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殺害的天使們(三)—— 真實的「小偷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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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是這個兒童侵害系列的第三篇。
在前兩篇中,我介紹了「被鄰居殺害的孩子」,以及「無差別殺童案」。各位讀者的討論也非常精彩,很多朋友已經能夠從「殺人的是變態」這個最表面的現象,開始看到一些與社會、心理相關的深層次問題。
今天這一篇,我來介紹一起讓人一言難盡的案子:
《桶川兒童虐待致死案》
桶川這個地方,公眾號的老讀者們肯定不會陌生:這裡曾經發生過一起《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並且由於這個案子的影響,使得日本社會開始關注跟蹤狂的惡性犯罪,並最終制定了一系列規制跟蹤狂行為的法律。
桶川位於埼玉縣的中部,人口大約7萬5000人。由於當地幾乎都以農地和住宅地為主,缺乏本地工商業,因此絕大部分的居民都在埼玉和東京工作。然而,此地距離東京的通勤時間達到了1小時以上,很多人只是看上了當地的低房價,從而犧牲了地理上的便利。
儘管每天在桶川車站乘車的人數僅有2萬6000人左右,但桶川車站近10年的卧軌自殺人數,卻在日本全國521個JR車站中,排名第二,平均每年34人。距離排名第一,每年自殺人數39人的「西八王子車站」,也僅僅相差5人而已。
從自殺心理的角度來說,在車站中卧軌自殺,大部分出自自殺者的衝動行為。而促使這種衝動發生的因素,主要來源於兩方面:其一是由於生活和工作中壓力所導致的抑鬱症、慢性病等等健康問題,其二則是在工作中的人際關係、業務負擔等等,與工作相關的糾紛。這兩種成因,構成了約85%的卧軌自殺動機。
從邏輯上來看,這個現象可以解釋為:由於生活開銷問題,一些收入不高的人群只能選擇桶川、西八王子等等這些距離城市中心較遠,但是交通方便的遠郊區。然而,由於在工作中日積月累積攢下的壓力,以及未來發展的迷茫,最終促成了這些勞動者儘管拚命勞動,但也絲毫看不到生活改善的跡象,最終在某些事件的推動下,選擇了衝動自殺。
因此,相信大家也都能體會到,住在這樣地區里的人們,是生活在怎樣的一種孤獨、壓抑、絕望的氛圍中吧。
2017年10月9日晚上22點20分左右,埼玉縣桶川市的119消防電話接到了一起報警:「我家的小孩好像快死了!」
在日本,救護車的呼叫也都是通過119進行的,消防署在接到報案後,會對派出車輛和人員進行判斷。形成這一機制的原因是,在火災發生時,很多情況都需要消防車和救護車同時出動,統一通過119來報案可以節省報案人的時間。
接到報警後,上尾消防署向報警的男性詢問了具體的情況,然而那名男性只是說小孩好像是睡著了,但是一整天都沒有反應。於是,消防署迅速派出了救護車,前往報警地點。到達了這間位於桶川市的公寓後,救護人員們帶著擔架和急救工具進入了報警地所在的房間,卻發現孩子早已死亡。
然而,在這間兩室一廳的公寓中,救護人員們卻發現了很多不太正常的情況:孩子的父親只是閃爍其辭地回答著救護人員提出的問題,例如孩子最後清醒的時間、上一次吃東西是什麼時候、孩子最近接受的醫療治療等等,基本上是一問三不知的情況;而母親則坐在卧室里,一言不發,以淚洗面。同時,在這間公寓中,還有兩名分別是4歲和3歲的男孩,只是自顧自地在一旁玩耍著。
對於這樣的一個五口之家,兩室一廳的住房雖然不算寬裕,但是在屋中堆積如山的垃圾袋,還是引起了救護人員們的注意。垃圾袋中,各種生活垃圾、包裝盒和包裝袋、小孩的紙尿褲等等,完全沒有分類地被胡亂裝在一起,袋子內外都爬滿了小飛蟲,散發出陣陣惡臭,堆滿了整個客廳。就在這樣的環境里,父母二人還能帶著三個孩子在屋裡生活,這實在是匪夷所思。
