幾年來他一直如此。上個感恩節，他回家拜訪他的父母。那時他感覺壓力太大，不得不來一炮。他終於找到附近的一個匹配的人，他跑回父母的房間翻箱倒櫃找有沒有偉哥。

我問：「所以，那一刻你感覺陷入了低谷？」

他回答說：「算是吧，雖然不是最低的。」

Adam正在接受一種12步治療法來克制性癮。現在距離他的上一次性交已經有6周了，在此之前，他最長的禁慾期只有三四天。

「有些人做愛是因為它帶給人快感，這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我像絞破布一樣，試圖從其中得到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像是社會支持或是他人的陪伴，這是我逃避生活的一種方式。我一直不肯承認我這樣的行為有問題，因為我一直告訴自己：『我出櫃了，我搬到了舊金山，我已經做了一個同性戀可以做的所有事。』」

幾十年來，心理學家們也是這麼想的——識別同性戀的形成的最關鍵階段是出櫃，一旦我們對自己感到愉快與滿意，我們就能和有共同經歷的人開始一段新生活。但在過去的10年中，研究人員發現想要融入同性戀社群的努力與掙扎，會使他們更加緊張。2015年發布的一個研究表明，剛出櫃的男性中焦慮症和憂鬱症的比例高於未出櫃的男性。

Adam說：「這就像你出櫃並期待著成為『花蝴蝶』，然而同性戀社群用殘忍的現實給你潑冷水。」在他剛準備出櫃的時候，他說：「我去了西好萊塢，以為那裡有我的同類，但實際上那裡很恐怖，就是個成人同性戀混跡的地方，他們不歡迎孩子。你從你媽媽的家裡去到一個同性戀酒吧，大家都在那磕葯。你會想難道這就是我所屬的團體？該死的，簡直亂七八糟！」

一個叫Paul的軟體開發員說：「我17歲的時候出櫃，在同性戀世界中我看不到屬於我的地方。我曾幻想和異性戀們在電影中演的那樣，和某個人陷入愛河。然而，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塊肉。這種感覺吞噬了我。我寧願去那家要走40分鐘的雜貨店，也不肯去只要走10分鐘路程的，因為那樣就要經過一條同性戀聚集的街道，我感到害怕。」

我從Paul，從每個人口中聽出的是「重複的創傷」。你帶著這份孤獨成長，精神負擔一直在堆積，然後你來到了卡斯特羅、切爾西又或是男孩鎮，幻想著你終於能作為真實的自己被社會接受，然後你才知道這裡的每一個人也都有自己的精神負擔。雖然他們不再因為你是同性戀而拒絕你，但你的體重、收入或是族裔卻成為你被孤立的因素。Paul說：「年少時收到欺辱的孩子們長大後變成了恃強凌弱的一方。」

一個叫John的探險旅行導遊說：「同性戀對彼此尤其不友好。在流行文化里，變裝皇后總是目中無人，還能以此博人一笑。但是，這份尖酸刻薄幾近病態。雖然我們要麼都十分迷茫，要麼因為大把的青春而欺騙自我。但是，把這些展現在其它人的面前，讓人不適。這就是說，我們把世界所展現給我們的污穢再反過來展現給他人。」

每一個我認識的同性戀都隨身攜帶一個精神文件夾，裡面裝滿其他同性戀對他說過、做過的污穢的事。有一次我去赴一個約會，那個人站起來說我看起來比照片里矮，然後就走了。Alex是西雅圖一個健身教練，一個在他游泳隊上的人告訴他：「如果你不戴套和我做愛，我可以忽略你的臉。」Martin是一個住在波蘭的英國人，自從他搬到波蘭後長了大約10磅，聖誕節那天，他的Grindr上收到了一條信息：「你以前真的很性感，你應該為把自己毀掉而感到羞恥。」

對其他的少數群體而言，生活在一個與自己相似的人組成的的群體中，焦慮症和憂鬱症的比率較低。和發自內心地理解你的人相處很有好處。但是對我們而言，情況恰恰相反。好幾個研究表明，居住在同志社區中意味著更高几率的不安全性行為和毒癮，並且少有時間參與志願活動和體育運動。2009年的一個研究表明，同性戀者與同性社區關係越緊密，他們對自己的戀愛越不滿意。

