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僧侶為何在藏族社會中擁有崇高的地位
來自專欄歷史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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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噶舉派形成活佛轉世系統以後，活佛轉世系統便成為了藏傳佛教內一種沿襲活動並且幾百年年不曾中斷，活佛轉世系統也是屢見不鮮，在當今的藏區活佛轉世系統也是非常常見，我們要知道活佛的具體含義，和他們在當時的社會中的地位。這個非常重要的影響藏族對於活佛乃至於這些的信仰。那麼藏族為什麼這麼信仰佛教呢？僧侶的地位為什麼這麼高？在這個方面我有如下觀點：第一藏傳佛教之前西藏地區的王朝乃至於部落都是苯教，苯教為當時的國教並且勢力非常大，凌駕於王權至上，在《柱間史》記載吐蕃的第一位贊普（цамп）——聶赤贊普從天上降臨人間時候，恰好本教的吐蕃的第一位贊普——聶赤贊普從天降臨人間時，恰逢「賽苯布（se-bon-po）、莫苯布（smu-bon-po）、當苯布（ldng-bon-po）、奧卜苯布（vob-bon-po）、甘拉苯布（sgm-lh-bon-po）、兆苯布（vbro-bon-po）、瓊苯布（khyu-bon-po）、悉苯布（she-bon-po）、寧苯布（gnyen-bon-po）、傑苯布（vjag-bon-po）和覺拉苯布（lcog-lh-bon-po）等十二苯布（бон бо ）的先知大德正在祭祀天神」。這十二苯教徒便用肩輿將其抬回，立為贊普。此處我們姑且不論吐蕃王統的源出，這則史料至少提供了這樣一個信息，即吐蕃的贊普是由苯教徒擁立的，而且從各種藏文資料來看，這些苯教徒「既為當時藏族十二小邦之酋長，又作總管一切精神文化的巫師，是集酋長與巫師於一身的特殊人物」。從聶赤贊普以後的二十六代贊普均以苯教治理王政，特別是到了止貢贊普時，苯教的教權幾乎壓過了王權。苯教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和吐蕃傳統的東西，其中包括世代相襲的大貴族，緊緊連在了一起可見在當時贊普雖然是當時的王，但是還是要依靠宗教的力量來維持他的權力。
第二來還是來自於早期的宗教信仰，人們認為贊普和這些古辛（巫師）都是來自於天上，死了以後會被上天收走，變成彩虹一樣這便是藏族的歷史中所講的弘化現象（其實是一種野葬，把屍體放在高處任由鳥獸吞食。）這就建立了和一般人不同的一種等級制度。在薩迦世系歷史中講：「蕃地雖然沒有像印度婆羅門種性制度，但是有 剎帝利（戰士、貴族）、吠舍（農民、商人、手藝人）以及首陀羅（勞務者）。」我們可以看出西藏在這個時期是一種種性制度的社會，種性制度的社會中的貴族就有較大的權力，西藏早期的傳世傳說中講世界是有兩個大卵中孵化而出，一個為黑色一個為白色，黑色誕生邪惡，白色誕生天神，古辛和一切善神。當然佛教進入以後又有了猿猴和羅剎女結合誕下藏族一說。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西藏早期的苯教文化由上到下信仰宗教，宗教的力量是貫穿上下，加之國王的地位在當時被說成是天的孩子，所以便有了神性，尤其是佛教進入後對贊普的神性有了一個淋漓盡致的利用，在松贊干布時期吐蕃已經是一個強大的地方政權，但在內部依舊是「議事自下而起」，贊普權力十分有限，不過是眾奴隸主推戴的最大的一個奴隸主而已，這和在內政外交方面已日益功勛卓著的贊普的地位格格不入；為了吐蕃的繼續發展，贊普的集權日益重要。而蓮花生入藏後，首先依靠了贊普，並輕而易舉地擊敗了苯教徒，這就使得赤松德贊及以後的贊普對扶持佛教表現得更加積極，其一，可利用一種巫力比苯教強的宗教來神話王權。事實證明，佛教也起到了這方面的作用.寂護在初見赤松德贊時便告訴他：自己、贊普、賽囊的前世為迦葉佛時代看守寺廟的三個孩子，並曾堆了一座沙土塔，祈禱在未來分生為班智達、國王、使者，在邊遠的國土弘揚佛法。這個故事已經有神化王權的成份。而在桑耶寺南殿中，「殿角突出室中有贊普像一尊，以旃檀為主心木，外以白銀作包皮，後有梵塔一座和《寶篋經圖》壁畫……」。在這個地方可以以表現出贊普的地位從一個權力被凌駕者一下飛躍到可以躋身於佛教的萬佛殿中，成為眾生頂禮的一部分。這讓贊普的地位更加的有了一層神秘性和本質上的飛躍。贊普躋身於佛教的萬神殿中以後，他也很好的利用了佛教的作用。可以說是一個互相幫助吧，幫助贊普的權力聖神並不侵犯，權力從古辛手中直接奪了過來。贊普也是積極的發揮自己的作用。
