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研究】王莉麗：中國應正面應對西方「銳實力」輿論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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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王莉麗：中國應正面應對西方「銳實力」輿論遏制

作者：王莉麗，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新聞學院副教授

來源：《公共外交季刊》2018年春季號；察哈爾學會

摘要：近期，美歐輿論界提出的「銳實力」概念，絕非學術和政策探討，而是西方國家新一輪的對華輿論遏制戰略。中國輿論界必須對此有著清醒認識，要正面應對，加強有效公共外交，加強與各國輿論界和各國人民的溝通與交流。第一，加強多元化公共外交；第二，以文化為基礎進行公共外交的內容建構；第三，強化新媒體傳播力；第四，確立對精英群體與普通公眾雙管齊下的輿論影響機制。

近期，美歐輿論界提出一個新概念「銳實力」，並以此概念為基本框架，以冷戰思維和雙重標準，給中國近年來在國際社會為加強與各國公眾的理解與溝通所做的各種積極努力貼上威權主義的標籤。「銳實力」的提出和熱炒絕非學術和政策探討，而是西方國家新一輪的對華輿論遏制戰略，中國輿論界必須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如果按照目前美歐輿論界對「銳實力」的概念分析和邏輯框架，美國在全球範圍內一直進行的公共外交努力和輿論塑造既不是「軟實力」也不是「巧實力」，而是實實在在的「銳實力」。

 「軟實力」是相對「硬實力」的一個概念，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將綜合國力分為硬實力與軟實力兩種形態。硬實力是指支配性實力，包括基本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軟實力是指一個國家文化、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導向的能力。「巧實力」則是指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綜合運用。「銳實力」這一概念的提出始於2017年年底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發布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認為：中國和俄羅斯花費數十億美元，運用諸如人文交流、各類文化活動、教育項目以及傳媒和信息項目各種手段，在世界各地營造公共輿論。因這種做法既不像「硬實力」那樣具有強制性，也不是「軟實力」那樣的魅力攻勢，所以稱之為「銳實力」。隨後，英國《經濟學人》發文，強調中國「銳實力」是一把「能穿透文化壁壘，改變西方價值觀的利刃」，並把孔子學院作為一個典型案例。2018年年初，「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發表文章，對軟實力與銳實力進行概念上的甄別，把「銳實力」等同於「信息戰」，並以此為框架分析中國近年來的對外傳播和人文交流活動。

美國的「銳實力」

按照「銳實力」的概念邏輯，最先炮製這個概念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正是一家長期接受美國國會的巨額資金支持、在全球範圍內從事「銳實力」活動的機構。對姑且「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不展開分析，我們來看一下美國自一戰以來至今在國際輿論空間所做的「銳實力」努力：

第一，一戰二戰期間的「銳實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宣傳手段第一次大規模應用於戰爭，美國成立了一個以媒體記者、輿論學者和公共關係專家為核心成員的組織機構「克里爾委員會」進行戰時宣傳，宣傳的對象不僅局限於本國軍隊和民眾，還針對盟友和敵對國家。二戰期間，為了配合戰爭需要，有效對法西斯國家實施心理戰，羅斯福總統成立戰時新聞處進行對外宣傳。二戰時期，由美國政府創辦的「美國之音」正式開播。在一戰和二戰期間，美國的好萊塢拍攝了大量醜化敵對國、鼓舞本國及盟友的電影。按照約瑟夫·奈對銳實力的最新理解，美國在一戰、二戰期間進行的傳播活動屬於典型的「信息站」，也就是「銳實力」。

第二，冷戰期間的「銳實力」。 冷戰時期，美國的對外傳播活動重點是對抗蘇聯，具有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這一時期，美國成立了重要的機構「美國新聞署」，其核心任務是向外國公眾介紹與宣傳美國的政策和文化。里根政府時期，美國新聞署所從事的國際傳播活動被視為進行進攻性的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工具。按照美歐輿論界對「銳實力」的界定，毫無疑問，冷戰時期的美國所進行的對外傳播活動也應被納入「銳實力」的框架。