Pachankis說：「同性戀和雙性戀的男人提到同志社區，會認為它是他們生活壓力的主要來源。」他還說，問題主要在於，「團體內的歧視」，比起被異性戀排斥，對你心靈的傷害更大。忽視不喜歡你的人很容易，翻個白眼，向他豎中指，都無所謂，反正你不需要他們的贊同。但是，被其他同性戀者拒絕，讓你感到你失去了唯一的交朋友和追尋愛情的方式。被自己的人推開更加傷人，因為你更需要他們。

和我交談的研究者解釋說，男同性戀者這樣互相傷害有這樣兩個原因。其一，也是我最經常聽見的，就是之所以男同性戀對彼此很差，說穿了就是因為我們是男人。

「對男性氣質的挑戰在男性社區里被放大了，」Pachankis說道。「男性氣質本身就是不牢靠的概念。它必須持續地表現出來，要麼被維護，要麼被強調。我們在研究中觀察到：你可以在一群男人中貶損他們的男性氣質，然後看他們會做怎樣的傻事——他們變得更有攻擊性，也不管東西價值幾何，就想拳打腳踢。」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男同性戀社區總是對女性化的男人不吝羞辱。根據杜克大學的臨床心理學家和研究者Dane Whicke所說，多數男同性戀說他們想和更有男性氣質的人約會，並且希望自己能更有男人味。也許因為自古以來這樣的男人更容易融入異性戀社群。也可能這是一種內化的恐同現象：陰柔的男同性戀者被刻板地認為是受方，即被插入的一方。

一項為期兩年的縱向研究發現，男同性戀出櫃越久，他們越有可能成為「0.5」或攻方。研究者說這樣有意使自己顯得更男性化和扮演不同的性別角色，只是男同性戀相互施加壓力，以獲取「性資本」的方式，就和我們去健身房和修眉是一樣的。

「我去健身房就是因為想當一個還行的攻，」Martin說道。剛出櫃時，他確信自己太瘦弱，會被誤認為是一個受。「所以我有意表現得特別陽剛。我男朋友最近注意到我在點酒的時候把聲音壓低。這是我剛出櫃那幾年時留下的習慣，那時我覺得，只有像Christian Bale的蝙蝠俠那樣說話才能約到人。」

Grant今年21歲，在長島長大，現在住在曼哈頓西岸。他說他以前很在意自己的站姿——手放在臀部，一條腿稍稍翹起，像Rockette的舞蹈演員。大二的時候，他開始觀察男老師們平常的姿勢，故意在站起來時兩腳叉開，手放在兩邊。

男性氣質的規範影響著每一個人，包括那些利用這些規範的人。陰柔的男同性戀有更高的自殺傾向，孤獨感和患精神疾病的風險。陽剛的男同性戀更焦慮，有更多高危性行為，更頻繁地吸毒吸煙。研究顯示，生活在同性戀社群會讓陽剛的男同性戀更加抑鬱。

其次，加入男同性戀社群反而增加了壓力與我們為什麼彼此排斥無關，而與我們如何彼此排斥有關。

過去的十年里，傳統的同性戀活動空間——酒吧，夜店，公共浴室——開始消失，逐漸被社交網路替代。至少70%的男同性戀使用類似Grindr和Scruff的約會app來互相接觸。在2000年，大概有20%的男同性戀情侶是在網路上認識的。到2010年，這一比率達到70%。

與此同時，通過朋友認識的男同性戀情侶的比率從30%下降到12%。

通常你聽說這些約會app在男同性戀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最流行的Grindr稱其用戶平均每天花90分鐘在上面——是在那些駭人聽聞的新聞報道里。殺人犯或是恐同者利用這些app找人下手；倫敦和紐約湧現「嗑藥性交」。的確，這些是個問題，但這些app真正的影響則不引人注意，而且某種意義上更加深遠。對我們當中的許多人而言，它們已經成為了和圈內人交流的主要方式。

「如果你想約一個人，用Grindr比去酒吧容易，」Adam說。「特別是你剛搬到一個新城市的時候，約會app很容易幫你構建一個社交圈。找到一個線下的社交場合很難，要花費很多精力在上面。」

「有時我想體驗被渴望的感覺，所以我上Grindr，」Paul說。「我傳一張上身赤裸的照片，然後就收到一些招呼，說我很性感。當時我感覺好極了，然後就沒有然後了，而且才過幾天就看不見新消息。就像我要撓癢的地方其實長了一個膿瘡，這樣做只會讓它擴散。」

