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30歲評上知名大學副教授,卻去工廠做女工,她說今生有四輩子 | C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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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上周日(12月10日)由C計劃和3ESPACE聯合舉辦的C講壇上,我們請來了呂途(荷蘭瓦赫寧根大學發展社會學博士,曾任中國農業大學大學副教授,現於皮村的北京工友之家從事研究和培訓工作),為我們分享了這些年她對中國新工人的觀察、研究與思考。
沒能來現場聽的夥伴們可以看文字整理啦~全文12063字,閱讀需20分鐘。
我們的《中國新工人》的第三部《女工傳記》,馬上就要和大家見面了。書最後的附錄就是我的生命故事——這是應我們三聯出版社編輯的要求寫的。因為我在《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中記錄了34位女工的故事,然後編輯說你也應該寫一下你自己的故事。
寫的時候突然發現我這輩子特別長,好像可以分成四輩子。
第一輩子
我第一輩子就是我的娘家。按照傳統的說法,可以說我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我爺爺是一位醫生,他在一個教會醫院裡學了護理和醫術,解放後在縣醫院裡做了一輩子的醫生。我的爸爸媽媽也都是大學畢業生,都曾經在報社當過記者和編輯。
爸爸在我15歲生日的時候送給我一首七律,其中的幾句話是這樣的:立國立家首立身,正言正行在正心。溫良恭儉讓行事,仁義禮智信做人。這就是我爸對我小時候的教育吧。
後天就是我媽媽二十周年忌日,我和姐姐會回長春,到她的墓前去,表達一下我們的心意。我媽媽去世的時候她正在長春一所大學的講台上,突發腦溢血倒下就再也沒有蘇醒過來。送殯的時候,全校的師生都出來了,學生們打了一條橫幅「媽媽老師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人生成長,父母的一言一行,一定會在你生命中打下烙印。我父母所做的一切確實給了我很大的影響。我其實姓林,我以前出版的幾本書都是用了我的本名林志斌。但是我在寫新工人的時候用了「呂途」這個名字,「呂」是我媽媽的姓,希望我做的這些事情我媽媽在天之靈可以看到。
第二輩子
因為書香門第的影響,我就是覺得必須要讀書。其實那時很無知,不知道讀書是為了什麼。考大學時,我的第一志願是農大,第二志願是白求恩醫科大,第三志願是長春中醫大。我就想著,反正就是為農民或者為病人服務吧。帶著這樣一個很朦朧的想法,就考上了農大,畢業後又留校。
站在大學講台上的時候,我其實覺得不舒服。我很喜歡教師這份職業,我也是一個很用心的老師,但我覺得自己很無知,沒有經過社會的歷練。我之所以會離開那個工作崗位,不是因為我不珍惜那個崗位,而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太無知,沒有資格去教書育人。離開的時候我已經評上了副教授,不到30歲。但是我心裡的聲音是:天哪,我都成副教授了,這太不對了。我確實是非常用功,做了很多研究,寫了論文,出版了書籍,有資格評上副教授,但那些東西都還不是真才實學和真知識。
後來我又出國讀碩士、博士,在讀書期間我也會做很多工作,多是擔任國際援華項目的諮詢專家。這個過程中給我衝擊非常大,因為我發現,專家這個頭銜戴在頭上好像很有光環,但是做的一些事也不對。比如一些扶貧項目,我們作為專家從北京飛到省里,一個大宴會,從省里到縣裡,一個大宴會,從縣裡到鎮里,一個大宴會……反正最後,到了村裡的時候有幾十輛豐田越野車,可是當你真的面對扶貧對象的時候,你能扶什麼呀?當我看著農民們的一雙雙眼睛的時候,我覺得不對,什麼地方出現了嚴重錯誤。可能就是我這種比較求真的態度,對許多帶著光環的職業產生了深深的懷疑。所以當我離開它們的時候,我不覺得我在放棄什麼。但是,我也不是說專家都不是真專家,一定有很多兢兢業業做了很多貢獻的專家。我個人的體驗不是對別人的否定,只是批判我自己。這是我的第二輩子。
