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王軍《城記》，看六朝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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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城市規劃專業出身的人，城市一直是讓我魂牽夢縈。一直有人問我，城市規劃專業有什麼樣的入門讀物。說實話我被問到的時候有點蒙圈，可能是我同時受到中外城市規劃思潮熏陶的結果。在中國，城市規劃類的著作，不是小說就是專業教材，但是在英國、德國等西方國家，專業書籍就像是一本小說，沒有公式，沒有條條框框，沒有晦澀的概念，就算是TOD這種發展模式的圖示，也是簡單的示意圖，沒有條條框框的公式加以固定。舉個很簡單的例子，UCL Bartlett建築學院前院長Peter Hall鼎鼎大名的著作《Cities of Tomorrow》,以及兩位雅各布斯的大作： Jane Jacobs和她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以及Allan B. Jacobs和她的《Great Street》。可以毫不客氣的說，理解了這三本著作，你就是一個基本合格的城市規劃學大師了。我曾拜讀過這三本著作，就算是英文版，也並不晦澀難懂，書中的一個個case像小說一般詮釋了城市的誕生、繁榮、矛盾，沒有公式，沒有條條框框。這三本著作是我在海外留學時期的核心教材。而國內的城市規劃類的著作，比如同濟大學出版的《城市規劃原理》，是國內規劃專業的字典級教材。但是其他的著作，比如王軍的《城記》就是純小說向的著作，要讓我說其他的能跟《城記》媲美的小說向著作，我腦海里還真沒個答案。

《城記》這本書，是我大學時期拜讀過的著作，前幾天重新回味了一遍，依然感觸波多，決定寫一篇讀書筆記，記錄下自己的所思所想。

一本《城記》，廓清京城半個多世紀的空間進演，為人熟知的建築街道背後，鮮為人知的悲歡啟程，六朝古都，歷經數百載春夏秋冬，風雨歷史，梁思成、林徽因、陳占祥、華攬洪，老一輩建築規劃大師坎坷的人生，情系演繹在京城的不落幕的悲歡離合，紅絲的另一頭，只因緣起北京——這一「地球表面上人類最偉大的個體工程」，擁有一段抹不去的傳奇。

《城記》的作者是新華社著名記者王軍先生，王軍先生多年來對梁思成的學術思想、北京古城保護及城市規劃問題作系統研究，以一個非專業人的視角看待了北京城的變化，以及梁思成先生對北京城的規劃的重大意義，正如王軍先生在前言中所述，其所做的只是儘可能尋找並整理史料，對於這段歷史不敢妄加評說，但作者的對於北京城的一片濃濃情感在書中的字裡行間靜靜流淌。作為一個城市規劃專業的畢業生，讀完此書，總有一種不吐不快的感覺，也想把自己的一點管窺寫出來，雖然無法和建築規劃界的泰斗相提並論，但也是一名城市規劃專業的老北京人的心聲。

全書最主要的論點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北京舊城是完全保留還是逐步進行舊城改造；二是北京城的城牆和城門樓是拆還是留。兩個主要論點激烈交鋒的同時，白描平敘的手法，將一些交通規劃、街道設計的小論點，數篇君子之爭的小故事穿插在其中。

首先是北京城的舊城完全保留還是逐步改造的問題，也就是《城記》中的 「營城之論」。梁思成和陳占祥先生認為，北京作為故都及歷史文化名城，如果行政中心仍然設在北京舊城區，勢必會破壞古都固有的城市面貌，因此，建議在北京的西郊另闢新的行政中心區，新區具體位置在月壇以西—公主墳以東，以日本人在西郊慘淡經營過的留居地為基礎，而北京舊城則作為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建設的典範而得以完整的保存，並闢為建築藝術博物館，發揮其獨有的歷史文化功能。這份方案便是著名的「梁陳方案」，全稱《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作為從規劃學角度來講，這份22頁的「梁陳方案」是一份很有遠見卓識的方案，體現了世界最先進的城市發展理念，即便是現在的人們看來也是十分科學的。方案中，除了對舊城原地保護，新中心位置建議，梁陳兩位先生也對部署原則、鄰里單元、平衡發展、交通規划進行了提綱挈領的概述。

就「梁陳方案」中最核心的論點而言，放之四海，也有舊城原地保護，新城移址新建的範例。最著名的「大巴黎改造計劃」，在20世紀60年代，巴黎的第二次改造不再在老城區上「動刀子」，而是通過建設新城區，將工業、金融業等行業遷出中心區域，並通過修建配套工程、高等級公路、高速地鐵等措施，將巴黎市與巴黎大區聯繫起來。新城建設可以完美地規避舊城改造過程中帶來的種種限制，新建住房的選址和建設都將秉持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盡量與辦公、學校、文化和其他各功能區域臨近，以方便居民減少對汽車的依賴，控制污染；同時將選擇環保的建築材料和施工方式。不止巴黎，巴塞羅那老城區中心有很多哥特式建築。在舊城保護和利用過程中，這些古老的建築或被嚴格保留原樣，或適當添建與改建，成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圖書館、酒吧。新城區則規劃一個完全不同於老城的棋盤式路網，通過林蔭大街與老城中心區相連。舊城原地保護並非將舊城如同文物般保留下來，僅供欣賞，讓古建築群成為新城包圍下的鬼城，而是要在保護原貌基礎上讓整箇舊城區適合現代居住，發揮其不可替代的文化、科教、歷史功能，讓古代融入現代。

