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曾國藩算算賬：清代督撫的「清」與「濁」

在清代，一個總督衙門有多少人？

我們以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期為例，工作人員約在100人上下，也有文獻中說超過200人。上百人的機構里，最高長官自然是總督大人，下面有幕友、巡捕、書吏、雜役等等。這樣一個龐大的辦公團隊，每年的收入和支出也是一筆不小的經濟賬。

張宏傑的《給曾國藩算算賬（湘軍暨總督時期）：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以曾國藩的個人經濟狀況樣本，研究晚清時期軍隊、督撫群體的收支情況，以小窺大，洞見晚清的財政制度的弊端。

《給曾國算算賬》原本是張宏傑的博士論文，他引用了大量的數據和史實，展示了曾國藩極具生活煙火氣的一面。這裡我們以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時期為樣本，看看清代督撫群體的一本經濟賬。

一、清代督撫及其權力

清代實行督撫分寄制，督撫包括「總督」和「巡撫」兩個職位。總督的管轄範圍多為幾個省，而巡撫只管理一個省。總督的權力要更大。按照《清史稿》的說法，他們的職責分別為：

總督「理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管理，修治封疆」，巡撫「宣布德意，撫安軍民，修明政刑，興革利弊，考核群吏，會總督以詔廢置。」

督撫作為地方次政治中心，享有官員察舉、題調、轄區內軍隊管理、行政、司法等多項權力。兩江地區（即江西、江南，後者包括安徽與江蘇）、直隸（北京、天津）作為經濟和政治重鎮，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的人選至關重要。曾國藩前後在兩江總督的位置上做了9年之久，也擔任過2年的直隸總督，最後在尚未修建完工的總督府西花園散步時去世。

對曾國藩來說，1862年當上兩江總督，是他軍政生涯的重要轉折點之一。因為困擾湘軍的糧餉問題有了著落，湘軍作為非正式編製的軍隊，軍餉不是由朝廷直接撥發，而是來自於勸捐、厘金、以鹽抵餉、各省協餉等渠道。曾國藩雖然之前一直有在籍兵部侍郎等頭銜，但並無實權，在和地方官員打交道過程中頻頻受阻。有了「總督」之職，與太平天國的戰爭勝算又多了一成。

二、兩江總督的收支賬本

當上兩江總督之後，曾國藩的個人收支情況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在此期間，曾國藩的個人收入可以分為兩部分：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正式收入有薪俸155兩、養廉銀18000兩，合計18155兩。非正式收入即俗稱的「陋規」，也包括兩部分，分別來自有權有錢的部門和各級官員。前者包括鹽政、漕運等部門送來的規費，後者由各級官員致送，包括見面禮、節禮、賀禮、謝禮、離任禮等。

之所以有「陋規」存在，一大原因是清朝長期實行「薄俸制」，正式收入完全無法覆蓋支出金額。兩江總督每年的實際支出金額在4萬兩上下，2萬兩的缺口需要通過其他渠道進行補充。

每年4萬兩銀子的支出都花在哪兒了呢？有三大塊，一部分用於總督及家眷的生活支出。第二部分是總督的幕僚、書友、僕役等工作人員薪資。第三部分是官場上的人情往來，諸如吃喝應酬，送給上級官員的禮金和規費等。比如曾國藩在同治七年到北京，別敬支出一項就花費1.4萬兩銀子。

收入和支出名目繁多，曾國藩處理原則就是「公私分開」。薪俸和養廉銀用於家庭日常開支和饋贈親友等。規費收入另設小金庫，用於官場應酬、辦公經費等，離任時如有剩餘，就捐獻到地方公益事業中，個人不取分毫。在身故之後，留給家人的財產只有多年攢下的養廉銀1-2萬兩，辦理完曾國藩的喪事之後，已經所剩寥寥。甚至後來曾紀鴻家人生病都缺錢醫治，還是左宗棠寄來300兩銀子解了燃眉之急。

三、清代清督撫類型面面觀

根據張宏傑的觀點，晚清督撫可以劃分為3種類型：清廉型、中庸型、貪墨型。

與曾國藩類似的「清廉型」督撫包括左宗棠、林則徐等，為了維持行政機構的正常運轉，他們收取陋規，但並不把它作為個人發財的機會，公私分明，在道德上具有較高的原則性。

另一種是「中庸型」，以李鴻章為代表，做了不少實事，但也用權力尋租，積累下百萬身家。例如在合肥期間，李鴻章及其家人購置大量房產，在洋務運動期間，也有不少乾股入賬。

更極端的就是「貪墨型」，以乾隆後期的王亶望、和珅為代表，在斂財方面無所不用其極，個人財富甚至超過了皇帝。

同樣作為督撫，清廉與貪墨之間差異主要在於灰色收入的高低和用途。從根本上來說，由於晚清制度的缺失導致權力失去了制約，官員個人的道德因素成了關鍵因素。曾國藩、左宗棠等立誓「不以做官發財」者只是少數，人性有貪婪的一面，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抵禦權力帶來的巨大誘惑。

談到清官，明代的海瑞是最典型的案例。他時刻以法律的最高限自我約束，眼裡容不得一點沙子，對所有的灰色收入和權力尋租深惡痛絕。母親過壽時買了二斤豬肉，竟被坊間傳為奇聞，去世之後所有遺產不過幾十兩白銀。但這樣剛直的性格在官場中時常碰壁，試圖清理兼并土地的努力也以失敗告終。道德有時是很蒼白無力的。

與海瑞相比，曾國藩算不上真正的「清廉」，他對於陋規和官場應酬並不完全拒絕；在湘軍時期提拔自己的弟弟進入領導層，建立軍功，封官進爵；對於曾國荃的貪婪雖有敲打併未嚴懲，曾氏一族從普通小地主一躍成為湘鄉地區的豪紳。

按張宏傑的說法，曾國藩可以稱作是「非典型清官」，在骨子裡有堅定的原則和信念，但迫於現實和傳統家族觀念的壓力，有一定的變通。在晚清官場中，「內清外濁」可能是最具操作性，也是無奈的一種選擇。

在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中有這樣一句話：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督撫作為清代官僚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他們的收支數據折射出的是清代制度設計的不足。這主要是由於組織與制度往往有其內在的惰性，一向追求省心省事的清代皇帝們，對於制度存在的問題早已心如明鏡。如果徹底變革，可能要牽動許多的利益群體，影響範圍和後果都無法準確預估。

於是便選擇在原有制度上「打補丁」，比如部分陋規合法化、懲治巨貪、強化道德約束等，但根本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僅憑個人道德約束難以改善整個官場的風氣。隨著「補丁」越來越多，非正式方案登堂入室，而原來的制度退居二線，被湮沒在落滿塵埃的故紙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