第三輩子
因為我在中國的職業聽起來都是很好的,而我卻沒有什麼感覺。大家一般不都說國外好嗎,說歐洲好嗎,那我就去體驗一下。
我在這一輩子的時候,我前夫是德國人,在歐盟做外交官。外交官一般每四年會輪職一個國家,作為外交官夫人是不準在輪職國工作的。對於中國長大的一個職業女性來說,我不能工作了。我作為女人的一個存在是「太太」這個身份,我作為一個人存在卻沒有任何社會價值,這對我來說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一個情況。但這又是我自己的選擇,真是非常尷尬。後來在比利時的時候,因為是歐盟總部,我就可以工作了。當時就覺得只要有一份工作,不要讓我待在家裡就會很幸福,於是在比利時最大的一家銀行做了高管。結果只做了一年。這一年讓我認識到了一種企業商業文化的欺騙性、高大上的虛偽性。
第四輩子
人生到底會不會有一個目標?在你人生的不同階段,我想肯定會有。但這個目標不是你一開始就知道的,可能是一個比較朦朧的目標,或者是一種價值觀和文化的積累。而當你決定主動選擇一個目標的時候,往往是你否定了很多「不是」,最後找到了那個「是」。
認識北京工友之家是一個很偶然的過程。2003年的時候我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有一個基金會在那兒做一個亞洲研究項目,就找到了我做中國項目的負責人,由我決定選題。我覺得打工群體從數量上、作用上都對中國的影響特別重大,所以就選了這個研究題目。回到中國做研究的時候,北京只有四家關注打工群體的機構,我就結識了北京工友之家。
當時,我把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員當做研究對象來看待,觸動很多。其中一個觸動,就是我去做訪談,訪談對象是王德志。當時學校的暖氣管子凍住了,他拿著火槍在那兒烤,因為不烤的話第二天學生會挨凍,而且管道也會凍裂。我覺得我的訪談沒有任何意義,即使我的訪談做出來,研究報告寫出來,在國際會議上發表,對在皮村烤暖氣片的王德志和他的同事有用嗎?沒有一點兒用。我當時其實特別尷尬,整個就是礙事兒。所以我對自己作為研究人員這樣一個身份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和批判。最後,由於各種原因,2008年1月的某一天,我就來到皮村工作了。就是這樣一個經歷。
接下來按照我三本書的思路,來談談對中國新工人的看法。
第一本書《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
到底什麼是「新工人」?在我這本書里有一章專門討論。它有三個層次的意思。第一個層次,從字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區別於「老工人」。那什麼又是「老工人」?在我們建國頭三十年,有很多國營企業還有大集體的企業,在這些企業裡邊,工人的待遇跟現在的打工者是非常不一樣的,無論是從制度上得到保證的工人權益,還是工人意識。而且從年齡上,他們現在也老了。第二個層次,我為什麼不叫他們「打工者」,而是叫「新工人」?因為我覺得「打工者」的意思就是你只是一個勞動力而已,你是一個勞動力商品,你是一個勞動力工具,你不是一個有主體性的勞動者或者人。對於這點,我是不認同的。雖然我不認同,但我知道這是社會現實,但是現實不一定就是正確的,對吧?所以我還是希望用「新工人」來區別於「打工者」。第三層,「打工者」跟在座各位可能還是有區別,更多指的是戶籍在農村,在城市打工的群體。其實,我使用「新工人」這個概念是希望有一種對新型勞動文化的倡導。我們都不應該只是一個打工者,我們都應該去追求一種勞動文化。