綜合了這些可疑的情況之後,救護人員們決定報警,交由警方來處理此事。
而隨著警方的介入,一起牽扯到三代人的家庭悲劇的全貌,才逐漸浮出水面。
死亡的孩子名叫山邊晴,男孩,出生於2016年9月,死亡時剛剛滿13個月。根據屍檢結果顯示,山邊晴的死因是:餓死。
在屍檢報告中,山邊晴死亡時的身高為60公分,體重僅為3.8公斤 —— 而13個月的嬰幼兒,平均的身高為71公分,平均體重為9.5公斤。也就是說,山邊晴在死亡時,身高僅為普通同年齡嬰兒的85%,體重只達到了40%的程度,屬於極其嚴重的長期營養不良。
作為比對,我國新生男性嬰兒的體重為2.86-3.48公斤。也就是說,作為13個月大的嬰兒,山邊晴的體重,其實與剛剛出生時幾乎沒有區別。
由於山邊夫妻兩人都對小晴的情況絕口不談,警方只得求助於桶川市的政府工作人員。按照日本法律的規定,新生兒需要定期去醫院進行體檢。然而通過市政府兒童保健中心的工作人員,警方了解到,自從2016年11月開始,山邊一家便從未帶著山邊晴前往過醫院進行過體檢。
由於連續三個月都沒有進行過嬰兒體檢,於是中心的工作人員便帶著醫院的醫生,前往了山邊家進行家訪。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每次醫生們前往家訪時,母親山邊仁美便以各種原因,阻止醫生們進門面會。在堅持了幾個月後,山邊仁美甚至提出以「騷擾」的名義報警。生怕產生糾紛的醫生們,於是便乾脆放棄了堅持去山邊家進行家訪的念頭。
就這樣,自從出生後2個月,便沒有人再見過山邊晴。
另一方面,在父親山邊拳士郎,和母親山邊仁美的 Facebook 主頁上,與大多數的父母不同,兩人都幾乎沒有發過任何與孩子有關的照片,甚至沒有向朋友們報喜孩子誕生的消息。這也令警方和知曉事件的媒體們感到很奇怪。
山邊拳士郎,25歲,1993年4月26日誕生於九州福岡縣飯塚市,2011年自高中畢業後,前往東京打工,從事土木工、建築工人為生。在2012年5月,他與仁美相遇(原名:石井仁美),並在8個月後的2013年1月結婚。
根據市役所的信息顯示,山邊拳士郎和仁美共育有三個兒子,其中長子誕生於九州飯塚市,次子和三子都誕生在桶川。然而,根據事發之後,兒童保健中心的工作人員調查,山邊家的長子和次子都沒有任何的健康問題,也沒有發現虐待的情況。對周圍的鄰居進行走訪後,警方發現兩人除了有時會在家中打罵孩子時,被鄰居聽到之外,似乎並未出現過嚴重的問題。
警察們隨後前往了山邊拳士郎所工作的建築公司。據了解,拳士郎在2014年秋天開始在這家公司工作,工作表現中等,沒有什麼明顯的問題。在問道拳士郎對孩子的情況時,公司的同事們卻紛紛反映,從未聽他提起過自己的孩子們。
另一方面,孩子的母親山邊仁美,是一個身高150cm,體重不足35公斤的極為瘦弱的女性,與丈夫同為25歲。儘管生在桶川長在桶川,然而仁美似乎並沒有什麼來往的朋友。在她的 Facebook 頁面上,儘管註冊於2009年,但她也僅僅有6名好友。在鄰居看起來,山邊仁美似乎是個與任何人都不來往的人。平時就算在樓道里碰面,但她也幾乎不打招呼,躲避開人們的視線,低著頭與鄰居擦肩而過。
警方的調查,似乎開始碰到了一面看不到的牆:夫妻兩人儘管有些古怪,但是由於兩人都太過於不起眼,與社會的交集非常少,所以警方能夠了解到的信息也極其有限,甚至無法弄清夫妻兩人的關係如何,又是怎樣生下不幸死亡的山邊晴的。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山邊仁美的父親石井仁在考慮再三下,接受了媒體的採訪之後,才讓我們對這起事件背後的故事,有了一覽全貌的機會。
事件中的母親山邊仁美,1993年出生於一個幾近崩壞的家庭。
