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諤：回到古希臘

回到古希臘

古希臘人的哲學至今仍然吸引著我們，因為無論在此之前還是在此之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建立起像他們那樣高度發達的、清晰明確的知識體系和思辨體系，而且沒有導致那種致命的分離，數個世紀以來，這種分離一直阻礙著我們，今天已經變得令人難以忍受。

就目前而言，我認為有兩種情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那些關注思想史的人為何會有追溯過往的強烈傾向：第一點與當今人類普遍進入的理智和情感時期有關；第二點則是幾乎所有基礎科學都處於非常嚴峻的形勢之下，與它們正在蓬勃發展的子孫如工程學、實用化學（包括核化學）、醫學技術和外科技術相反，它們正變得越來越令人難堪。讓我對這兩點做簡要說明，先從第一點談起。

正如伯特蘭·羅素最近明確指出的，宗教與科學之間日益加劇的對抗並非源於偶然情況，一般說來也並非源於某一方的敵意。這種互不信任有相當一部分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宗教運動的一個目的（如果不是主要任務的話）始終是要令人滿意地理解人類所身處的令人不滿和令人困惑的境況；是要封閉僅從經驗獲得的看法的令人不安的「開口」，從而增強人類的生活信心以及與生俱來的對其同伴的慈愛和同情——我相信，人的這些天性很容易被個人的不幸和痛苦所壓倒。於是，為了滿足未受教育的普通人的需要，必須使片段的、缺乏條理的世界圖景變得圓融，能對物質世界的所有那些特性做出解釋，這些特性要麼在當時沒有被真正理解，要麼沒有被未受教育的普通人所掌握。這種需要很少被忽視，原因很簡單：進行解釋的通常是這樣一些人，他們有卓越的品質，樂於交往，對人類事務有更深入的洞察，對大眾有勸誘能力，能夠憑藉富有啟發的道德教誨而激起大眾的熱情。因此，除了那些非凡的品質，就其教養和學識而言，這些人往往非常普通。他們對物質宇宙的看法是不可靠的，實際上與聽眾的看法大體相同。無論如何，他們會認為，傳播關於宇宙的最新消息與他們的目的毫不相關，即使他們知道這些消息。

起初，這種情況影響很小或根本沒有影響。但隨著歷史的發展，特別是到了17世紀科學復興之後，它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一方面，宗教的教誨被編成法典並且日趨僵化，另一方面，科學大大改變（甚至損毀）了日常生活，侵擾了普通人的心靈，因此，宗教與科學的互不信任必定會加劇。這種不信任並非源於表面上導致它的那些眾所周知的無關細節，比如地球是運動的還是靜止的，人是否是動物王國最新的後裔等等。這些爭端是可以解決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解決了。這裡的疑慮要根深蒂固得多。

由於越來越多地用自然原因來解釋世界的物質結構，解釋我們的環境和身體如何達到了現在的狀態，並把這種知識透露給所有感興趣的人，人們擔心，科學觀點悄無聲息地從上帝手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東西，從而走向一個自足的世界，上帝有淪為一種毫無必要的裝飾物的危險。

如果我們宣稱這種憂慮是毫無根據的，那麼這幾乎無法公平地對待懷有這種憂慮的人。對社會危險和道德危險的擔憂可能會出現，而且的確已經出現。當然這種擔憂並非出自博學的人，而是出自那些自以為知道很多而實際上不甚了了的人。

在真誠地追求知識時，你往往必須在一段時間內接受無知。真正的科學寧願忍受無知，也不願通過猜測來填補空隙；這與其說是因為對撒謊有良心上的顧慮，不如說是出於這樣一種考慮：無論這種空隙如何令人煩惱，通過以假充真來填補它將會消除尋求可靠答案的強烈願望。注意力有可能發生極大轉移，以至於答案即使近在眼前也會被錯過。科學家心中有一種不可或缺的自然傾向，那就是堅定不移地勇敢面對不明確的事物，將它視為進一步探索的動力和路標。這本身很容易使他與旨在構建完整圖景的宗教目標發生衝突，除非能夠謹慎地運用這兩種對抗性的態度（對於其各自的目的都是正當的）。