大家都知道,我們新中國1949年成立之後到現在將近70年了,這個國史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從建國到改革開放,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四十年。這四十年中,打工群體經歷了很多階段,開始的時候流動是很不容易的。後來,到1992年前後,打工人口猛增。然後,到了2003年,從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到了現在「新公民」、「新工人」的階段。
工人或者工人子女從農村到城市打工,他可能不認為自己是城市人或者是工人,他認為我是從農村來的人。但是我是誰呢?你說我是農民我已經不種地了,你說我是工人,我又沒有工人的待遇。其實,從社會對一個群體的認同,到自己對自己的認同,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可能經歷了二十年、三十年,我突然意識到,哦,原來我是工人。我知道了我是工人,才會去爭取作為工人的權益。它需要時間的歷程和自身經歷的積累,社會的結構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我們「新工人」這個群體有多少人呢?兩億八千多萬人。八千六百多萬的製造業工人,我們的手機、所有用的這些東西都是這些人製造出來的;大概有五千五百多萬的建築工人;看不見的那些在家庭、小區裡面的有兩千多萬的家政工,她們照顧著我們的孩子,她們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伴隨著這些將近三億的打工群體的,就是超過一億的他們的子女,這些子女又被貼上了兩個標籤,一個是「留守兒童」,一個是「流動兒童」。他們的父母,很多是留守老人。所以整個加起來五六億的人。在這兒看到的都是一個個數字,但是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就在我們的社會中,就在我們的身邊。
這就是2009年的時候,皮村的兩個場景。去過皮村的人都知道,皮村的生活環境確實非常不好,髒亂差,居住條件也非常差,我住的房間跟照片上的這個房間也是一樣的,房間里什麼也沒有,就是八九平米的一個空間,當然不可能有廚房、廁所或者是洗澡的地方。我當時住到這個環境中之後,用的都是旱廁。我不相信只有我覺得這個環境很糟糕,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喜歡這樣的環境,所以特別想知道工友是什麼樣的看法和狀態。
在08、09年我就做了一個《打工者的居住狀況與未來發展》的調研,最終報告沒有發表。我當時在想,大家為什麼能夠忍受這樣不好的生活狀態?工友告訴我,反正也是暫住,早晚也是要離開的。我說,是嗎,早晚真的會離開嗎?我在皮村發放的幾百份問卷顯示,最長的已經在皮村生活了15年了,最短的有剛來幾個月的。總認為是暫住,一住就是十年,這是怎麼回事呢?做調研的時候,我就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果你在城市工作不下去了,會怎麼辦?統計結果,大部分都說,我會回老家。然後我又問了下一個問題:你未來的打算是什麼?跟上一個問題的答案完全相反,大部分人都說,我會在城市繼續打拚。所以說,回老家是一個無奈的選擇,而在城市繼續打拚是一個主動的選擇。可是在城市打拚的環境又這樣差,是什麼支持每個人的呢?那就是「萬一我待不下去,還可以回老家」。作為一個研究者,我的思維又再往下走一步:當你覺得在城市待不下去的某一天,你想回到老家的時候,那個老家你還回得去嗎?按照這樣一個思路,我就做了我第一本書。
讓我們再來看一下城市是什麼樣子,這是深圳。當時我做居住狀況調研的時候到了深圳,這是一個工傷工友租的屋子。他們夫妻在這兒,但是只有一張單人床,因為他們倆總是一個白班一個夜班,而兩個女兒在老家。
這是我在廣州番禺的時候,我跟房東說我要租房,他就給我看這個生活的空間。我個子比較高,但也不胖,從這個門走進去,就只夠我身體的寬度。走進去之后里面就是這樣的一個空間,這邊可以做飯,那邊可以上廁所。當時給我的心靈的衝擊很大:住在這裡邊就是吃了、睡了、拉了、尿了,目的只是為了維持生理機能的恢復,然後第二天去打工。
這是在東莞。穿綠色工裝的一對夫妻,他的媽媽和他的兒子都在老家。
