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殺華人？——大清洗對遠東華人影響初探

來自專欄她改變了蘇聯15 人贊了文章

「斯大林清洗遠東30萬華人」這個說法，本人之前的中蘇關係爭議話題③：旅蘇華人與大清洗（續）一文里已經分析過，全面否定了此流言。

然而，旅蘇華人遭到迫害的事情，卻有許多歷史材料的記錄。

這就牽扯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大清洗對旅蘇華人的影響。

為了更好的解讀此事，避免以偏概全，筆者就從時代的高度說起。

瘋狂的年代

20世紀30年代，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

20世紀前半期，人類社會的現有秩序處於失調狀態，人們不斷尋求其代替方案，許多民族都對世界格局不滿意，他們不是選擇走上革命的道路，就是轉而進行軍國主義擴張。

世界市場已經被瓜分完畢，可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連續爆發，導致大部分人都感到生活岌岌可危，再加上大蕭條的爆發，人們感到朝夕不報。再加上民主制度實施初期的不適應，以及其應對突發事件時的滯後性，又使人懷念明君帝制時代的記憶。

於是，人們開始支持在政治上採取極端手段……

時刻備戰的蘇聯

根據統計，1930-1938年蘇聯軍費達到22233萬美元，而同期世界主要國家軍費分別是：英國6031萬美元、法國5400萬美元、美國5973萬美元、德國15965萬美元、日本3986萬美元、義大利5168萬美元。

從1934-1938年，紅軍坦克數量增加近2倍，飛機增加近1.3倍，火炮增加80%，人數增加了一倍。

——《蘇聯20-30年代的國防戰略》

經過了新經濟政策的過渡之後，蘇聯從一戰和國內戰爭中的創傷恢復，國力達到並超過沙俄戰前的實力。

但是，在蘇聯實行兩個五年計劃，不斷加強國防軍備建設的同時，其周邊各國都興起了法西斯運動，尤其是日德法西斯的崛起和擴張，這給蘇聯的國家安全帶來了嚴重威脅。

除了納粹德國重整軍備，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三省以外，在1937年之前，蘇聯幾乎被法西斯國家所包圍還包括：

　　芬蘭法西斯主義分子先後組織了「拉阿普」運動和「愛國人民運動」（Is?nmaallinen kansanliike，IKL）。

　　拉阿普運動摧毀了芬蘭共產黨的許多組織，取締了芬蘭共產黨機關報《Pohjan Voima》，並導致至少20000名共產黨員被迫害致死。

「薩納奇」（Sanacja）來源於拉丁語「Sanatio」，意思是「純潔」。「薩納奇」的發起者都是前軍官，他們對原波蘭民主政府日益嚴重的腐敗感到強烈的不滿，因此決定純潔波蘭人的思想和政治。

1935年畢蘇斯基逝世後，「薩納奇」揭開了其法西斯主義的本來面目：宣布廢除1921年憲法，頒布1935年憲法。新憲法確立了「薩納奇」的原則，即把波蘭變成一個以總統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權獨裁國家。

——《兩次世界大戰間的芬蘭、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

敵軍入侵在即，蘇聯就處於這樣的國際環境之中，全國上下都很清楚這一點。

不受監管的執法機關

1934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由國家安全總局、邊防軍和內務部隊總局、強制勞動營總局、民兵總局和其他負責消防、人防、高速路建設、檔案等工作的單位組成。也就是說，在大清洗時期，內務部沒有專門的監察部門。

直到1939年2月2日，貝利亞全面掌管內務部之後，才設立了專門的監察總局。在此之前，由於內務部的秘密工作性質，除了直屬的上級機關之外，沒有任何機關有權力和義務對其工作進行監察。

一人獨裁的部門

蘇聯的國家機關實行一長制，這是蘇聯機關企業中實行的一種重要的領導制度。於1918年3月由列寧提出，此後在全蘇範圍內逐步推廣，並在1934年得到全面實行。

按照這種領導制度，機關企業及其所轄單位只有一個領導人。這個領導人由上級委派，在國家計劃和蘇聯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對機關企業的一切工作全權負責。機關企業的全體人員必須服從這個領導人的命令和指揮。

大恐怖的時期

基洛夫被暗殺的事件雖然發生在萬里之通的列寧格勒，但是在西伯利亞保衛機關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震動。至今，我還記得那一天的清是，我們剛剛走進辦公樓大廳，就被召集到伊利尹部長辦公室。部長辦公室的氣氛格外嚴前、凝重。大家坐定後都一言不發，互相觀望，彼此猜測。但是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無疑是一個不祥之兆。

