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人都曾經有個「大俠夢」？

6 人贊了文章

在中國文化中，武俠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即使你沒有看過真正的武俠小說，也一定看過一些根據武俠小說改變的影視作品。

受武俠文化的影響，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個當「大俠」的夢想。大詩人李白就曾在《白馬篇》一詩中描繪了一個武功高強、瀟洒倜儻的俠客形象，寄託了自己的俠客夢。

事實上，「俠」是一個很「中國」的概念。「俠」是從中國古代典籍中誕生，同時也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被賦予了很多中國文化含義。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老師的《千古文人俠客夢》一書，就從多方面為我們解讀了「俠」的深層內涵。

「俠」的由來

「俠」這個字眼，最早見於韓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文中「遊俠」「私劍」並稱，而「帶劍者」的特徵是「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後世關於「俠」的觀念在此已初露端倪。

這就難怪司馬遷為遊俠作傳，以韓非子此說開篇。只是此說語焉不詳，且無具體例證。一直到《史記》的《遊俠列傳》，「俠」的基本特徵才被較為精細地勾勒出來。因此，後世談「俠」者大多來源於此：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另外，《太史公自序》中也有關於《遊俠列傳》的寫作動機的說明：「（遊俠）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信，義者有取焉。」傳中所記載的朱家、劇孟、郭解等遊俠之所作所為，大致不出此一範圍。

班固追隨司馬遷，為《漢書》作《遊俠傳》，其中除照錄朱家等人事迹外，又增加了萭章、樓護、陳遵、原涉等人的任俠行為，不過敘事觀點已有所變化。此後便無以為繼，歷代詩家不再專門為遊俠立傳了。

從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開始寫作《史記》，到唐懿宗咸通年間（860-873）裴鉶作《傳奇》、袁郊作《甘澤謠》，在這將近一千年的漫長曆程中，作為歷史人物的「遊俠」，經過史家、詩人、小說家的不斷加工，逐漸定型為後世武俠小說中叱吒風雲的俠客形象。在這個過程中，歷史記載與文學想像不斷融合。

當詩人訴說「殺人如剪草，劇孟同游遨」（李白《白馬篇》）、「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錢起《逢俠者》）時，「劇孟」已不再是具體的歷史人物，而是詩人所想像的那種「俠客」的象徵。而李白心目中的俠客無疑跟司馬遷、裴鉶心目中的俠客不盡相同。

每代作家都依據自己所處的歷史背景及生活感受，調整「俠」的觀念，但又都喜歡在前人記錄或創作的朱家、郭解等歷史人物及黃衫客、古押衙等小說形象上，寄託自己關於「俠」的理想。真的是如陶潛所歌詠的，「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詠荊軻》）。正是在這種歷史與現實、客觀與想像的相互撞擊中，「俠客」形象不斷演變發展。

小說中俠客的形象一旦真正建立，其發展演變就不再單純依賴於現實生活中的刺激，更有作為一種人物類型自身運轉的內驅力。因此，唐傳奇中聶隱娘、虯髯客的具體行為早被超越——即使根據同一故事改編的作品如尤侗的《黑白衛》、凌濛初的《虯髯翁》和張鳳翼的《紅拂記》等，也不可能完全因襲原作。

但其基本素質卻一代代傳下來，影響幾乎所有武俠小說。歷代作家只要寫作武俠小說，就很難完全擺脫這一早已設定的「俠客」形象。向愷然根據現實中武林恩怨寫作的《近代俠義英雄傳》如此，文公直參照歷史上于謙事迹撰寫的《碧血丹心大俠傳》如此，即使還珠樓主頗為荒誕怪異的《蜀山劍俠傳》也不例外。

「俠客夢」

俠客形象得以形成與發展，與讀者大眾的心理需求有很大關係。司馬遷稱：「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虞舜、伊尹、仲尼等有道仁人尚且遭災，「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史記·遊俠列傳》）

遇害而不能自救，當然只能寄希望於「赴士之厄困」的俠客了。社會總有黑暗，人間總有不平，而正如明人張潮說的：「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之。」（《幽夢影》）

能自掌正義，平天下之不平，那當然最好；至於無此本領的凡人，焉能不懷念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客？正是因為俠客形象代表了平民百姓要求社會公正平等的強烈願望，才不會因為朝代的更替或社會形態的轉變而失去魅力。

悉尼·胡克在論及公眾對英雄偉人感興趣的心理根源時，列舉了三個主要原因。

一是「心理安全的需要」。「時代不太混亂，特別是教育又有利於啟發成熟的批判能力，而不把人們的注意力固定在無條件服從的幼稚反應上，在這種情況下，尋找父親替身的需要就相應地減弱了。」反之，公眾將努力尋找、祈求精神上的「父母」，以獲得安全感和情緒上的穩定。

二是「要求彌補個人和物質局限的傾向」，也就是「把個人的缺陷投進比較幸運的人們的光榮成就裡，藉以取得補償」。

三是「逃避責任」。一方面，公眾意識到政治「永遠是一種危險的把戲」，而把政治鬥爭交給職業政客；另一方面，公眾借建立英雄（俠客）形象來推卸每一個個體為命運而抗爭的責任，自覺將自己置於弱者、被奴役者與被拯救者的地位，從而「逃避責任」。