有人會問我:你為什麼那麼重視居住狀況呀?我說是嗎,原來如此啊,我自己開始沒有意識到。我當然重視工作了,因為工作是我們的收入來源嘛。但是哪個工作把我們當做完整的人來看待呢?而我覺得去觀察和研究我們的居住,才更能夠體現對一個人整體的狀況的關注和描述。
我們在城市的居住狀況,和我們的打工收入是有關的。我們在城市的工作是什麼樣子呢?我們的工資很低,同時我們孩子在城市的教育成本不被社會和企業承擔,那之所以這麼低的收入我們還能夠活下去,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居住狀況如此的惡劣。
大家打工經常會跳槽,可能有人會說,太不踏實了。但那樣一份工作,怎麼能踏實得下來?對換工作的頻率我做了一個統計,大概一年半就會換一個工作。換工作的原因很多,工資低只是其中一個原因。當你看到你對面的工友手指被切掉的時候,你還能在這個崗位上工作嗎?我做了統計,有一個崗位最多只能做三個月。大家猜得到嗎?就是保安。保安這份工作,其實風吹不著雨淋不著,但是它太乏味了,又沒有任何前景,所以這份工作做不久。
在城市的這一切,讓我們覺得在城市是待不下的。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樣一個無奈的選擇:我還可以回到老家。我當然希望所有人都有一個老家可以回。我也不認為返鄉是錯的。如果我們在城市可以待得下,在農村可以回得去,才是我們最好的選擇。但是讓我們看一看今天的農村又是什麼樣子。
這是一個收入的計算,是一個小案例。我訪談過的農民中收入最低的,可能只有工友打工收入的2%,最高的也只有打工收入的50%。農業收入就是在打工的2%到50%,那誰願意去種地呢?大家可能會覺得,那沒辦法,種地它就是不掙錢。但大家能否思考一下這合理嗎?把農業的產品價格壓得很低,才可以製造大量的廉價的勞動力。總而言之,農村收入很低,是農村衰敗的一個原因。
衰敗還體現在整個農業生態系統出了問題。我到一些農村做調研,沒有人養豬了。沒有人養豬就沒有農家肥,只好用化肥,導致了土壤板結。沒有勞力去種地了,我可以打除草劑、打殺蟲劑。除草劑、殺蟲劑對於我們人類的危害很大。當有一天我們的田野里沒有蜜蜂的時候,我們人也就活不下去了。有時我們圖省事或者是各種各樣的錯誤的想法,最後給人類自己造成巨大的災難。
農村的基礎設施前三十年建的很多,比如溝渠、水庫等集體設施,但由於缺乏維護,很多也都廢棄了。特別有意思的就是我去做調研,我去找村組長,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家,然後說出去打工了。後來還訪問一個村組長,他那天特別愁眉苦臉,我說你怎麼了,他說我的水牛被曬死了。我說水牛怎麼會被曬死呢?他說我打牌一天一夜,沒照顧好。許多農村從物質的、生產的、精神的、基層組織的各方面,就是這樣一個狀況。當然也有很多好的農村。我們機構的新工人藝術團整個十一月,做了一個全國的巡演,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鄉村。我們看到了一些生機勃勃的農村合作社、生態農業在生長。
再來看這麼一個大坑,旁邊是漂亮的房子,怎麼回事呢?大家蓋房子要風水啊,你的門樓越高風水越好,一家一家把宅基地墊高。可你家墊得高別人家就被淹,別人家就不得不重新翻新房。 沒有村規民約、沒有村級治理的時候,誰也過不好。
這個房子很漂亮是吧,但已經沒人住了。我有的時候跟工友一起回他們老家做調研,工友也很久沒回去了,我跟他們一起去他們很開心,把我讓到屋裡說「快進快進」,一進屋,哎呀這漂亮的沙發成老鼠窩了。
這個也是很漂亮的房子,但是只有老人家一個人帶著小孫女。我說為什麼要蓋這麼大的房子呀,他說我兩個孫子將來結婚都夠了。那很漂亮的鎮上的房子,一條幹枯的河流在旁邊,污水橫流。這麼漂亮的房子又能持續多久呢?
我覺得當我展示這些的時候,有的工友或者有的人會說,本來我們在城市很苦,我們想將來回老家,叫你這麼一展示,我們這點可以抱著的希望都被你給打破了。
我講到的是我看到的一些農村衰敗的情況。描述這些是讓我們要看到現實才有可能去改變。如果你想像的是一個我們老了以後要回到的家鄉,可到了你老的那一天那個家鄉不再,你還回到哪裡去呢?城市你待不下,家鄉又不再,那不是更大的危機嗎?