這些空隙很容易讓人感覺是一些沒有充分根據的弱點。有時，樂於看到這些空隙的人會把它們看成一種解毒劑，以消除科學可能帶來的恐懼，而不是為了進一步探索。因為他們擔心科學通過「解釋一切」會剝奪世界的形而上學意義。當然，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都有權提出新的假說。初看起來，這一假說似乎牢牢地基於一些明顯的事實。人們只是好奇，為什麼他們能夠發現這些事實並且輕而易舉地對其做出解釋，而別人卻做不到。但這本身並不構成反駁，因為在做出真正的發現時，我們往往必須面對同樣的情形。然而經過更進一步的考察，科學事業就會（在我所想到的情形中）暴露出它的特點，因為事實上，當人們在相當廣泛的研究範圍內明確提出一種可被接受的解釋，而它與科學中已被普遍確立的可靠原理不一致時，人們或是假裝視而不見，或是滿不在乎地削弱那些原理的一般性；於是我們被告知，相信後者僅僅是一種偏見，這種偏見會妨礙我們正確地解釋所研究的現象。但一條普遍原理的創造性活力恰恰依賴於它的普遍性。一旦得不到支持，它就失去了全部力量，不再能夠充當可靠的嚮導，因為每一次應用都有可能挑戰它的有效性。為了達成如下懷疑，即這種廢黜並非整個科學事業的一個偶然的副產品，而是其險惡目的，有人相當圓滑地宣稱，應當請先前的科學退出這一領域，該領域乃是某種無法實際有效利用它的宗教思想體系的活動場所，因為它的真正範圍遠遠超出了科學解釋所能涵蓋的任何事物。

我正在試圖給出科學與宗教之間天然敵意的內在原因。以前，由此產生的鬥爭是眾所周知的，無須進一步評論，而且也並非我們這裡所關心的。無論多麼可悲，它們仍然顯示出共同的興趣。科學家和形而上學家（無論是官方的還是學術的）都知道，他們努力理解的畢竟是同樣的對象——人及其世界。對形形色色的觀點加以清理仍然很有必要。這個目標尚未達到。

今天，雖然至少在有教養的人當中實現了相對的休戰，但這並非通過讓嚴格科學的觀點和形而上學觀點達成和諧，而是通過彼此忽視甚至是蔑視而實現的。

在一部討論物理學或生物學的論著中，即使是通俗性的，轉向該主題的形而上學方面也會被認為不切題。一個科學家如果膽敢這樣做，就很容易受到指責，不由得讓人猜測它到底是為了冒犯科學，還是為了冒犯批評者所研究的形而上學分支。

以下情形著實令人遺憾：一方面，只有科學信息得到了認真對待；而另一方面，科學貫穿於人類的世俗活動中，科學發現並沒有那麼重要，如果這些發現與以不同方式（通過純粹思想或啟示）獲得的更高的洞見相左，那麼當然必須放棄這些發現。我們遺憾地看到，人類是戴著眼罩，沿著帶有分隔牆的、艱難曲折的兩條不同小路朝著同一目標邁進的，而且並未竭盡全力去完整理解自然和人類處境，至少是沒有令人寬慰地認識到我們研究工作的內在統一性。這種局面非常不幸和可悲，因為如果我們能夠毫無偏見地盡情運用全部的思維能力，那麼我們所獲得的知識範圍顯然會更大。然而，如果我這裡使用的隱喻確實是恰當的，也就是說，如果真有兩群人在沿著兩條道路前進，那麼這種損失或許還能忍受。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人並不能確定要走哪條路，他們遺憾而絕望地發現自己不得在這兩種觀點之間換來換去。通常情況當然並不是這樣：

面對著紛繁複雜的日常生活，你通過接受一種良好而全面的科學教育，就能完全滿足那種內心的渴望，實現宗教或哲學上的安定，從而感到非常幸福，不再需要更多的東西。

常見的情況是，科學足以危及大眾的宗教信仰，但並沒有用其他任何東西取而代之。於是便產生了一種荒唐的現象：受過科學訓練的、極有能力的人卻有一種幼稚得令人難以置信的——不成熟的、萎縮的——哲學觀點。

如果你生活得較為舒適和安全，並認為這是人類生活的一般模式，而且你相信，由於必然的進步，它將傳播開來成為普遍的模式，那麼你似乎沒有任何哲學觀點也能活得很好；即使不是無限期，至少在你變得年老力衰、開始直面死亡之前，情況仍然如此。隨著近代科學的興起，早期迅速發展的物質進步似乎開創了一個和平、安全和進步的時代，但如今情況已經令人悲哀地改變了。許多人，事實上是整個人類，已經變得不再舒適和安全，遭受著過度的喪親之痛，認為他們自己及其倖存下來的孩子的未來前景十分黯淡。人類能夠倖存下來，更不用說人類的持續進步，不再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個人的痛苦、希望的破滅、即將來臨的災難，以及對世間統治者謹慎和誠實的不信任，很容易讓人對哪怕是一種模糊的希望（無論是否能被嚴格證實）也會產生渴求，那就是把經驗的「世界」或「生活」置於一種更重要的背景之中，即使這種背景仍然是不可理解的。

