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父母分兩種，一種是父母，一種是琴童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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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樂學院唐哲教授回憶過自己在父親巴掌下練琴的童年：「總的說來，我的童年是浸在汗水、血水和淚水中的，是最真實的沒有童年的童年。」

七十多歲的鋼琴大師劉詩昆說：「我不到3歲學琴，一直到12歲，可以說，這個世界上我最不喜歡的事情就是彈琴。」

傅聰曾向楊絳訴說當年學琴之苦：「爸爸打我真痛啊。」

一位美籍俄羅斯鋼琴大師說起小時候學琴、奶奶用戒尺打他手心，六十多歲人的眼裡有淚。

美國天才鋼琴家露絲?史蘭倩斯卡（Ruth Slenczynsha）在傳記《被禁錮的童年》（The Forbidden Childhood）里寫，1925年，她出生僅僅兩個小時，父親看了一眼她的雙手，便決定：「她今後必須成為一位音樂家！」她15歲與父親決裂，19歲離家出走，鋼琴生涯幾度中斷。

最極端的例子可能是郎朗的父親郎國任，他從郎朗兩歲時開始陪練，一直陪到郎朗進了柯蒂斯甚至成為鋼琴家之後。父子倆的兩本出版物《千里之行》和《我和郎朗30年》，是郎朗的成功史，也是郎國任的陪練史——譬如書中寫道：

父親到的時候，《伊斯拉美》我已經從頭到尾彈了三遍了，而且彈得還不錯。

父親說：「再彈一遍。」

我本想和他爭辯，但轉念一想，與其和他吵，不如安撫他容易一些。我又彈了一遍。

父親堅持說：「再彈一遍。我聽到了有幾處錯。」

他說對了。再彈一遍也不為過。我又彈了一遍。

父親吼道：「現在再彈十遍。」

我已經筋疲力盡了。巴拉基列夫超難的作品對演奏者要求極高，讓我有些體力不支。我的手指也在發疼。

我對他說：「不！」

「郎朗，我叫你做你就做。再彈十遍！」

我尖叫道：「甭想！」

父親發出指令：「現在就開始，從頭來過。」

……終於，我脫口而出：「暴君！瘋子！不要你命令我！我希望你下地獄！」

當我師從文格洛娃時，我父親每節課都來。他認真聽完所有對我的指導，好確保回家練習時絲毫不忘。文格洛娃是母老虎型的，她的工作室里總是有吼叫、尖叫、詛咒，偶爾還有摔椅子的動靜，她對優美音色和連奏的追求幾乎到了偏執的地步；而我父親，經過陪練無疑是全世界最懂鋼琴曲目的小提琴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每天陪我練習三到四小時，非常嚴格，我的個人意願沒有被考慮過。」

而郎朗（同時也是鄭慧、王羽佳、張昊辰）的導師、這個星球上最傑出的鋼琴大師加里·格拉夫曼回憶說，「我給郎朗上課時，他父親也幾乎每節課都來旁聽，會記筆記，我不知道他寫了什麼，因為都是用中文寫的……」

在鋼琴家的傳記里，似乎每個人的童年都是苦的。

2016年，格拉夫曼訪華——如果沒有十月革命，也許就不會有鋼琴大師格拉夫曼。1918年—1920年，他的父親、拉小提琴的弗拉基米爾·格拉夫曼先生和妹妹穿越歐亞大陸抵達哈爾濱，被當地交響樂團聘為首席小提琴，輾轉瀋陽、大連、天津、上海。他的母親、富家少女納迪亞·瑪格林一家離開基輔時，把所有值錢又無法帶走的物品都鎖進了儲物間。祖父安慰她：「沒事，兩周後我們就回來了。」

他們最終沒有回去。弗拉基米爾和納迪亞在紐約相遇。不久，加里·格拉夫曼出生。

他在英國《金融時報》上讀到過，中國有5000萬琴童（2013年數據），加上與之相對應的小提琴、大提琴、聲樂，總得有1億左右的中國孩子正在父母推動下學音樂。他來過中國40次，大約有10次直接與音樂相關，每一次，他都能為這個數字龐大的人群上幾堂鋼琴課。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時，提到他曾經的貴州之行，在那個他手機里保存著不少瀑布照片的地方，「有許多家境殷實的人，他們願意出比北京、上海更高的費用來聘請鋼琴老師。」