做為家中的長女出生的仁美,她所度過的童年,與自己的孩子們極其相似。在生下了三個女兒後,仁美的父親不堪生活的壓力,曾經嘗試過自殺。三次自殺未遂後,痛苦的石井仁提出了與妻子離婚。在仁美8歲這一年,父母正式離婚,法庭判決由母親帶著三個女兒生活,而父親則需要每月支付15萬日元的撫養金,直到三名女兒都年滿18歲後結束。
離家後的石井仁,開始了四處奔波打工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母親渡邊尚子也開始了精神崩潰的徵兆。申請了政府的最低生活補助之後,加上孩子父親每月支付的撫養金,整日無所事事的尚子,常常將孩子們鎖在家裡之後,自己獨自一人去玩小鋼珠。在仁美的回憶里,妹妹們被整天整天地關在陰暗的公寓里,每天只能用零食當飯吃。自己從學校放學後回到家中,往往要等到夜深之後,才能夠見到醉醺醺的母親從外面回來,帶回一些食物讓孩子們果腹。
因為這樣的原因,石井仁美從小就非常瘦弱。當別的孩子衣著光鮮地去上學時,她穿的衣服卻總是臟髒兮兮。不久之後,仁美便成為了班裡孩子們霸凌的目標,同學們常常大喊著「她好臭啊」,一邊把她推進廁所的單間里鎖起來。
由於沉迷於賭博,母親的收入開始入不敷出。為了繼續玩小鋼珠賭錢,她開始通過「消費者金融」借高利貸,不斷變賣家中的物品。由於生活所迫,母親尚子開始從超市、商店裡偷東西度。被多次抓獲後,尚子開始教唆自己的三個女兒去超市裡盜竊。由於女兒們不情願,她甚至拿出了菜刀,強迫著女兒們把想要的東西偷回來。到了後來,她給每個女兒都下達了「KPI」,不偷夠足夠的東西,就不給飯吃。
在巨大的經濟壓力下,母親渡邊尚子每每有不如意,便會虐待仁美和她的妹妹們。在學校仁美在初中起便患上了對人恐懼症,無法直視他人的目光,更懼怕與陌生人的交流,同時也患上了哮喘。而這,也解釋了為何仁美在Facebook 上,只有寥寥幾名好友的原因。
因為病情嚴重化,學校方面也覺得讓仁美繼續在學校就讀,只會加深她的病情。於是在初三這一年,仁美在學校辦理了休學。另一方面,仁美一家異常的情況,也被桶川市市役所的工作人員得知。在進行了多次家訪之後,市役所認為母親尚子已經不具有繼續養育孩子們的能力,便聯繫了仁美的父親,希望他可以接手三個女兒的撫養。
禍不單行,就在石井仁同意了撫養三個女兒之後不到一個月,他所經營的小公司卻突然因為經營不善而破產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石井仁只好聯繫了桶川市的工作人員,如實反映了自己的情況。最終,市役所只好將仁美三姐妹送入了兒童保育設施,也就是所謂的孤兒院。
另一方面,仁美的母親尚子由於嚴重的酒精中毒和精神壓力,已經出現了幻聽幻視等等精神分裂症的癥狀。作為精神病患者的處置措施,她被送入了精神病治療機構。
在兒童保育設施中,仁美也並沒有迎來人生的轉機。儘管已經16歲,但仁美的體重也僅僅有30公斤,於是在設施中她再次成為了其他孩子欺辱的對象。為了活下去,仁美悄悄從這間孤兒院里逃走,開始了在街上流浪的生活。她找到了一輛被廢棄的麵包車,在車上為自己安排了一個「家」,吃住都躲在車裡。
半年之後,因為實在走投無路,仁美再次回到了這間孤兒院。2011年年初,石井仁還完了自己破產後的借款,將仁美三姐妹從孤兒院中接了出來。
2012年4月,19歲的仁美開始打工,每天往返於桶川和東京之間。儘管她還是有著嚴重的哮喘和對人恐懼症,但為了維持生活開銷,她還是選擇了走出家門工作。也是在這段時間裡,她開始嘗試從網上結識朋友,因為她覺得從網上接觸的人並沒有現實中那麼可怕。
在她20歲那天的生日,她遇到了山邊拳士郎,兩人的關係迅速升溫。在2013年1月,已經懷有身孕的仁美帶著拳士郎回了家,向父親提出要與拳士郎結婚。