我覺得如果一個人的精神支柱、依託是一個假想的未來的話,那你不僅不會有未來,更不會有現實。我們應該去創造一個待得下的城市,一個回得去的農村,而不是說憑著假想,最後我們沒有現實也沒有未來。
這就是我第一本書所展示的現實,它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我們迷失在城鄉之間。我不是為了展示現實多不好,而是希望能夠面對現實。
當我寫完這本書並和工友一起討論的時候,我又面對了另外一個現實:大家非常的迷茫。一個人迷茫到頂點的時候,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大家知道這個網是什麼嗎?是防跳網。這是我在蘇州一家工廠打工的時候宿舍的防跳網。左邊圖片是重慶富士康的宿舍樓。我們也知道十三連跳的故事,它不是故事,是真實的血淋淋的事實。
一個人用結束生命想要表現的,就是我對這樣一個生活狀態的堅決拒絕。當然我覺得人不應該這樣去做,因為我們的生活還有可能性。但是當他們看不到的時候,他們就拒絕繼續生存下去。
我不想要這樣的生活。我真的希望我們可以有一種可能性,讓人們不再這樣選擇結束生命。我們今天的文明如果建立在一個沒有基礎的東西之上,即使再豪華它都不可能持久的。所以也是基於這樣一個現實的思考,我才寫了下二本書《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
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緣由,圍繞第一本書,我們在蘇州組織了一場讀書會,現場大概有二十多位工友一起討論。這件事給我特別大的衝擊。
在現場的時候我一說現實很不公平,人群就立刻分成了兩派,我屬於少數派。現場爭論非常激烈,我非常吃驚,這樣一個現狀怎麼會是公平的呢?工友們就說:「不公平也是合理的」。
我說:「合理在哪?」 然後我就一二三四五列出不合理的地方。
他們又說:「不合理,但是不合理也是正常的,世界就是這個樣子的」。
當時我意識到:當一個人沒有對所處環境的充分認識時,你是不可能改變的。這就是魯迅為什麼棄醫從文,也是因為你不改變人的思想,是沒有用的。我又不認為我有能力去改變別人的思想,那怎麼辦呢?
第二本書《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
基於這麼一種尋求,我就繼續往下寫。
一個人怎麼能認識到自己此時的思想是怎樣的?必須有文化!如果一個人對於「我怎麼才能夠不被剝削」的問題的答案是「成為剝削者」,如果一個人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是需要成為那個給自己厄運的人的話,誰能過上好日子呢?沒有人會!我不希望是這樣的文化。
那麼有沒有其他的文化呢?今天的社會是資本霸權的社會,資本的文化不僅流行在整個社會中,它最可怕的是主導了我們的思維。我們認同了它,工人也認同了它,當工人認同了剝削了自己的人的時候,還怎麼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呢?他會說,如果我當了老闆,我會和他們一樣。如果這樣的話,你還會反抗他們嗎?當然不會。
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改變思想和文化。當然我也認為,這種改變,它不一定就是很激烈的,因為思想的改變是很漫長的,文化的積澱是很漫長的,但是一定要從今天開始。正是因為它漫長,我們更需要儘快走出這第一步。
在寫第二本書時,我找到比較熟悉的工友,說從現在開始,我們一周見一次面,然後每次見面的時候,你給我描述你在工廠中都幹什麼了。見了兩次面之後,我們都放棄了,因為我也不知道我要問什麼,她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因為對她來講,工廠的一切沒有什麼可說的。
我那時意識到,如果你想研究文化的話,你必須成為那個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就是這麼一個神奇的東西,像空氣一樣,我們需要空氣,但是這個氧氣我們看不到。文化也一樣,它深入到我們每天的一言一行,但是我們可能都會不自覺。
所以,我就去工廠打工。時間都很短,我堅持不了太久。我去了一個台資廠,一個德資廠。選這兩個,是因為工友們告訴我對於企業他們排了一個序,對工人最好的是德資廠,然後依次是美資、英資、韓資、日資、台資,最差的就是我們國內較小的民營企業。所以我就先去了相對最差的台資,然後又去了所謂最好的德資廠。