但另一方面，「梁陳方案」被時任黨中央徹底否決，否決的理由在於任黨中央要把北京建成一個擁有1000萬人口的、現代化的工業城市，希望有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希望從天安門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煙囪。時任北京副市長吳晗曾對梁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如果說時任黨中央在觀念上給予梁陳否決，另一層面的聲音也來自於學術界，北京建院的總建築師趙冬日先生追憶道：「就今天我國的經濟發展情況來看，北京的確定保留文物建築還無力維修，甚至有的任其自然損壞。北京解放時約有1700萬平方米傳統建築，若全部保留下來，然後另起爐灶，如在西郊大興土木建新首都，則按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人的意志所不能做到的，是不現實的。」趙先生認為，以今天強大中國之國力，完整保留北京舊城，尚力不從心，更何況在解放初中國一窮二白的國情下，吃飯問題尚未解決。中國還有許多事情急需解決，更不可能在文保上投入更多的財政。

雙方觀點各有道理，從建築規劃角度思考，「思古幽情」的城牆、北京老城天圓地方的規劃布局，這一「地球表面上人類最偉大的個體工程」的舊城原地保護勢在必行；從國家經濟建設發展的角度思考，「梁陳方案」受經濟條件所限這一事實同樣尖銳，戰爭剛剛結束的中國不足以興建新的行政中心，梁陳兩位先生的理念與時任黨中央背道而馳。針尖與麥芒的戰鬥中，「梁陳方案」最終只得塵封在歷史檔案中，而移居北京舊城為中心的單中心式城市發展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探討這一問題的歷史背景，似乎總會觸及敏感的部分，在已經建成的北京新城中談論這個問題，不論是對歷史遺憾的哀怨，還是對舊城改造的惋惜，都顯得有些毫無意義，文中我也不想過多贅述。歷史雖不能重新經歷，但如今京城的城市問題卻在每天困擾著我。《城記》將「梁陳方案」揭示於世人，也正如上文所述，「梁陳方案」除了對舊城原地保護，新中心位置建議以外，梁陳兩位先生也對部署原則、鄰里單元、平衡發展、交通規划進行了提綱挈領的概述。雖然這一部分在《城記》中僅作為小論點和小故事，作為行文潤滑劑加以呈現，但這一部分卻讓如今的我們感同身受。

拋開老城區改造、城牆拆除、北京中心定位不提，北京的城市問題日益凸顯，將北京城市規劃中出現的弊病毫無保留的公之於眾。從大到小，首先，北京的霧霾問題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或許多數人認為，霧霾不就是近幾年汽車太多，河北工廠排污太多造成的嗎，可事實遠非如此。北京被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相擁，三面環山，山在南口關溝相交，形成一個向東南展開的半圓形大山彎，人們稱之為「北京彎」，它所圍繞的小平原即為北京小平原，從地理角度上講，北京的地理條件並不適宜空氣中污染物的擴散，容易造成空氣污染，從資源角度上講，根據資源勘探報告，北京沖積平原的地貌類型並未孕育足夠的礦產資源。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的歷史已經證明，北京在水資源及本土礦產資源短缺的情況下過度發展工業，不但給自身造成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且由於京津冀經濟同構發展，導致了天津、河北的衰退。2000年前後，北京包括全國統一規劃的工業部門130個中的120個，重工業產值高達63.7%。早在20世紀80年代，北京的各類煙囪已達1.4萬根，大氣污染早已非常嚴重。

第二，垃圾圍城，王久良先生曾拍攝的《垃圾圍城》和《塑料王國》詮釋了這一切，一邊是不斷增長的城市垃圾，一邊是無法忍受的垃圾惡臭，成為城市垃圾處理中的棘手問題。在北京七百餘座垃圾處理場中，最大的垃圾處理場——高安屯，無論是填埋帶來的惡臭，還是隨焚燒滋生的二噁英，都在威脅著北京居民的生活。

第三，交通擁堵，小汽車導向性的發展模式（automobile oriented development）加之單中心「攤大餅」式的城市擴張塑造了大北京大街區寬馬路跑馬場式的城市形態。汽車的增長固然是導致擁堵的根本原因，但是稀疏路網結構、無序爭搶的行車習慣、羸弱的公共交通將擁堵問題凸顯的如此咄咄逼人。第四，我們的衣食住行，生活中北京的居民，可能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哪裡去買菜？馬路怎麼過？上班為什麼這麼遠？想到這裡，我也十分理解過馬路的老人和逆行的自行車，近百米寬的大馬路，除了過街天橋沒有過馬路的可能性，老人如何在短短三四十秒的時間通過馬路，自行車如何穿過三道柵欄去馬路對面騎車。