而那時的拳士郎,其實也並沒有一份收入理想的工作。還在一家建築公司干小工的他,其實是在網上約炮中遇到的仁美,卻沒想到就此讓仁美懷了孕。他最初向仁美提出想要她打掉肚子中的孩子,然而在醫院體檢後,醫生卻提出仁美的身體過於虛弱,實施流產的話恐怕會危及生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拳志郎才答應了仁美結婚後把孩子生下來的要求。
仁美的父親對拳士郎並不滿意,然而考慮到自己女兒的身體境況,以及自己窘迫的家庭經濟狀況,他提出要由拳士郎將仁美帶回九州,在拳士郎的家中照顧並生下孩子。於是在2013年1月,兩人剛剛登記結婚過後,仁美便隨著拳士郎回到了九州福岡的飯塚市。
在九州的婆家,拳士郎和仁美的日子過得也並不好。由於拳士郎的哥哥一家也在父母家中寄住,家裡的經濟情況也屬於捉襟見肘。而相對於東京來說,拳士郎在九州本地打工的收入也低了不少。生下了長子之後,仁美對人充滿強烈恐懼的性格,讓她與婆家的關係非常不融洽。夫妻兩人考慮再三,只好搬回了埼玉縣桶川。
2014年春,回到桶川的山邊一家,在仁美父親家附近找到了一間兩室一廳的公寓住了下來,月租6萬日元(3600人民幣左右)。當年,仁美又為拳士郎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因為身體瘦弱,加上哮喘病的緣故,仁美在生下這兩個孩子的時候都選擇了剖腹產。然而,從拳士郎這段時間在 Facebook 上所發的狀態來看,他其實早就厭倦了這樣的家庭生活。從2014年4月起,他便多次在網上感嘆道生活沒有意義,非常空虛,而且從來沒出現過他和妻子在一起外出的照片。
與之相對的是,拳士郎卻在妻子懷孕待產期間,自己獨自返回了九州,與高中的朋友們一起在九州北部玩了半個月的時間。
2014年12月,仁美得知了母親尚子已經從精神病院出院,自己獨自居住的消息。於是她瞞著父親,自己一個人悄悄地去探訪了母親。沒想到的是,當她打開虛掩的房門,卻看到了母親上吊自殺的屍體。在這件事之後,仁美收到了強烈的精神刺激,對生活也喪失了繼續下去的信心。
2015年,山邊拳士郎和山邊仁美夫妻,因為合夥在超市多次盜竊,被超市抓獲。由於怕被通知公司後自己遭到解僱,拳士郎提出與超市和解,條件是夫妻兩人支付合計100萬日元的賠償金。為了湊上這筆賠償金,兩人向小額信貸公司借了100萬日元的高利貸。
生活可以說是被這夫婦兩人過得一團糟。
為了維持生活,夫妻兩人只好將兩個兒子都寄住在老丈人石井仁的家裡,靠他的最低生活保障過活。仁美徹底放棄了生活的希望,每天都蝸居在家裡。拳士郎白天在公司工作,晚上去夜店打工,結果卻慢慢染上了夜店的習氣,與幾名打工的女性鬧得不清不楚,經常夜不歸宿。
然而此時的仁美,卻發現自己又有了身孕。
2016年9月,仁美產下了第三個兒子山邊晴。由於早產,山邊晴在生下來的時候只有2.4公斤。在石井仁的要求下,山邊拳士郎開始回到家裡住,長子和次子也被送回了拳士郎和仁美身邊。
此時剛剛完成生子的仁美,卻意外地得知了一個令她更加崩潰的消息。
她的丈夫拳士郎,染上了淋病。
(淋病是一種常見的性傳播疾病,圖片太噁心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查。)
在她的逼問之下,拳士郎承認了自己在仁美懷孕期間,在外面與其他女子有染,最終被傳染上性病的事實。已經為拳士郎生下了三個兒子的她,此時陷入了嚴重的抑鬱之中。而幾天後,她發現比自己年幼3歲的妹妹愛美,也得上了淋病。
石井愛美,比姐姐仁美小三歲,自幼患有智力發展障礙,只具有大約7歲兒童左右的智力。在妹妹也患上淋病之後,仁美和父親石井仁以報警相威脅,最終從拳士郎的口中得知了真相。拳士郎用哄騙的方式,與愛美在2016年夏天發生了肉體關係,並將性病傳染給了她。
真相大白之後,仁美的抑鬱症讓她徹底變得對生活麻木不仁,對三個孩子也開始不聞不問。石井仁對女婿拳士郎的做法也相當惱怒,然而考慮到三個外孫的生活,不得不先將怒火壓了下來,希望能夠不將家醜外揚,勉強讓拳士郎和仁美維持夫妻關係。
