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民到市民,看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二)
來自專欄吃瓜群眾11 人贊了文章
上一篇文章,我們梳理了建國以來國家的工業化進程。
即中國無法如西方國家一樣,通過對外掠奪進行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於是通過對內(即農村和中西部地區)轉嫁發展成本,和化解經濟危機風險。
於是,我們看到,在城鄉二元體制下,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和農民群體息息相關。
國家工業化的起步,是農業的剪刀差。
國家工業化的危機化解,是農村的上山下鄉。國家工業化的騰飛,是大量的農民廉價勞動力。
西方資本的原始積累,是對殖民地的掠奪,是血淋淋的。
馬克思寫道:「資本主義來到世間,每一個汗毛孔里都留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中國工業化資本的原始積累,一樣帶著血,是農民們的汗血。
但是,國家的建設還要繼續,國家的現代化還將繼續,於是,下一個問題來了。
那就是國家的城市化進程。
一、城市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工業化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是對一個在近代沉淪百年飽受西方列強侵略蹂躪的國家,工業化更是我黨立國的重中之重。
「就是當了褲子也要搞出原子彈」、「寧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這就是工業化對我國對我黨的分量。
和工業化一樣,城市化一樣對我國十分重要。
原因主要有三:
1、資源集約利用
集中和規模化的城市,相比分散的農村小城鎮,能更有效的提高資源的利用率。
舉個例子,很多十八線小縣城的人都吐槽,小縣城有的日用品比大城市賣的還貴,無他,大城市有發達高效的交通物流系統,小縣城的日用品之所以貴,就是因為物流成本相對更高。這僅僅是城鄉差距的一個側面,還有完備的公檢法系統對社會治理成本的節約,規模人口的聚集對人力成本的節約等等方面。
而中國和西方各國不一樣的是,中國是一個十億人口級別的大國,資源矛盾緊張,有多緊張呢?
奧巴馬的那句話雖然帶有意識形態色彩,但也的確點出了問題:
「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
所以,和《我不是葯神背後的,頂層思維……》中論述的一樣,十億級人口的中國,要想國人都過上好日子,就勢必要整合分散的鄉鎮格局,以此推進城市化,通過規模化治理和集約型發展,來提高資源的利用率,緩解中國人口與資源這一致命矛盾。
2、產業規模化和經濟結構升級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第一章,彷彿開天闢地般的指出了這一真理——「文明始於分工」,而規模化和集聚性的城市,正是進行分工的最好場所,正是孕育、發展、壯大文明的完美子宮,所以學術界有這樣一條鐵一般的定律——「文明的一大標準,就是要有城市」。
(文明四要素:1、要有文字。2、要有城市。3、掌握冶金技術。4、出現政治和宗教中心)
所以古代各個文明都不約而同的進行了城市的建設,所以近代各個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都不約而同的和城市化進程同行,所以現代各個國家都將城市化視為產業升級的先決條件。
(城市完善配套的基礎設施更好助力產業升級云云,這類說法太老套了,這裡玩點更宏大的述事。)
3、城市化是擴大內需的主要源泉
這一點,劉鶴有過專門的論述:
中國城市化發展所創造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巨大……據測算,中國城市人口每提高1個百分點,全國居民消費將增加1.4個百分點,直接帶動GDP增長0.4個百分點。
——《圍繞擴大內需提出的三個重點問題》
正是因為上述城市化的各種重要性,導致了它的必要性。
同時,人類歷史的發展經驗表明,城市化進程和工業化進程大致同步,城市化由工業化推的,工業化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城市化的過程。
然而,和工業化一樣,城市化同樣需要政府擁有龐大的資本原始積累,來投資建設供水、通電、通路、通訊、醫療,教育,公檢法等一系列成體系的基礎配套設施。
於是,無法向外進行成本轉嫁和財富掠奪的新中國,在城市化進程中,無可避免地遇到了和工業化一樣的問題:
那就是資本匱乏,無法進行城市化化的資本原始積累。
更無語的是,中國的農民已經為國家的工業化奉獻了所有,很難繼續為已經無力繼續為中國的城市化提供積累。
而中國走到今天,城市化是飛速發展,今天已有近60%的水平。
這一切,國家是怎麼做到的呢?