也許前兩個問題有些超出城市規劃能夠解決的範疇，但後兩個問題的出現，北京的城市規劃中出現的問題不可迴避。在這裡，根本的問題是道路和街道的規劃，不得不說的是，路和街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前者強調的是通行，後者強調的是生活。《城記》中的一章「大馬路之爭」雖只是簡單描述了大北京大街區寬馬路跑馬場式的道路規劃理念，卻與老北京密集的衚衕街道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毫不客氣地說，北京的衚衕文化消失在我們的條條大路中。說到這裡，不得不提兩位大師，時任同濟大學教授，聞名中國的古建築園林藝術專家陳從周先生，和現任建設部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儀三先生。與北京老城區改建文物保護相似的是，上海外灘規劃、南京路和城隍廟的規劃更新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陳從周先生曾對阮儀三先生說：「阮儀三，我送你四個字，這四個字城隍廟一定要做到，哪四個字，拿筆記下來，第一個字，小，第二個字，小，第三個字，小，第四個字，小。」具體來說，小街、小巷、小商品、小尺度，這個就是上海城隍廟的特點。對大上海來講，這就是非常精彩的城市風光。「小」是精髓，相比於一眼望不到對面的，要爬上過街天橋才能到對面的，茫茫的大馬路，還是小小的南鑼鼓巷、煙袋斜街、琉璃廠街讓人更加舒服，不會讓人產生恐懼和孤獨，而這正是五湖四海遊客最津津樂道的北京特色旅遊。這樣的街道，少了大馬路，少了全速衝刺的小汽車，多了人氣，多了生活氣息，多了一份難能可貴的北京文化。

說到這裡，不得不提的是兩位雅各布斯，Allan B. Jacobs和Jane Jacobs，前者是《偉大的街道》的作者，後者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作者，阿蘭·雅各布斯認為街道高寬比最好介於 1:1.1 到 1:2.5 之間，房子與房子之間最好緊挨著，這樣才有連續的街道的感覺；步行是一條偉大街道上最重要的活動，即使取消路側石讓車輛與行人混行，讓行人主宰街道也在所不惜；要有舒適的環境，比如一顆顆落葉的樹木能在夏日驕陽提供蔭涼遮風避雨，冬天則讓人們可以沐浴陽光，最佳的樹距最好控制在4.5-7.6 米，這樣樹枝交叉可以形成籠蓋；街道的路邊要能停車；店面越多越好，窗戶能讓人感到生活的氣息，那些探出牆頭的枝幹、樹葉、藤蔓也很重要，讓你聯想另一邊的花園世界；還有那些賞心悅目的動感元素：飄落的樹葉、亮起的招牌、從樹蔭中傾瀉而下的陽光、街道上行走的人們、慢速行駛的汽車、在建築外表遊走的光線，當然還有燈光、招牌以及櫥窗烘托的美麗夜晚。簡·雅各布斯則從另一層面詮釋了街道的功能，街道扮演了城市安全的保護者（街道監視眼）、社會活動的承載者（第三空間）和孩子的教育者的功能。

根據兩位雅各布斯所述，街道的種種功能能夠很好的運行，「梁陳方案」中所述的鄰里單元的理念，也就基本實現了罷。

總的來說，《城記》這本書用小說白描平敘的手法串聯起北京舊城是完全保留還是逐步進行舊城改造；北京城的城牆和城門樓是拆還是留，這兩個主要論點，插敘一些交通規劃、街道設計的小論點，數篇君子之爭的小故事，引人入勝。作為一個城規專業的北京人，對北京文化的情，對北京規劃的嘆。記得之前看到「開放式小區」的爭論，反對派認為「開放式小區」缺少私密性和安全性，我不禁咋舌，試想一下，到了晚上，哪個封閉式小區不是冷冷清清，光線昏暗，除了幾個散步通行的人廖無人煙，相比商鋪琳琅滿目的步行街，哪個我們更方便買菜？哪個更容易讓人感到恐懼？哪個更容易有溜門撬鎖爬窗戶的小偷？所謂的私密性，換來的小偷的蠢蠢欲動，換來的是道路稀疏擁堵不堪，換來的是去超市買菜要騎10分鐘的車。開放式小區與否，其實，兩位雅各布斯早在她們的著作中給出了答案，而《城記》詮釋了這一切的歷史淵源。讀罷至此，心中總是五味雜陳，城市規劃本不是一門科學，而是一門經驗學，摸著石頭過河的學問，從沒有一成不變規劃，永遠需要學習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