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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少數派「專制」下的商業行為?

如何看待少數派「專制」下的商業行為?

來自專欄礪石商業評論4 人贊了文章

?礪石導言:在一定程度上,社會一直都是以少數派的「專制」決定著社會發展的走向。少數派「專制」的情況發生,不見得是壞事。少數派「專制」可能會帶來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關鍵要看不妥協的少數派是向善還是向惡。如果少數派的行為是整體指向社會向善,那麼這種少數派的向善便會帶動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提升;反之,則是降低社會福利。作為企業要正視這種現象,謹慎對待企業的商業行為。

劉國華 | 作者

首先說明一點,這裡的「專制」沒有任何負面的含義,更沒有任何政治上的意義。

下面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是:商業到底該為少數派服務還是為多數人服務?為多數派服務的商業到底是件好事還是壞事?為少數派而改變的商業是不是意味著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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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機場工作的朋友跟我講,以前他用順風車,基本上每天上下班都能找到人順路,幫他分攤油費。但是最近因為滴滴順風車的下線,他的這筆收入沒有了,心中多少有點不爽。

另外,有幾位經常坐順風車的年輕朋友也跟我吐槽,說再怎麼處罰滴滴都沒問題,但是為什麼要下線順風車?現在交通費用一下上升了不少。

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極少數人受到傷害,要讓那麼多享受順風車帶來好處的車主和乘客來承擔。

我想這個問題,如果一開始就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根本不屑於做任何回答。滴滴做了惡,而且還涉及生命,理應該死。但是如果退回到一個整體視角,這裡還有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內容。

我跟他們說:第一、滴滴在資本的指引下,片面追求增長和數量規模,把社會責任丟在一邊,該補的功課必須要補;第二、順風車下線只是為了徹底整改,並不是以後就沒有了;第三、就算是順風車以後真的不讓做了,這事也算正常。

順風車今後真的不再上線,意味著少數派的勝利,商業上表現為所謂少數派「專制」的情況發生,這不見得是壞事。實際上,社會一直都是以少數派的「專制」決定著這個社會的走向。作為企業要正視這種現象,謹慎對待企業的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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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先看幾個現象:

因為有極少數人可能在地鐵上實施恐怖活動,使得所有要乘地鐵的人每天都要經受嚴格的檢查,出行效率受到不小的影響,地鐵公司為此也不得不在每個地鐵口增加數量不低的工作人員,增加了大量運營的成本。

有一些書、網路視頻被禁,不是因為大多數人的反對,而是少數積極的活動分子要求禁止這些書籍和視頻。

在大學課堂,由於所謂「國際化」,一間教室里只要有一名學生不會中文,教授們就被迫使用英文授課。這不論對於教授,還是絕大部分學生,都不是一種好的體驗,教學質量不得不大打折扣。在北上廣深的一些跨國公司,也是類似的情況。如果其中一人不會說中文,那麼整個會議就會用英文。

在大學裡,因為個別同學覺得某個老師講課不好,向學校投訴,學校就會為此換下大部分同學可能都很喜歡的老師。1939年,剛剛成為紐約城市大學教授的偉大的哲學家和邏輯學家羅素,因為一位憤怒和頑固的母親的一封信,而丟掉了在紐約城市大學的工作。

蘇格拉底和他的學生柏拉圖,以及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並稱為「古希臘三賢」,被後人認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者。然而偉大的蘇格拉底之死,僅僅是源自少數派的指控。公元前大約400年時,一位叫邁雷托士的年輕人起訴蘇格拉底,指控蘇格拉底一不敬神,二是教唆年輕人,把他們都帶壞了。在當時這場審判的主使人安匿托士的作用下,陪審團「大多數人」(但不是民眾的大多數人)判蘇格拉底死刑。宣判結果不久之後,已是70歲老人的蘇格拉底在獄中服毒自盡。