在這樣的家庭里,完全喪失了希望的仁美開始選擇逃避。對於剛出生的小晴,她只在孩子哭鬧到無法忍受的程度時,才給他餵奶。而拳士郎也繼續開始了夜不歸宿的生活,每周僅回家幾次探望。兩個稍大的兒子還知道在餓急了的時候,跑到外公家裡找吃的,而被剩下的小晴,就只能每天聲嘶力竭地哭喊著,想要讓父母給他一點食物來充饑。時間一長,小晴也就慢慢沒有了哭喊的力氣。
2017年10月9日,山邊拳士郎再次回到家。他發現了早已冰冷下來的小晴的屍體,在驚慌之中便撥動了119的電話。而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本篇開始的一幕。
根據法醫驗屍的結果,山邊晴的死亡時間,是在拳士郎報案之前的48小時。他的胃空空如也,而且已經發生了萎縮,被證明是長期得不到食物,嚴重營養不良所致。據法醫回憶,山邊晴的屍骨看上去猶如乾屍一般,瘦得皮包骨頭。
2017年10月12日,事件被警方發現後的第3天,山邊拳士郎所倖存的兩個兒子被政府接走,送入了兒童保育設施。
2018年5月16日,埼玉縣警方以「保護責任者遺棄致死罪」,對山邊拳士郎和山邊仁美,進行了正式的逮捕。
目前本案正在等待開庭審理中。
為了防止山邊仁美多次出現過的自殺企圖,在看守所中警方對仁美進行了24小時監護。
山邊拳士郎目前為止對餓死親生兒子小晴的事實,未表達出任何的態度。
山邊夫婦的其他兩個兒子,仍然寄養在孤兒院中。等他們從孤兒院中畢業後,又有怎樣的人生等待著他們呢?
由於罹患慢性病和癌症的緣故,石井仁無法接替山邊夫婦,對兩名外孫進行撫養。
山邊拳士郎的父母也主動提出,放棄了領養兩個孫子。
山邊仁美的母親所放棄的養育責任,直接導致了仁美的人生悲劇。而仁美的悲劇,又導致了山邊晴的慘劇的發生。悲劇一般輪迴的命運,如同詛咒一般地籠罩在這家人的身上,是不是又會降臨在那兩個倖存的孩子的身上呢?
依據日本近10年來的判例,保護責任者遺棄致死罪的量刑,視情節輕重,基本上在5-10年有期徒刑之間。如果作為加害者的父母,受到精神疾患、藥物中毒等情況的影響,處於部分行為責任的狀態之下,其罪責會相應地減輕到有期徒刑3年左右。
而另一方面,根據埼玉縣的官方統計,在2017年遭遇到家庭暴力、虐待、性侵、遺棄的,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達到了7980人之多,其中被父母放棄撫養,進行遺棄的兒童人數為1107人。根據同期人口統計,埼玉縣的18歲以下人口為135萬人,也就是說在1000名兒童中,就有6名兒童在家庭中遭遇了不公正的對待,這已經成為了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
出於對個人和家庭的隱私保護,在大多數的兒童虐待、遺棄事例中,兒童保護機構的工作人員並不能直接地接觸到可能受到侵害的兒童。而這也就使兒童們遭遇侵害之後,並不會立即被相關機構得知,使他們侵害的程度更加嚴重、更加隱蔽。
出於保護兒童的目的,一些群體已經向政府建議,要求政府定期對所有適齡兒童進行強制性的會面,以保證這些孩子的安全和福利。
儘管在《小偷家族》中,是枝裕和嘗試用充滿溫情的劇情,來讓我們看到那些已經「崩壞」的家族中,仍然有著希望的光芒。然而在現實中,孩子們所面臨的問題,恐怕更加嚴重。
下一篇我來寫是枝裕和導演在14年前拍的另一部片子,《無人知曉》的案件原型:《巢鴨兒童遺棄事件》,以及另一起作案過程相似,但造成了更加悲劇性後果的《大阪兒童遺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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