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行家：把孤獨說出來，把無能為力也說出來吧

繼2016年出版第一本寫故鄉人事風物的散文集《塵土》之後，賈行家的《潦草》問世。2011年，賈行家以「阿萊夫」為筆名，在網易微博上開設「他們」專欄，記錄下或親身經歷、或道聽途說的人間日常，每段關於人事景物的記載不足163字，

「不過一閃念、一片段、一言行、一場景、一舊事」

。這些片段構成了《潦草》的骨幹血肉。

賈行家，1978年生，現居哈爾濱。網易博客「阿萊夫」作者，曾為報刊和網路媒體寫過專欄。攝影：楊大壹。

采寫｜新京報特約記者 張暢

《潦草》

作者：賈行家

版本：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18年8月

《潦草》以「市井」、「鄉里」、「風物」等十六輯作分類，寫流連於城市與村莊之間不為人所識的渺小個體；寫細草鳴蟲的枯榮盛衰、世間風物的存在與變遷；寫潛藏於每條街巷、每個時刻中人的怪誕崎嶇的精神歷險；也寫人的存活和毀滅、遭逢際遇、人事的紛繁複雜。人之為人的孤獨、無力、狼狽、軟弱、溫吞、堅韌也一併隨文字傾瀉而出，避之不及。

停車收費員喜歡替人停車，不看倒鏡，手法兇猛，只因「老想有輛車開」。上工廠整托班的男孩想家，鬧著回去，被老師送回，發現爹媽正笑著看電視嗑瓜子，從此他學會了想念別人和恨別人。女孩出來見網友，吵了架，沒帶回去的車錢，計程車司機對她說：

「下這麼大雪，直接送你到家吧，下次別這樣了」

，接著說要是自家女兒，就給她個大嘴巴子。「文革」後的幾年，五十歲的老鄉找到教授，遞給他厚厚的稿紙，教授看了幾日後大驚，是粗具規模的微積分。快遞員非等他回家，親手給他快件，只因為他和他重名，想看看他長什麼樣。農民造飛行器，飛了幾百米後墜毀在磚窯里，和萊特兄弟、馬斯克不同，他們搭上性命後仍被嘲笑。

瑣碎日常近在眼前，或許無甚意義，但若置於時間與記憶的維度，記錄日常本身便足稱作一次冒險，因其拓展了肉身的時空局限、人的情感體驗。

「我見識到的許多事情，都輕率得像打草稿，但不會真有重來的機會，如許多人的一輩子。」

正因人的渺小，現實中的悲喜、愛恨、禍福、行止、痛癢才值得書寫，才令人驚奇——原來，人是這樣的，是這樣活著，呼吸，抉擇，聰明和糊塗的。

論及所記載之人事，同情比悲憫更適於作者，後者是立於高處俯瞰，前者則穿梭、停駐、隱藏於人群中，旁觀，記錄，心有所動，卻不留嘆息和眼淚。或許正是因此，賈行家才自稱為「拾荒者」而非作者。

當被問及「寫這些幹什麼用」時，他回答說：

「終歸撐不過去，不如坐下，把目睹和親歷的低下說出來，把孤獨說出來，把無能為力說出來，把柔軟和溫暖也說出來吧，倉促狼狽之際，也獲得一線彼此明白的機會。」

對話賈行家

「

在這個時代，已經有很多人讓我望塵莫及了

」

新京報：你的第一部作品是散文集《塵土》，為什麼寫這樣一部集子？

賈行家：

《塵土》的「人世游」寫的是看生活的固態狀態和內部體驗。閻連科說：一個人只能寫自己能寫的，不一定能寫自己想寫的。情緒的、收斂的、剋制的，是我能寫的。

《塵土》

作者：賈行家

版本：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

新京報：你想寫什麼？

賈行家：

上世紀20年代，小說不登大雅之堂，是末路文人的選擇。西方小說發達之後，我們才意識到，小說是見功夫的東西。小說是奢侈品，耗費的是生命。38歲高齡，雖然想寫小說，卻覺得不太可能寫小說了。小說自身也漸漸變成了更加技術化的、程式化的、可複製的，不單單是勇氣、才華和激情就可以解決的。比如王小波的遺憾就是進入小說太晚了，有人說他只讀過杜拉斯。巴爾扎克的小說放到現在可能就只能登在《故事會》了。