油畫:蘇格拉底之死

在該事件中 ,起訴蘇格拉底的年輕人跟蘇格拉底並不認識,安匿托士作為一個平民政治家,亦是溫和派,但是悲劇還是這樣發生了。後來,大多數雅典人民意識到犯了大錯,於是為蘇格拉底舉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動,而那個起訴蘇格拉底的青年邁雷托士最終被判處死刑,安匿托士也遭到流放。

身邊這樣的例子還非常多,它們集體指向了一個現象:少數派「專制」決定大部分的行為,是真實且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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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過《黑天鵝》《反脆弱》的作者塔勒布在2016年曾經寫過一篇很有影響力的文章《最不寬容者獲勝:少數派專政》。他在文中寫到:「滿足一個不妥協的少數派的需求——某個特定類型的不妥協少數派——只要達到一個較小的水平,比如群體人數的3%或4%,整個群體便不得不遵從他們的偏好。此外,少數人的主導會產生錯覺:天真的觀察者往往以為選擇和偏好是屬於多數人的。」

塔勒布發現這個現象,是源於他有一次參加新英格蘭複雜系統研究所的夏季燒烤聚會。當主人在排桌子和拆飲料時,他隨手拿起一杯黃色檸檬水遞給一位猶太人朋友。他本以為這位只吃猶太食品的朋友,會由於飲食律令而謝絕,但並沒有拒絕。另一位猶太人告訴他,其實這裡所有飲料都是猶太式的。然後他看了裝飲料的所有紙箱,上面一個圓圈裡面有個字母U,表明都是猶太飲食。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其實很多年一直喝著猶太飲料。

這件事情給塔勒布很大的震撼:猶太人口還不到美國居民的千分之三,但幾乎所有的飲料都是猶太式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後面塔勒布分析說,出現這種局面其實只需要三個條件:一是有一小撮人只吃猶太教認證食品,對其他食品堅決不吃,不願意妥協;二是這一小撮人在全國各地都有分布,與非猶太人交織在一起;三是如果商家製造飲料不麻煩,成本也不會增加多少,而且大多數人不會在意,可以接受猶太飲料。

既然如此,商家無所謂,大多數消費者無所謂,那麼整個社會就開始遵從少數人的意願,猶太飲料就開始在全國鋪開了。商家因為採用全猶太式使得生產商、食品店、餐館無須區分猶太和非猶太飲料,不再需要特殊標記、單獨通道、單獨庫存、不同的存儲設施,為他們節省了大量的成本,算起來也是一種算話的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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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搞清楚少數派「專制」發展的過程,我們不妨用下面的圖形來了解一下:

我們看到由上到下有三個框。每個框里有四個小框,每個小框又分成四個小框。有兩種顏色:黃色和紅色。

假設有個較小的單位,四口之家(用最上圖中右下角方框表示)。在這個四口之家中,女兒是不妥協的少數派,只吃非轉基因食品,我們用最上面圖中的紅色小框表示,其他是黃色。固執的女兒會設法使全家都聽她的,那全家都會只吃非轉基因,那麼整個家庭的顏色會全變為紅色,也就是進入到第二個大框的狀態。

現在又假設有一天這家人和其他三個家庭參加聚會,別人家都知道他們家只吃非轉基因食品。於是,為了照顧他們一家,四個家庭聚會時就都只做非轉基因食品。

當地商店了解到這一個情況下,開始轉而只賣非轉基因食品。他們的選擇進一步又會影響到渠道商的決策,這樣就把這種選擇機制一級級傳遞下去,直到全國人們都開始吃非轉基因食品。

這就完成了一次少數派的「專制」過程。比如在英國,按照2013年的統計數據,穆斯林人口只有2.7%,但是你會發現英國有相當大量肉類是清真的,比如接近70%從紐西蘭進口的羔羊肉,接近10%的賽百味店鋪只供應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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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試圖把這種所謂少數派的「專制」在商業上做一些拓展,藉此也回應一下文章開頭提出的幾個問題。

少數派「專制」要發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不妥協。我們可以以少數派和多數派是否妥協作為變數,畫出如下的圖形。在圖中,你會發現如果少數派是可以妥協的,那麼少數派的「專制」便不會發生。

