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匯率戰：歷史、現狀與前景
文： 恆大研究院 任澤平 賀晨 甘源
摘要
國家之間的匯率戰是指各國試圖通過本國貨幣相對外國貨幣適度貶值來達到改善本國貿易狀況的目的。
其基本工具包括外匯市場操作、國內宏觀政策量化寬鬆、預期管理與其他手段。匯率戰最終產生的效果根據實際情況有所不同，匯率貶值不一定帶來經常項目的改善。歷史上美國曾多次參與或對他國發起匯率戰以期改善美國經常項目狀況，然而匯率戰並未達到其預期效果
，各國經濟表現分為三類：一是多敗俱傷，世界貿易萎縮，經濟蕭條，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匯率戰反映了這一點；二是美國貿易逆差短期惡化，長期無改善，非美國家採取錯誤宏觀政策導致泡沫破裂、經濟蕭條，如上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戰；三是美國貿易逆差短期惡化，長期無改善，非美國家通過穩健貨幣政策、推動供給側改革實現經濟持續發展，如上世紀80年代美德匯率戰。回顧國際歷次匯率戰始末，可得到如下啟示：1）美國貿易赤字根本原因在自身，匯率戰兩敗俱傷;2）匯率升值短期來看或對經濟造成負面衝擊，保持中性穩健的貨幣政策環境有利於結構調整，供給側改革是出路。
歷史上中國曾連續3年被美判定為匯率操縱國，但當前中國不符合國際匯率操縱國評判標準，且人民幣基本不再被低估。
當前美國對「匯率操縱國」定義為有大量對美貿易順差（200億美元）、巨額經常賬戶盈餘（佔GDP 3%）、對外匯市場持續單向干預。儘管歷史上美國曾在1992-1994年判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但當前人民幣定價機制日趨透明，央行基本退出常態性干預,不符合美國對匯率操縱國評判標準，且IMF認定人民幣匯率基本符合經濟基本面。
沙盤推演中美匯率戰形勢，主要有三種情形：1）美國指責中國為匯率操縱國，施壓人民幣升值，
後續或將持續施壓逼迫中國過激開放金融市場，進一步展開金融戰、經濟戰、資源戰和地緣戰，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2）主動放緩美元升值，
當前特朗普政府為振興美國製造業、改善貿易逆差，對美元過快升值持批評態度，有跡象以及內在動力通過干預市場預期主動放緩美元升值；3）人民幣主動貶值
，人民幣貶值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善出口，但主動貶值在當前內外經濟條件下易加劇市場貶值預期、資本外逃以及在國際貿易談判中喪失主動性。我們初步判斷，貿易戰若未取得預期效果，美國有可能指責中國操縱匯率並壓迫人民幣升值，且有一定概率主動放緩美元升值。
我們認為在經歷年初以來一輪人民幣匯率貶值後，當前人民幣升值空間有限，應繼續保持外匯政策中性。未來若面對美國的無理指責及壓迫，中國短期內可向IMF申請裁決、保持定力，防止市場順周期行為，維持人民幣匯率在反映經濟基本面的一定區間內雙向波動；對美髮起制裁，限制美國企業投資；中期內加快雙邊談判爭取歐盟、日本、韓國及「一帶一路」等地區，簽訂新的投資、貿易協定；長期內製定新的立國戰略、供給側改革等措施。結合國際經驗與沙盤推演，提出四點建議：
1）繼續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堅守核心利益，凸顯底線思維；2）經濟基本面是匯率的決定因素，保持定力，維護國內宏觀政策獨立性、前瞻性；3）堅持對外開放，加快對歐日韓雙邊談判、「一帶一路」建設，擴大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但要控制資本項下金融自由化的步伐；4）匯率適度升值並不可怕，關鍵在於培育具有競爭優勢的先進產業，推動內部供給側改革。
風險提示：
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政策推動不及預期；新興市場爆發危機目錄
1 匯率戰基本理論
1.1 匯率戰定義與基本工具
1.2
匯率戰引發的後果
2
美國挑起匯率戰歷史回顧
2.1
大蕭條匯率戰：多敗俱傷，世界貿易萎縮，經濟蕭條
2.2
美日匯率戰：日元被迫升值，短期內美國貿易逆差擴大，日本宏觀政策失誤，泡沫破裂
2.3
美德匯率戰：德國馬克被迫升值，短期內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德國堅持穩健貨幣政策，推動供給側改革，成為經濟強國
2.4
國際匯率戰啟示
3
人民幣匯率「操縱」的國際評判歷史與現狀
3.1
對匯率「操縱」的國際評判標準
3.1.1 美國對匯率操縱的測度
3.1.2 IMF對匯率操縱的測度
3.2
美國對中國「操縱匯率」的評估歷史
3.3
當前中國不符合操縱匯率的國際評判標準
4
中美匯率戰沙盤推演
4.1
人民幣主動貶值可能性較小
4.2
美元有一定概率主動放緩升值
4.3
美國指責中國為匯率操縱國，施壓人民幣升值概率較高
5
應對建議
?
