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會是昂貴的：消費降級的代價

• 關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

  2198

  篇原創首發文章

當我說消費降級的代價時，是相信有消費降級這回事的。

有人用國家統計局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城鎮居民消費性支出等數據來證明「今年上半年消費依然很強勁」，試圖印證消費降級是「徹頭徹尾的假象」；談到住房成本高漲對消費擠出效應時，作者認為雖然對租客不利，但對租戶有利，所以，對整體社會消費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你可以看到這篇文章下面34條評論中，有25條質疑這個「光明的結論」，有人建議這位做投資的總經理作者先去商場逛一圈，實地考察一下「老百姓花錢的慾望和能力」。

那麼你對消費降級怎麼看？

從全國一個錢袋子的角度，將消費升級等同於社會消費力的「強勁」、消費降級等同於「疲軟」，是將兩個或多個同時存在的真相，通過加減乘除，硬生生合成了一個。

在消費的稜鏡里，到底是升級還是降級，還是有共識的，就是過高增長的債務和剛性支出對消費是否產生了擠出效應。這種擠出效應事關經濟全局。因為從收入和成本計算，當前工薪階層正面臨著財務困境，與這個困境相連的還涉及財富分配的公平。為什麼國家富裕了，我還在拖後腿？

另一個角度是預期，同樣是降級消費慾望，出於底氣的理性消費和因為被迫而選擇便宜的人群，對未來的預期是不同的。當特定群體特別是年輕人過早地過上入不敷出的債務生活，可能不單是消費需求的擠出，還有可能是一個群體生活標準的擠出。

當夢想照不進現實，「貧窮焦慮」是一種不信任投票。

極限通勤者：高房價擠出了幸福感

有句話說：在北上深上班，不是在上班，就是在去上班的路上。遠距離通勤是當前城市普通工薪階層可憎但又無奈的生活方式之一。

消費的擠出效應，其實比我們想像的來得早。遠距離通勤族應該是消費降級最早的代表了。

伴隨著經濟、產業的發展，中心城區住房成本（房貸或房租）暴漲到難以企及的水平，購房者和租房者就不得不向大城市郊縣乃至郊縣的郊縣去探尋。他們開著車，一站一站地停車打聽房價，直至找到與自己承受力匹配的地段。

在北京，望京、回龍觀、天通苑就是出了名的「睡城」，近幾年新晉的燕郊，則是跨省級別的新選擇。

燕郊隸屬河北廊坊三河市，是一個鄉鎮，從地圖上看，它與北京的通州區隔了一條潮白河，距離北京正中心的直線距離是35公里。目前，每天大約有40萬人往返於北京與燕郊，其中30萬人採用公共交通，想成功擠上一輛公交車的時間就需要40分鐘，如果開車的話，平均花掉的時間是75分鐘。

| 北京睡城分布，來源：滴滴出行

根據《2018年中國城市通勤研究報告》，在全國10個城市中，4個直轄市通勤時間名列前四，其中北京市通勤族最痛苦，平均時間達56分鐘，上海市和重慶市均為54分鐘。過去一年城際間的通勤更是出現暴漲，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個地區的城際通勤增長了186%。

這是為什麼？因為房價便宜啊。

通常，房價是總價除以總平方數，是房子的空間價值。如果將房子總價除以通勤時間，這個房價顯示的是時間價值。

以燕郊為例，每天多走1小時10分鐘，就是300萬到600萬的距離（燕郊到草橋），每分鐘省4.3萬元；多走1小時40分鐘，就是300萬到900萬的跨度（燕郊到大望路），每分鐘省6萬元。

估算起來，一個燕郊人每年雖然比其他上班族多花了300個小時在路上，但他的房子比五環便宜300萬，每月可以少還1.6萬元的月供！

所以我們一直在趕英超美，包括通勤。2004年，美國統計局發現，每天單程消耗90分鐘以上的通勤族，成為增長最快的出行群體，該局將它稱作「極限通勤」。這幾年，美國經濟復甦強勁，特別西海岸科技產業崛起，紐約、洛杉磯中心城區、舊金山灣區的房價暴漲，「極限通勤」又一次崛起。一位舊金山衛生部門的職員，住家離辦公室有96公里，每天需要凌晨2點15分起床。加州一科技公司的技術運營官，每天從住家Burbank到舊金山，再到洛杉磯城區上班，中間要換一次車，坐一次飛機，一天來回是整整6個小時。

表面看上去很酷。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長時間的上班路途，擠公交、扛擁堵，幸福感被拉低，更容易孤獨、抑鬱。長距離通勤時間也侵蝕了健身、培訓等自我養護時間，還有提升偏頭痛、糖尿病、心臟病及加速衰老的風險。

你也許省下了大筆月供，並不意味著能享受便利。北京的天通苑，被稱為亞洲最大社區，其實是北漂的第一站，公共服務滯後有目共睹。人口在60萬到70萬之間，小區建設是1999年就開始的，但等了15年，才等來了第一家三甲醫院，等了整整20年，才迎來第一家一類公立小學的落戶。

