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架鬥毆、屢生事端：竺可楨日記里的束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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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先生

編者按：

上周我們講述了物理學家束星北自稱當過愛因斯坦科研助手背後的原因，是時代所迫，或是個性使然？竺可楨曾是束星北所在浙江大學的校長，與束星北多有接觸，在其日記中記述了諸多束星北的事迹。本文講述束星北的一些過往，還原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束星北。

撰文 | 樊洪業

2005年開門揖春之時，劉海軍獻出了一部《束星北檔案》，以它特有的歷史悲愴震撼了中國的知識界。筆者所交往的朋友中，很多人都是一口氣讀完它的，在掩卷沉思之後又把他們各自的感悟、感動和感慨散發給更多的朋友。束星北，這個陌生的名字，迅速出現在各種期刊報紙的版面上。

?《束星北檔案》

在《束星北檔案》一書中，竺可楨是佔有特殊位置的人物。筆者近年從事編纂《竺可楨全集》，在編訂竺老日記的過程中，注意到一些有關束星北的記述，統計一下，有120餘處。這些記述對《束星北檔案》（下簡稱《束》），或可補遺，或可印證，或可訂訛，或可質疑。

陳毅如是說

竺可楨於1936年4月出任浙江大學校長，隨之即把因抗議前校長郭任遠而憤然離校的束星北請回學校任教。此後13年里，兩人在校中多有接觸。1949年4月，竺可楨隻身悄然離開浙大，解放後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束星北於1952年院系調整時去了山東大學（青島）。

1953年8月暑期，竺可楨到青島海濱休假。此時，束星北已被山東大學物理系「驅逐」，轉入氣象學研究。8月18日這一天，束星北往見竺老，與竺「談及西風帶問題」。一年以後的暑期，束來到北京，參與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暑期工作」（不知是否是暑期討論班的講學，日記文字未詳）。8月8日是星期天，他來到中國科學院第一宿舍拜訪了竺老，這是他們二人的最後一次見面。束星北回到青島，在山東大學主持氣象研究室工作一年。

1955年8月，竺可楨再次來到青島度假，正值「肅反」高潮。山東大學揪出了「以束星北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竺可楨從童第周等人口中了解到束的遭遇。

此後三個月內，國務院副總理陳毅接連兩次出面解決束星北一案。

9月10日上午，竺可楨與其他科學院領導一道參加了由陳毅主持的會議。會上由中國科學院和「科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中國科協的前身，當時掛靠於科學院）的領導介紹各自的肅反工作進展情況。彙報完畢是陳毅講話，竺在日記中記有：

「陳副總理講目前已發現二萬多案件。反革命性質，要調查才能明白……不能指說幾句牢騷話就是反革命……關於高級研究人員不必再作交代。參加討論不要停止工作，最近尹達對顧頡剛表示不滿，但仍［要］爭取，學術思想可以自由，不能強迫接受馬列主義，如胡先驌、陳煥鏞、束星北，均要給以幫助，好好爭取。」

陳毅當時在國務院分管科學院，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向科學院領導交待政策，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的政策。講話中提到的人，顧頡剛是歷史學家，胡先驌和陳煥鏞是植物分類學家。結合束星北當時的處境，可以把陳老總的這段講話大致解讀為：不要強迫束星北接受馬列主義，不要因為他說過一些牢騷話就說他是反革命，要對束星北做好幫助和爭取的工作。這實際上是否定了山東大學對束星北的結論。