正文
1 匯率戰基本理論
1.1
匯率戰定義與基本工具
匯率本質上是兩國貨幣之間的一種關係，可能是比價、替代等，也是大類資產配置的一種。其不僅在兩國商品市場之間產生顯著影響，同時也對金融市場資本流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當前學界與市場並未對匯率戰做出準確定義，但總體來看匯率戰通常被認為貿易戰的進一步延伸，
其形式主要分為兩類：一是通過本國貨幣主動貶值，二是通過壓迫他國貨幣相對本國貨幣升值。
儘管兩種方式的表現形式不同，但其本質均在於本國貨幣相對於他國貨幣的適度貶值，使得本國商品外幣價格下降，外國商品本國貨幣價格上升，進而導致出口增加、進口減少。因此我們認為國家之間的匯率戰是指各國試圖通過本國貨幣相對外國貨幣適度貶值來達到改善本國貿易狀況的目的。
從具體實施外匯市場干預工具來看，
各國主要採用外匯市場操作、國內宏觀政策量化寬鬆、預期管理與其他手段四種方式進行干預。
其中，外匯市場操作是指一國貨幣當局動在外匯市場購入外匯，拋售本幣以達到本幣貶值的效果；國內宏觀政策量化寬鬆則將導致本國利率下行，資本在利率平價的驅動下流出本國，導致本幣貶值；預期管理同樣為貨幣當局影響匯率的重要手段，通過發表對一國貨幣走勢、貨幣政策的看法，管理外匯市場預期，匯率也將因此發生改變；其他手段包括調節外匯風險準備金率、改變匯率定價機制等方式。
1.2
匯率戰引發的後果
儘管發動匯率戰的目的是增加出口，減少進口，改善本國貿易狀況。但匯率戰最終產生的效果根據實際情況差異有所不同，匯率貶值不一定帶來經常項目的改善。
本國匯率貶值最終改善貿易逆差。
根據國際貿易理論，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幣貶值將導致本國的商品或服務出口的外幣價格降低，進口貨物或服務的貨幣價格提高，從而降低本國進口，增加出口。當本國進出口商品供需求彈性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時，總體國際經常收入增加，支出減少。本幣貶值後「J曲線效應」、「馬歇爾-勒那條件」、內部深層次問題導致經常項目未有明顯改善，甚至惡化。
在本國貨幣貶值後，由於「J曲線效應」的存在，消費和生產行為的「粘性」有時使得貿易赤字反而會比原來惡化，即進口增加而出口減少。同時，由於各國進出口商品供需彈性不同，未滿足「馬歇爾-勒那條件」的國家本幣貶值無法改善貿易赤字。此外，由於一國貿易逆差存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內部消費儲蓄結構等更深層次原因，採取貶值手段或將導致進口向他國轉移，對貿易無明顯改善。遭至他國報復，以鄰為壑，兩敗俱傷。
匯率戰一旦開始，常具有自我惡化機制，一國本幣貶值常引發外幣新一輪貶值，使得本幣貶值效果削弱。此外，各國參與匯率戰競爭性貶值通常伴隨進口配額、關稅壁壘的設置，更使得各國之間貿易量迅速下跌，出口下行，實體經濟受損。2
美國挑起匯率戰歷史回顧
歷史上美國曾多次參與或對他國發起匯率戰以期改善美國貿易狀況，然而事實上匯率戰並未達到其預期效果，各國經濟表現分為三類：一是多敗俱傷，世界貿易萎縮，經濟蕭條，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反映了這一點；二是美國貿易逆差短期惡化，長期無改善，非美國家採取錯誤宏觀政策導致泡沫破裂，如上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戰；三是美國貿易逆差短期惡化，長期無改善，非美國家通過穩健貨幣政策、推動供給側改革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美德匯率戰體現了這一點。
2.1
大蕭條匯率戰：多敗俱傷，世界貿易萎縮，經濟蕭條
美國引發貿易戰，各國以鄰為壑競爭性貶值，先貶值國家經濟恢復速度較快。
1929年美國國會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將平均關稅水平由40%提高至47%。此舉引發全球貿易大戰，各國競相報復性提高關稅，相繼脫離金本位制，實施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貶值。而在英美等國大幅貶值之際，以法國為首的部分國家堅持金本位，使得幣值高估、貿易大幅受損，最終退出金本位、貶值本幣，但其經濟恢復速度比放棄金本位制較早的國家明顯偏慢。各國加入匯率戰導致多敗俱傷，世界貿易萎縮。
大蕭條匯率戰期間，競爭性貶值使得各國國際收支逆差改善幅度較小、持續時間較短，疊加提高關稅、施加貿易壁壘，世界貿易大幅萎縮，各國經濟遭受衝擊。1929-1933年間，世界貿易指數下滑超40%，全球經濟陷入蕭條泥沼。
2.2
美日匯率戰：日元被迫升值，短期內美國貿易逆差擴大，日本宏觀政策失誤，泡沫破裂
我們前期報告《
日美貿易戰啟示錄：經濟爭霸