等人都到齊了,部長放下手中的文件,命令大家：「起立，為基洛夫同志悼念，默哀！」

這句話猶如晴天霹靂！我們都驚呆了……

——師哲 時任蘇聯內務部工作人員

基洛夫案件，至今仍被視為大清洗的導火索。這件事發生後，不僅內務部成員為之震驚，全國上下都震動了。蘇聯親自前去調查時，還出現了證人遇害的事件，這又為這個案件蒙上了一層陰謀的迷霧。

總之，「列寧格勒總部」案就這麼出現了，蘇共中央第一次宣布有黨的高級成員密謀反黨，這直接影響了蘇聯上下對當前形勢的判斷。

一種缺乏安全的感覺在蘇聯人民中同重延開來，代替了1934年他們對進步感到的那種歡欣的情緒。這不單是由於，甚至不是首先由於害怕自己被捕或是為朋友擔心。這是因為知道敵人已經鑽入領導上層，沒有人知道誰是忠實的人。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時任英文《莫斯科新聞》主編

那時的氣氛使人精神上受到極大的壓力，人人顧慮重重，戰戰兢兢，惶惶不可終日。清黨、肅反運動一開始就大張旗鼓、大喊大叫。造成了不容分說的局面。

——師哲 時任蘇聯內務部工作人員

蘇聯全國上下都不冷靜了，肅清內部敵人的工作開始變得瘋狂起來。

1937年的一天，一位年輕人斯米爾諾夫約我一道去打網球，我換了一身白色的服裝，與他一同前往球場。這件事不知被哪位高貴的夫人看到了，馬上報告給組織，肯定地說斯米爾諾夫同日本領事館的官員一道去體育場打網球，言之鑿鑿。而有關領導沒有進行調査就向他提出質問並要他交代。斯米爾諾夫無法回答這個莫名其妙的問題。他意識到事情的嚴重，一時想不開，就在辦公室里抽出手槍白殺了。事後，扎科夫斯基部長痛心地說，只要不同外國領事拉拉扯扯，只是打打球，又有何妨……

只要有人控告，寫匿名信揭發，甚至僅僅是提出懷疑，不管你的資格有多老，即使是列寧時代的黨員；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即使是中央委員、蘇維埃代表、黨委書記、部長，還是黨外著名人士、有貢獻的知識分子——都可能隨時被逮捕、關押、審問、判刑，甚至可能被槍決。

——師哲 時任蘇聯內務部工作人員

在蘇聯學習的李正文，被同住的人誣告，說他「反對國際無產階級的五一勞動節，大家喝酒慶祝，而他怎麼也不肯喝」、「不想看到蘇聯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所以常常待在房間里，不願到莫斯科城裡去參觀」、「懂日文，他的母親是日本人，他長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務。」不久，李正文同其他4名中國人一起被捕。

——《斯大林屠殺三十萬遠東華人？》

這種嚴重的違反法制的行為，引起廣大保衛千部的不滿。但在那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改怒而不敢言。我的上級幾位處長級幹部，扎維金、布多托林、特里亞諾夫斯基對機關出現的胡作非為極其不滿，但又都無可奈何。當工作人員向他.們情示工作，如何辦理某案時，他們總是發牢騷地說：「隨便吧，對誰都一樣，只是不要把自己辦進去就行了。」