山東大學的領導，似乎還沒有理解黨政高層此時對待高級科學家的政策精神，在他們看來，束星北已是板上釘釘的反革命。因此在北京又召開了一次討論束星北問題的專門會議。

11月8日，星期二，陳毅來到了文津街中國科學院院部會議室。《束》書中缺此重要一段，特抄錄如下：

「九點至院，召集會議討論處理束星北事，由山東大學教務長崔榮做了兩小時的報告，述束星北在山東大學種種反黨反人民政府行為。組織小團體，企圖奪取物理系領導權，給系主任郭貽誠以打擊，對校長、副校長以辱罵。以錢收買學生，和周北平及劉維舟三人為核心，組織學生成［立］反蘇反黨團體。他於52年冬去山大，最初尚好，53年起一貫反領導，說山大黨是法西斯，指崔教務長為惡霸，胡為傀壘。說辦大學應以科學為第一，唯物辯證［法］為騙人，說萬事能頂用就好。說蘇聯科學只有發展沒有發明，和他自己一樣。學了氣象家Kuper學說，即說其數學上有錯誤。54年普選時進行破壞，選電影明星褒曼。青島海軍要培養幹部學雷達（54年冬），要他教，他首先要知道雷達波長。威脅王華文，要氣象預報圖。平時到處要錢，但卻送給學生。8月13號山大召集三百多師生鬥爭了他，予以留職反省處分。」

崔榮報告束星北罪行完畢，開始討論。竺日記中沒有列出到會人員的名單。述及發言者有趙九章、周培源、貝時璋和曾昭掄。貝時璋出席，可能與老浙大時的問題有關；趙九章和周培源出席，與以數理為基礎的氣象學研究有關；曾昭掄的身份應是高教部副部長和科聯副主席。山東大學對口高教部，青島氣象學研究室對口中國科學院，這像是個部院人員的聯席會議。從專家身份看，這又像是一次為束星北定性的「同行評議」。從陳毅出席來看，可以推測這是陳毅為解決束星北問題而舉行的小型調查會。

在崔教務長先行鋪墊的基礎上，曾昭掄主張逮捕束星北，會上許多人也贊成。但最後，陳老總的結論性講話是「主張從寬，暫不拘禁，再查證據。」

此後就有了1956年4月1日《中共青島市委肅反領導小組關於山東大學教授束星北專案結案材料綜合報告》，為他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束》，121－126頁）

關於陳毅直接干預處理束星北問題的時間，《束》書中說是在1956年知識分子會議之後，當系誤置。

1956年4月間，陳毅在北京的宴會上對青島海洋所生物學家張璽說「你回去跟這位束大人捎個話，就說是我說的。告訴他，以後不要再罵共產黨了，共產黨沒有什麼對不起他的」。（《束》121頁）這應該理解為，陳毅已經從高層干預解決了束星北問題之後，是在以中央領導人的身份勸勉束星北注意自己的言行。《束》書以為是陳毅在發泄心中的不快，似為欠妥。

李政道歸訪，竺可楨為束星北『通風報信』

不諳世情的束星北，在1957年以後慘遭滅頂之災。竺可楨始終牽掛著他，經常向青島來京人員打聽束的消息。1968年開展「清理階級隊伍」，年邁的竺可楨為來自四面八方的外調人員書寫了一份份歷史證明材料。這個「工作量」很大，竺老對這些來訪都認真對待。為此，他把舊時日記重新翻過，做了索引。關於學生運動等問題，還理出了專題大事記。為節省目力和提高效率，對有可能被調查的人和事，在日記本中加了一些提示符號或文字，有些地方還加了補註。憑藉這幾十年日記中的「實錄」，他為大批的故交、同事和學生洗冤辨誣，討得清白。下舉1968年7月17日記為例：

「上午浙大了解學運，南工了解錢鍾韓，海洋局了解劉恩蘭。……南京工學院陳正志、葛火清二人「錢鍾韓專案組」來談。錢於1937-45年在浙大初任電機系教授，41年後任機械系主任，45年去偽南大。他們提1938年錢鍾韓參加前線慰勞團。事先看了日記，知道其時浙大在泰和，38年8月日寇進窺九江，浙大教職員發起慰問前方將士，募得2168元，購物資派遣六教授：王淦昌、束星北、張其昀、唐鳳圖、程耀椿和錢鍾韓去漢口、九江前線。6/30日去，8/4日回。此外我不知道錢參加什麼政治工作。錢現任南工的副校長，目前是靠邊站。談半小時。」