二、中央學美國鐵路模式,地方學香港土地制度
這個小標題,後半段很好理解,前半段有點難理解。
是的,地方學香港土地制度,很好理解,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土地制度特別是土地拍賣制度,對大陸是影響深遠,正如黃奇帆所說的:
我們土地買賣的方式,是從香港學來的土地拍賣制度。
應該是上世紀80年代後期90年代初期,我當時在浦東新區,我們一起到香港學習土地拍賣制度,幾個月學了回來,中國第一輪的土地批租拍賣是從上海上開始的,我對這件事,應該說了解得特別清晰。
歷史還有這幾個細節。1987年在深圳舉行的中國土地第一拍,第一宗公開拍賣會上的是「雙語」,兩名深圳當地官員,一個講普通話,一個講粵語。
1987年深圳,中國土地第一拍
而且,在那場即將在中國房地產市場上掀起巨浪的拍賣會,甚至還用上了由香港測量師協會贈送、專門從英國定製的棗紅色拍賣錘。
而香港土地制度最明顯的特徵,就是讓政府居於主導地位。
一來是舉行拍賣行,經過一輪輪拍賣叫價,土地容易取得較高溢價,政府賺,二來是政府控制土地資源,可以隨時出地,也可以捂地惜售,讓房產市場一直處於有利於政府的賣方市場。
如香港人自己說的:
「香港政府常規划出一塊土地,因為市場競價『不理想』而收回,待來日再批。
看到被當地人稱為『石屎森林』的摩天大樓自天而降,你可不要以為香港的土地資源已經耗盡,事實上,港九島上未開發的土地還有70%!」
實際上,這一點,成都政府學的很到位……
可以說,大陸的地方政府學香港土地制度,是源遠流長,是眾所周知,大陸當年學香港的土地制度,房價高不是沒理由的。
(當年我們學香港,未來我們會更多的借鑒新加坡。)
那麼「中央學美國鐵路模式」是什麼意思呢?
美國歷史學家特納在曾《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寫到:
「一部美國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西進史。」
而很多經濟學家又這麼寫過:
「一部美國西進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鐵路成功史。」
是的,兩個約等於串起來,就相當於:「一部美國史,約等於一部美國鐵路成功史」。
是不是很有趣?
當年的美國在開發廣袤荒涼的西部時,交通不便利成了最大的問題,因為交通不便利,導致原材料運不出去,產品運不進來,整個西部和東部無法練成統一的國內市場。
隋煬帝的大運河連通了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聯通了兩大核心經濟區,建成了統一的國內大市場,完成南北經濟一體化,成為千古大工程,美國也想方設法的聯通東西部打造國內經濟一體化大市場,於是,一場美國版的大運河工程開始了,那就是美國鐵路西進運動。
不過,美國當時剛剛結束南北內戰,國力凋敝,百廢待興,而大規模的鐵路建設是需要龐大的資本的,所謂「火車一響,黃金萬兩」,所以,當時的美國在開發西部時遇到了和如今中國城市化一樣的問題,資本不足。
美國是怎麼做的?
美國打出的口號是:
「誰來建鐵路,就送誰土地!」
歷史記載:
聯邦政府對鐵路建築的主要援助是土地贈予,在1850年~1871年期間將大約1.31億英畝聯邦公共土地無償贈予鐵路公司,加上一些州政府的贈予,總計贈地約2億英畝。
據估計,鐵路公司僅通過出售贈地而獲得的純收入就高達5億美元(當時的美元價值很高,作為對照:1901年的《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賠款白銀4.5億兩,摺合3.33億美元)。除此以外,聯邦政府還提供勘查、設計等技術援助,並根據鐵路公司所築鐵路長度和地形的不同,給予一定的貸款。
美國沒錢修美國版的大運河,但是美國有土地啊,於是美國就靠這樣另類的土地補貼完成了美國鐵路的建設。
1840年全國鐵路里程3328英里,西部只有394英。
1860年鐵路總長度31246英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鐵路2906英里。1880年全國鐵路93262英里,西部鐵路63664英里,而東部只有29598英里。1890年全部166703英里,鐵路中西部72213英里,幾乎占鐵路總長度的43%。19世紀末老美鐵路已接近20萬英里,超過歐洲包括俄國鐵路的總里程。
(當然,美國人已經淡忘,那些幾乎被殺光的原住民印度安人……)
在建設鐵路上,美國遇到了和中國推行城市化一樣的難題,那就是資本匱乏,而美國的解決方法,卻給中國提供了成功的實踐案例。
是的,地方政府學的是香港的土地制度,中央學的,其實是美國的鐵路建設模式,於是,中央的選擇大家現在都看到了:
土地財政
四、土地財政的準備工作
土地財政是今天老百姓耳熟能詳的一個政經辭彙,然而這個詞不是橫空出世的,要開啟土地財政這個資本積累器,還需要中央的一系列準備工作。
1、法律的頂層設計
大事都要有頂層設計,土地財政焉能沒有?