  第三，冷戰結束後至今的「銳實力」。 冷戰結束後，美國認為對外傳播不再重要甚至不再需要，預算連年減少，相關管理機構被裁減。「9.11事件」的發生使得美國政界和輿論界重新思考和重視對外傳播，並制定了一系列在全球範圍內提升美國形象的傳播戰略。奧巴馬政府時期，制定了關於對外傳播的全球戰略框架，明確指出美國要在通過各種公共外交項目和平台保持與各國精英界聯繫的同時，努力擴大與普通公眾的聯繫，以增強美國內外政策和價值觀對國外公眾的吸引力。顯然，美國一直在「信息戰」的思維模式和政策指導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著「銳實力」活動。

  第四，以文化為基礎全面提升「銳實力」。 在美國人看來，新聞、廣播、圖書、出版、電影、電視、音樂、舞蹈、戲劇、文學、美術、教育、體育等都是向各國進行信息戰可利用的工具。美國在對外傳播領域強調以文化為基礎，以信息活動和文化交流為具體載體進行輿論影響力的塑造。信息活動主要通過廣播、電視、電影、報紙、書刊和互聯網等媒介在全球範圍內產生影響力。文化交流活動主要包括富布賴特項目、國際訪問者項目、國際青年訪問項目、人才交流項目、建立美國中心、語言培訓、展覽等。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好萊塢電影和富布賴特項目。從一戰、二戰直至冷戰結束，好萊塢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從戰爭期間帶有明顯宣傳色彩和意識形態的電影到現在風靡全球的好萊塢大片，好萊塢電影在全世界播放的同時，塑造了全球公眾的視覺思維和聽覺類型，定位了他們的價值取向和審美趣味，乃至重新整合了他們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而創始於1948年的富布萊特項目則是迄今世界上活動規模最大、涉及人數最多的國際文化交流項目，被稱為美國的「特洛伊木馬」。受到富布萊特項目資助的人往往成為所在國的學術精英或政府要員。通過這些文化交流項目，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提升了「銳實力」。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按照「銳實力」的概念界定和分析框架，美國自身所做的對外傳播和文化交流活動都將被打上「銳實力」的標籤。

「銳實力」概念炒作的背景

美歐輿論界對「銳實力」概念的提出和炒作有著複雜的時代背景。從國際看，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各國相互聯繫和依存日益加深。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和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話語權的不斷增強，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為世界輿論場的重要關注議題，但與此同時，中國對全球及各個領域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公共外交能力卻嚴重不足。在這樣的背景下，基於「修昔底德陷阱」的擔心和焦慮，加之長期以來的刻板印象和意識形態差異，美歐對於中國的誤解和偏見輿論也甚囂塵上。自2015年以來，美國輿論界更是圍繞對華政策展開了持續的辯論，其中既有積極的聲音，也有遏制論調。概括而言，主要分為適應、遏制和全球合作三派觀點。持有全球合作觀點的專家認為，適應與遏制政策均有合理之處，但激進的、單獨地運用其中任一手腕均不恰當，都會威脅美國利益，採用全球合作政策更為明智。

自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輿論界對華政策的討論呈現出新的輿情態勢，近一段時間以來，對華遏制與中美戰略競爭論調佔據了輿論場焦點。在最新的國情咨文和國防戰略報告中，美國政府更是明確把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各大智庫紛紛展開對華政策的討論與研究。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埃利·拉特納在2018年2月15日發表的報告《勇於應對中國的挑戰》中指出，美國必須利用合適的戰略、投入足夠的注意力、整合足夠的資源，阻止中國主導下的亞洲和世界秩序的逐漸崛起。政治、意識形態和信息將成為美國取勝中國的關鍵，美政府在加大對華「信息戰」投入的同時，還應根除中國在美國擴大影響力的各類機構。可以說，美國輿論界有一批鷹派已經吹響了對華遏制與競爭的號角。

了解了這些輿情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針對中國海外影響力拓展的「銳實力」概念會被大肆炒作。當然，美國輿論界也有對華理性的聲音，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瑞安·哈斯在2018年2月5日發表文章《中美間以牙還牙的經濟報復循環將傷害美國的經濟》指出，在美採取措施讓中國付出代價之前，美政府應充分評估中美關係破裂對美國造成的巨大風險。美應明白中國的崛起並不是美國經濟衰退的原因，由於中美間緊密的貿易聯繫，以牙還牙的報復只會對美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