》曾詳盡梳理上世紀195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的日美經濟爭霸，其中貿易戰逐步升級為匯率金融戰、經濟戰。
日元被迫升值，美國對日貿易逆差短期擴大，中期略有下降，長期並無改善。
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五國簽訂《廣場協議》，協調美元持續貶值，各國央行干預外匯市場疊加市場預期導致日元快速升值，一年內日元兌美元升值超過30%。然而儘管部分出口廠商受損，但出口粘性的存在以及進口巨幅下滑使得美日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直至1988年才有所下降，而自1991年後繼續上升。寬鬆宏觀政策疊加金融自由化，日本經濟泡沫堆積破滅，經濟陷入持續蕭條。
在外部美國施壓以及內部經濟決策失誤的情況下，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持續下調利率，同時實施擴張的財政政策，提出擴大內需，改善市場准入環境，加快金融自由化，出現了「日元升值、高投資率、低利率」並存的局面。在寬鬆宏觀政策與金融自由化的催化下，日本股價、地價不斷高漲，在緊急加息和抑制地價後，泡沫破裂。從上世紀90年代起，日本產業競爭力下降、經濟長期低迷。
2.3
美德匯率戰：德國馬克被迫升值，短期內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德國堅持穩健貨幣政策，推動供給側改革，成為經濟強國
德國馬克被迫升值，美國對德貿易逆差短期擴大，中期略有下降，長期並無改善。
與日本處境類似，1985年簽訂的《廣場協議》，使得德國馬克兌美元持續升值，1985-1987年德國馬克升值達101.3%。而美國對德發動的匯率戰並未改善美國對德貿易逆差，直至1988年才有所下降，而自1992年後迅速攀升。中性穩健貨幣政策疊加供給側改革，德國短期內經濟受衝擊，長期經濟高質量發展。
德國在馬克升值後經濟短期內受到衝擊，但德國貨幣政策始終維持中性穩健（1990年東西德統一造成貨幣增速異常波動），甚至在1987年盧浮宮協議後頂住壓力，提高利率防止通脹攀升。同時德國堅持推動供給側改革，減輕稅賦，重視科技研發和職業教育，發展先進位造業（詳見《解碼「德國製造」的七大基因：以高質量之名
》）。1986-1987年德國經濟短期下滑至1.4%，但隨後強勁反彈，經濟基本保持平穩增長態勢，並逐步發展為高端製造業經濟強國。
2.4
國際匯率戰啟示
美國貿易赤字根本原因在自身，匯率戰兩敗俱傷。
過去歷次匯率戰表明，匯率戰只會導致兩敗俱傷，他國匯率升值對美貿易赤字改善非常有限，其貿易赤字根本原因在於自身，具備長期性和根本性：美國經濟結構、全球價值鏈分工、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元囂張的特權、美國低儲蓄過度消費模式、限制對他國高科技出口、美國大量跨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等。匯率升值短期來看或對經濟造成負面衝擊，保持中性穩健的貨幣政策環境有利於結構調整，供給側改革是出路。
上世紀80年代日本、德國均經曆本幣大幅升值，短期內經濟皆受衝擊，而德國穩健貨幣政策、推動供給側改革，日本選擇「大水漫灌」刺激國內經濟。最終兩國經濟分化，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德國成為高端製造業強國。3
人民幣匯率「操縱」的國際評判歷史與現狀
在過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曾紛紛指責中國低估匯率，擾亂市場。而美國總統特朗普曾指控多次非美國家為匯率操縱國，近日更在公開場合指責中國、歐盟和其他一些國家「操縱匯率」、「故意貶值」。
3.1
對匯率「操縱」的國際評判標準
3.1.1
美國對匯率操縱的測度
依據美國1988年頒布的《貿易和競爭力綜合法案》規定，財政部需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籌判斷一國或地區是否存在匯率操縱行為。若認定一國對美存在大額貿易順差或巨額經常賬戶盈餘可通過IMF裁決或雙邊對話進行協調磋商，促使該國將匯率調整至合理水平。
而依據美國在2015年頒布的《貿易便捷與貿易促進法》規定，判斷一國或地區是否存在匯率操縱行為應滿足以下三點：
1）大量的對美貿易順差：
對美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2）巨額的經常賬戶盈餘：
經常賬戶盈餘超過GDP的3%。3）對外匯市場的持續單向干預：
對外匯進行多次重複的凈購入，並且在12個月內的凈購買額超過GDP的2%。若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超過1年仍未改變，美國總統將有權採取包括被排除在政府採購之外、限制美國私人部門對該國的海外融資、指示貿易代表進行貿易談判等措施進行制裁。