新京報：為什麼寫小說的技巧越來越受到推崇呢？

賈行家：

因為除了技巧，作家不相信其他的東西了。有的作家技術很好，文本很漂亮，但讀過之後卻不會感動。讀完就覺得：真是個聰明人。然後就沒有了。

新京報：很多文學經典都是將個體的痛苦放置於歷史之中，在當下這個歷史感相對匱乏的年代，創造經典是否還有可能？ 

賈行家：

這是個很常見的顧慮，也是很奢侈的顧慮。上世紀90年代初，陳映真跟阿城說，中國農民的生活是什麼樣的？阿城說：我就是農民。阿城離開之後，陳映真在會場里暴怒。歷史大時代的痛苦，可以成就一些人，更多的是把一個人毀了。書寫歷史和經歷歷史的感覺完全不同，後者的磨難是從心靈上的摧毀和腐蝕，那種時代所有人都是不應該去經歷的。有些時代，即便你沒有經歷過，也未見得寫不出來。平凡的生活、簡單的生活，就像佩索阿這樣的作家，在一個小城市走來走去，博爾赫斯和馬爾克斯也沒有去很多地方，卻寫出了最魔幻的美洲。

就像《北京摺疊》所表達的那樣，雖然看起來每天大家的生活都一樣，但可能對一些人的生活對於另一些人而言就是掙扎。生活會無緣無故懲罰很多人，這種懲罰每天都在進行。

新京報：或許可以劃歸為兩種寫作：一種是走出去的，像海明威，通過不斷冒險，汲取新鮮體驗。一種是書屋中的，像博爾赫斯，向內延展。

賈行家：

索爾·貝婁的《赫索格》和《洪堡的禮物》就屬於後者，就寫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後面這種對讀者的要求比較高，需要讀者參與其中，而且很容易產生審美疲勞，不像海明威寫戰爭那麼讓人有新鮮感。 

中國最膾炙人口的作品還是需要一些刺激，比如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閻連科的《丁庄夢》。沒有太多人敢展示最庸俗的生活給人看，所以我選擇用散文的形式。

索爾·貝婁《赫索格》（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月）與余華《許三觀賣血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7年10月）等作品封面。

新京報：選擇以非虛構的方式寫作，是對於「真實」的執念嗎？

賈行家：

這是我能寫的，親情對我是一種約束。我當時也在想，會有人看這些故事嗎？編輯說，他們會看，只是可能看不懂。前輩在大時代里，按照各種各樣的形狀頑強地生活，就像石頭縫裡的一棵樹一樣。這種狀態很多人不懂。

新京報：有人會質疑，這種單純從自己出發的寫作能持續多久？

賈行家：

我不可能一直寫自己家裡的事。因為我們家沒有故事，也不像莫言和福克納那樣，是一個「文學王國」。我不像那些作家一樣，有使命感，或者內心有些事情必須要釋放出來。我沒有。

新京報：如何評價你自己的寫作？有人說你很刻薄，但你本人看上去並不是，怎麼解釋這種矛盾？

賈行家：

如果你把兩隻兔子放在籠子里，會斗死一個。要是把兩隻老虎放在籠子里，它會通過眼神判斷出彼此的強弱關係，都會相安無事的。我就是兔子。張愛玲也是。任何人都可以傷害她，她只會夾著尾巴跑，然後離群索居，表面上是孤獨，其實是在逃避。我在現實生活中和別人起不了衝突，所以這種寫作上的刻薄就是另一種釋放。

生猛和刻薄，在這個時代，已經有很多人讓我望塵莫及了。

新京報：和同時代的其他作家相比，你對自己寫作的哪方面尤其自信？ 

賈行家：

語言。我對字詞句更在意，要求更高，一直在不斷打磨。我對體現在書面上的語言還是充滿敬畏的，就像把自家收拾得乾淨一些一樣。有很多作者是不尊敬中國語言的，或者很馬虎，或者很功利，什麼流行我就寫什麼，挺可惜的。

寫每句話都像第一次寫一樣，要謹慎地對待每一句話，任何一個行業都怕油滑，別人看你寫得很流暢，但其實它不走心了。因為作為一個中國人，把話寫順了挺容易的，但怎麼把話寫得「生回去」，很難。

新京報：你的寫作受傳統相聲的影響很深？

賈行家：

相聲讓我知道怎麼說中國話了。我們這代人是看著《葛朗台》這樣的外國小說長大的，下筆的時候也寫得繞來繞去的，覺得很了不起。但其實中國話很平凡很粗俗的一句話，也可以說得很美。像老舍、汪曾祺就是，他們的句子都很美，這種美到後來就是「神品」，一點腔調都沒有。汪曾祺做《說說唱唱》的編輯，就編輯民歌，他的語言在這三十年完成了一次轉換。

老相聲說的話是活的。

除了相聲之外，看一些文言文還是有幫助的。文言文是語言很成熟的階段，像六朝的文章，不光是表面上的好看，還有個人性情的融合。我喜歡公安竟陵、張岱這種很冷門的人的文章。我學的就是他們語言的節奏。

我這就是民間寫作，就像家庭主婦一樣，到飯店吃點菜，覺得哪個好，回家自己做一做。和廚師不一樣。我害怕被別人誇讚，因為明白自己幾斤幾兩。如果通過修鍊，趕上人家的一鱗半爪，偶爾能和人家交個鋒，就很不容易了。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張暢；

編輯：張進 西西

。文中部分內容為作者2016年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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