遠郊縣的房貸低，但生活標準也並沒有因此提高。

債務：入不敷出之後

2008年，看到一檔理財節目叫《好債與壞債》。其中一個嘉賓是在房地產公司工作的李小姐，她趕在奧運行情前，以7500元/平米的價格買下了西三環一個知名樓盤的開間，月供是2700元，佔去她工資的三分之一。此後一年，她說自己一下班就回家，不逛街，不敢買新衣服，不敢去做頭髮。每天睜開眼睛一想到還欠著銀行30萬，每月還要還貸款，一下子沒了安全感。

她的頓悟來自一年後：「房子在漲價，我的工資也在漲，根本不需要這麼苦自己呀。」

在場的理財專家就說，能給你帶來財富的債務就是好債。

大概從信用卡開始，我們就與債務打交道，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感受到債務的壓力。

國際金融協會稱，2018年中國債務總額與GDP之比達到299%，2008年則是160%不到。 

2017年，中國居民部門槓桿率為49%，首次超過國民總儲蓄率46%。

2017年，我國家庭債務佔GDP的比值為48%，雖然遠超其他發展中國家，但在全球看還是可控的。但是今年8月，上海財經大學的田國強教授用了另一個計算方式，不再是居民債務除以GDP，而是除以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那麼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之比高達107.2%，這個數字在2017年，是77.1%。考慮到不少中國居民買房還會有民間借貸、互聯網金融融資或者親戚借貸，只考慮銀行貸款可能低估中國家庭的房貸壓力。在田教授眼裡，中國家庭已經過上了入不敷出的生活。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彥斌指出，「房貸已經成為中國家庭債務的大頭。」這部分債務對消費的擠出效應明顯。

| 居民部門在經歷2016年、2017年加槓桿之後，消費性支出持續回落。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社科院

今年8月上旬，美國的歷史學教授戴文·福格斯（Devin Fergus）出了一本書叫《費用的國度》，試圖解釋家庭債務增長、收入增長停滯以及財富日益集中到少數群體的內因機制。福格斯認為從1970年以來，美國金融業從利潤只有個位數變成如今僅次於科技行業的暴利行業，其秘密除了利用技術手段控制運營費用之外，主要就在於增加美國家庭債務利息和隱形費用。在他考察的學生貸款、車貸、次級按揭、工資貸時，他發現無論是私營部門的金融產品還是公共部門的金融服務，都融入了各式各樣摘不開的費用，這些費用就是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利潤來源。據他的測算，這些費用讓金融人士從美國中產階級身上獲取了近一萬億美元的利潤。

從2000年以來，美國信貸行業雖然只創造了5%的工作崗位，卻貢獻了全行業40%的利潤，這個秘訣就在於消費類信貸讓消費者有了富裕的幻覺之後，不斷借債度日。

戈小羊發表在秦朔朋友圈的文章

《

》

發起過一次投票，1.2萬以上讀者參加，最後的結果顯示78%的投票者背負房貸債務。這與滙豐銀行相關數據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中國80後、90後年輕人住房擁有率70%左右，是全球同齡人住房擁有率最高的一群人。

|《你的房貸月供占你收入的百分之多少？》投票截圖

但是，年輕人過早地背負債務真的好嗎？

梁啟超說，老年人長思既往，少年人長思將來。身處社會轉型期的年輕家庭，早早地經歷財務困境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又如何還有心境去仰望星空。

年輕人負債是一個全球性話題，在中國的年輕人疲於償還房貸的同時，西方同齡人則困於各式花樣的學生貸和工資貸。年輕人負債更是與階層流動相關。六個錢包一起背負房貸，人們腳下都踩著「玻璃地板」，雖可防止他掉進社會流動的下降通道，但免不了總是焦慮不安。而拼不了爹的工薪階層後代，若是實際收入趕不上通脹，極有可能被擠出原有的階層。4年前的9月，美國智庫「美國進步中心」以《階層擠出》為名的報告認為，隨著關鍵產品和服務成本的上升，而收入處於滯凍的情況下，以往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是難以為繼的。並且，在這種擠出後，故事還未完，低收入階層能接觸到的大多數金融產品，被賦予更高的費用，因為金融部門要對衝風險。所以，貧窮也是昂貴的。

從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來看，今天可能是消費需求的擠出，對一個群體來說，當實際收入負增長時，擠出的可能就是他們自己，而且擠出之後的生活成本可能會更高。所以現在有人提出，在逐利的情況下，要求金融產品減輕費用是無用的，最要緊的是加強給青年群體的金融教育，讓他們購買和使用產品和服務時，更透明，更加理性。在債務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儘可能讓他們得到好債。

• 參考資料

  1. 拼多多火了，但消費降級是徹頭徹尾的假象（李奇霖/騰訊財經）

  2. 維基百科：Middle-class squeeze

  3. Reclaim Your Commute （哈佛商務評論）

  4. How hidden fees are making middle-class America poorer （Rana Foroohar/金融時報）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 

圖片 | 視覺中國

 」

秦朔朋友圈微信公眾號：qspyq2015

商務合作｜

請聯繫微信號：qspyqswhz

投稿、內容合作、招聘簡歷：friends@chinamoments.org

無悔·新出發—致敬改革開放40周年系列沙龍之外資新出發，點擊閱讀原文報名！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