此外，美國財政部還表示，
如果一國或地區滿足以上兩項判斷標準，或在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中佔比過大，均將被列入觀察名單。
而一旦進入觀察名單，該國將至少連續兩次留在匯率報告中進行考察。3.1.2
IMF對匯率操縱的測度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1945年成立，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並列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其主要職責是監察貨幣匯率和各國貿易情況、提供技術和資金協助，確保國際金融制度正常運作。
實際有效匯率缺口（REER Gap）
作為IMF設立的測度指標之一，主要通過對均衡經常賬戶缺口以及進出口彈性的測算，得出相應的理論實際有效匯率，並由此計算出實際有效匯率缺口。正的實際有效匯率缺口通常意味著貨幣的高估，而負的指標值則意味著貨幣的低估。
3.2
美國對中國「操縱匯率」的評估歷史
自1988年頒布《貿易和競爭力綜合法案》以來，美國財政部每年發布兩次匯率報告，就他國對美國的經常賬戶順差以及匯率進行評估，判定是否存在匯率操縱行為，並於1988年判定中國台灣和韓國存在「匯率操縱」。1991年，美國發起針對中國的貿易政策調查，並於1992-1994年間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其主要理由如下：
1）中國的匯率雙軌制扭曲市場：
中方存在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兩種匯率並行的制度，然而貨幣當局採取包括配額在內的多種方式來嚴格管控外匯在市場上的自由流通，此行為極大扭曲了外匯市場的供求，市場匯率難以真正被稱為由市場決定的匯率。2）中國存在巨額對美貿易順差以及經常賬戶盈餘：
美方認為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是通過限制國外進口產品流入以及惡意操縱人民幣匯率而形成的不公平貿易順差和經常賬戶盈餘。歷史上，中國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後，對美出口有所下滑，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1994年匯改後小幅升值並維持平穩。此外，儘管自1995年起，美國再未出具官方文件指責一國（地區）為「匯率操縱國（地區）」，但在美國高層及民間仍盛行對中國操縱外匯市場、故意低估人民幣匯率以獲取出口優勢的指責，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人民幣匯率與名義有效匯率的偏離以及IMF公布的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缺口的測算都是人民幣被低估的證明。
3.3
當前中國不符合操縱匯率的國際評判標準
當前中國不符合美國對匯率操縱國的測算標準：
從美國財務部公布的測算「匯率操縱」的標準來看，2017三季度至2018年二季度中國經常賬戶盈餘為683.14億美元，佔GDP比重為0.53%，並未超過3%；央行自2017年三季度以來，外匯市場凈購買佔GDP為0.01%，遠低於美國2%的標準；但中國同期對美貿易順差為3217.1億美元，超過美國200億美元的限定。如我們前期報告中多次強調，中美貿易逆差根源在於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過度消費的低儲蓄模式、全球價值鏈分工以及美國對華高新技術出口限制等，原因在美而不在華。總體來看，當前中國只滿足三大測算標準的其中之一，
不符合美國對「匯率操縱國」的定義，但仍被美國列入觀察名單。IMF提出人民幣匯率已基本符合經濟基本面：
早在2015年IMF相關官員便提出人民幣匯率已不再被低估。從IMF於2018年7月出具的對外報告中顯示，中國的實際有效匯率缺口（REER Gap）在2016年已由負轉正，雖然在2017年缺口小幅轉負，但截至2018年5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較2017年平均水平上升3.4%，整體人民幣匯率能基本反映國內經濟基本面。
4
中美匯率戰沙盤推演
我們在前期報告中反覆強調，中美貿易戰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不僅是貿易戰，還是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網路、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全方位綜合實力較量。美國在過去積累起貿易（對華摩擦的五大方面）、貨幣金融匯率（對日本）、資源戰（對歐洲）的多維打擊經驗和手段。