少數派「專制」可能會帶來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關鍵要看不妥協的少數派是向善還是向惡。如果少數派的行為是整體指向社會向善,那麼這種少數派的向善便會帶動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提升;反之,則是降低社會福利。

以「崑山龍哥事件」為例,如果法院為了維護少數人的利益,等於會助長「惡」的「專制」,使得整體社會轉向「惡」的軌跡,後果可想而知。

再看全球非常棘手的極端宗教組織問題,因為極端宗教組織是不可逆的,不妥協的,因為叛教是最重的罪行,將被處以極刑。所以,如果一個極端宗教組織規則下的非宗教男人娶了一個極端組織的女人,他就需要皈依該宗教;如果一個孩子的父母中有一位是極端組織,孩子將成為極端組織成員。加上生育不受限制,這個組織就會越來越膨脹。長此以往,對極端組織的容忍將會使得社會整體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但是少數派的勝利如果是向善的,那麼社會應該對此要表示支持。比如這次滴滴事件,儘管順風車司機殺人導致順風車整改下線,表面上看上去是少數人損害了大部分人的利益,是所謂的少數派「專政」。但實際上這次對順風車的整改和反省,對中國整體商業的良性發展是非常有好處的。

急於快進的中國企業,假如沒有這些地雷炮彈減弱它們激進的步伐,挫一挫銳氣,它們或許會毫無忌憚的高歌猛進,更加傲慢的面對「無用」的社會價值。屆時,人不是生命,而是為他們兌現高額市場估值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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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即使少數派不妥協的要求很強,也不一定最終取得勝利。除了不妥協,還有兩點對於少數派取得勝利也很重要:

首先是少數派與多數派在空間上的「混居」程度。如果不妥協的少數派群體僅僅是長期活動在自己的特有區域,而不是與多數派混居在一起,則少數派很難取得「專制」。例如,如果滴滴順風車司機傷害的乘客是針對某一極小的群體,與大多數人的生活不會發生任何交叉,那麼少數派便不會取得勝利。之所以發生大面積的支持活動,是因為每個人都感到了這次事件對自己的潛在威脅。被傷害群體與大多數群體在空間上實際上是「混居」在一起的,大家意識到容忍是對未來自己的傷害。

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如,如果某個群體只傷害極個別貧困山區的老人,就不可能得到社會全體大眾的支持,甚至無人問津。很顯然,這個「老人」群體與一般的民眾,與生活在城市中,與生活在網路中的大多數派沒有實現「混居」。這時,貧困山區「老人」這個少數派要取得勝利就變得非常艱難,少數派規則在這裡不再適用。只有當少數派和多數派在空間上相互連接,交叉分布時,大多數才不得不遵從少數派規則。

其次,在商業要實現對少數派的妥協,產品成本結構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要素。比如前面提到的商家之所以願意製作符合猶太律令的檸檬水,是因為商家做這種妥協不會使產品的成本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假如猶太式檸檬水的生產成本大幅增加,那麼少數派規則的作用力將非線性弱化。如果猶太飲品需要使得商家的生產成本增加數倍,商家便不願意提供這種商品。此時,少數派規則也將不再適用。

我們再回到滴滴的例子,2018年5月滴滴公司在空姐遇害後,之所以沒有花大力氣整改,是因為整改的成本太高,甚至會完全改變順風車的運營成本結構。這對於逐利的資本來說,在沒有認識到社會價值的前提下,是不會做任何改變的。至於這次順風車整改的結果如何,成本結構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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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最後,我還想多說一句:對滴滴事件,毫無疑問應該讓其徹底反省,切實承擔起必要的社會責任,珍視生命的價值。但是社會的處理也不能過於極端,非得要讓其徹底消失才罷手,否則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壓制創新創業的發展,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我們的情緒,也沒必要喜歡在仰望時不吝於溢美之詞,而在落井下石時竭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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