1987年,深圳土地一拍後不久,中央就通過了《xianfa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兩字刪去,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同是當年,國家計委、建設部、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出《關於加強商品房屋建設計劃管理的暫行規定》,決定自1987年起,各地區的商品房屋建設納入國家計劃。
「法律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於是,這場由土地為基底的房地產市場變革,以改xian的形式,為其前行掃清了最先也是最大的障礙。
2、分稅制改革倒逼地方財政開源
1994年,中國實行分稅制,歸中央的叫國稅,歸地方的叫地稅,財政收入大規模地向中央傾斜,但中央政府在其所擁有的財權和其所承擔的責任,兩者之間沒有一致起來,地方財權遠遠大於其責任,所以地方財政負擔一直在加重。
更讓地方無奈的是,中央先後兩次拿走了地方的大頭稅種。
——舊文《從劉曉慶到范冰冰,看中國稅改史的歷史進程(中)》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風雲。
份額巨大的所得稅,已經不是當年的蠅頭小利了,而且用發展的眼光看,所得稅的增長速度常年走高,在未來,這一稅種的體量將越來越巨大。於是,在2001年,原本歸地方財政收入的所得稅,收歸國有。
還有16年的營改增:
——舊文《從劉曉慶到范冰冰,看中國稅改史的歷史進程(下)》營業稅是地方的進項,增值稅是國家的進項,營業稅改增值稅後,這筆錢,就不歸地方歸中央了。
從這點上來看,16年的營改增和01年的所得稅改革有異曲同工之妙。
本來地方的財權和事權就不匹配,中央又先後兩次從地方收了大頭稅種,地方財源更少, 只有土地財政這一條希望了,這就相當於中央逼地方政府去找錢、弄錢,相當於中央逼地方政府孤注一擲的大搞土地財政。
當然,中央逼地方搞土地財政,也不是讓你地方這樣搞的啊:
來自北京團的一位人大代表向本報記者透露,北京某區縣新上任了一個「一把手」,但他一上任翻開賬本一看,發現無地可賣了,因為他的上一任已經把地全部賣光了。
2011年就把地賣光了,實在是牛!
3、取消福利分房倒逼消費市場。
如果說中央分稅制改革和連續兩次抽血地方,是中央逼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財政,是在供給端發力,那麼1998年的取消福利分房,就是中央從消費端發力了。
福利分房,是那個時代的深刻烙印。
為什麼那幾代人都十分的巴結奉承領導,十分的看重鐵飯碗,和這一制度有很大關係。畢竟,福利分房都是領導決定的,權力決定了你一家人是擠小單間還是住大房子,所以,絕對的權力,絕對扭曲人性。
取消福利分房,是理所應當,是順應民心,取消福利分房後,消費市場一下湧入大批剛需,加上供給端的地方政府又各種急著弄錢搞土地財政,供給端和需求端皆十分旺盛,正可謂是乾柴碰上烈火,熱火烹油的房地產業的黃金時代也就到了。
文章總結
對中國來說,城市化重之又重,城市化困難重重,城市化不能不行。
於是我們看到,法律從頂層設計上為房地產破冰開路,於是我們看到,福利分房制度在全國的正式取消,於是我們看到,分稅制後中央接連兩次從地方抽走財源。
可以說,資本內生性不足且的中國,以土地財政為國家城市化核心驅動力的戰略規劃,已然成型。
岱岱透過電腦屏幕,彷彿看到了1987年深圳土地拍賣會上的拍賣錘,那個棗紅色的拍賣錘,正被國家高高舉起,然後挾裹著無法抗拒的強大力量,向每個國人的臉上猛然砸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