進了工廠,我發現我比工人還乖,特別害怕被管理人員斥責。所以我就拚命的干,不休息,千萬不要被他們罵。在台資廠的時候,我們的名字是不被稱呼的。你是誰並不重要,你都不如一台機器、一個產品重要。我所在的崗位是貼標籤,任何人都可以做。誰都可以替代你,你當然就沒有價值了。我們沒有凳子坐。我一直奇怪為什麼沒有凳子坐,非得站著。想想就是因為你什麼都不是,你沒有權利去爭取一把凳子。
我覺得當我們長久地浸潤在這麼一個文化氛圍中被貶低的時候,最後自己也會認為自己一錢不值,我們就是沒有價值。
到了德資廠,我發現確實比台資廠要好一點。但是很快我就發現了,蘇州本地人欺負我們外地人。乾的時間長一點的外地人,就欺負我們這些新來的。一個新來的工人,如果遇到對那個崗位不熟悉的同樣新來的我,她就會斥責我。所有的人都內化了這樣一種壓迫的體制文化。
在第二本書中我就講,如果我們不認識到這樣一種文化,進而打破這樣一種文化,我們是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的。
這樣的文化不僅存在於我們的工作中,還體現在我們對待房子、對待婚戀、對待子女、對待消費的態度上。有一句廣告詞:鑽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我就想:為什麼愛情就要和鑽石搭上邊呢?在這樣一個文化中,我們是拜物教。他愛不愛你,是靠鑽石來印證的。在這樣的一個文化之下,只有錢重要,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而當只有錢重要的時候,我們就失去了一切。但是我們不自覺,書中工友的故事都有反映。
比如在講消費文化時,我就用了一個工友的故事。我和他聊天,但是他特別困,我就說:「我們倆聊天就這麼乏味嗎?你能不能不要表現得這麼困呢?我都不好意思了給你問問題了」。他說:「我已經失眠了兩宿了,我睡不著啊」。我說:「你為什麼失眠呀?」他回答說:「我拚命想一個問題,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就睡不著覺」。我說:「你想的什麼呀?」他說:「我在想,是寶馬重要還是幸福重要?」我說:「這麼深刻的問題!」當時我們兩個都很嚴肅,我又說:「為什麼寶馬和幸福並列了呢?」他說:「你看,如果我的目標是擁有一輛寶馬,我這一輩子會很累很累啊!」因為他一個月工資只有兩千塊錢。他又說:「如果我的人生目標是幸福,我就可以立刻擁有啊。如果我不在乎那些,我不就幸福了嗎?」我們倆就一直聊,我就在想,寶馬是什麼?寶馬不就是一輛車嗎!但是為什麼寶馬就代表著那麼多的含義呢?這就是拜物教下面,一個東西的使用價值並不重要,而是它證明了你成功、證明了你有地位,這種證明,才使寶馬與幸福並列了起來。後來我就問他:「你覺得你能夠買得起寶馬嗎?就算你這輩子拚命努力」。他說:「那老闆是怎麼擁有的?他得想啊,你得按照老闆的思維來想。難道你就沒有想過你將來能夠開上寶馬嗎?」我心裡想:「我早就開過寶馬了」但是,在那個對話的場景下我不會這麼不禮貌地和給工友直接說。
說到業餘生活,我和一位姓葉的男孩工友聊天。他說:「我跟你說吧,老闆根本不在乎錢,他要的是你的命。」原來覺得是一句玩笑話,後來我也發現,在工廠加班的時候,我當時上夜班,十二個小時,有的時候十個小時就做完了,其實已經沒有什麼產品可以做了,但是老闆是不會讓你下班的,你要熬滿十二個小時。他說:「老闆就是要你必須待到那十二個小時,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時間,他就是要你再也沒有時間做其他的事。」我說:「你太有智慧了,真的是這樣。」當我做夜班的時候,我們是晚七點上班,早七點下班,下了班後坐公交回到住的地方,可能吃早餐都沒有胃口,倒頭便睡,睡醒的時候就已經下午五點了,吃點東西就要趕去上班了!你的二十四小時,除了工作和睡覺,簡單的維持生理的吃飯需要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時間。所以,當所有的工人都處在沒有業餘時間的狀態中,他已經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了。此外,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社會交往。所以,當這樣一些文化控制了我們,甚至我們也認同了它的時候,我們怎麼可能有任何健康一點的前景呢?但是,當這麼多人,三億四億五億,更多的人是這樣,我們的社會會好嗎?我不認為社會會好。