我們初步判斷，儘管當前人民幣不符合國際操縱匯率的評判標準、基本不再被低估，但貿易戰後美國有可能指責中國操縱匯率並壓迫人民幣升值，且有一定概率主動放緩美元升值。
4.1
人民幣主動貶值可能性較小
我們前期報告曾多次提出，
本輪人民幣的貶值主要受到中美貨幣政策分化、中美經濟周期不同步、中美貿易摩擦、美元指數短期反彈、全球資本迴流美國五方面的影響，當前並無跡象表明人民幣主動貶值。
人民幣主動貶值導致利弊兩難。
儘管匯率貶值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對國內經濟的衝擊，但人民幣主動貶值一方面易引發市場一致性預期，出現2015年匯率大幅貶值，資金外逃的風險，對維護金融體系穩定、人民幣國際公信力帶來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主動貶值使得中國在國際貿易談判中處於劣勢，得不償失。加大市場決定匯率力度，關鍵時刻凸顯底線思維。
自今年4月以來快速下調的人民幣匯率主要受內外因素的市場影響，外匯占款維持在0附近波動，顯示外匯政策基本維持中性。但央行近期回調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至20%、限制銀行通過上海自貿區FTU向境外存/拆放人民幣，壓縮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流動性、重啟逆周期因子等一系列操作防止市場順周期效應等措施，均反映了貨幣當局對市場「羊群效應」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過快貶值的擔憂以及防範風險傳染擴散的決心。4.2
美元有一定概率主動放緩升值
特朗普政府試圖振興美國製造業，對美元過快升值持批評態度。
當前美國經濟高位築頂，漸進加息，大量資本迴流美國本土，美元快速升值，對特朗普試圖振興日益衰退的美國製造業、降低美國貿易逆差帶來阻力。早在就任總統前，特朗普就曾直言「美元太強」會損害美國企業的競爭力，而在上任後他更是多次公開發言表達對美元過於強勢的厭惡並批評非美國家低估匯率。特朗普公開干預美聯儲貨幣政策，民粹主義進一步抬頭。
伴隨美聯儲逐步加息，貨幣政策與主要非美國家分化，經濟周期不同步，美元指數快速上行。特朗普在近期多次表達對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不滿，認為美聯儲加息是在「拉後腿」，將導致經濟放緩、美元指數進一步攀升。特朗普政府多次打破傳統，公開干預美聯儲貨幣政策，有一定跡象以及內在動力通過干預市場預期主動放緩美元升值。
4.3
美國指責中國為匯率操縱國，施壓人民幣升值概率較高
若關稅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美國有較大概率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儘管當前人民幣不符合國際操縱匯率評判標準，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作為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堅定倡導者，多次指責中國及其他國家操縱匯率，並督促財政部進一步開展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查，疊加美國1988年《貿易和競爭力綜合法案》中對匯率操縱國的評判較為模糊、無定量標準，未來若施加關稅後美國對中貿易逆差仍未有顯著改善，美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施壓人民幣貶值可能性上升。壓迫人民幣升值只是金融戰的前奏，不排除後續擴大升級到經濟戰、資源戰、地緣戰。
從過去日美匯率戰經驗來看，當日元升值並未改變日美貿易失衡時，美國隨即強行干涉日本經濟政策，要求從宏觀和制度層面改變貿易失衡。當前美國對中國施加關稅，指責中國低估匯率，其本質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後續或將持續施壓逼迫中國過激開放金融市場，進一步展開金融戰、經濟戰、資源戰和地緣戰。美國在發動匯率戰後的可能選項包括：聯合各國壓迫人民幣升值；圍繞《中國製造2025》對中國貿易、投資、技術各項進行封鎖；點殺中國企業；限制中國居民赴美旅遊和留學；製造地緣衝突；退出WTO，締結新的國際貿易組織；國際上指責中國，要求中國改變經濟結構等。
我們認為在經歷4月以來一輪人民幣匯率貶值後，當前人民幣匯率有一定升值空間但有限，應保持外匯政策中性，若面對美國的無理指責及壓迫，中國短期內可向IMF申請裁決、保持定力，防止市場順周期行為，維持人民幣匯率在反映經濟基本面的一定區間內雙向波動；對美髮起制裁，限制美國企業投資；中期加快雙邊談判爭取歐盟、日本、韓國及「一帶一路」等地區，簽訂新的投資、貿易協定；長期制定新的立國戰略、供給側改革等措施。