——師哲 時任西伯利亞內務部工作人員

「不是他們消滅我們，就是我們消滅他們。」

——前蘇共中央委員莫洛托夫回憶

不論經歷，不論出身、不論地位，在那個特殊時期的蘇聯，面對籠罩著社會的恐怖氣氛，都只能感到不安和無助。

哪怕此人是大清洗時期，絕大多數遭迫害華人的加害者。

留希科夫（柳什科夫）的做法

「我給大家講個故事吧，當年濱海邊疆區有個官迷心竅的傢伙——叫什麼名字我一時想不起來了——為了往上爬，昧著良心把兩千多名中國人打成日本間諜。間諜罪就是死罪。

名單上報後，莫斯科甚感滿意，便電告他去莫斯科接受嘉獎。孰料，一聽說讓他去莫斯科，這傢伙反被嚇破了膽，多年的職業生涯告訴他，去莫斯科是條不歸路，不去也在劫難逃。

他當然知道，幹了這樣傷天害理的勾當，莫斯科豈能留下活口？為了活命，只有一條路可走——跑。於是，他提著箱子，裝著遠東防禦圖，投靠了日本人。在日本當了顧問。

日本投降前夕，被日本人殺掉滅口了。這應了那句老話：惡有惡報……」

——阿爾謝尼·鮑里索維奇·羅津斯基，俄羅斯「紀念」協會的創始人。

羅津斯基的記憶力不太好，不僅忘記了那個人的名字，也記錯了此人的身份。

歷史上是有這個人的，他叫留希科夫（又譯「柳什科夫」）。

留希科夫，出身於敖德薩裁縫家庭，1917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後從事地下工作。1919年加入紅軍。1920年6月開始在全俄肅反委員會工作，先後擔任烏克蘭等地區的負責人。1931年8月17日進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擔任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8月被調至蘇聯遠東地區，代替捷里巴斯擔任內務部遠東局局長。1938年6月13日叛逃至偽滿洲國，替日本帝國情報部門工作，是關東軍的第一顧問。1945年8月被關東軍處決。

——《留希科夫事件之影響初探》

從經歷來看，這是一個順著歷史浪潮而行的人。然而，留希科夫也沒能在那個特殊時期保持清醒，面對生命安全的威脅時，他叛逃到了日本法西斯那邊。

此人也是絕大多數遭迫害華人的加害者。

1937年12月22日，葉若夫向留希科夫下達絕密命令：「所有華人，不論其所屬國籍，凡有挑釁行為或恐怖意圖者，立即予以逮捕。」

留希科夫隨後開始了行動，根據中國領事館和其本人證詞，在叛逃之前，他在遠東地區總共領導了三次大規模行動，共抓捕華人約1萬餘名。

留希科夫在抓捕之後，採取刑訊逼供的方式，倉促的將大量華人定罪為日本間諜或者為日本服務，在嚴重違反《蘇聯刑法典》規定和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1935年6月17日等決議的情況下，判處約3000名華人死刑、4000-5000名華人勞改。

這一史實，《蘇聯處置遠東華人問題的歷史考察》一文當中有詳細論述，本文在此不再多提。

需要指出的是，該文作者主要從中蘇雙方交涉的材料出發，忽略了其他旅蘇華人，尤其是師哲、季壽山等一批未遭到迫害的旅蘇華人，直接將此事上升到蘇聯民族政策的高度，認為這是蘇聯對華人迫害政策的體現，實在有失全面，明顯不妥。

強制民族遷移行動

1937年，對遠東朝鮮族人進行遷移。對他們的遷移主要是根據1937年8月2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的第N91428—326cc號決議以及1937年9月17日蘇聯人民委員會的NO_1571——356cc號決議和1937年9月27日的N_01697—377cc號決議進行的。其遷移理由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準備反蘇戰爭時，擔心朝鮮居民給紅軍提供援助，從與蘇聯交界的朝鮮地區遷走了當地的朝鮮族居民。作為對此的反應，蘇聯領導層也決定從有可能成為作戰場所的地方遷走朝鮮族居民，並向朝鮮族人指出，採取這一行動不是鎮壓而是保護他們，保護朝鮮族人免遭日本人的侵犯……在遷移朝鮮人之後的1938年也對當地的華人進行了遷移，8000名漢族居民被以與遷移朝鮮人同樣的理由從遠東遷走，在採取這些行動的過程中逮捕了1.1萬名華人和2500名朝鮮人[6]。

[6]： A．Г．Ларин，китайцы в России：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 M．2003．c．148．

——《二戰爆發前後蘇聯對少數民族的遷移》

對於遷移邊境少數民族，史學界基本公認是蘇聯方面為反間諜需要，以及為應對可能入侵而採取的非常措施。

根據蘇聯檔案和師哲的回憶，非法入境者之類的犯人是流放至西伯利亞，而對邊境少數民族則是遷移到中亞，請注意區分。

大清洗對遠東華人的影響範圍

季壽山，1897年10月3日出生於山東省平度縣長樂鄉吳家村一個貧農家庭。1913年3月，季壽山不得不走上「死逼梁山闖關東」的道路，到東北逃荒謀生。1916年5月，季壽山被騙到俄國當了華工。1918年3月，季壽山參加紅軍。1924年2月，季壽山加入聯共（布）。1929年7月，季壽山第二次應徵入伍。1930年1月，季壽山第二次退伍，被派到伯力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31年7月畢業後，季壽山被派到海參崴鐵路局、船舶管理局等單位任政治指導員。1934年1月，季壽山被派到莫斯科鐵道部政治部學習班繼續深造。學習期間，他參考了蘇共十七大。學習結束後，他被派到海參崴海港政治部、伯力地區商業局做政治和行政領導工作。1944年7月，季壽山第三次應徵入伍。二戰結束後，他擔任少校，在蘇聯海軍和遠東邊防軍中工作。1954年11月，季壽山回到祖國。回國後，季壽山先後在國務院出國工人管理局、國家計量局專家辦公室和局辦公室工作。1982年9月1日，季壽山病逝於北京。