中國亟需加強有效公共外交

新時代中國外交的目標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合作共贏。公共外交是增強國家軟實力和提升國家形象、在國際社會構建信任與和平的重要途徑。面對來勢洶洶的西方對華輿論遏制戰略，中國亟需加強有效公共外交，加強與各國輿論界和各國人民的溝通與交流。

  第一，加強多元化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一項系統工程，既需要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又離不開各種社會力量的積极參与。從國外經驗看，非國家行為體在開展公共外交方面有著獨特優勢，能夠發揮政府部門難以替代的作用。中國可以充分依靠和發揮官方智庫、大學智庫、大眾傳媒以及企業等非國家行為體的力量進行多元公共外交。

  第二，以文化為基礎進行公共外交的內容建構。 近年來我們在信息傳播和文化交流上投入了很多資源，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們還缺乏像好萊塢電影和富布萊特項目這樣的核心文化產品。電影作為公共外交的重要媒介，對於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和對外政策的建構與闡述具有獨特的優勢。好萊塢電影在美國公共外交中發揮了「形象大使」、「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政治共鳴箱」、提升國家軟實力的助推器、推進民主戰略的催化劑的作用。

近些年來，孔子學院為中國公共外交的開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卻遭遇了一系列來自西方輿論界的強烈質疑。有美國學者更是將孔子學院比喻為「特洛伊木馬」。近期西方的銳實力輿論遏制也是把孔子學院作為攻擊的目標進行大肆炒作。究其原因，除了中國與西方國家存在意識形態等結構性問題外，孔子學院本身的文化符號流於表面化，孔子學院的文化交流活動缺乏深層次文化支撐也是原因。

中國可以把電影和孔子學院作為著力點，充分運用電影這種具有普適性的藝術語言，發揮孔子學院的文化傳播力量，淡化政府和意識形態色彩。一方面要深入挖掘研究中國文化更深層次的思想內涵，講清其歷史淵源和存在合理性；另一方面要為傳統文化賦予時代內涵，加強文化創新，要使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在國際舞台上都能得到廣泛的呈現和傳播。

第三，強化新媒體傳播力。 傳統媒介的單向度傳播使得受眾參與感低而距離感強，新媒體的傳播活動具有開放、多元、瞬時、互動、無障礙等傳統媒體難以企及的優勢，更加註重目標公眾的反饋和參與，因此成為表達意見、建立認同和塑造行為的重要媒介。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特朗普正是充分利用了新媒體的傳播特點和優勢，打破了傳統的選舉定律，在美國主流媒體幾乎一邊倒支持希拉里的情況下贏得了大選。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應把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作為「新主流媒體」進行全面布局和構建，尤其要重視在社交媒體平台上進行針對性的議程設置和輿論引領。通過大數據技術實時監測社交媒體輿情，加強互動並主動進行議題設置和輿論引導。

另外，我們要充分考慮到西方社會的輿論傳播近兩年來進入了以情感驅動輿論的後真相時代。要順應後真相時代的受眾特點和需求，掌握運用語言傳播技巧。

第四，確立對精英群體與普通公眾雙管齊下的輿論影響機制。 長期以來，中國公共外交在目標受眾的選擇上存在一定誤區。在全球層面，按照不同國家的經濟總量高低，中國公共外交資源投放呈現「重美歐日，輕亞非拉」的格局，在國家層面，又呈現了「重精英，輕草根」的格局。在「反全球化」浪潮和新媒體影響力全面擴展的時代，這種外交思維有必要做出調整。2016年美國大選所反映出美國國內政治中精英輿論與普通公眾輿論的差異，為中國公共外交的開展提供了啟示和新的思路。中國應確立對精英群體與普通公眾雙管齊下的輿論影響機制。

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美歐輿論界應摒棄成見，對於中國發展和中國在國際社會所做的公共外交努力進行客觀的認識和評價，努力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也只有如此，才能促進世界各國合作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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