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英雄——卡羅·米倫多夫小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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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文）他主要通過揮動筆桿參與政治。在於11月回到達姆斯塔特後，米倫多夫、豪巴赫與其他人創建了一份新刊物——《法庭：一部激進的黑森雜誌》以支持新生的共和國並「高舉社會主義的信念。」他們呼籲「正義」和「革新」，譴責「混亂」與「怯懦」，尤其關注獲得知識分子在政治領域的積極支持。他們感到正是因為這些知識分子先前的冷漠導致了德國最近的災難。米倫多夫尤其對青年感興趣，他呼籲青年人堅持「不可能之事」並以「驅動社會迅速向前進步」為目標「提出一千個要求」。他們應當「著手」反對他們的父輩，以不畏「困惑」的「勇敢」去「超越」他們。米倫多夫的作品反映出了他充沛的精力與對當前變革步調的不耐煩。在前線失去了4年青春光陰以後，他似乎正在與失去的時間賽跑。

從1919年1月直到第二年中旬，米倫多夫努力為雜誌招募高水準的作者，如卡西米爾·埃茨施米德和卡爾·扎克梅爾。他們撰寫了14篇文章，成功引起了右翼的注意，《法庭》雜誌被他們攻擊為「玩弄布爾什維克的火焰」，而激進左翼批判它模糊的社會主義是「對人類幸福的抽象宣傳」。儘管他們引起了爭論，但米倫多夫和他的同事沒能募集足夠的資金維持雜誌的運轉。到1920年年中，資金不足迫使他們關閉了雜誌。

當他以「全身心的熱情」投入在《法庭》的工作時，米倫多夫「直接從戰壕邁進了講堂」、在1918年秋天他報名參加美茵河畔法蘭克福大學的法律課程，第二年轉入海德堡大學在埃米爾·雷德爾和阿爾弗雷德·韋伯的門下學習社會科學。在1920年夏天他前往慕尼黑，希望投身於馬克斯·韋伯門下。但這位偉大的社會學家於6月去世後他打算在弗賴堡大學繼續學業。最終，1921年5月米倫多夫返回海德堡，於1923年完成論文《德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

在1918年到1919年的冬天，也就是米倫多夫就學和開始在《法庭》的工作時，他嚴厲地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沙文主義」政策以及它聯合軍事武裝對抗激進左翼的行為。「被奴役與被欺騙者的苦難爆發出來了」，他寫道，而「盲目和政治流民將德國置於可憎的鮮血之中。反革命在複員軍人中肆虐，把他們變成了工具」。

但米倫多夫自己的實際政治目標在這一時期並不十分明確。斯巴達克派同政府的衝突、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被殺害、自由軍團的崛起、工人士兵蘇維埃被破壞以及凡爾賽條約被強加使他大感失落。根據卡爾·扎克梅爾日後的會議，儘管有這些失望，米倫多夫「保持積極」並尋找同他一樣開始變得成熟並思考自身的其他人。在弗賴堡他和他的朋友們認為自己是不屬於任何政黨的「極左翼」（ultra-leftist）。他們想徹底批評社會的一切等級制度，包括新政府、國民會議、軍隊和德國復甦的資本主義。作為知識分子他們認為自己有責任使大學和社會沿著反威權道路前進。

在米倫多夫的政治生涯中，他政治視角的典型特徵就是關注知識分子在推動變革中的身份這一傾向。儘管他相信無產階級在民主共和國的框架下展現出的經濟與政治實力是「推翻資本主義」的關鍵，他並不是因為認同工人而接受社會主義。相反，他最初接觸工人是在前線「作為戰友」，並由此認識到他們是「我們人民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致力於使他們融入德國社會。他並不將自己視為工人而是知識分子，堅持後者是政治和社會革新的中心角色。這一觀點——根基於道德理想主義而不是馬克思唯物主義——塑造了他在《法庭》的活動，以及日後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活動。