這裡所記是接待錢鍾韓（錢鍾書之堂弟）專案組的外調人員，間接地談到了束星北。但在日記中沒有留下對束星北專案人員來訪情況的記錄。

在煉獄中苦熬的束星北，正當他設計了各種「自救」方案都不見功效的時候，來了救星李政道。

1972年8月29日，竺可楨收到束星北來信，內容不詳。據後事推測，這封信可能是向竺講述他在青島北鎮果園內勞動的情況。而恰巧在此之前的8月20日，竺可楨看到了外交部關於接待李政道歸訪的計劃。他在收束星北的來信之後，即於9月3日下午，回信給束星北，「告以李政道、吳健雄將回國事」。信中還說了一段話，看似平常，但對於勞動改造中的戴罪人束星北來說卻是意味深長的：

「得知你在青島醫學院工作，竟能與工人並肩勞動，讓我高興，你有這樣的體力，使老態龍鐘的我者聞之不勝羨慕。這樣的短期勞動對於我們知識分子是身心兩益的事。當然我以為國家為了人民健康需醫務人才甚急，青島醫學院教學工作的恢復當不在［再］遠。相信你仍［舊］執行物理教學工作，駕輕就熟。」（《束》323頁）

9月24日，竺接到束的來信，內容不詳。

9月30日，在周恩來接待外賓的一次宴會上，王淦昌介紹李政道夫婦與竺可楨見面。

10月1日，竺接到束的來信，內容不詳。

10月2日，竺寫回信與束，「告以李政道已到北京」。

10月3日晚，竺在金魚巷和平賓館宴請李政道夫婦，有「老浙大」教授何增祿、王淦昌、王葆仁、貝時璋作陪。赴宴之前，李氏夫婦先行到竺宅拜訪老校長，竺記道：「晚六點李政道和其夫人秦惠筠和妹李夢雅來。李在浙大僅一年，又在永興，不常見，所以不能記憶從前面貌，況且是26年以前事情了。」

有關與李政道的談話，竺記「我首先告以束星北在青島要我為他致意」。可見此前束星北給竺可楨的信，肯定是圍繞李政道歸訪這個話題的。

10月14日中午，衰弱不堪的竺可楨，已不能按原定日程完成一次重要的作陪任務，他又一次住進了北京醫院。當天下午5:30-9:10，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李政道。在長時間的談話中，周總理希望李教授能為中國的人才斷層問題做些工作。李提出，應該首先著眼發揮國內優秀人才的作用，並就此提到了「我的老師束星北」。

這次歸訪，李政道理所當然地會要求與束星北晤面。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否見到束星北，並不取決於他們師生兩人。按常規，歸訪者在回國之前就會提出要求會訪人員的名單，然後由接待部門摸底、聯絡，排除不能接待者，然後再根據可安排接待的情況，雙方協商訪問的具體路線與行程。據《束》書，這次在青島弄得動靜很大，國務院有關部門來了人，但最後由於無法解決束李師生見面的合適地點而告吹。見面的場所，展示著束星北的生活境遇，會反映在李政道的回國觀感中，當年這是事關政治影響的大問題。為了不有損黨和政府在李政道心目中的形象，結果是以「束星北身體不適」為由推掉了事。（《束》334頁）

就在見到周恩來的當晚，李政道已知此行無望見到恩師，悵然而無奈，於是馬上用北京飯店的便箋給束老師寫了一封簡訊：

束先生：

自重慶一別，離今已有差不多廿八年了。對先生當年在永興湄潭時的教導，歷歷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礎，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後的成就，歸源都是受先生之益。此次回國，未能一晤，深以為悵，望先生小心身體。

束星北的通信，多年來都是要先由組織審查的，郵程也就當然要長一點。這一次破例了，李政道的來信，直達於束星北手中。他依然按著常規，主動「呈上」審查，寫好回信後再呈上審查。在10月20日寫給李的回信中，基調是歌頌新中國的成就。

