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夢陽:哲學家何以長壽?
張世英這個名字,我已熟悉、景仰近半個世紀了。
1971年,我在首都圖書館辦理借書證後借的第一套書,就是張世英先生的《論黑格爾的邏輯學》(書名記不確切了)。包著棕黃色的牛皮紙,一共四冊,已經很舊。當然,這種深奧的哲學書,我是讀不懂的,就結合列寧的《哲學筆記》「硬」讀,寫了近千張卡片,至今保存在我的卡片箱中。
1981年協助周揚同志撰寫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報告,執筆人引用了黑格爾的一句話,要我幫查出處。恰好遇到樂黛雲老師,我隨意跟她提了一下。想不到晚上在寫作組居住的友誼賓館接到她的電話說查到了,並自豪地說:「是詢問了張世英先生,他從剛剛拿到的最新德文版《黑格爾全集》上查到的。」一時間,寫作組沸騰起來,感到有了最高的權威根據。
自此我更加景仰張先生,看到他新出的書就買。一本《覺醒的歷程——中華精神現象學大綱》「啃」了很多遍,我在《中國魯迅學通史》和後來的文章中將魯迅定位為:「對中國人的精神進行深刻反思的具有『精神詩性』的偉大思想家」,就是受這本書和張先生其他書文啟發得出的。魯迅終生堅持「改造國民性」,為了啟示不「悟自己之為奴」的中國人覺醒,克服奴性,增強悟性,從「本能的人」升華為「自覺的人」苦鬥了一生。這正是魯迅高於其他現代作家,至今影響猶深的根本原因。
因此,當我看到2018年4月10日光明日報「文史哲」周刊以整版篇幅刊出張世英先生的長篇文章《做一個詩意的人》時,簡直激動得跳起來了。細讀了好幾遍。
恰好一位「發小」來訪,見我剛出版了116萬字的《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又在進行《中國魯迅學百年史(1919-2019)》的大工程,好心勸道:「人是要服老的。你已經七十三了,出的書也不少了。應該歇歇,享受人生,多活幾年。不要再拚命了!」我聽了,提起報紙反駁道:「你看人家張世英先生,已經八十多了,還發整版的大文章!我剛過七十,怎能止步呢?!」
但這次我是說錯了!7月30日光明日報「光明學人」的整版大文《張世英:萬有相通的哲學之思》,又使我一驚!張世英先生哪裡是我印象中的八十多歲啊,已經九十七歲啦!不僅思維敏捷,還能不戴眼鏡,從智能手機上瀏覽文章!
八月份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哲學大會更使我一驚:九十七歲的張世英先生給大會提交了大論文《做一個有詩意的自由人》。對這次大會各有說法,但一致認為張先生的學術演講主旨高渺,深刻透闢。詩意和自由,在我們這個時代確實是非常稀缺的精神元素。
我將光明日報刊出的文章與微信中得到的演講稿對照著又細讀一遍,倒似乎明白了一個道理:哲學家何以長壽?
演講稿與報紙上的文章基本相同,都是講人生精神境界分為四個層次:「欲求境界」「求知境界」(「求真境界」)、「道德境界」(「求善境界」)和「審美境界」(「求美境界」)。但演講稿題目上加了「自由」二字,更為明晰地從人對自由的認識來解析這四個層次——
人生之初,無自我意識,不分主客,不能區分我與他人、他物。在這第一個最低層次的精神境界中,人只知道滿足個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慾望,舍此別無他求,稱之為「欲求境界」,此種境界,其「異於禽獸者幾希」,也無自由之可言。
第二層是「求知境界」。大家都熟悉來自斯賓諾沙的一句話:「自由是對必然性的認識」。強調「人只有認識了這種必然性,按必然性行事,才是自由的」。這一思想,有其合理之處。但否定了人的精神領域中的自由意志,卻是片面的。人除了科學認識的「自然威力」即必然性,對之「服從」之外,還應該有完全由自己做主的自由領域。
古代向中世紀過渡時期的基督教教父奧古斯丁,最早提出了自由意志論,認為人有自由行動的能力,即是說,人的行動可以不為外在的條件所決定,而完全出於自己的意志。通過自由意志,人從自然的必然性規律中解脫出來。
這一說法又容易使人把自由曲解為脫離必然性規律而任意為之。康德則指出人有兩重性:一重是自然方面,一重是自由意志方面。康德對人的自由本質的上述分析,否定了所謂自由不過是對必然性的認識和自由意志論的論調,明確闡述了自由需要超出必然性的學說,認為要做一個超越必然性的自由人,就是做一個憑道德良心之「絕對命令」行事的人。在西方哲學史上為人的自由本質第一次做了細緻的、系統的論證,是康德的一大貢獻。這就是第三層:「道德境界」。但康德的論述抽象晦澀,把自由放在超驗的領域,尤令人感到脫離現實,至於把道德行為看成完全自由的看法,也有不周全之處。
第四,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審美」。「審美」比起「道德」來更深入地進入了「超越必然性的自由」之境。不再著重注意認識到某具體對象「是什麼」這種主客彼此外在的關係,而是把對象融入自我之中,從而達到一種情與景交融的境界,主與客合二為一,借用中國傳統哲學語言來說,就是進入了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情境」,超越了「求知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實用關係。黑格爾說:「在審美中,慾念消退了」,對象(客體)作為「有用的工具」這種「異己的目的」「消失了」,那種「單純應該」的「有限關係」也「消失了」。「由於這些,美的關照就具有自由的性質,它使對象成為人自身自由的和無限的東西,而不再作為有用於有限需要和意圖而滿足佔有慾和功利心的東西」。十八世紀後半葉的德國美學家席勒明確主張,做人要做一個「審美的人」,只有「審美的人」才是「完全的人」「自由的人」。在「審美直觀」中,單純「感性衝動」和單純「理性衝動」所給人的限制、強迫感「都被排除了」。使人成為超越「倫物」世俗、「達本而識真源」的完全自由的詩意的人。如海德格爾所說:「詩意地棲居」。
在一層又一層的「深度思考」中,張世英先生在宇宙自我、古今中外的「萬有相通」的哲思和古典詩詞的「玩味無窮」中,獲得了一種「原來如此」的醒悟,從而產生了一種滿足感。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美的愉悅」「美的享受」。這種愉悅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娛樂或感性的滿足,而是精神上的滿足、思想上的滿足。以審美的高遠境界與深刻眼光看待日常事物,不斤斤計較「衣飯」「倫物」,而放眼於隱蔽在其背後的母源——無限之「意」,「於倫物上識真空」,讓胸襟開闊起來,優遊於自由自在的境地。張世英先生在這種充滿詩意又愚樸素雅的慢生活中,超脫了凡塵,增強了體質,比享年九十五的馮友蘭、張岱年、梁漱溟先生還長壽,使北京大學哲學系更加無愧「長壽系」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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