5
應對建議
繼續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堅守核心利益，凸顯底線思維。
面對複雜國際金融形勢，我國中間定價機制將經受更多考驗。在持續對定價機制進行優化完善的基礎上，提高匯率決定機制的透明性，向更能反映市場供求的方向不斷調整。此外，在必要時通過宏觀審慎政策對外匯供求進行逆周期調節，加強與市場溝通，避免順周期行為帶來人民幣匯率大起大落，減少風險的傳染和擴散。經濟基本面是匯率的決定因素，保持定力，維護國內宏觀政策獨立性、前瞻性。
當前中美經濟周期不同步、貨幣政策分化等外部因素對國內宏觀政策制定提出挑戰，因金融去槓桿和中美貿易摩擦而決定貨幣再度放水刺激是短視和誤國的。產能新周期起點和金融周期退潮是當前中國經濟金融形勢運行的主要邏輯，前者決定了經濟L型的韌性，後者決定了去槓桿的融資收縮。未來應在我國經濟運行的基礎上，堅守宏觀政策獨立性、前瞻性，維持貨幣政策中性穩健。堅持對外開放，加快對歐日韓雙邊談判、「一帶一路」建設，擴大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但要控制資本項下金融自由化的步伐。
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負面清單管理等總體上有利於中國吸引外資、貿易便利，同時加快對中歐投資協定、中日韓自貿區，「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可以聯合的力量。但在此過程中需保持定力，在外部因素的衝擊下推動資本項下的開放要有節奏、漸進地進行，避免短期內迅速地衝擊人民幣匯率以及資本大規模流入流出對經濟金融系統的衝擊。匯率適度升值並不可怕，關鍵在於培育具有競爭優勢的先進產業，促進產業升級，推動內部供給側改革。
短期內匯率波動或對經濟造成負面衝擊，而長期來看最好的應對是順勢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類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國產業升級應對模式），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國內行業管制和要素市場化、降低製造業和部門服務業關稅壁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行、下決心實施國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大規模降低企業和個人稅負、改善營商環境、發展基礎科技的大國重器等。
恆大研究院「中美貿易戰」系列研究：
22、《
全面客觀評估美國對華《301報告》
》，2018年9月7日
21、《
如何應對中美貿易戰：深層次思考和未來沙盤推演
》，2018年8月19日
20、《
日美貿易戰啟示錄：經濟爭霸
》，2018年7月21日
19、《
中美貿易戰的大辯論：雙方觀點與客觀評價
》，2018年7月12日
18、《
中美貿易戰打響第一槍：深層次思考和未來沙盤推演
》，2018年7月6日
17、《
大蕭條貿易戰啟示錄
》，2018年6月26日
16、《
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深層次思考和未來沙盤推演
》，2018年6月17日
15、《
來自歷次中美貿易戰的啟示
》，2018年6月15日
14、
《
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與中國崛起面臨的挑戰及未來 ——中美貿易戰系列研究
》
，2018年6月10日
13、
《
對中美貿易戰的幾個基本認識和判斷
》
，2018年6月5日12、
《中國對外開放的進展評估與變革展望——中美貿易戰系列研究》
，2018年5月29日
11、
《中美貿易戰：深層次背景、美方真實意圖和未來沙盤推演》，
2018年5月23日
10、
《中美聯合聲明：達成共識，守住底線，尋求共贏，避免最壞情形》
，2018年5月20日
9、
《中美還有哪些牌可以打？》
，2018年4月7日
8、
《中美強硬試探對方底牌：沙盤推演未來戰況及影響》
，2018年4月5日
7
、《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源：給特朗普上一堂貿易常識課》
，2018年4月1日
6、
《中美貿易戰：美國怎麼想，我們怎麼辦？》
，2018年3月27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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