李政道回大陸轉了四十二天，讓諾貝爾先生顯了一次靈，使束星北歸隊於「人民」之中，那兩頂本來就不應該屬於他的「帽子」終於給摘掉了。

《束》書中對這一段的敘事順序，以周恩來接見李政道在先，然後是國務院派員到青島安排束李見面未果，再後是李政道寫信給束星北表達不能見面之遺憾。而實際的進程，是由國務院有關部門人員赴青島試圖安排束李見面在先，周恩來接見李政道是在10月14日下午（《束》書誤置為10月17日），李致束函在當日晚。

浙大往事兩則：打人與用人

束星北在「管制」「改造」生涯中的後期，曾反省過自己的「品質」問題。他把自己與竺可楨、王淦昌相比較，找差距。認為「他們謙虛謹慎、平等待人、善於處理應付上下各種關係，並能夠小心地將自己的鋒芒包藏起來」，他自己則是「傲上慢下」「鋒芒畢露」「一貫地和領導組織作對」「一貫地瞧不起群眾」，因而，他才會有如此糟糕的人際關係，才弄得人人厭之、憎之。（《束》312頁）

他的反省，可以說，還是找到了一些問題的，但只是浮在表層的。浙大時期的竺可楨日記，可以印證束星北的「品質」。下面依日記文字，看一看束星北在品質上的缺失。這裡說兩件事，一說他的動粗打人，二說他的徇情用人。

1942年，浙大校總部在遵義，理學院等在湄潭，一年級學生在永興。10月下旬，湄潭校園中發生了束星北毆打杜道周的事件。在《束》書第45頁，這件事是以當年浙大物理系學生於明遠的回憶出現的：

「在我的印象里，束星北很像傳奇中英雄豪傑式的人物。……束星北對總務主任飽以老拳，是因為那個主任常常在實驗設備和實驗材料上設障刁難，束星北也是忍無可忍，可事後束星北自知有錯，便主動向竺可楨認錯，也當面向總務主任賠了不是。」

這與竺可楨當年的日記文字有很大出入。在當時那場糾紛中，物理系師生是一致對外的。於明遠當時是學生，不一定了解真正的內幕，本位主義地袒護物理系的老師，很正常。再加上束星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豪傑」，他的記憶是朝著有利於束星北的方向偏移的，也很正常。

為了處理此事，竺可楨校長聞訊後專程從遵義到湄潭，花掉一個星期的時間，在日記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述。此事發生在10月25日，物理系師生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強行從庫房中搬取竹子。事務主任杜道周出面阻止，發生了衝突。束星北因此動粗，揮拳毆杜致傷。

竺可楨於10月26日到湄潭，立即「至福音堂樓上慰問杜樂道，見其尚卧床上，唇上破處已縫好。」杜向竺校長表示，對束星北無禮行兇極為氣憤，要求束賠罪，不然將訴諸法庭。竺可楨經多方調查，認為雖然杜在交涉中表現性情急躁，但論及是非，道理還是在杜這一方。為了不致把事情鬧到法院，影響學校的名譽和教學秩序，竺可楨多方做工作，並委託一些人居中調停。杜道周的要求是束星北必須有書面道歉，而束星北則只同意口頭道歉。經幾天來回協商，最後由竺想出一個辦法，由束星北請一桌酒席，束當眾向杜口頭道歉，再把書面道歉函在席間眾人中傳閱，最後收回由竺保存。竺為此事煞費苦心，盡量照顧雙方的面子，化解矛盾，歷時一個星期，「一場軒然大波乃告結束」。（1942年10月31日）

6年以後在杭州，又出一次事。竺記1948年11月20日，學校出納室職員吳月峰向竺校長哭訴：束、吳兩家小孩打架，束星北回家後，不問青紅皂白即前往吳宅打了吳月峰一耳光。此事引起校中多數職員之憤怒。竺可楨通過物理系主任何增祿教授做束星北的工作，結果是束星北在《浙大日刊》上刊登了道歉啟事。

束星北青年時期頗有尚武情結，曾一度迷醉於俠士劍客。（《束》書274頁）這可能導致他成為士林之中的一條莽漢。歷史上確實有某些天才人物，行為怪異，不近常理，但只要他不侵犯別人的權利，不擾亂社會秩序，周圍的人，應當盡量包容他。然而，束星北的侵犯人權，已超出了這個可以容忍的範圍。