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帶來的八歲和十二歲釋迦摩尼佛等身造像也就在當時的吐蕃紮根。在這期間修建了大昭寺還有小昭寺，並且在天竺學習多年的桑米吞布扎翻譯了很多經典，但是佛教在當時的吐蕃中信仰的人還是比較少的，只要是皇室內部信仰，這一期間松贊干布制定並且推行法律，法律的組成部分以佛教法律為基礎
藏王赤松德贊時期，他迎請印度蓮花生和寂命尊者創立了藏傳佛教史上第一個有三寶的寺院的寺廟——桑耶寺。第一次有個吐蕃地區的僧人，也是第一批僧侶一共是七位，藏族稱呼他們為7覺士，受戒師為印度大班智達比丘寂命尊者（也稱寂護），第二次一共出家了300位，僧人既然已經出家就沒有經濟的來源可以獲取，那麼溫飽問題就是一個問題，。赤松德贊便制定了仨戶養一僧，和七戶養一僧，這樣的話僧侶本身的溫飽問題就就解決了，也是這樣的制度使得當僧人的人越來越多，不僅這樣對於翻譯佛經的譯僧給予金錢，糧食，墨水，酥油，糌粑上面的供養。這是一點，還有一點西藏地區宗教傳入的時候也有瑜伽士的傳承，瑜伽士可以享受基本和僧侶一樣的優待，所以西藏地區的僧侶越來越多。其次在地位上，贊普非常信奉佛教，甚至是規定如果是責罵僧侶或者是兩舌會受到法律的制裁。根據文獻中記載，藏王看到僧侶後要把自己的帽子放在地上讓僧侶跨過以顯示對說僧侶的推崇。藏王對於僧侶的推崇也就導致的吐蕃地區的宗教越來越興盛，僧侶越來越多。
到了藏王赤熱巴金時期，這個時候蕃地僧人數量急速增加，在這種情況之下由七戶或者三戶貧民贍養一個僧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有了一個新的制度產生那就是封地制度，若這個地方有一個寺院，那麼這個地方的人民、土地、牲畜，及一切財產要歸這個地方的寺廟所有。這樣的話，赤熱巴金時期，就出現了寺院經濟。寺院就掌握了這個地區的一切經濟大權。這便是為什麼藏族的僧侶備受藏地居民的信仰，其一和宗教教義有關，第二和政治有關，第三和設定的法律有關，藏族有句俗語：「家裡倘若出了喇嘛，喇嘛炕上坐，俗人地上坐。「我們可以由此看出在一個時期喇嘛們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
在後弘揚時期，西藏產生了血脈傳承，叔侄子傳承。在活佛轉世制度產生以後極大的加強了對寺院財富的集中制度，保證寺院的繼承者不斷，寺院的財富不會外流。活佛轉世制度的完成，這也意味著藏傳佛教政教合一制度的完成。他極大的對宗教信教群眾，有一種精神安慰的作用，第二他佛教的來世輪迴觀念有一個解釋，第三對於西藏的後期社會都有較大的影響。西藏的活佛轉世文化，即滿足宗教和政治權力上的需求，也滿足人們的精神世界。
現在文化非常的繁雜，外來文化也非常多。有好有壞，佛教文化進入西藏和中國已經都有非常悠久的歷史，佛教對於中國國社會的影響非常深遠，一些辭彙也從佛教中逐漸成為了我們的文化或者是語言習慣中的一部分。在改革開放以後很多寺院都重新開放，並且有些寺院也是非常好的愛國主義教育地方。如西藏也湧現出許多愛國人士，如十世班禪大師，喜饒嘉措，。十世班禪大師的一生充分表現了一位傑出的愛國愛教領袖的正直品格、高深造詣和創造精神。十世班禪大師要求加強寺廟僧人較系統、科學地學習宗教經典、政治時事、科學文化，使藏傳佛教培養高級佛學人才的教育模式開始由傳統的經院式向現代化轉變。
針對寺廟管理存在的問題，大師提出「寺要像寺，僧要像僧」的主張，提出一系列改進和加強寺廟民主管理的措施：寺內要建設一個遵循愛國愛教原則、密切聯繫群眾、熱心並善於寺廟管理的民主管理委員會（或管理小組），以保證寺廟的一切工作和活動在同社會主義相適應的軌道上正常發展，並維護寺廟和在寺僧眾的合法權益；各項制度都應既適合寺廟特點，又同社會主義相適應；堅持「以寺養寺」，在保證在寺僧眾學習佛經、從事正常的宗教活動的前提下，從寺廟的實際情況出發，組織在寺僧眾積極從事農牧林副業生產，開辦適合宗教特點的社會公益事業和服務事業，不斷提高寺廟自養水平，減輕國家和群眾負擔，並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積極服務於社會。
在中華民族歷史上，藏傳佛教高僧大德不斷湧現，像薩迦班智達、八思巴、六世班禪、喜饒嘉措、格達等愛國愛教的高僧活佛，他們弘揚藏傳佛教，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薪火慧命。他們胸有愛國情懷、利益眾生，在藏傳佛教史上留下了名字、留下了著作、做出了成就，成為世人敬仰的大師。他們的精神確實值得當代藏傳佛教廣大僧眾和信眾繼承和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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