——根據《深深地懷念季壽山》一文整理

以季壽山為例，在大清洗時期，也有其他蘇聯籍遠東華人未曾遭到迫害。

眾所周知，大清洗以蘇聯黨政軍機關為重災區，如果真的是民族政策，那麼既是聯共（布）黨員，又是政治幹部，還是退伍老兵的季壽山毫無疑問難逃一劫。

除此之外，還有撤退到蘇聯境內的東北抗日者、被驅逐回國的華人等等，他們一般從新疆回國，沒有遭到逮捕。

對此筆者也有一個推測：留希科夫之所以挑選華人下手，既有當年蘇聯普遍存在的「反間諜妄想症」，也是為了自己的政績，但像季壽山這樣德高望重、兢兢業業的華人，沒有人會昧著良心檢舉揭發他，因此他在這場政治運動中幸免於難。

但由於缺乏相關史料，因此不能對此再做進一步的研究分析。

終結

在1937~1938年期間，內務人民委員部所進行的粉碎和消滅敵對分子的大規模的行動，都是採用了最簡單的刑訊和審判方法，這不能不導致在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和檢察機關的工作中，出現重大的缺點和歪曲事實的現象。

……

第一，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的工作人員完全放棄了情報工作，寧願採用最簡單的行動方法——即實行大規模逮捕，同時忽視調查工作的全面性和準確性。

第二, 內務人民委員部機構工作中的另一重大缺點是：根深蒂固的簡單化的調查程序，在這種情況下, 偵察員通常局限於從被告人那裡得到承認自己罪行的供詞，而完全不關心用必須的文件資料（證人的證詞、檢驗報告、物證以及其他文件）來證實這個供詞。

……

為了徹底消除上述缺點，以及更妥善地組織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和檢察機美的偵訊工作，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決定：

1.禁止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和檢察機關進行任何大規模的逮捕和強行移民的行動。

2.撤消根據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專門命令成立的三人審判小組。

3.在實施逮捕時，內務人民委員部和檢察機關應遵循下列原則：

（一）嚴格根據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l935年6月17日的決定，協商逮捕事宜；

（二）在向檢察長索取逮捕批准令時，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必須提交說明速補理由的決議，以及能夠說明必須逮捕的、根據充的所有文件資料；

（三）檢察機關對於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的關於逮捕的決議的理由必須進行仔細的、實質性的核實，如果有必要，還應要求其進行補充偵查或者是提交補充偵查的文件資料;

（四）檢察機關應制止證指不足的逮捕行動。

4.在進行偵訊時，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必須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的一切規定。

——【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關於《逮捕、檢察機關的監督和刑訊行動》的決議（1938年11月17日）】

隨著貝利亞代替葉若夫，成為內務部長，以及【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關於《逮捕、檢察機關的監督和刑訊行動》的決議（1938年11月17日）】的發布，大清洗終結了，對遠東華人的迫害行為也被停止。

但由於平反工作開展緩慢，且被衛國戰爭打斷的緣故，直到衛國戰爭結束和新中國成立之後，被判處勞改的華人才陸續被平反，得到無罪釋放。

結論

大清洗對遠東華人的影響，是由於20世紀30年代後期，在蘇聯的特殊社會環境下，由於蘇聯高層對局勢的錯誤判斷，蘇聯內務機關缺乏監管且權力過於集中，因此蘇聯內務部遠東局長留希科夫得以製造的大量假錯冤案。

教訓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我們應該接受歷史教訓，不讓這些悲劇重演。」

——師哲

「務必實事求是，不能弄虛作假，更不能胡亂整人。」

——季壽山

第一，任何時候都必須對敵我力量，尤其是對自身隊伍有一個基本的估量，要相信大多數同志，正確對待內部鬥爭，防止個人專斷和宗派主義。

第二，無論肅反和審理任何案件，都必須重實事，重調查研究，重證據，絕對不能輕信口供，搞刑訊逼供，以免發生冤假錯案。

第三，任何時候都要加強法制建設，堅持依法治國，切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第四，任何時候都必須建立高素質的執法隊伍。

——蘇區肅反的教訓（節選）

主要參考資料：

《蘇聯歷史檔案選編》沈志華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

《斯大林時代》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1979年版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師哲口述、李海文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

《20世紀3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維克托·烏索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出版，2013年版

《蘇聯處置遠東華人問題的歷史考察（1937-1938）》尹廣明著，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

《留希科夫事件之影響初探》趙聰、黃定天著，黑龍江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

《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