因為米倫多夫認為社會主義理念是建立一個公正社會最好的希望，因此他才成為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到1919年與1920年的交際，他在戰後發展出的抽象觀念已經被切實與即刻的目標所取代——保衛民主的共和國。看到右翼、種群民族主義的學生擾亂自由主義思想家（如馬克思·韋伯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講座，以及反動右翼的崛起，他認為不能躲在大學的「迴廊里」哪怕「僅僅幾個學期」。因此，儘管他先前批評過德國社會民主黨，他意識到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共和國得以生存的最好希望並在1920年1月入了黨。

在海德堡米倫多夫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提升自己的研究技能上，但他也領導了社會主義學生協會，公開批評校園內廣泛傳播的反民主和反猶情緒。在1922年6月27日，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一位猶太實業家）被刺殺後，他對反共和主義者、反猶太物理學家和諾貝爾獎得主菲利普·列納德教授採取了一次有爭議的行動。菲利普·列納德拒絕服從政府要求所有政府機構關閉並為拉特瑙的遇難升國旗的命令（共和國的黑紅金三色旗被保守右翼認為是不符合德意志精神的，他們仍然懷念帝國時代的黑白紅三色旗，也就是當時的海軍旗）。這位教授反而繼續在機構中工作，沒有升起國旗，要求學生必須上課。

為了回擊這一挑釁，米倫多夫要求校長立刻採取行動。這一要求落空時，米倫多夫帶領著500名學生和工會成員來到列納德的機構前，要求關閉機構並升起國旗。列納德拒絕這些要求後，米倫多夫說服在場的一位警察將教授置於「保護性監督」下以保障他的安全。因此，除了打破了一扇玻璃門外，學生與工人們和平地關閉了機構並升起了國旗。

儘管米倫多夫的行動得到了大多數當地報刊的支持，在9月19日巴登的州公訴人控訴他與其他幾人「非法進入」，「擾亂和平」與「聚眾作亂」。1923年法庭宣判他有罪（魏瑪的司法系統繼承自第二帝國，總體偏右，對左翼則十分嚴苛），判處四個月的有期徒刑，但是——此處的記錄很簡略——好像一次大赦使他與其他被告免於服刑。在1923年7月他同樣挫敗了大學以「擾亂學術生活的習俗與秩序」為名拒發學位的企圖。米倫多夫的案件轟動一時，甚至在國會中引起了一場辯論，反映了國家愈發嚴重的政治極化。州公職人員與大學的反應表明了他們偏袒反對共和國的人，而不是共和國的捍衛者。

在1922年完成論文後，米倫多夫的學術導師埃米爾·雷德爾幫助他在運輸工人工會中找到了一份研究助手的職位。他在11月移居柏林，找到了一份繁重的工作，使他很難從事自己的研究。接著他改行為一份受眾達60萬人的工會報紙《信使》做編輯工作，在郵政服務、運輸和關稅政策方面撰寫文章。因此，米倫多夫以一個工會官僚組織中知識分子的身份開始了他在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當中的工作。領導層需要這些擁有特殊技能的人才，但就如同我們在布萊特沙伊德（本書中提到的另一位社民黨人）的例子中看到的，它傾向於以懷疑的態度看待這些外來人員。我們將會發現，米倫多夫自己也對黨領導持同樣的批評態度。

作為共和國的政治和文化首都，柏林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地方，米倫多夫也充分利用了這一點。他過去曾享受大學生式的咖啡廳生活和吉普賽式的習慣。在柏林他也常去劇院、咖啡廳與拳擊比賽。在與卡爾·扎克梅爾重逢後，兩人成為了一批新朋友圈的中心。其中的一位——瑞士記者約瑟夫·哈爾佩因——成為了米倫多夫的知音與幫手。米倫多夫常將自己的職業規劃以及他渴望從內部影響德國社民黨政策的意願寫在信件中寄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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