所以,我就特別希望工友可以讀到我的第二本書。但是好像也不是特別成功。工友看到這個書的時候說到:「哎呦,太厚啦!」 工友往往沒有讀書的習慣。我在工廠打工的時候,也會住在女工宿舍,因為習慣拿著一本書,所有人都嚇壞了:「什麼?你看書!!!」我當時立刻弄了一個簾,因為我要做筆記嘛,我就偷偷的。此外,工友沒有時間,也接觸不到這樣的讀書機會。所以,我又強迫組織工友讀這本書,又在蘇州開了一次讀書會。後來現場特別感人的,因為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工,她就抱著這本書,說這是她這輩子最珍貴的東西。她說她當時沒有想著可以把它讀完,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把它讀完了。她又說:「我鄰居一個男孩,前幾天酗酒死掉了,如果我要是早幾天看到這本書,我借給他看,說不定他不會死掉」。當然我不知道這本書會不會真有這種效果,但我希望工友可以讀自己的生兒育女、婚戀、工作的故事,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從中可以知道自己什麼樣、社會什麼樣,繼而才可能做出改變。
所以第一本書,是發現「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這樣一種社會結構。第二本書,我希望我們工友能夠認清自己的文化狀態是怎麼樣的。文化的核心,就是思想、道德和價值觀,而文化的表現就多種多樣。文化在一個人身上的終極表現,就是你是怎樣一個人。那你作為工人,是怎樣的一個工人。人生的選擇就是你文化的表現。我就希望通過很普通的故事,人們可以從中獲得一些思考。我可能會像思考我自己的人生一樣,去思考什麼不是出路,也許可以反過來為我們指導什麼是出路。我們是工人,那我說,我們變成壓迫別人的那些人,我認為這不是出路。當然,我也希望大家都當上老闆,但是這可能嗎?不要有那種意義的老闆,我們這個社會人人都平等就不行呢?
當金錢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的時候沒有出路,可能有人會笑話我說,你不談錢還談什麼。我也不是不談錢,有了錢我可以做很多事。但是如果這個社會覺得錢就是一切的話,那我們一定會失去一切。我們今天教書不是為了育人,治病不是為了救人。難道你不會成為病人嗎,難道你沒有子女嗎?我們一定會失去一切的,如果我們認為錢是唯一的出路的話。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過客心態。就是我們覺得今天是暫時的,我在這兒住都是暫時的,不好都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我會回到家鄉。最後你會發現,這樣一種心態最符合的就是資本剝奪的要求。
我們也會做工友的調研,工友會說,哎呀想不了這麼多,我打工就是為了養家糊口,很簡單。我覺得這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在社會我們每個人只是為了養家糊口,最後肯定連養家糊口都實現不了啊。今天我們不就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也不是沒有改變的可能。改變,不是說有一個人給你指出一條光明大道,而是從我們的經驗中,知道我們不想要什麼,那麼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找到一個道路。道路不應該是一樣的,應該是多樣的。我們可以有合作社,可以有社會企業,可以有生態文明,城鄉互助,等等。
第三本書《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
我一直想寫一本工友們都能讀的書。前兩本書向工友推廣閱讀時都不太成功,而第三本書每個故事只有五千字,我想這可能是工友能夠讀完的篇幅。