最糟糕的不是我們隔三差五地打開這些APP。不是因為我們頻繁地打開它們就能解釋同性戀和異性戀之間為什麼會有健康差異。事實上，這些APP強化了我們的自卑感。在Elder（主要研究創傷後焦慮）於2015年領導的針對男同性戀的一系列訪談中，發現90%的受訪者渴望的伴侶是高大年輕白皮膚，好身材和有男人味的。其實大部分人可能連一個標準都達不到，更別說全部五個。所以約會軟體也就剩下一個功能：告訴用戶你很醜，沒市場。

Paul說他一打開那些信息就「等著被拒絕」。John以前是個諮詢醫生，27歲，6尺1寸高，腹肌隔著毛衣也能看見。就算是他，發出的大部分消息也不見回復，而且他大概得花10小時跟app上的其他人聊天才能換來一次面基或是1小時的約炮。

對有色人種的男同性戀來說情況更不好。在舊金山公衛部門為黑人和拉丁男性提供諮詢服務的Vincent表示，這些app給少數族裔的回應就兩種：拒絕（「對不起，我不喜歡黑人」）和狂熱（「嗨，我真的很喜歡黑人」）。Paihan，一位在西雅圖的台灣移民，給我看了他的Grindr信箱。和我一樣，他發出的大部分「Hello」都沒有回復。他收到的屈指可數的信息里有一條只寫了「哇，亞洲人」。

這些都沒什麼特別的。Walt Odets，一位80年代起就研究社會孤立的心理學家，說男同性戀以前在公共浴室感到的煩惱和他們今天在Grindr上感到的一樣。他在年輕患者中發現了這些差異,"如果你在公共浴室里被拒絕了，之後你們還是能聊一會。也許你們就成為朋友了，或者至少是一段不錯的社交經驗。在app上，如果對方不想和你做愛，或是不想和你戀愛，你只能被無視。"我採訪的男同性戀討論這些約會app的態度就和異性戀們討論Comcast的態度是一樣的：它就是很爛，但你還能怎麼辦呢？」在小城市裡你不得不用這些app，Michael Moore，耶魯大學心理學家說。「它們履行了以前男同性戀酒吧的功能。但是不好的地方是它們直接把各種偏見擺在檯面上。」

這些app只是讓你在成人階段也不得不服從 「世上最好的男孩」假說（Pachankis）。在我們還是孩童時，對同性戀身份的隱藏使我們更加傾向於把我們的個人價值寄託於外部世界期待我們成為的樣子——擅長體育，成績好或是其他的什麼。成人後，同志社區中的規範把我們的個人價值延伸到更多地方——我們的外表，我們的男性氣質，我們的床上功夫。但就算我們達到了目標，就算我們成為了我們期待的形象，我們已經丟失了自我，變得滿目瘡痍。

「我們常常過著別人的生活，」Alan Downs說道。他是一位心理學家，《憤怒的天鵝絨（The Velvet Rage）》的作者。這本書寫了男同性戀與羞恥感和社會認同的鬥爭。「我們想要更有男人味，更好的身材，更高的地位，或其他能給我們帶來短時間自我肯定的東西。然後我們在40歲時清醒了，感到疲倦。我們疑惑，難道人生就只有這些東西？緊接著你被一陣抑鬱感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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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y Halkitis，紐約大學教授，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早期便開始研究同性戀/ 異性戀群體的健康差異問題。他出版了四本關於同性戀文化的論著，並採訪了大量同性戀者——死於HIV的，試圖走出毒品派對後遺症的，為擁有屬於自己的婚禮奮力鬥爭的。

這也是為什麼兩年前他十八歲的侄子James會戰慄著出現在他的門口。James讓Halkitis和他丈夫坐下然後告訴他倆自己是同性戀。「我們告訴他『恭喜啦，你的會員卡和新人禮包在隔壁房間，』」Halkitis回憶說，「但是他緊張到完全沒能理解我們的笑話。」

James出生在皇后區一個溫馨的自由派大家庭，自小備受寵愛。他就讀的公立學校也有一些公開出櫃的孩子，「然而，」Halkitis說，「他還是極度不安。理智告訴他：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但是生活在柜子里所要對付的，不是理智，而是情感。」