但心靈和純粹理性這「兩條道路」之間仍然隔著一堵牆。讓我們沿著這堵牆追溯一下：我們能推倒它嗎？它一直在那裡嗎？當我們在歷史中審視它在高山深谷中的蜿蜒曲折時，我們在兩千年前的距離處看到了一塊土地。在那裡，這堵牆變得平坦而且消失不見，道路尚未分裂，而是只有一條。我們中的一些人認為值得走回去，看看能從那種迷人的原始統一性中學到些什麼。

拋開這種隱喻不談，我的觀點是，古希臘人的哲學至今仍然吸引著我們，因為無論在此之前還是在此之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建立起像他們那樣高度發達的、清晰明確的知識體系和思辨體系，而且沒有導致那種致命的分離，數個世紀以來，這種分離一直阻礙著我們，今天已經變得令人難以忍受。當然，古希臘人有各種不同的觀點，和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時期一樣，他們也激烈地彼此爭論，偶爾也會使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比如未經許可便借用或詆毀他人的著作。不過，一個有學識的人會允許另一個有學識的人就任何主題發表任何觀點。人們還同意，真正的主題本質上是一個，就它的任何一部分得出的重要結論通常會對幾乎任何其他部分產生影響。那種將同一主題分成若干密不透風的小隔間的想法尚未產生。相反，一個人如果對這種相互聯繫視而不見，便很容易遭到譴責——比如早期原子論者緘口不言他們所認為的那種普遍必然性所導致的倫理後果，他們無法解釋原子的運動以及天界的運動最初是怎樣產生的。

我可以作一種形象的描繪：可以設想，來自雅典學校的一位年輕學者假期訪問阿布德拉(Abdera)時（要小心不被他的師傅知道），受到了睿智的、遠道而來的、世界聞名的老先生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的接待。他向德謨克利特請教關於原子、地球形狀、道德行為、神和靈魂不朽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老先生都沒有回絕。你能想像今天的師生會有這樣一種內容龐雜的交談嗎？不過很有可能，許多年輕人的頭腦中會有各種類似的．——應當說是稀奇古怪的——疑問，他們願意與信任的人討論所有這些問題。

近代科學的開創者們並非白手起家。雖然他們很少借鑒前幾個世紀的知識，但他們的確復興和延續了古代的科學和哲學。這一源泉歷史悠久，恢宏壯觀，令人敬畏，近代科學的奠基者可能先從中承襲下來那些預先形成的觀念和無根據的假設，繼而憑藉自己的權威使之永存。如果古代流行的極為靈活和開明的精神得到延續，那麼這些觀點會繼續被爭論和修正。一種偏見，倘若表現為最初產生時的那種樸素的原始形式，則比後來容易淪為的那種複雜而僵化的教條更易察覺。科學的確是被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困住了，一些習慣似乎非常難以發現，而另一些則已經被發現。相對論廢除了牛頓的絕對時空概念，或者說廢除了絕對靜止和絕對同時的概念，而且至少廢黜了「力與物質」這一對由來已久的、占統治地位的概念。在幾乎無限地拓展原子論時，量子理論陷入了危機，這場危機要比大多數人願意承認的更為嚴重。總體而言，現代基礎科學的當前危機表明，有必要對其最早的基礎進行修正。

對一種間接的應用或利用進行回顧甚至是更重要的。這種應用或利用必須被認為極為重要。我們幾乎全部的智性教育都來源於希臘人。要想從他們勢不可擋的影響中解脫出來，就必須首先徹底認識這些來源。在這裡，忽視過去不僅不可取，而且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你不必了解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古代大師的學說和著作，甚至從未聽過他們的名字，但你仍然處在他們權威的魔咒之下。他們的影響，不只是被古往今來繼承他們觀點的人所傳遞；我們的整個思考，思考所運用的邏輯範疇和語言模式（因此會受它們的控制）——所有這些絕非人工產物，而是基本上出自於古代的大思想家。事實上，我們必須全面徹底地研究這一流變過程，以免將成長和發展的結果誤認為是原始的，將實為人工的東西誤認為是自然的。

（摘自 / 《自然與希臘人 科學與人文主義》 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