束星北在品質上的缺失還不止於此。

《束》書第122－124頁，敘述查證束星北在國民政府軍令部技術室任職期間的情況，在陳維昆的證言中，稱在技術室近一年的時間中，束星北偕往的人員中有一位「與束姘居」的蔣素卿。蔣素卿，大約是1943年畢業於浙大物理系。束星北與其姘居與否，竺老日記中未曾涉及，但有關束與蔣素卿的關係，還是另有所記的。

1946年8月15、16兩日，在杭州忙於浙大複員工作的竺可楨，相繼收到束星北的兩封來信，接下來就有圍繞蔣素卿問題的連續記述：

8月17日，「束星北來，知其為助教蔣素卿事，因藎謀［張紹忠，浙大教務長，曾任物理系主任］不贊同以蔣素卿為助教，以為其成績太劣。但束星北顯然意見不同，故極力主張以何增祿為系主任。」

8月20日，「中午束星北去滬，因蔣素卿，藎謀不用作助教，渠［竺日記中習慣使用的第三人稱代詞，這裡指束星北］大不高興，欲辭職。余以星北與藎謀二十年友誼，何至以助教事而鬧翻。詢之增祿，知蔣系星北南通同鄉，但藎謀以其成績太壞，畢業平均不到70分，故不用為助教。」

9月2日，「膳後晤藎謀夫婦……余告以束星北為蔣素卿事曾來杭並以為非聘不可」。

9月16日，「束星北來辭職，欲去山東大學，原因由於蔣素卿（其同鄉親戚）未能得助教名額而降為助理之故。」

在竺可楨任浙大校長之前，張紹忠是在浙江大學創建物理系的元老，擔任物理系主任多年，束星北與何增祿都是由他物色聘來的。張紹忠後來在校中擔任教務長，一向秉公辦事，威望很高，為竺可楨之膀臂，這在浙大是有公論的。束星北為了蔣素卿的「職稱」問題，出於一己私情，竟然與有20年友誼的老主任鬧翻，且又一再以辭職要脅，對竺可楨施加壓力。

竺氏長校，一向把聘請高水平的教授看得最為重要，束星北有超常的「教授」之才，因此被竺所看重。但從竺可楨日記所見，在浙大期間，竺、束二人談不上私交。從竺的角度說，是以校長身份面對一位教授，束給竺寫信，或登門來見，無論是為公為私，對於竺校長來說，皆屬公務。但束星北在校中屢生事端，竺校長既要秉公處理，又要盡量維護束教授的面子。束星北鬧情緒表示辭意時，竺總是勸說挽留。但當束星北以辭職相要脅時，竺則堅持原則，不為所動。對束星北之為人，竺在日記中贊語無多，批評的話倒是不少。尤其對校園中發生的暴力事件，他是很痛心、很反感的。

在束星北毆打杜道周之後不久，竺可楨在浙大學生自治會舉行的一次學術座談會上，曾批評「我國士大夫無守法精神，往往以不守法稱耀鄉里，此實非近代國家所應有。」這裡並非一定是專指束星北，但應是有感而發，是對現代知識分子缺乏現代道德文明行為的鞭撻。後來，竺可楨到湄潭處理另一次師生群毆事件，他在日記中述及他最後向學生訓話時的心情：「余提及此事，使余內心衝突幾不能抑止，半晌不能成語，因餘思當時相打情形，實極憤懣也。」（1944年2月28日）因為初次群毆事發於上午，至下午又「重演武劇，此乃不近情之至。且學校既為機關，有導師、教授、院長，不訴諸於當事人，而訴諸於武力，真可謂教育的失敗。」