多年來，James確信自己絕對不會出櫃。他不想得到關注，不想被迫去回應那些他無法回答的問題。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性取向意味著什麼，又怎麼可能向別人解釋？「我看過很多講傳統家庭的電視劇」，他告訴我，「與此同時，我也看過一大堆同志色情片。在那些片子里，大家爛醉如泥、單身並且一刻不停地做愛。所以我想，這就是我的兩條路了：要麼是去經營一種永遠不可能真正屬於我的童話式的人生，要麼是做個同性戀然後一輩子得不到愛情。」

James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決定待在柜子里的。他當時一定是十歲或者十一歲，被爸媽拖去長島旅遊。「我看著四周——一個大家庭、孩子們滿地亂跑，然後我想，『我這輩子都不會有這樣的人生了』，然後，我哭了起來。」

當他訴說這些的時候，我意識到：他描繪的——對自身境遇的領悟，以及隨之而來的悲傷——正是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同樣經歷的。James在2007年所經歷的，我在1992年經歷了，Halkitis在1977年也經歷了。侄子竟同曾經的自己有著相同的體驗——驚詫之餘，Halkitis決定了他下一本書的寫作內容：深櫃者的創傷。

「即使在今天，即使在紐約，即使你有足夠包容的父母，出櫃的過程仍然是艱辛的，」Halkitis說，「或許，它將永遠艱辛。」

所以，我們該做些什麼？當我們談及婚姻法或者禁止（針對同性戀者的）仇視性犯罪的法令時，我們傾向於將其理解為對我們權利的種種保護。然而鮮有人意識到：這些法律真的牽動著我們的健康。

我發現了許多驚人的研究結果，其中之一描述了04至05年間男同性戀群體患上焦慮、抑鬱症比例驟增。同期，美國十四個州通過了明確規定「婚姻須由一男一女締結」的憲法修正案。當時生活在這些地區的男同性戀者中，患心境障礙者比例上升37%，酗酒者比例上升42%，患泛焦慮症者比例上升了248%。

這些數據最令人寒心的一點是：生活在這些州的同性戀者所擁有的法律權利其實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修正案通過前後，你都不能在密歇根結婚。法律如何，終究只是表面文章。它們不過是大眾排斥同性戀者的一種途徑罷了。更糟糕的是，發病率的上升未局限於這十四個州，修憲行動波及了整個國家的同性戀群體（雖然比例沒有上述數據那麼誇張）。如果這次修憲只是為了增加我們的痛苦，它的確得償所願。

我們的國家剛剛選出了一位橘色皮膚的魔王當總統——其領導的政府公開地、狂熱地試圖推翻二十年來同志社群所取得的每一點成就。而這一局面傳達給同性戀群體——尤其是那些最年輕的、仍掙扎於自我認同的個體——的信息已經不能更直白、更可怖了。

任何就同性戀群體心理健康的討論都必須從校園環境出發。雖然在美國，境況已經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教育機構對於孩子來說仍然是危險的——校園裡有胸懷抱負的同性戀青少年，也有冷漠的教師群體、日益惡化的政策。反霸凌組織GLSEN的研究主管Emily Greytak告訴我們：從2005年到2015年，報告因性取向被霸凌的青少年佔比未有任何下降。美國國內只有30%的學校有明確保護LGBTQ青少年的反霸凌條例，而其他數以千計的學校甚至明令禁止教師以較積極的態度談論同性戀。

這些限制使得孩子們更難應對身為少數群體的壓力。不過，幸運的是，克服這一壓力並不需要讓老師們和那些玩曲棍球的男孩們一夜之間都接納同性戀群體。在過去的四年中，馬凱特大學的一名研究員，Nicholas Heck，運行著一些幫扶高中同性戀青少年的互助小組。他帶領他們與同學、老師、父母溝通，並試著幫助他們搞清楚：困擾自己的究竟是一般的青少年壓力還是來自性取向的壓力。比如，其中一個孩子因為父母希望他學美術而非金融倍感壓力。父母的意圖是好的——他們只是想讓孩子去一個沒那麼多恐同者的領域發展——但是孩子已經十分焦慮：如果他放棄讀金融，是不是就是向金融界的同性戀污名化屈服？如果他學了美術卻仍遭霸凌，他該不該告訴父母？

訣竅是，Heck說，讓孩子們自由提問。因為「少數派壓力」最顯著的癥狀就是逃避。當孩子們走進一個大廳，聽到別人貶損自己， 於是他們就選擇走進另一個大廳，或者塞上耳塞。當他們向老師求助，對方卻不屑理睬，於是他們就不再尋求成人的幫助。但是他研究的孩子們，Heck說，已經開始拒絕為遭受霸凌承擔責任。他們正逐漸明白：即使無法改變所處環境，他們也無須為外界的惡意承擔罪責。