如此說來，一個民族過於沉溺於「俠客夢」，不是什麼好兆頭。要不就是時代過於混亂，秩序沒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個人願望無法得到實現，只能靠心理補償；要不就是公眾的獨立人格沒有很好健全，存在著過多的依賴心理。

與普通人相比，文人們的「俠客夢」則往往有著另一層含義。龔自珍的詩句「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漫感》），可以說相當準確地表達了中國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對於文人來說，「簫」易得而「劍」難求，於是詩文中充斥著「劍」的意象。

「仗劍」與「行俠」並不完全一致，可詩文中這兩者往往相通，故可互相參照。同樣一個「撫劍獨行游」（陶潛《擬古》），可能是表達其建功立業的願望，也可能是發泄其豪壯狂盪的氣概，還可能是欣賞其闊大雄奇的美感效果——有時甚至是三者的混合。

借「俠」或「劍」表達建功立業的願望者，因其著眼點不同而分為歌功頌德與發泄悲憤兩類。

宋人郭茂倩編《樂府詩集》，收《白馬篇》九首、《少年行》三十首，多與邊關戰事聯繫在一起，「言人當立功立事」（《樂府解題》），於是充滿「不許跨天山，何由報皇德」（王僧孺《白馬篇》）、「歸報明天子，燕然石復刊」（徐悱《白馬篇》）之類志得意滿的詩句。

可借「劍」和「俠」感嘆懷才不遇的詩篇，顯然更為源遠流長：阮籍之感嘆無法「揮劍臨沙漠，飲馬九野垌」（《詠懷》），李白之吟詠「撫劍夜長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贈張相鎬》之二），以至明人徐渭的「客散平原夜，波寒易水風。秦仇不能報，淚落酒杯紅」（《賦得看劍引杯長》），清人黃仲則的「匣中魚鱗淬秋水，十年仗之走江海。塵封綉澀未摩挲，一道練光飛不起」（《以所攜劍贈容甫》），還有龔自珍的「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誰分蒼涼歸棹後，萬千哀樂集今朝」（《己亥雜詩》）。

「俠」與中國人

武俠小說因其流傳極其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性格，當然，話也可以反過來說，中國人的性格制約著武俠小說的產生與流通，並嚴重影響了武俠小說作為一個小說類型的發展。

如果要談論武俠小說與國民性的關係，那麼可談論的東西就太多了。例如報恩觀念、復仇觀念、義氣觀念、死亡觀念等等，都值得認真研究。這裡只是想指出不大為人注意的一點，即武俠小說的非人道傾向。

武俠小說之所以風行，主要基於讀者的「夢英雄」和「英雄夢」。前者指其不滿世間不平與黑暗，希望有俠客拔刀相助，懲惡揚善；後者指閱讀中不自覺地把自己代入到俠客的角色之中，實現在現實生活中根本無法實現的夢想。

這種「英雄夢」並非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純潔可愛。表面上看來，武俠小說就是關於俠客懲治惡賊或曰正義戰勝邪惡的故事，完全符合中國人的倫理道德。可是仔細讀來，成為俠客刀下鬼的，遠不只是十惡不赦的惡賊，更包括無數被俠客看不順眼或覺得礙手礙腳的無辜平民。《江湖奇俠傳》里楊天池一把梅花針撒出去就是幾百條人命，《天龍八部》中大英雄喬峰（蕭峰）與其父蕭遠山都曾濫殺無辜。

俠客為復仇、為匡正扶弱而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同時似乎也將他人生死置之度外，很容易演變為另一種「草菅人命」。可是讀者一般並沒有對此表示反感，除了因其自我代入而完全認同於俠客的言行而根本無暇思索外，更因為事先認定俠客的對頭為大惡人，而對「惡人」，中國人歷來是千刀萬剮也不為過的。

這裡面似乎涉及國民性中殘忍的一面。魯迅等現代作家曾抨擊中國人看殺頭的陋習，其實人類這種潛藏的嗜血習性，在閱讀武俠小說時也曲折地表現了出來。讀者不單希望看到正義得到伸張，更希望看到邪惡被懲處——在擬想的懲治惡人中得到極大的快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文明人在正義的旗幟下努力使其嗜血慾望道德化、合法化。

虯髯客取仇人心肝與李靖共食之（《虯髯客傳》），李逵割取黃文炳心肝與眾頭領做醒酒湯（《水滸傳》），智化將惡奴武國南開膛並生吃其心肝（《小五義》），諸如此類的描寫在武俠小說中屢見不鮮，且作為俠客剛直豪爽、嫉惡如仇的標誌而為讀者所認可。

現代讀者或許會不滿此類過於野蠻的血淋淋場面，但對俠客「為了正義」而殺人如麻也都會給予默許。表面上嗜血習性有損於英雄光輝形象，但實際上卻是「英雄夢」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只是受文明社會倫理規範的約束，做「英雄夢」者一般不願承認，也未必自覺意識到這一潛在動機罷了。

推薦閱讀：

《千古文人俠客夢》

作 者： 陳平原 著

尋找植根於中國人

歷史記憶中的俠客夢

- 版權信息 -

編輯：黃泓 子水

本文觀點資料來自

《千古文人俠客夢》

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