還有一個寫本書的原因就是,我想記錄真實的歷史。因為我會負責我們機構的教學工作,包括「工人大學」是我們發展教育培訓的一個中心,在這裡我們會討論很多事情,現狀樂不樂觀,將來的出路在哪裡?這時候你會發現很多歷史的包袱會成為障礙。你一說團結互助,大家就會說,天哪難道要回到過去嗎?過去很慘。他們覺得集體就是糟糕的,因為我們過去有很慘痛的歷史。但歷史就是這樣的嗎?我不知道,我沒有經歷過。而且,教科書上的歷史也許比較抽象。可能活生生的歷史更能帶給我們真實的歷史的面相。那麼,什麼是活生生的歷史呢?我覺得就是生命故事。所以,在《女工傳記》中,女工的年齡跨越了近70年,從1950年出生到1990年出生的。當我講一個女工說當年她在國企工作的時候,大家工資都一樣,他們都獻工獻時的時候,現在的女工都覺得不可思議。當我訪談那個時候的生產隊勞動的場景,大家說都搶著早點把這壟地幹完,現在的工友聽了也不相信。但這是真實存在過的。我沒有經歷過過去的那段歷史,我知道它肯定有很多很多問題,但是它不是僅僅因為互助、集體而造成的,一定有很多其他的問題。我希望通過這樣活生生的故事,讓歷史不再成為我們的障礙,而成為我們開拓未來的可能性。所以我希望這本書它是個體命運和每個女工的生命歷程,積澱下來的社會歷史和互動,通過不同時代的女工,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能夠讓我們看清現實、找到自己、開創未來。
最後,回到我做的這個主題,勞動者何去何從。我沒有能力去指明什麼道路。我在工人大學的教學中,認識了很多普普通通的勞動者,他們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農民,有的是白領。我們有半年的線上教學,然後最後有為期一周的研討班。在這半年中,在我們的共同學習中,每個學員的變化給我力量,讓我看到希望。所以我覺得何去何從,不是別人給的,一定是自己萌生的。當然這樣一種萌生肯定需要一種學習,這樣的學習包括正視自己的生命歷程,去讀歷史,去看社會。這樣的學習一定可以讓每個人都煥發出積極的力量。
比如,我們的學員徐某,他是我們皮村是文學小組的一位成員,是一名建築工。我們每次開周會是晚上8點到10點,那時他在工棚里。工棚里很嘈雜,甚至沒有足夠的燈光,他會在路燈下寫作業、開周會。如果我們建築工都有這種力量,那我覺得,怎麼會沒有希望呢。
王某,他是大學畢業生,做IT的。我沒有見過他,因為在線下的時候他沒有時間來。他是一個很有趣、玩世不恭的小夥子。每次開周會的時候他會說,也沒什麼對、沒什麼錯,世界就是這樣,會很圓滑的說話。但是當我們學習結束的時候,他做了一個決定,他說,老師,我沒想到我這輩子能做一個這麼帥的決定,我辭職了。我說別別,你這讓我心有負擔,難道是因為我們培訓所以你就辭職了。他說不是,是我終於找到了我的人生方向,我終於知道社會企業是我的方向,目前這家公司不能給我這個平台。我要做碳交易的社會企業,提供一個IT的平台。我當時就覺得特別激動。
胡某,他在皮村的筆名叫小海,皮村的詩人。他是流水線上的工人,現在在社會企業當店員。
馬某,她是一個家政工。在工人大學寫周記的過程中,她才發現自己很有文筆。她寫的幾篇東西,後來都發表出來了。她就說,希望更多的家政工可以參加工人大學的學習,因為一個人有了文化才有底蘊。她又說,為什麼不能有家政工的社會企業呢,說老師你們辦一個吧。我說我們辦這個一定辦不好,你來辦吧。
艷紅,在農村,是一個全職媽媽,養育著兩個孩子。開學第二個月,剛開始討論社會企業的時候,她就說不行,我得做點什麼。現在饅頭特別有問題,裡面會加漂白劑,甚至會加紙殼等各種東西。她就說不敢讓孩子吃外面賣的饅頭,好不容易找到有一家做手工饅頭的它又不做了,那我能不能用社會企業的方式做饅頭呢?我說你可以嘗試呀,你不一定自己做,你可以找大家一起來做。我們就討論了很久。別人的饅頭賣三毛錢,她的饅頭一塊錢,但其實也沒掙多少錢。在微信群里,她就說,不要光圖掙錢,要互助。然後合伙人就把她從群里踢出去了,說我們賣東西就是要掙錢。然後過兩天發現他們賣饅頭別人不信任,就又把她給拉回來了。她就又慢慢地開始跟別人說,說我們當然要掙錢,但是關鍵看你要怎麼掙錢。
上面大家覺得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吧,但是我覺得是很大很大的事情。很小的一個決定,但是它是需要你很多的思考、理解、學習才能做出來。而這個很小的決定可能就對你的人生很重要。所以,我覺得何去何從這個力量在每一個人身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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