在未來，孩子們的目標很明確：積極探索人生，避免少數派壓力。但是對於那些已經把這種壓力內化為生活的一部分的人呢？我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

「如今的性少數青少年能夠接收到很多來自社會工作者的幫助。但要是你現在三四十歲，就沒法找到類似的幫助了，」Salway告訴我，「我甚至不知道你能有怎樣的未來。」他說，問題在於我們已經建立了完全分離的機構來處置精神疾病、HIV預防和毒品濫用——縱然一切證據表明：精神病、HIV、毒癮不是三種病，而是困境的一體三面。那些感到被社會拒斥者更可能用毒品和酒精緩解痛苦，於是更可能發生高危性行為，於是更可能感染HIV，於是更可能被社會拒斥，循環往複如是。在過去的五年內，彰顯這些事實間關聯性的證據越來越多。一些心理學家和流行病學家已將男同性戀者經歷的疏離看作一種「協同發病」的肇始：一連串的健康問題，無一能由他們自己解決。

Pachankis是一名心理壓力的研究人員，他剛剛完成了全美首個關於「肯定同志」的認知行為療法的隨機控制實驗。多年以來，許多同志逃避著自己的情感，以至於「他們已經不知道自己的真實感受為何物，」他說。這些同志面對另一半的親昵，只能作冷冷的回應。如果約會對象有意把牙刷落在他們家，他們馬上就不想再往來了。很多與我交談過的同志表示，因為不懂內心的恐懼，他們會與從未謀面的人發生不安全性行為。

這樣的情感障礙如今相當普遍，Panchankis說，這些年來，很多他的實驗對象完全不知道他們在為什麼努力——擁有好身材，比同事過得更好，安排周末的約會單——這些都只是表明他們是多麼害怕被拒絕。

光是以下這些表現就很能說明實驗的效果了：僅僅三個月後，Pachankis的患者們更少地焦慮和抑鬱、更少地濫用藥物、更少地進行無套性行為。他目前正在計劃把這一研究推向更多城市、邀請更多人參與，並延長實驗時間。

這套方法看起來大有可為，但還是有所不足。我不知道這會不會讓同性戀群體和異性戀群體的精神健康差距有所縮小，哪怕不是抹平這個鴻溝。其實異性戀的數量總是會高於同性戀，我們難免會被他們孤立，難免在各種成長環境中都感到孤獨。可這不全然都是壞事。我們和主流社會的距離感或許會成為苦痛的溫床，但其間也可能產生我們獨有的智識、堅韌、同情心和我們裝扮、舞蹈和歌唱的天賦。在我們為更完善的法律和社會環境奮鬥時，當我們試圖學著更好地與彼此相處時，不要忘了這些。

我總是想起Paul，那位軟體開發員告訴我的話：「以前同性戀告訴自己，當艾滋停止肆虐的時候，我們就會好的。然後他們說，當我們可以擁有自己的婚禮時，我們就會好的。現在他們寄希望於早日結束欺凌。我們總是在等著哪一天自己不再異於常人。但事實如此，我們就是特別的。我們需要時間來接受它，最後和它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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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EW

?Jim McCunn：

我下周就52歲了，目前單身，感染了HIV，住在舊金山。我經常懷著同情和悲憫來讀這些故事。我的生活卻有點不同。我有三個和我情況差不多的朋友，他們是我對抗孤單和寂寞的力量。當我們三個一起出去的時候，周圍人都會被我們吸引，因為我們的笑聲和互相之間的親密感。我說這些不是幸災樂禍，而是向讓各位一線希望。找到那些與你合得來的人，和他們成為死黨。和他們坦白你的一切，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告訴他們你的想法。我還想說，舊金山的同性戀社群真的很棒！

Dick Mulliken：

雖然有很多孩子在自己三四歲的時候就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我認為大部分同性戀平均是在14或16歲搞清楚的。這就意味著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十幾歲的時候你才剛剛長成一個人，就突然給自己的生命加入了一個很好的限定詞。但是，青少年的成長已經足夠痛苦艱難，這也為這一過程添加了巨大的挑戰。