然而，光有錢是不夠的。家有琴童，陪練是家長的功課。孩子練琴時，家長在一旁陪伴、照顧、監督、察看，保證練琴的質量和效果。陪練的重要性似乎已不需要論證，孩子能否堅持學琴，又能在音樂上走多遠，直接取決於家長的陪練方式和陪練質量。

2013年11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引進出版了格拉夫曼的自傳《我為什麼要練琴》（I Really Should Be Practicing）。「You Really Should Be Practicing.」這是父親對童年時的格拉夫曼講得最多的一句話。

雷淑容是這本書的編輯。她常在路上與一些琴童母子或父子擦肩而過，能聞到一種同類的氣息：專註，隱忍，漂在異鄉的落寞，還有朝聖途中的茫然和決絕。

她第一次見台灣作家、樂評人楊照時寒暄，「我兒子也學鋼琴……」楊照會心一笑，頷首致意：「你辛苦了。」——楊照是資深古典樂迷，他的女兒李其叡在十四歲時離開台灣,到德國漢諾威學音樂，獲得全德青年音樂大賽滿分頭名，16歲入選史蒂芬·寇瓦謝維契大師班，是李雲迪的師妹——身為琴童的父親，楊照說，「這麼多年，我身邊這麼多例子，沒有一個孩子是喜歡練琴的。」

2015年，雷淑容和15歲的兒子鞠小夫從南京搬來上海。他們的住處只有40平米左右，離東平路9號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很近。她的職業身份一一抹去，只剩下「堅持11年的琴童媽媽」，或者「上音附中高一學生的陪讀母親」。

小夫3歲時就表現出對音樂的感受力、4歲時在商場里說「我要帶這架鋼琴回家」，隨後開始學琴生涯、14歲時就能寫一手讓成年人都刮目相看的樂評。2011年，當小夫告訴母親自己想當職業鋼琴家時，作為母親，她怎麼忍心不上前助他一臂之力？

這一臂，便是全部。雷淑容辭職回家了。

三個人的小家庭把決定通報給大家庭，雷淑容的父親搖頭感慨：「我這一生的心血簡直白費。」25年前，雷淑容從四川農村考入川大，後來又考取了南大的研究生。然後，她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有了一個家，一個可愛的兒子。這一路，用她的話，父母真是「含辛茹苦，傾盡一生」。然而，一夜間，好好的工作說不要就不要了。父親可以體諒女兒不回家過春節，不往家裡寄錢，但不能原諒她的辭職——女兒用她的付出，否定了他們的付出。雷淑容感覺到巨大的歉疚。有時她也會問自己：非得這樣嗎？

雷淑容的朋友曾經調侃道，天下父母分兩類，一種是父母，一種是琴童父母。他們往往具有以下特點：皺巴巴，苦哈哈，急吼吼，對朋友六親不認，說走就走，由內而外發散一種焦灼之氣。

楊照坦言，對五歲的孩子來說，識譜不是件容易的事。「身為父親，我一直在拿捏督促她的力道，畢竟5歲學琴是我們幫她決定的，她後來選擇這條路是不是真的喜歡，一直是我的困擾。我希望她對音樂本身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擔心用這樣要求她，會打擊她對音樂的熱忱。一直到後來我知道她喜歡上台、與觀眾互動，我才鬆了一口氣，因為這份享受不是任何人強迫的了的，這是她自己找到了這樣的樂趣。」

「小孩必須很有耐心練，大人同樣也必須很有耐心陪。我曾聽許多朋友告訴我，陪孩子練琴、上課好累；但倘若家長自己喜歡音樂，在陪伴過程中，『音樂本身』就是你陪小孩練琴的最佳回報。」

那天，雷淑容領著小夫面見格拉夫曼。1米84的小夥子落落大方，同時安靜地聽著一切，他與大師之間隔著一捧香蕉、幾碟小點心的距離。直到格拉夫曼的優秀中國弟子張昊辰走進來，擁抱了老師，小夫才向張昊辰小聲道：「我們是Facebook好友。」

本文參考：

2016年3月第8期（總第466期）《南方人物周刊》《鋼琴課》，李宗陶

加里·格拉夫曼《我為什麼要練琴——格拉夫曼自傳》陳冷竹 譯（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11月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