以竺老之知人論世，他對束星北當年「武鬥」於人的看法，是可以想見的。

余 論

《束星北檔案》問世後，好評如潮，束星北也隨之成了繼顧准之後為社會關注度極高的又一位學者。不過，筆者以為此中頗有些虛火。

從與束星北相知的同代人（如王淦昌）和學生（如李政道、程開甲、許良英等）的憶述中，人們可以相信他聰明過人，具有超常的天分，在現代物理學教育中顯露出的才華，幾乎無人與之比肩。然而，終其一生，他在物理學領域中並沒有取得「青史留芳」的重大成果。並且這也不能完全歸咎於1949年之後的境遇。在20世紀30－40年代，他對物理學前沿問題的探索，有些是很前沿的。但從竺可楨日記中可以看出，他是個心多旁鶩的人。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他在1944年跑到軍令部技術室去作高級打工，受了那一萬元高薪的誘惑而離開了浙大的教研崗位。如果作為一種人生選擇或興趣選擇，也許無可厚非，而對於科學家來說，這種中斷是一大忌。時間對於科學家之重要，學術持續積累對於科學家之重要，是無需在此多做解釋的。類似的誘惑，不僅使得他用於科研的時間得不到保障，而且還會動搖他對科學目標的追求和信仰。在1949年以前，他沒有像王淦昌那樣對科學研究的鍥而不捨，當然也就不可能取得像王淦昌那樣的驕人成績。對於一位專業基礎深厚的科學家，相對來說，教學工作可以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靠「吃老本」，但對於前沿科學研究就行不通了。

在20世紀前半葉中國物理學發展史上，先有北顏（任光）南胡（剛復），後有所謂「四大金剛」（饒毓泰、葉企孫、吳有訓、嚴濟慈），繼之銜接而來的有趙忠堯、周培源、吳大猷等等。王淦昌、錢三強、彭桓武那一批後起之秀，雖然在40年代已露尖尖角，但他們真正在中國物理學界擔綱帶隊，還是在50年代。在這張先賢榜上，束星北自當有其應有的地位，但他絕對沒有達到《束》書中所稱中國物理學「領軍人物」的地位。

束星北在1953年以後做了短時間的氣象學研究，據竺可楨1955年11月8日日記，趙九章對束星北有關工作的評價是「在科學上一向先有了一個理想，然後歪曲事實來證明。表面上承認錯誤，其實不改」。從話中可見，對束星北的文章，趙九章或是其他氣象學家當時就提出過批評意見。趙九章是中國氣象學界的領軍人物，道德文章皆可稱道，依其平生之論人論事，應該是不會冤枉束先生的。

至於《束》書內外有關「天下第一才子」「中國的愛因斯坦」「自然科學界的陳寅恪」等等溢美之譽，就不予置評了。

時下宣傳科學家的傳記讀物有很多，但似有一個通病，即作者往往用自己的筆杆子把主人公送到廟堂之上，由作者引導讀者仰視那些高大的英雄，頂禮膜拜之。這種英雄崇拜的情結，很容易模糊人們的眼睛，偏離歷史的本來面目。劉海軍先生已盡了極大的努力，要為我們揭示一個全面真實可信的束星北，不迴避他的「陰暗面」，把恃才傲物、特立獨行的主人公在高溫高壓下的變形、變態與變構，全都赤裸裸地展現給了讀者，應該說，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也不能不指出，面對束星北這樣一位天才人物的悲慘遭遇，很難控制由悲憤引發出來的一種激情。這種激情，使得作者有更大的勇氣向社會歷史的不公挑戰，但也有可能出於對主人公的同情與崇敬，有時會失掉理性批判的監督，在「平反」的思維框架內無限延伸，由此在對主人公的認識上會走入新的誤區。

劉海軍說，《束星北檔案》寫的是「一份病理分析書」。按筆者的理解，病理，有社會病理，也有個人病理。分析社會病理，需要有對社會的批判；分析個人病理，就需要有對個人的批判。作為讀者，我很慶幸讀到的不是關於束星北的「報告文學」，而是「束星北檔案」，並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訪談當事人的「口述歷史」。這使得研究者可以循級而上，一步一步接近歷史的真相，可以使《束星北檔案》作為一份珍貴的稀有政治標本，具有永久的存世價值。

原載南方周末2005年9月15日，獲作者授權刊發。

責任編輯：程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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