Abigail Karow：

我認為這個問題的原因可部分歸結為人們對自己的出櫃，對自己的認同。在這樣一個默認所有人都是異性戀的世界，對那些不符合默認設置的人來說就是一種壓力。作為一個異性戀女性，我從來不用告訴我的父母、朋友甚至我自己，我喜歡的是男性。作為非異性戀或順性戀的人，他們是一類獨特的少數群體。因為他們還要經歷內在的掙扎，自己的性別/性向認同到底是怎麼樣的。除非我們的社會沒有了異性戀順性別這樣的默認，這種掙扎就不會消失，無論這個世界對於LGBTQ社群有多接受。作為一個異性戀者，為什麼就不用告訴別人我是異性戀呢？希望我們能有所改變，每個人都需要出櫃，來告訴別人自己性向和性別的認同。但是這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我不知道如何改變。

Harold Ewing：

當我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有幾個地方打動了我。

第一個是男同性戀也是男性——我們也會變成混蛋，經常不會意識到我們在與人交往時的細節，並且過度強調健美和男性氣質。我清楚地記得高中時感覺自己孤單、焦慮而且醜陋。我27歲的時候出櫃，換了髮型，蓄起了鬍子，我就突然變得非常性感（請體會這其中的自我陶醉）。我知道這很膚淺，但這是我擁有的一切。我保持了這樣與從前不同的面貌有好幾年，但我最終意識到這不再是我了。我重獲了自由。

作為一個不再單身的成年人，我很少遇到異性戀者的惡意。然而，當我周圍是異性戀者時，我還是會約束自己不做出格的事情。所以在我「同類人」身邊我會覺得更自在。

Courtenay Marvin：

一個更好的理解男性與女性的方式，就是去研究一下女同性戀。她們總是希望引起其他女性的注意，並且經常會因為不是「外貌協會」的二倍懲戒。我認為在這個男權社會中，我們要承認男性依據外貌來評價別人的力量。女性雜誌的宗旨就是要暢銷，通過刺激女性的不安全感，來互相競爭取得男性的青睞和肯定。她們的經濟來源就依靠這一點。女同性戀無法這樣競爭，也就成為了社會中更貧窮的一部分。我很愛我的同性戀兄長，但是我見過他們對那些沒有能力競爭的人很無情刻薄。

David Fabie：

我讀這篇文章，就想到了我們是怎樣把柜子帶進成年生活中的。我會詳細講講是什麼情況，並且我認為我們在出櫃之後仍然受到深櫃的傷害。事實上這段經歷銘刻在我們的生命中。請你想一想，在你工作或是社交場合中遇到新朋友問你「你的丈夫/妻子或男/女朋友怎麼樣」時，你有多少次短暫的猶豫？那個遲疑的時刻你在想，告訴他自己是同性戀是安全還是危險，是合適的還是根本不相關的。

不是我們中的所有人都是20歲的青春，並且住在西好萊塢或者切爾西歡慶著重新獲得的自由。我們大多數人活在一個複雜的真實世界中。

柜子並不只是一個內在的建構，它時刻都被外在的因素強化，即使是在我們認為友好的「社群」中（其實我還質疑所謂社群是否真實存在）。我們鼓勵人們出櫃，卻在他們出櫃之後無視他們的死活。

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出櫃，那時我從威斯康星州中南部的一個小鎮搬到了芝加哥的湖景區中的同性戀社區。我那時以為所有深櫃中的痛苦和恐懼都結束了。然而真相卻是，我們每天都要出櫃。事實上同性戀生活的文化往往讓生活變得更加艱辛，這是很少有人會討論的。

看看我們媒體中渲染的同性戀文化，出櫃好像仍然意味著你還沒到30歲，赤裸上身地在舞池中跳舞。別誤會我，追求這樣的生活一點沒錯。但我們想要的不止這些。這就是為什麼我認識的一些女同性戀很不喜歡男同性戀。這是為什麼跨性別的孩子感覺LGBT中的T只是掛在口頭上的，並不被正視。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從黑暗而痛苦的柜子中爬出來的時候，人們歡呼著「我們都在等著你」的歡迎辭之後，他們發現現實更像是《賤女孩》中的一集，他們覺得自己像以前一樣孤立無援。

我沒有答案，不過我很高興看到這個問題被更多的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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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標題：The Epidemic of Gay Loneliness

本文由知和翻譯組完成翻譯，轉載請保留相關信息

譯者：CN__chen Daswins 何煬 silva 予朵朵 Ket?up

校對：Caldarion han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